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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已经逝去，但作为中华民族之魂，他依然流淌在我们的血液里，长存在我们的记忆中。屈原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一个常说常新、永远也说不尽的话题。从汉代开始，历朝历代都有无数的读者和学者，被他那神奇瑰丽的文字所征服，被他那深厚而浪漫的内心情感所感动，试图深入到他丰富而曲折、高贵而执着的精神世界。屈原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也许可以借用他在《九歌·云中君》中的一句话来评价：“与日月兮齐光。”这句诗本是形容云神的地位高贵，可以焕发出像日、月一样的光辉。屈原对于中国文化的贡献，应该也当得起这样的评价。司马迁就曾引用淮南王刘安的话，如此评价屈原的人格精神：“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屈原的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深刻而悠久的，涉及哲学、文学、美学、艺术、政治等方方面面。在这里，我只想就屈原对中国文学和文人的影响，来谈谈他对中国文化的贡献。而即便是只谈文学贡献，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文学发展，无论是文学体裁，还是文学精神，都深受屈原的影响。因此这种影响，也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梳理清楚的。为方便起见，我选择了几位中国文学史上的大家，以他们作为范例，谈谈屈原对中国文人的影响。
清高孤绝、正道直行——屈原与陶渊明
陶渊明被誉为是千古“隐逸诗人之宗”，表面上看来，他的经历与屈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相似之处。陶渊明出身并不高贵，在特别看重门第的魏晋时代，他只是一介寒士而已。在仕途上，他也没有过像屈原那样辉煌的政治经历，曾做过小小的彭泽县令，还只当了八十多天就因为不愿意“为五斗米折腰”，毅然辞官归隐了。从此他开始了与田园山水相伴的隐士生活。安贫乐道，崇尚自然，是陶渊明追求的人生理想。
而屈原一生都在追求他的政治理想，即便遭受了极大的磨难，当“渔父”劝他放弃理想、远离祸患、归隐田园，做一个逍遥自在的隐士时，屈原拒绝了“渔父”的建议。他宁可选择死亡，也不放弃自己的理想。屈原绝不是一个隐士，这与陶渊明的隐逸人生似乎是大相径庭。
然而，尽管陶渊明选择的生活方式与屈原不同，其人格精神却与屈原一脉相承——那就是“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清高孤绝与正道直行。
魏晋时期本就是一个个性觉醒、思想争鸣的时代，这个时代倒是与屈原所生活的百家争鸣、个性张扬的战国时代有很多相似之处。也因此，屈原浪漫飞扬的文采和清高孤傲的个性，成为了魏晋名士普遍倾慕的理想，他们甚至如此宣称：“想要做一个名士吗？那你只需痛快地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为名士了。”
陶渊明虽然不是门第高贵的“名士”，但他那种不与流俗为伍、不屑为名利权贵点头哈腰的个性，却无疑是发扬了屈原清高正直的人格特点——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
甚至在陶渊明的笔下，也像屈原那样，出现了许多美好的意象，如秋菊、青松、孤云、飞鸟等等，来象征他特立独行又坚贞不屈的个性。如陶渊明脍炙人口的《饮酒》其五：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这是一幅悠然淡雅的田园山居图。陶渊明酷爱菊花，每当读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句子时，我总是忍不住想起屈原的《离骚》：“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当秋天寒风来袭，唯有菊花迎霜傲放，于是菊花便成为了秋天的象征。古人深信吃了这种不怕冷的花，也可以得些天地之真气，可以延年益寿。“菊”，甚至被称为花中之隐士，体现出一个隐者不与流俗为伍的清高与风度。可见，屈原和陶渊明都是借自然界中品性高洁的植物，来象征自己坚贞的信仰。
不过，陶渊明的隐，其实也并非不问世事的隐。恰恰相反，陶渊明选择隐逸，屈原选择自沉，表面上的形式不一样，本质却都是源于内心深处的清高傲气，更是源于他们内心层层累积的忧生忧世情怀。陶渊明也曾写过“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的诗句，抒发他在求索道路上孤军奋战的悲壮，深切关怀时事却又无力改变世俗的抗争和无奈。明明知道只要稍微弯一下腰，也许就能保住自己的功名富贵，但他们宁可放弃名利，也要坚守正道直行，这不正是屈原和陶渊明的共同之处吗？
陶渊明不是屈原，但无疑，陶渊明是屈原的知己。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就曾经在一首咏菊的词中，将陶渊明和屈原并提：“细看取，屈平陶令，风韵正相宜。”（《多丽·咏白菊》）菊的孤寒高洁，与陶渊明、屈原的清高孤傲如此契合，屈原和陶渊明也由此成为中国传统文人心目中正直君子的典范。
浪漫华彩、爱国忧思——屈原与李白、杜甫
号称中国诗歌黄金时代的唐朝，出现了两位巨星——李白与杜甫。李白号称浪漫主义诗人的代表，杜甫则被公认为是现实主义诗人的典范。无独有偶，这两位诗坛巨星，既是诗坛知己，又都是屈原的忠实崇拜者与追随者。
李白曾在《古风·大雅久不作》一诗中高吟：
龙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
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
这四句诗正是回忆起了屈原以及他生活的那个时代：“龙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战国时期，干戈不息，诸侯之间的攻伐战争好像是龙争虎斗，无休无止，一直绵延到“狂秦”称霸的时代。在这个混乱的时代中，“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雅正之声已经越来越微弱，世风颓靡，幸亏有屈原这样的“骚人”，用他那慷慨哀怨的诗篇，延续了早已衰微的大雅之声。李白正是感慨于初唐诗坛浮华颓靡的风气，希望以屈骚风骨来振兴诗坛气象。
李白自己的创作，也以浪漫的构思、华丽的文采著称，他的诗篇融合上天入地的神话想象以及历史穿越，完全冲破了现实的牢笼，构筑了一个如仙如幻的诗意世界，难怪李白会被誉为“诗仙”。我觉得，李白也许比任何诗人都更接近屈原的神采，也难怪李白会高吟着“屈平词赋悬日月”的诗句，希望能像屈原那样以浪漫瑰丽的辞章流芳后世。 试看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中的这几句：
霓为衣兮风为马，
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
虎鼓瑟兮鸾回车，
仙之人兮列如麻。
这与《离骚》中的浪漫华彩何等惊人的相似：
吾令凤鸟飞腾兮，
继之以日夜。
飘风屯其相离兮，
帅云霓而来御。
这两段诗分别是李白和屈原“梦游”或“仙游”时呈现的景象：鸾、凤、龙、虎是他们的车驾，风、雷、云、霓是他们的侍从，他们日夜不停地驰骋，只是为了追求内心中最美的世界——那是他们执着不舍的理想。
李白在诗的最后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与屈原在《离骚》中感叹的“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其精神实质又是何等惊人的相似！李白宁可得罪权贵，也要保全自己清白高洁的情操；而屈原是宁可直面死亡，也不肯做出那副点头哈腰的丑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李白继承的不仅仅是屈原浪漫不羁的文采，也继承了屈原桀骜不驯的风骨。
与诗仙李白的浪漫华彩相比，“诗圣”杜甫更多的是继承了屈原深沉的爱国忧思。前人说杜甫“每饭不忘君国”，便是评价他忠君爱国的忧思之情。杜甫曾说过自己的理想是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希望能够辅佐皇帝成为尧、舜那样的一代圣君，使民风淳朴的太平盛世能够在大唐皇朝再现。
这样的美政理想和屈原可谓一脉相承。屈原多次在他的诗篇中提到对尧、舜的追慕，例如他在《离骚》中说：“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意思也是尧、舜光明正大，遵循正道，才找到了治国的康庄大路。屈原多么希望楚怀王能向尧、舜学习，一改楚国国内的不良风气，使楚国的发展走上正道。
杜甫生活在唐朝安史之乱前后，正是大唐皇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诗人经历了社会的动荡，自己也在漂泊贫寒中度过一生，对家庭、国家的忧思之情都是刻骨铭心的。还有惊人巧合的是，屈原在秦楚战乱之时流浪江南，形容枯槁，最终自沉于汨罗江；杜甫晚年也是因为战乱所迫，流离失所，悲苦憔悴，最终客死于寒冷的湘江之上。
杜甫是自觉学习屈骚精神的伟大诗人，他曾在《戏为六绝句》中写道：“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他认为，作为一个真正的诗人，应该以屈原、宋玉为目标。顺便补充一下，传说宋玉是屈原的弟子，也是在屈原之后最重要的楚辞作家，文学史上往往屈宋并称，代表楚辞创作的源头与最高水平。杜甫认为，要写出真正的好诗，不能步南朝齐梁浮艳诗风的后尘，而应该学习屈原、宋玉的文采与风骨，使诗歌美的形式与内容兼备。
杜甫是古典诗歌的集大成者，从他的沉郁顿挫与慷慨悲歌中，我们无疑也能清晰地看到屈原的身影。
高寒理想，隔世知音——屈原与苏轼
宋代有一首著名的词，我想，这大约是每个中国人都能背诵甚至都能演唱的，这就是每年中秋节我们都会想起的《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首词的作者正是宋代大文学家苏轼。苏轼同样有从政治国的抱负，却也同样在政治斗争中失败，半辈子都是在贬谪与流放当中度过的。也许苏轼对待人生比屈原多了几分洒脱与旷达，多了几分超脱与豪迈，然而他们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那就是对“极高寒的理想”的坚持，是至情率性的个性独立。这首“明月几时有”据说是在中秋节的夜里，苏轼喝得酩酊大醉，醒来之后写下的，并寄给了他的弟弟。词表面上是借月圆之时来表达对亲人的思念，但我认为，它更是苏轼借月的高寒来抒发自己高寒的理想。
坚持理想也许不是一件太难的事，但是“极高寒的理想”，意味着这种理想往往不能被一般人所理解和接受，往往要高于一般人的追求，也意味着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要忍受常人难以忍受的孤独和磨难。但是，屈原也好，苏轼也好，都没有放弃。“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据说连当时的皇帝宋神宗读到这几句的时候，都忍不住感动地说：“苏轼终是爱君。”
其实，苏轼深切依恋和追求的，不仅仅是高高在上的皇帝，他的感情也不仅仅是“爱君”的热忱，更是他超出常人的理想，是对生命意义的终极追寻，是对人间至情的珍爱——“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从这一点上说，苏轼的“我欲乘风归去”，与屈原在《离骚》中上天入地的邀游与追寻，在精神实质上是一致的；而“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这种对于人生苦难的深切同情，又与屈原的生命追问惺惺相惜。
苏轼确实是屈原的隔世知音，他不仅写过《屈原塔》诗，还写过《屈原庙赋》，他认为屈原的《离骚》，是可“与日月争光”的经典。他在教学生写诗的时候还说过，只要熟读《诗经》和《离骚》，那么作诗的一切技巧和精神就都能掌握了。而我以为，苏轼说过的有关屈原最经典的话，还属这一句：
吾文终其身企慕而不能及万一者，惟屈子一人耳。
如果要评选古往今来屈原最忠实的铁杆“粉丝”，我想，就凭这一句话，苏轼当居其首。
（节选自《魂兮归来——听杨雨讲屈原》，中华书局）
屈原的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深刻而悠久的，涉及哲学、文学、美学、艺术、政治等方方面面。在这里，我只想就屈原对中国文学和文人的影响，来谈谈他对中国文化的贡献。而即便是只谈文学贡献，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文学发展，无论是文学体裁，还是文学精神，都深受屈原的影响。因此这种影响，也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梳理清楚的。为方便起见，我选择了几位中国文学史上的大家，以他们作为范例，谈谈屈原对中国文人的影响。
清高孤绝、正道直行——屈原与陶渊明
陶渊明被誉为是千古“隐逸诗人之宗”，表面上看来，他的经历与屈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相似之处。陶渊明出身并不高贵，在特别看重门第的魏晋时代，他只是一介寒士而已。在仕途上，他也没有过像屈原那样辉煌的政治经历，曾做过小小的彭泽县令，还只当了八十多天就因为不愿意“为五斗米折腰”，毅然辞官归隐了。从此他开始了与田园山水相伴的隐士生活。安贫乐道，崇尚自然，是陶渊明追求的人生理想。
而屈原一生都在追求他的政治理想，即便遭受了极大的磨难，当“渔父”劝他放弃理想、远离祸患、归隐田园，做一个逍遥自在的隐士时，屈原拒绝了“渔父”的建议。他宁可选择死亡，也不放弃自己的理想。屈原绝不是一个隐士，这与陶渊明的隐逸人生似乎是大相径庭。
然而，尽管陶渊明选择的生活方式与屈原不同，其人格精神却与屈原一脉相承——那就是“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清高孤绝与正道直行。
魏晋时期本就是一个个性觉醒、思想争鸣的时代，这个时代倒是与屈原所生活的百家争鸣、个性张扬的战国时代有很多相似之处。也因此，屈原浪漫飞扬的文采和清高孤傲的个性，成为了魏晋名士普遍倾慕的理想，他们甚至如此宣称：“想要做一个名士吗？那你只需痛快地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为名士了。”
陶渊明虽然不是门第高贵的“名士”，但他那种不与流俗为伍、不屑为名利权贵点头哈腰的个性，却无疑是发扬了屈原清高正直的人格特点——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
甚至在陶渊明的笔下，也像屈原那样，出现了许多美好的意象，如秋菊、青松、孤云、飞鸟等等，来象征他特立独行又坚贞不屈的个性。如陶渊明脍炙人口的《饮酒》其五：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这是一幅悠然淡雅的田园山居图。陶渊明酷爱菊花，每当读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句子时，我总是忍不住想起屈原的《离骚》：“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当秋天寒风来袭，唯有菊花迎霜傲放，于是菊花便成为了秋天的象征。古人深信吃了这种不怕冷的花，也可以得些天地之真气，可以延年益寿。“菊”，甚至被称为花中之隐士，体现出一个隐者不与流俗为伍的清高与风度。可见，屈原和陶渊明都是借自然界中品性高洁的植物，来象征自己坚贞的信仰。
不过，陶渊明的隐，其实也并非不问世事的隐。恰恰相反，陶渊明选择隐逸，屈原选择自沉，表面上的形式不一样，本质却都是源于内心深处的清高傲气，更是源于他们内心层层累积的忧生忧世情怀。陶渊明也曾写过“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的诗句，抒发他在求索道路上孤军奋战的悲壮，深切关怀时事却又无力改变世俗的抗争和无奈。明明知道只要稍微弯一下腰，也许就能保住自己的功名富贵，但他们宁可放弃名利，也要坚守正道直行，这不正是屈原和陶渊明的共同之处吗？
陶渊明不是屈原，但无疑，陶渊明是屈原的知己。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就曾经在一首咏菊的词中，将陶渊明和屈原并提：“细看取，屈平陶令，风韵正相宜。”（《多丽·咏白菊》）菊的孤寒高洁，与陶渊明、屈原的清高孤傲如此契合，屈原和陶渊明也由此成为中国传统文人心目中正直君子的典范。
浪漫华彩、爱国忧思——屈原与李白、杜甫
号称中国诗歌黄金时代的唐朝，出现了两位巨星——李白与杜甫。李白号称浪漫主义诗人的代表，杜甫则被公认为是现实主义诗人的典范。无独有偶，这两位诗坛巨星，既是诗坛知己，又都是屈原的忠实崇拜者与追随者。
李白曾在《古风·大雅久不作》一诗中高吟：
龙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
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
这四句诗正是回忆起了屈原以及他生活的那个时代：“龙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战国时期，干戈不息，诸侯之间的攻伐战争好像是龙争虎斗，无休无止，一直绵延到“狂秦”称霸的时代。在这个混乱的时代中，“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雅正之声已经越来越微弱，世风颓靡，幸亏有屈原这样的“骚人”，用他那慷慨哀怨的诗篇，延续了早已衰微的大雅之声。李白正是感慨于初唐诗坛浮华颓靡的风气，希望以屈骚风骨来振兴诗坛气象。
李白自己的创作，也以浪漫的构思、华丽的文采著称，他的诗篇融合上天入地的神话想象以及历史穿越，完全冲破了现实的牢笼，构筑了一个如仙如幻的诗意世界，难怪李白会被誉为“诗仙”。我觉得，李白也许比任何诗人都更接近屈原的神采，也难怪李白会高吟着“屈平词赋悬日月”的诗句，希望能像屈原那样以浪漫瑰丽的辞章流芳后世。 试看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中的这几句：
霓为衣兮风为马，
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
虎鼓瑟兮鸾回车，
仙之人兮列如麻。
这与《离骚》中的浪漫华彩何等惊人的相似：
吾令凤鸟飞腾兮，
继之以日夜。
飘风屯其相离兮，
帅云霓而来御。
这两段诗分别是李白和屈原“梦游”或“仙游”时呈现的景象：鸾、凤、龙、虎是他们的车驾，风、雷、云、霓是他们的侍从，他们日夜不停地驰骋，只是为了追求内心中最美的世界——那是他们执着不舍的理想。
李白在诗的最后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与屈原在《离骚》中感叹的“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其精神实质又是何等惊人的相似！李白宁可得罪权贵，也要保全自己清白高洁的情操；而屈原是宁可直面死亡，也不肯做出那副点头哈腰的丑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李白继承的不仅仅是屈原浪漫不羁的文采，也继承了屈原桀骜不驯的风骨。
与诗仙李白的浪漫华彩相比，“诗圣”杜甫更多的是继承了屈原深沉的爱国忧思。前人说杜甫“每饭不忘君国”，便是评价他忠君爱国的忧思之情。杜甫曾说过自己的理想是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希望能够辅佐皇帝成为尧、舜那样的一代圣君，使民风淳朴的太平盛世能够在大唐皇朝再现。
这样的美政理想和屈原可谓一脉相承。屈原多次在他的诗篇中提到对尧、舜的追慕，例如他在《离骚》中说：“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意思也是尧、舜光明正大，遵循正道，才找到了治国的康庄大路。屈原多么希望楚怀王能向尧、舜学习，一改楚国国内的不良风气，使楚国的发展走上正道。
杜甫生活在唐朝安史之乱前后，正是大唐皇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诗人经历了社会的动荡，自己也在漂泊贫寒中度过一生，对家庭、国家的忧思之情都是刻骨铭心的。还有惊人巧合的是，屈原在秦楚战乱之时流浪江南，形容枯槁，最终自沉于汨罗江；杜甫晚年也是因为战乱所迫，流离失所，悲苦憔悴，最终客死于寒冷的湘江之上。
杜甫是自觉学习屈骚精神的伟大诗人，他曾在《戏为六绝句》中写道：“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他认为，作为一个真正的诗人，应该以屈原、宋玉为目标。顺便补充一下，传说宋玉是屈原的弟子，也是在屈原之后最重要的楚辞作家，文学史上往往屈宋并称，代表楚辞创作的源头与最高水平。杜甫认为，要写出真正的好诗，不能步南朝齐梁浮艳诗风的后尘，而应该学习屈原、宋玉的文采与风骨，使诗歌美的形式与内容兼备。
杜甫是古典诗歌的集大成者，从他的沉郁顿挫与慷慨悲歌中，我们无疑也能清晰地看到屈原的身影。
高寒理想，隔世知音——屈原与苏轼
宋代有一首著名的词，我想，这大约是每个中国人都能背诵甚至都能演唱的，这就是每年中秋节我们都会想起的《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首词的作者正是宋代大文学家苏轼。苏轼同样有从政治国的抱负，却也同样在政治斗争中失败，半辈子都是在贬谪与流放当中度过的。也许苏轼对待人生比屈原多了几分洒脱与旷达，多了几分超脱与豪迈，然而他们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那就是对“极高寒的理想”的坚持，是至情率性的个性独立。这首“明月几时有”据说是在中秋节的夜里，苏轼喝得酩酊大醉，醒来之后写下的，并寄给了他的弟弟。词表面上是借月圆之时来表达对亲人的思念，但我认为，它更是苏轼借月的高寒来抒发自己高寒的理想。
坚持理想也许不是一件太难的事，但是“极高寒的理想”，意味着这种理想往往不能被一般人所理解和接受，往往要高于一般人的追求，也意味着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要忍受常人难以忍受的孤独和磨难。但是，屈原也好，苏轼也好，都没有放弃。“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据说连当时的皇帝宋神宗读到这几句的时候，都忍不住感动地说：“苏轼终是爱君。”
其实，苏轼深切依恋和追求的，不仅仅是高高在上的皇帝，他的感情也不仅仅是“爱君”的热忱，更是他超出常人的理想，是对生命意义的终极追寻，是对人间至情的珍爱——“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从这一点上说，苏轼的“我欲乘风归去”，与屈原在《离骚》中上天入地的邀游与追寻，在精神实质上是一致的；而“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这种对于人生苦难的深切同情，又与屈原的生命追问惺惺相惜。
苏轼确实是屈原的隔世知音，他不仅写过《屈原塔》诗，还写过《屈原庙赋》，他认为屈原的《离骚》，是可“与日月争光”的经典。他在教学生写诗的时候还说过，只要熟读《诗经》和《离骚》，那么作诗的一切技巧和精神就都能掌握了。而我以为，苏轼说过的有关屈原最经典的话，还属这一句：
吾文终其身企慕而不能及万一者，惟屈子一人耳。
如果要评选古往今来屈原最忠实的铁杆“粉丝”，我想，就凭这一句话，苏轼当居其首。
（节选自《魂兮归来——听杨雨讲屈原》，中华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