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对政法工作的重要指示中，要求司法干警要坚持司法为民，改进司法工作作风，以此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进一步提高司法工作亲和力和公信力，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彝族地区正在经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伴随着此过程的“国家政权建设”，围绕着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两大主题而展开。经济发展虽然总体上增进了彝族民众的福利，但也带来了彝区资源分配、社会结构、利益关系、价值取向等方面的深刻变化，改变了不同个体的角色地位和行动机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彝族传统以地方精英和地方文化为中心的社会治理模式，使得社会不稳定的情况增加。现在彝族地区检察院工作人员在工作中与当地老百姓的语言不通，以及不了解彝族地区特殊的文化背景。导致检察院的工作在面对一些涉及彝族家支及传统习俗等的特殊的问题上无法有序进行。
　　【关键词】德古文化；检察文化
　　彝族有着辉煌灿烂的民族文化，有着属于自己的民族习惯法。在彝族人民群众内部发生矛盾，纠纷无法解决时，会有一个音译叫“德古”——类似人民调解员的人出现，他能依据民族习惯法调解各种纠纷，这就是彝族特有的“德古文化”。德古调解是有着悠久历史并至今在彝族地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社会纠纷解决方式。
　　检察院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代表我国行使检察权。笔者认为现有的检察文化不足以满足少数民族地区的检察文化，特别是如本文所研究的对象：凉山州昭觉县检察院，昭觉县曾是凉山彝族自治州的首府所在地，也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县。来自凉山州各县的各民族兄弟在这里和睦共处，谱写着改革、发展、稳定的大业。但由于特殊的地理、历史、文化使昭觉县检察文化不能仅仅依靠现有的检察文化来开展检察工作，我们必须结合当地的民族文化—德古文化来开展我们的工作。要把彝族传统以地方精英和地方性规则为中心的社会治理模式“德古文化”和十八大以来的检察文化相结合。让广大彝族地区的人民群众确实感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对未来生活的影响。
　　昭觉县占地2699平方公里，且地处山区，交通闭塞，许多乡镇都不能依靠车辆直接到达。由于昭觉检察院现只有干警38名，其中少数民族干警25名，实际情况中大多数案件都发生在这些交通不便的地方，因为案件的突发性，我们的干警人力有限，不能及时赶到调查取证，这时候我们就只能依靠德古先行调解控制现场了，所以我们的检察干警在工作和生活中，都得展现出对民族文化的理解和尊敬。
　　凉山彝族“德古文化”源远流长，它不仅对凉山昭觉县的社会历史发展安生重大影响，而且对凉山昭觉县的现实生活具有相当大的影响，特别是对凉山昭觉县法制建设的推进及凉山昭觉县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在目前，彝族习惯法与国家法鲜有互动，人们常常依靠习惯法来调整自己的日常生活，不同程度的出现了国家法与习惯法的冲突与断裂，这在农村表现尤其突出。例如，昭觉县普诗乡的沈比XX（男）酒后调戏贾巴家一女子，恰好这女子哥哥在场，认为受到了严重侮辱。因而贾巴家三子女一起用石头砸了沈比XX的头部，致其重伤，送到凉山州一医院抢救。三子女被逮捕，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对其判刑，并附带民事赔偿7000元给沈比XX。但是贾巴家不服，所以去请阿次德古出面调解此案。德古到医院了解伤情，并给其家属强调了沈比XX也有很大责任。根剧习惯法，并结合具体情况，说成贾巴家赔偿5000元人民币给沈比XX，作医疗费用及其他一切费用，贾巴家三子女不在服刑。双方接受了阿次德古的解决方案。检察院最后也只有撤诉来了结此案。
　　前例中检察院都不得不依“德古”的调解意见处理，可看出“德古文化”一方面它破坏了国家的法制统一，给社会秩序带来不利影响。但另一方面它在客观上也有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稳定社会的积极作用。这就要求我们检察干警在工作的时候，重视“德古文化”的体现人德古的作用。笔者认为检察院应该加深对“德古”的了解与合作。重视对“德古”进行资格审查、任前培训、组织定位和定期考核的严格的聘任程序，这些措施褪去了传统德古调解的松散和随意，确保了调解的正式化、规范化和组织化，也刻意给“德古”披上了行政化的外套，用各种行政指标和权力技术改造与型塑了“德古”这样的地方精英，将其纳入了检察院的“权力组织网络”。于是德古调解员获得了双重身份：在彝人的心目中，他仍然是德古，是彝人情感的代言人、彝文化的守护者和彝区利益的维护者；而在检察院的眼中，他则是检察院行驶检察权的另一种体现。德古调解员在调解中根据双重身份进行责任担当与角色履行，不仅获得彝人的情感依赖和行为偏爱，也获得了检察院的制度信任和资源支持，从而树立了双重权威。一方面，调解中既定的书面规则、受规则约束的调解行为、相对明确的调整范围和严格的任职资格等情况，都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德古调解员的权威具有合法权威的因素。另一方面，调解中社会各方的实际任意性和纯粹个人冲动时有发生，实质正义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对合法秩序的压制、特定传统对调解活动的引导、因传统身份获得拥护而自身也受到传统严格约束的德古等情况，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德古调解员的权威具有传统型权威的因素。这样，就使“德古文化”巧妙的融合到了检察文化中来。使检察院的权威没有损害，而且让“德古文化”也没有完全从传统型权威中消退，也没有完全蜕变为合法权威，成为了二者的混合体。
　　“德古文化”与现行司法实践的联系与调试是立足于社会需求的实践性课题，它不仅涉及每一个彝族成员的生活状态，也与昭觉县的社会治理密切相关，甚至对国家的政权建设和社会发展也有着重要意义。“德古文化”与“检察文化”的结合是国家责任与社会责任结合在一起解决彝区社会矛盾纠纷的一种实践，这种实践的目标是通过检察院对“德古”的接纳与融合，不但可以使检察院摆脱由“德古”按民族习惯法处理违法犯罪的被动局面，还能够形成让彝族人民认可的检察权威。因为昭觉检察院干警38名，而其中彝族干警24名，这种让“检察文化”和”德古文化“结合让昭觉县检察院彝族干警更能充分感受到民族文化的亲切感，让他们在精神上也减少压力，也让其他民族的干警工作起来更加轻松。
　　这种具有民族特色的检察文化不仅具有纠纷解决和文化传承的传统功能，也具有了政治表达、社会控制和社会治理的新功能。但这种新“检察文化”的创新本身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它并不是法学家的设计产品，也非政府工作者的杰作，它来源于活生生的社会现实。因此，对这种具有民族特色的新型“检察文化”的学术讨论，需要站在历史的长河中，去了解它的来龙去脉，而对于新型“检察文化”对司法实践的联系与调试的适用，则需要因时制宜和因地制宜，去把握它的节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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