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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看的是2008年《狼图腾》的法文版，这部小说哪些部分吸引了你？
阿诺：我最爱的是整本书的主题。这本书让我兴奋之处，是通过来自北京的年轻学生的视角，去发现蒙古族文化的智慧、蒙古族人民的魅力。从中我得知蒙古族人的善战得益于对狼群的模仿。其次，我个人十分喜欢观察社会与文化。
我对当时的中国不是太了解，但我知道那时候人们就已受到污染的困扰了。这本书告诉人们如何保护环境，它在中国十分畅销，这表明环境污染由始至终都是一个全球化问题。有关美丽的蒙古草原和狼群，有关如何平衡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样的主题，向来是我的心头所爱，这些都让我激情澎湃。
问：所以环境问题是你在电影《狼图腾》中展现的主题？
阿诺：是我关注的重点之一。此外，我和这个故事有共鸣。姜戎，也就是本书的作者，1967年从北京被送到内蒙古，我也在同一年从法国巴黎被送到非洲中西部的喀麦隆。去之前我对那里一点都不了解，但是到了之后，我彻底爱上了那个地方，因为它和我之前接触过的完全不一样。我在那里了解到“我是谁”。这段经历，就像内蒙古对于姜戎一样，完全改变了我（他）的人生。这就是我对这个故事毫不费劲就产生了共鸣的原因，我在故事里看到了自己。
其次，我很多作品的共同主题就是，一个或几个年轻人，来到一个全然陌生的地方生活，或者认识了一个背景完全不同的人，被彻底地改变。就像我拍的《情人》，描述了一个年轻的法国女子在越南生活的时候爱上了一个中国男人，从此永远地改变了自己，这样的主题我非常喜欢。
问：《狼图腾》很畅销，但与此同时，它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对于这些争议，你怎么看？
阿诺：有争议是好事，这些观点都有正确之处。但是，还有很大一批读者认为这是一本令人兴奋的好书。任何伟大的作品都会招致大量可怕的恶评。好评恶评我们都需要。
问：我们采访姜戎时他提到，“这部小说是‘中国的故事，西方的精神’。”有人认为，书中描述的草原文化，与西方文化更为接近。你同意吗？
阿诺：我认为中国读者的数量会比西方读者数量还多。伟大的故事不是关乎民族国家的，而是关乎人类与人性的。
好电影会得到全世界认可，比如《末代皇帝》。假如你满脑子想的是，怎么让北京朝阳区某条街上的那个人看懂我的故事，那你还是别拍电影了，每天晚上写在自己的小笔记上给自己看好了。
问：好莱坞发行方经常抱怨，美国人对“很中国”的故事不感兴趣，因为“太中国”了，跟他们也太远了。你怎么看？
阿诺：有时候你喜欢的小说背景是19世纪，一个遥远的国家，作者也生活在那个时代，但这并不妨碍你爱上这本书。要让人喜欢你的故事，你本身要热爱你写的这个故事，其次是讲故事的天分。我有很多中国同行都很会讲故事，比如李安。他拍过西部牛仔的电影，拍过海上漂着的老虎，拍过19世纪的故事，都是很中国的方式，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拍电影前，不该害怕有人看不懂。我刚开始根本没有想过我的电影有那么多人看，我只是跟随我的心来考虑，我的朋友会喜欢怎样的故事而已。你不能为一些你完全不了解的人拍电影。要是你只是想着，“发生在我女朋友身上的事挺值得拍成电影的”，那么找到好演员，找好角度，你就会成功。越是个人化、私人化的故事，越是全世界共通的故事。
问：中国不缺“个人化”、“私人化”的故事，但看上去并没有“全世界共通”。
阿诺：原创故事必须和你有关，但是一个人的故事有可能因为太过私密而令人丧失兴趣，为了让别人对这个故事保持兴趣，就要让它变得特别。陈阵和小狼在一起时展现出来的人性，那种真正的善良，根本不用特意强调，就能看出他对小狼的爱是多么真诚。导演和演员的真实情感，总是会通过银幕表现出来。拍爱情，要让人感觉到那种化学反应;拍内蒙古，要让人感受到你爱着内蒙古。假如导演对内蒙古一点感觉都没有，那千万别拍。
问：你曾和姜戎一起去内蒙古采风，你们一起相处了三周，那三周的收获是什么？
阿诺：姜戎给我展示了很多对他意义非凡的地方，比如他发现小狼时它藏身的那块石头，比如那些还记得他的老人家。姜戎的激情让我印象深刻，他随时随地都可以让车停下来，激动地把路边的花草山石指给我看，向我介绍不同的羊群，狗在晚上怎么吠的，人们怎么吃奶酪的。有一次，他还让翻译和他一起扮演狼，我扮演猎人。这是属于姜戎的回忆。姜戎非常热心地想以纪录片方式还原那时候的生活方式、自然环境，他对细节的还原非常执著。
问：你和影片的原著有很多接触，比如你说姜戎想象中《狼图腾》应该是纪录片风格的，那你是怎么在原著和剧本改编中寻找平衡的？
阿诺：小说可以读100个小时，而电影只有1小时45分钟。你读完一本书，不可能什么都记得，当你向朋友复述的时候，你只是在对这几个特定的场景作总结。我也一样，读完一本书，能记得的场景人物是有限的，而电影就是我对这些让我印象深刻的场景、人物的复述。
一本好书是一本真诚的书。而我记得的东西，我也会很真诚地把它拍成电影。当然，只要是和书不一样的载体，展示出来的东西都不一样。把小说改编成音乐剧，或是刻成雕像，结果是不同的。我的电影里有很多元素是受到小说影响的，但也有一部分不是。我的两部电影，《情人》和《玫瑰之名》，都是改编自伟大的文学作品，这两部电影和原著都不尽相同。书和电影本身就是不同的。
（大野汇编自《南方周末》等）
阿诺：我最爱的是整本书的主题。这本书让我兴奋之处，是通过来自北京的年轻学生的视角，去发现蒙古族文化的智慧、蒙古族人民的魅力。从中我得知蒙古族人的善战得益于对狼群的模仿。其次，我个人十分喜欢观察社会与文化。
我对当时的中国不是太了解，但我知道那时候人们就已受到污染的困扰了。这本书告诉人们如何保护环境，它在中国十分畅销，这表明环境污染由始至终都是一个全球化问题。有关美丽的蒙古草原和狼群，有关如何平衡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样的主题，向来是我的心头所爱，这些都让我激情澎湃。
问：所以环境问题是你在电影《狼图腾》中展现的主题？
阿诺：是我关注的重点之一。此外，我和这个故事有共鸣。姜戎，也就是本书的作者，1967年从北京被送到内蒙古，我也在同一年从法国巴黎被送到非洲中西部的喀麦隆。去之前我对那里一点都不了解，但是到了之后，我彻底爱上了那个地方，因为它和我之前接触过的完全不一样。我在那里了解到“我是谁”。这段经历，就像内蒙古对于姜戎一样，完全改变了我（他）的人生。这就是我对这个故事毫不费劲就产生了共鸣的原因，我在故事里看到了自己。
其次，我很多作品的共同主题就是，一个或几个年轻人，来到一个全然陌生的地方生活，或者认识了一个背景完全不同的人，被彻底地改变。就像我拍的《情人》，描述了一个年轻的法国女子在越南生活的时候爱上了一个中国男人，从此永远地改变了自己，这样的主题我非常喜欢。
问：《狼图腾》很畅销，但与此同时，它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对于这些争议，你怎么看？
阿诺：有争议是好事，这些观点都有正确之处。但是，还有很大一批读者认为这是一本令人兴奋的好书。任何伟大的作品都会招致大量可怕的恶评。好评恶评我们都需要。
问：我们采访姜戎时他提到，“这部小说是‘中国的故事，西方的精神’。”有人认为，书中描述的草原文化，与西方文化更为接近。你同意吗？
阿诺：我认为中国读者的数量会比西方读者数量还多。伟大的故事不是关乎民族国家的，而是关乎人类与人性的。
好电影会得到全世界认可，比如《末代皇帝》。假如你满脑子想的是，怎么让北京朝阳区某条街上的那个人看懂我的故事，那你还是别拍电影了，每天晚上写在自己的小笔记上给自己看好了。
问：好莱坞发行方经常抱怨，美国人对“很中国”的故事不感兴趣，因为“太中国”了，跟他们也太远了。你怎么看？
阿诺：有时候你喜欢的小说背景是19世纪，一个遥远的国家，作者也生活在那个时代，但这并不妨碍你爱上这本书。要让人喜欢你的故事，你本身要热爱你写的这个故事，其次是讲故事的天分。我有很多中国同行都很会讲故事，比如李安。他拍过西部牛仔的电影，拍过海上漂着的老虎，拍过19世纪的故事，都是很中国的方式，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拍电影前，不该害怕有人看不懂。我刚开始根本没有想过我的电影有那么多人看，我只是跟随我的心来考虑，我的朋友会喜欢怎样的故事而已。你不能为一些你完全不了解的人拍电影。要是你只是想着，“发生在我女朋友身上的事挺值得拍成电影的”，那么找到好演员，找好角度，你就会成功。越是个人化、私人化的故事，越是全世界共通的故事。
问：中国不缺“个人化”、“私人化”的故事，但看上去并没有“全世界共通”。
阿诺：原创故事必须和你有关，但是一个人的故事有可能因为太过私密而令人丧失兴趣，为了让别人对这个故事保持兴趣，就要让它变得特别。陈阵和小狼在一起时展现出来的人性，那种真正的善良，根本不用特意强调，就能看出他对小狼的爱是多么真诚。导演和演员的真实情感，总是会通过银幕表现出来。拍爱情，要让人感觉到那种化学反应;拍内蒙古，要让人感受到你爱着内蒙古。假如导演对内蒙古一点感觉都没有，那千万别拍。
问：你曾和姜戎一起去内蒙古采风，你们一起相处了三周，那三周的收获是什么？
阿诺：姜戎给我展示了很多对他意义非凡的地方，比如他发现小狼时它藏身的那块石头，比如那些还记得他的老人家。姜戎的激情让我印象深刻，他随时随地都可以让车停下来，激动地把路边的花草山石指给我看，向我介绍不同的羊群，狗在晚上怎么吠的，人们怎么吃奶酪的。有一次，他还让翻译和他一起扮演狼，我扮演猎人。这是属于姜戎的回忆。姜戎非常热心地想以纪录片方式还原那时候的生活方式、自然环境，他对细节的还原非常执著。
问：你和影片的原著有很多接触，比如你说姜戎想象中《狼图腾》应该是纪录片风格的，那你是怎么在原著和剧本改编中寻找平衡的？
阿诺：小说可以读100个小时，而电影只有1小时45分钟。你读完一本书，不可能什么都记得，当你向朋友复述的时候，你只是在对这几个特定的场景作总结。我也一样，读完一本书，能记得的场景人物是有限的，而电影就是我对这些让我印象深刻的场景、人物的复述。
一本好书是一本真诚的书。而我记得的东西，我也会很真诚地把它拍成电影。当然，只要是和书不一样的载体，展示出来的东西都不一样。把小说改编成音乐剧，或是刻成雕像，结果是不同的。我的电影里有很多元素是受到小说影响的，但也有一部分不是。我的两部电影，《情人》和《玫瑰之名》，都是改编自伟大的文学作品，这两部电影和原著都不尽相同。书和电影本身就是不同的。
（大野汇编自《南方周末》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