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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世界的中国病毒学家
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学医学院院长，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中国科学院病原微生物与免疫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科学院北京生命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英国牛津大学客座教授。1983年毕业于山西农业大学，1986年获原北京农业大学硕士学位，1994年获英国牛津大学博士学位。先后在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英国牛津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哈佛医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2001年-2004年任英国牛津大学讲师、博士生导师、研究组长。2004年-2008年任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所长。2015年入选美国微生物科学院院士，2016年入选欧洲分子生物学组织外籍成员。主要从事病原微生物跨宿主传播、感染机制与宿主细胞免疫研究，以及公共卫生政策与全球健康策略研究。在SCI国际刊物上发表论文370余篇。2012年获得发展中国家科学院基础医学奖，2013年获年度科技盛典—中央电视台科技创新人物，2014年获第十九届日经亚洲奖。
我们干的就是这个工作
2015年，寨卡疫情从巴西暴发，并迅速在南美、中北美加勒比海地区蔓延。今年以来，我国亦有人感染该病毒的输入病例。
2015年12月，長期奋战在新发突发传染病防治一线的高福便意识到，寨卡病毒将成为我国乃至全世界传染病防治的挑战，其研究团队即刻开展了相关基础研究的部署，并积极推动全国检疫口岸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输入病例筛查工作。
近日，高福团队相继发现寨卡病毒关键蛋白晶体结构，并与军事医学科学院（解放军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团队合作，成功解析了寨卡病毒囊膜蛋白及其与黄病毒广谱保护性抗体的复合物结构，相关研究已在《自然·结构和分子生物学》《细胞—宿主与微生物》上发表。
这不是高福第一次面对危险的病毒和紧迫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
从2004年-2016年的10多年里，高福算是和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杠上了”：2005年发生的候鸟“H5N1禽流感”、人感染“猪链球菌”，2009年流感病毒H1N1大流行，以及2013年禽流感病毒H7N9感染人等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高福带领并组织协调中科院相关科研院所、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国内多家单位紧急攻关，完成了一项项重要任务，在国际顶尖学术刊物及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2014年和2016年，高福根据发现的禽流感病毒起源证据，多次在不同场合呼吁关闭活禽市场，以预防H7N9和H5N6禽流感病毒的进一步传播。事实也证明了关闭活禽交易市场对于遏制疫情蔓延的关键作用。
2014年，埃博拉病毒肆虐。9月16日，中国政府派出第一批59名经验丰富的医疗专家，赴疫情严重的塞拉利昂开展实验室筛查和留观工作。高福担任首批援塞医疗队的负责人之一，负责移动实验室，冲向了埃博拉疫情的最前线。
“我们就是干这一行的，这是工作。我觉得去非洲执行任务跟我在这儿上班没什么两样，该干什么干什么，不要把我们说得太夸张，谁让我们选了这一行？”这是高福在微生物所接受媒体采访时，对自己此次非洲之行的评价。
抗击埃博拉的援非行动，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卫生领域规模最大的一次援外行动，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评价非常高。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塞拉利昂总统科罗马高度评价中方的行动，在国际上公开表态“援助塞拉利昂、抗击埃博拉，要向中国政府学习”，“中国为世界抗击埃博拉做出了榜样”，“中国在塞拉利昂最需要帮助、最困难的时候伸出援助之手，是塞拉利昂真正的朋友”。
2016年1月15日，《细胞》在线发表高福团队的文章《埃博拉病毒糖蛋白结合内吞体受体NPC1的分子机制》。该研究率先破解了埃博拉病毒入侵人体的机制，以高福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家为攻克埃博拉作出了重大贡献。
“研究国外的突发传染病，是为了把中国的公共卫生防线建在国门之外。”高福说。
高福呼吁中国向发达国家学习，在非洲建立自己的研究中心，加快建设非洲特殊病原与热带病研究中心。“这个中心是建给我们自己的，是把我们的P3、P4实验室建在疫源地，培养我们和当地的人才，下一次不管什么‘博拉’再肆虐，我们都能够就地解决问题。”高福说，“如果国家有决心建设这样一个研究中心，无论它采用什么样的形式，我愿意报名，亲自协调这个事情。”
要做“顶天”的科研
2004年3月11日，结束了国外13年的学习、工作生涯，高福从英国回国，就任中科院微生物所所长。
2005年5月，中科院和日本东京大学正式签署开展合作与交流框架协议，在这份协议的基础上，微生物所与生物物理所和东京大学医学科学研究所签署了合作交流备忘录。一年之后，中日分子免疫学与分子微生物学联合实验室和中日结构病毒学与免疫学联合实验室成立，并被科技部批准为中日政府级合作项目。
高福认为，科学无国界，传染病也无国界。与其他国家建立联合实验室除了扩大国际合作与影响外，也符合国家利益。这种基于民间的科技外交要继续。“民间交往不能断，我一直本着这个原则做这些事情。”高福说。
2008年，高福卸任微生物所所长。对科研工作的高度热情，促使他尽管已卸任，却仍留在微生物所，他要坚持干下去。2008年12月18日，中科院病原微生物与免疫学重点实验室成立，实验室成了高福的新阵营和新起点，他开始组建新的团队。
新的团队被分为了18个小组，重点做3件事。“第一件是病原微生物突破种间传播的机制；第二件是做细胞免疫，回答与感染相关的细胞免疫问题；第三件是耐药与抗感染新药的研究，从基础研究的角度回答很多机制的问题，研究它为什么耐药，以耐药为研究方向的同时，也进一步做药物开发。”高福把这3件事比作3个山峰，攀登每个山峰的挑战性都很大。
H5N1、H5N2、H6N1、H10N8、SARS、MERS、埃博拉、寨卡……近年来，各种新生突发病原接踵而至。高福的课题组也忙得不可开交。“我们要做与国家需求匹配、与世界接轨的‘顶天’的科研，谁也别拿几篇论文来交差，做国际一流，就不能去重复别人的研究。技术求同，科学求异。”高福说，“等世界上这个研究的‘山峰’上有我们科学家的名字，有了重点实验室的名字，有了CAS（中国科学院）这个词，就足够了。”
（本文选自：神州学人 2016年06期）
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学医学院院长，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中国科学院病原微生物与免疫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科学院北京生命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英国牛津大学客座教授。1983年毕业于山西农业大学，1986年获原北京农业大学硕士学位，1994年获英国牛津大学博士学位。先后在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英国牛津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哈佛医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2001年-2004年任英国牛津大学讲师、博士生导师、研究组长。2004年-2008年任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所长。2015年入选美国微生物科学院院士，2016年入选欧洲分子生物学组织外籍成员。主要从事病原微生物跨宿主传播、感染机制与宿主细胞免疫研究，以及公共卫生政策与全球健康策略研究。在SCI国际刊物上发表论文370余篇。2012年获得发展中国家科学院基础医学奖，2013年获年度科技盛典—中央电视台科技创新人物，2014年获第十九届日经亚洲奖。
我们干的就是这个工作
2015年，寨卡疫情从巴西暴发，并迅速在南美、中北美加勒比海地区蔓延。今年以来，我国亦有人感染该病毒的输入病例。
2015年12月，長期奋战在新发突发传染病防治一线的高福便意识到，寨卡病毒将成为我国乃至全世界传染病防治的挑战，其研究团队即刻开展了相关基础研究的部署，并积极推动全国检疫口岸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输入病例筛查工作。
近日，高福团队相继发现寨卡病毒关键蛋白晶体结构，并与军事医学科学院（解放军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团队合作，成功解析了寨卡病毒囊膜蛋白及其与黄病毒广谱保护性抗体的复合物结构，相关研究已在《自然·结构和分子生物学》《细胞—宿主与微生物》上发表。
这不是高福第一次面对危险的病毒和紧迫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
从2004年-2016年的10多年里，高福算是和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杠上了”：2005年发生的候鸟“H5N1禽流感”、人感染“猪链球菌”，2009年流感病毒H1N1大流行，以及2013年禽流感病毒H7N9感染人等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高福带领并组织协调中科院相关科研院所、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国内多家单位紧急攻关，完成了一项项重要任务，在国际顶尖学术刊物及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2014年和2016年，高福根据发现的禽流感病毒起源证据，多次在不同场合呼吁关闭活禽市场，以预防H7N9和H5N6禽流感病毒的进一步传播。事实也证明了关闭活禽交易市场对于遏制疫情蔓延的关键作用。
2014年，埃博拉病毒肆虐。9月16日，中国政府派出第一批59名经验丰富的医疗专家，赴疫情严重的塞拉利昂开展实验室筛查和留观工作。高福担任首批援塞医疗队的负责人之一，负责移动实验室，冲向了埃博拉疫情的最前线。
“我们就是干这一行的，这是工作。我觉得去非洲执行任务跟我在这儿上班没什么两样，该干什么干什么，不要把我们说得太夸张，谁让我们选了这一行？”这是高福在微生物所接受媒体采访时，对自己此次非洲之行的评价。
抗击埃博拉的援非行动，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卫生领域规模最大的一次援外行动，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评价非常高。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塞拉利昂总统科罗马高度评价中方的行动，在国际上公开表态“援助塞拉利昂、抗击埃博拉，要向中国政府学习”，“中国为世界抗击埃博拉做出了榜样”，“中国在塞拉利昂最需要帮助、最困难的时候伸出援助之手，是塞拉利昂真正的朋友”。
2016年1月15日，《细胞》在线发表高福团队的文章《埃博拉病毒糖蛋白结合内吞体受体NPC1的分子机制》。该研究率先破解了埃博拉病毒入侵人体的机制，以高福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家为攻克埃博拉作出了重大贡献。
“研究国外的突发传染病，是为了把中国的公共卫生防线建在国门之外。”高福说。
高福呼吁中国向发达国家学习，在非洲建立自己的研究中心，加快建设非洲特殊病原与热带病研究中心。“这个中心是建给我们自己的，是把我们的P3、P4实验室建在疫源地，培养我们和当地的人才，下一次不管什么‘博拉’再肆虐，我们都能够就地解决问题。”高福说，“如果国家有决心建设这样一个研究中心，无论它采用什么样的形式，我愿意报名，亲自协调这个事情。”
要做“顶天”的科研
2004年3月11日，结束了国外13年的学习、工作生涯，高福从英国回国，就任中科院微生物所所长。
2005年5月，中科院和日本东京大学正式签署开展合作与交流框架协议，在这份协议的基础上，微生物所与生物物理所和东京大学医学科学研究所签署了合作交流备忘录。一年之后，中日分子免疫学与分子微生物学联合实验室和中日结构病毒学与免疫学联合实验室成立，并被科技部批准为中日政府级合作项目。
高福认为，科学无国界，传染病也无国界。与其他国家建立联合实验室除了扩大国际合作与影响外，也符合国家利益。这种基于民间的科技外交要继续。“民间交往不能断，我一直本着这个原则做这些事情。”高福说。
2008年，高福卸任微生物所所长。对科研工作的高度热情，促使他尽管已卸任，却仍留在微生物所，他要坚持干下去。2008年12月18日，中科院病原微生物与免疫学重点实验室成立，实验室成了高福的新阵营和新起点，他开始组建新的团队。
新的团队被分为了18个小组，重点做3件事。“第一件是病原微生物突破种间传播的机制；第二件是做细胞免疫，回答与感染相关的细胞免疫问题；第三件是耐药与抗感染新药的研究，从基础研究的角度回答很多机制的问题，研究它为什么耐药，以耐药为研究方向的同时，也进一步做药物开发。”高福把这3件事比作3个山峰，攀登每个山峰的挑战性都很大。
H5N1、H5N2、H6N1、H10N8、SARS、MERS、埃博拉、寨卡……近年来，各种新生突发病原接踵而至。高福的课题组也忙得不可开交。“我们要做与国家需求匹配、与世界接轨的‘顶天’的科研，谁也别拿几篇论文来交差，做国际一流，就不能去重复别人的研究。技术求同，科学求异。”高福说，“等世界上这个研究的‘山峰’上有我们科学家的名字，有了重点实验室的名字，有了CAS（中国科学院）这个词，就足够了。”
（本文选自：神州学人 2016年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