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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成本理论认为,企业如果为交易伙伴进行单方面专用性投资,将因加重对后者的依赖程度而在讨价还价上处于不利的地位,最终导致企业经济价值的损失。
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提出,企业在做单方面专用性投资时,要同时引入充分的经济保障措施,比如,要求与交易伙伴签订一个正式合同,或与交易伙伴建立一个投资联盟(合资、参股、控股等),或让交易伙伴为专用性投资付费,或要求交易伙伴做另外一个单方面专用性投资以形成“相互沉没成本承诺”(mutual sunk-cost commitments),等等。若没有这些措施,企业的投资决定通常被视为“近视”(myopia)。
最近,台湾世新大学的康敏平、台湾国立政治大学的谭丹琪和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约瑟夫·马奥尼(Joseph T. Mahoney)在《战略管理期刊》(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上发表的一篇论文《公司愿意做单方面专用性投资的理由—来自台湾代工企业的证据》(Why Firms Make Unilateral Investments Specific to Other Firms: The Case of OEM Suppliers),提出了与上述理论矛盾的发现:在台湾的代工企业中,有相当一部分企业进行了大量的单方面专用性投资,在此过程中并没有任何的经济保障措施,然而,这些企业很少陷入不利谈判的地位。这个现象引起了他们的兴趣:为什么这些代工企业愿意为交易伙伴做单方面专用性投资?或者说,在什么情况下企业愿意为交易伙伴做单方面专用性投资?
他们精选了存在大量代工企业的两个行业—电子制造业和自行车制造业,并发放了超过690份问卷,研究结果让人振奋:至少在三种情况下,即使不采取任何经济保障措施,企业也很有意愿为交易伙伴进行单方面的专用性投资。
第一种情况,该项投资能带来项目间的知识溢出效应,从而提升与同个交易伙伴未来交易的经济价值。投资使代工企业能够与交易伙伴发展更亲密的经济合作关系,获取更多订单。同时,也会诱使交易伙伴传授更多知识和信息给代工企业。比如,神达电脑通过投资于交钥匙生产(turnkey production)工程,为如惠普这样的交易伙伴,提供了从制造、技术支持到售后服务的一站式服务,得到的回报是交易伙伴更大的人员、技术支持力度,当然,还有更多的订单。
第二种情况,该项投资所带来的项目间知识溢出效应能提升与其他交易伙伴未来交易的经济价值。经过投资,代工企业提升了自身技能,从而有能力为更广泛的交易伙伴服务。十余年前,按照戴尔的要求,在全世界各地,有戴尔装配工厂的地方,高效电源(HIPRO)就会在附近建立一个准时生产(just in time,JIT)的仓库。现在,高效电源已经成了戴尔的代工企业模范。在与戴尔合作的过程中,高效电源学会了如何改进采购和生产控制方法,学会了如何提升为制造做设计的知识,学会了如何提高自身生产网络效率。这些技能的改进,无疑对高效电源拓展其他客户有莫大的价值。
第三种情况,该项投资能带来声誉上的溢出效应,提升与其他交易伙伴未来交易的经济价值。假如一个代工企业已经成功地为戴尔完成了很多高质量的订单,那么,其他交易伙伴,如思科,对代工企业能力不确定的担忧无疑会降低很多。纬创(WISTRON)是台湾卓越的电子制造业代工企业之一。纬创把它在笔记本电脑的交易伙伴分成四个等级:全球性、地方性、渠道和分销(international, local, channel, and distributor)。第一级交易伙伴,例如IBM这种全球性的品牌,纬创愿意以相对优惠的价格为其服务。理由很简单,由于其他级别的交易伙伴更倾向于选择与顶级品牌合作过的代工企业,因此,在第一级交易伙伴身上失去的经济价值,完全可以在其他交易伙伴身上得到补偿,甚至赚得更多。
显而易见,如果以上三种效应越大,代工企业进行单方面专用性投资的积极性自然也就越高,而与交易伙伴是否订立了正式合同、是否形成相互沉没成本承诺等关系并不大。因此,三位学者总结道:“在某些商业环境下,单方面专用型投资或许是经济价值最大化的战略。”
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提出,企业在做单方面专用性投资时,要同时引入充分的经济保障措施,比如,要求与交易伙伴签订一个正式合同,或与交易伙伴建立一个投资联盟(合资、参股、控股等),或让交易伙伴为专用性投资付费,或要求交易伙伴做另外一个单方面专用性投资以形成“相互沉没成本承诺”(mutual sunk-cost commitments),等等。若没有这些措施,企业的投资决定通常被视为“近视”(myopia)。
最近,台湾世新大学的康敏平、台湾国立政治大学的谭丹琪和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约瑟夫·马奥尼(Joseph T. Mahoney)在《战略管理期刊》(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上发表的一篇论文《公司愿意做单方面专用性投资的理由—来自台湾代工企业的证据》(Why Firms Make Unilateral Investments Specific to Other Firms: The Case of OEM Suppliers),提出了与上述理论矛盾的发现:在台湾的代工企业中,有相当一部分企业进行了大量的单方面专用性投资,在此过程中并没有任何的经济保障措施,然而,这些企业很少陷入不利谈判的地位。这个现象引起了他们的兴趣:为什么这些代工企业愿意为交易伙伴做单方面专用性投资?或者说,在什么情况下企业愿意为交易伙伴做单方面专用性投资?
他们精选了存在大量代工企业的两个行业—电子制造业和自行车制造业,并发放了超过690份问卷,研究结果让人振奋:至少在三种情况下,即使不采取任何经济保障措施,企业也很有意愿为交易伙伴进行单方面的专用性投资。
第一种情况,该项投资能带来项目间的知识溢出效应,从而提升与同个交易伙伴未来交易的经济价值。投资使代工企业能够与交易伙伴发展更亲密的经济合作关系,获取更多订单。同时,也会诱使交易伙伴传授更多知识和信息给代工企业。比如,神达电脑通过投资于交钥匙生产(turnkey production)工程,为如惠普这样的交易伙伴,提供了从制造、技术支持到售后服务的一站式服务,得到的回报是交易伙伴更大的人员、技术支持力度,当然,还有更多的订单。
第二种情况,该项投资所带来的项目间知识溢出效应能提升与其他交易伙伴未来交易的经济价值。经过投资,代工企业提升了自身技能,从而有能力为更广泛的交易伙伴服务。十余年前,按照戴尔的要求,在全世界各地,有戴尔装配工厂的地方,高效电源(HIPRO)就会在附近建立一个准时生产(just in time,JIT)的仓库。现在,高效电源已经成了戴尔的代工企业模范。在与戴尔合作的过程中,高效电源学会了如何改进采购和生产控制方法,学会了如何提升为制造做设计的知识,学会了如何提高自身生产网络效率。这些技能的改进,无疑对高效电源拓展其他客户有莫大的价值。
第三种情况,该项投资能带来声誉上的溢出效应,提升与其他交易伙伴未来交易的经济价值。假如一个代工企业已经成功地为戴尔完成了很多高质量的订单,那么,其他交易伙伴,如思科,对代工企业能力不确定的担忧无疑会降低很多。纬创(WISTRON)是台湾卓越的电子制造业代工企业之一。纬创把它在笔记本电脑的交易伙伴分成四个等级:全球性、地方性、渠道和分销(international, local, channel, and distributor)。第一级交易伙伴,例如IBM这种全球性的品牌,纬创愿意以相对优惠的价格为其服务。理由很简单,由于其他级别的交易伙伴更倾向于选择与顶级品牌合作过的代工企业,因此,在第一级交易伙伴身上失去的经济价值,完全可以在其他交易伙伴身上得到补偿,甚至赚得更多。
显而易见,如果以上三种效应越大,代工企业进行单方面专用性投资的积极性自然也就越高,而与交易伙伴是否订立了正式合同、是否形成相互沉没成本承诺等关系并不大。因此,三位学者总结道:“在某些商业环境下,单方面专用型投资或许是经济价值最大化的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