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引言
学校教科书是对强势团体所认同的历史、知识和价值观的反映,在传递合法意识形态和信仰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在众多的学生教科书中,历史教科书最能体现教育和意识形态的冲突,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话语。本方旨在分析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起源和本质,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我国的应对途径。
二、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嬗变及原因
(一)神国史观的重泛与强化
日本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潮起源于日本民族的神国史观和天皇崇拜思想。日本人认为,日本乃日出之国,其"天皇是神,是至高无上的;天皇比佛还善,所谓'佛九善而皇十善',即指天皇是十全十美的。"在日本最古老的《古事记》、《日本书纪》中渲染"皇权神授"和日本国土神造说。后来的学者提出天皇是现人神,并以此提出了日本的优越地位观念和尊崇天皇的思想。他们还宣扬神话中神武天皇所发敕诏的"八纮一宇"的扩张思想,声称"世界万国之中最优秀之国惟我天皇统治之日本国"。
(二)日本政治、军事大国化的需要
经过经济高速发展之后,上世纪80年代日本跃升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1983年日本时任首相中曾根康弘提出,"要加强日本在自由世界和世界政治中的发言权,不仅做经济大国,而且要增强作为政治大国的份量。"日本一些右翼人士宣称,作为发达国家的一员,日本将为建立国际新秩序发挥"领导作用",如果再因战后责任问题向国际社会谢罪,只会伤害日本国民自信,损害日本国际声誉,给日本的大国地位"埋下祸根"。右翼政治评论家绛添要一指出:"以往的历史证明,一个国家要谋求世界霸权,必须要拥有经济、军事、金融和文化四个方面的优势。如今,日本已基本拥有经济、金融两个方面的优势,而且,只要日本愿意,谋求军事优势也不是困难的事。因此,在上述的四个要素中,对日本来说关键是'文化'。换言之,即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一旦某种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世界普及,成为人们羡慕的文化,那它就具有不可估量的力量。"因此,日本右翼势力在编写历史教科书时就要把帶有侵略性质的、丑恶性质的东西进行掩盖、歪曲和淡化,其实质就是企图通过否定日本的侵略历史及战争罪行,为日本民众树立"新的精神支柱",为日本扩充军备、谋求大国地位的政治目的服务。
(三)政府的纵容和推动
日本战败后,其历史教科书制度从"国定教科书"转变为"民编国管"。即民间编写的教科书交由文部省审查后出版发行,学校根据自己的意愿在审定合格的教科书中挑选使用。表面看来,这种制度有利于推动战后日本正确历史观的传播,但实际上,"民编国管"制度从一开始就为日本政府掌控历史教科书的发行和选用打开了方便之门。首先,掌握审查和批准大权的日本文部省给提交审定的具有正确历史观的教科书制造种种障碍和限制。文部省以政府的政治需要制定教科书审定原则,多次修改确定教科书编写方针的《学习指导纲要》,要求教科书应"培养日本年轻人的爱国精神",为了达到提高年轻人对国家的关心程度和保持旺盛的精神和志气,历史教科书"应当深化对天皇的理解和敬爱"。其次,日本政府给予"教科书审查官"极大的权力,他们可以掌握教科书审查的"生杀大权"。日本文部省可以根据政府需要自己选择教科书调查官,这一制度为日本右翼和保守势力掌控历史教科书的审查权提供了极大空间。
从本质上讲,历史教科书问题不是简单的文化问题,也不是仅仅事关日本中学的教育问题,而是严重的政治问题,从某种程度上它反映了日本政治现状和走向。
三、我国的策略与途径
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一个正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国家,我们在对待日本抹煞侵略历史、掩盖战争罪行的历史教科书问题上必须具备长远的历史视角和宽广的国际视野。
一是加强交流与理解,消除历史认识差异。由于战争体验的不同,战后社会环境与国际环境的不同,中日两国民众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存在着重大差异,加强相互交流与理解是消除认识差异的有效途径。《新历史教科书》公然歪曲历史,否定和美化侵略,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必将增大中国人民对整个日本民族的不信任感,拉大两国间的历史认识距离,加深感情上的鸿沟,增加相互理解的障碍,使已经出现了问题的中日关系雪上加霜。针对这种情势,有学者认为可以通过共同历史研究,促使两国人民适当调整自己的心理状态和相互评判的价值标准,从而消除两国关系中存在的障碍。2002年,中、韩、日三国联合编写《东亚近现代史》,可以看作是解决日本教科书问题的一种积极尝试。中方编著之一荣维木指出,通过这种对历史的共同描述,不仅可以纠正被右翼歪曲的历史,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描述已成为三国人民进一步沟通的一个渠道。该书的出版在三国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在韩国,该书一版再版,订数与日俱增;在日本,发行量取得了令人吃惊的结果;而在中国,发行后不久便跃升为图书发行的第一位。这足以说明通过共同历史研究解决历史教科书问题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二是充分认识教科书问题的长期性,树立不断与日本的右翼和保守势力作斗争的观念。正如有学者所指出,日本修改教科书事件实质是企图恢复二战前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复活军国主义。由于日本有着长期的尊崇天皇的封建社会历史,而且因其封闭的岛国文化造成的自闭和自大心态,使其有着根深蒂固的极端民族主义文化传统。另外,始于上世纪末的日本不景气状况因国内和国际环境短期内很难改观,日本国内政治因转移矛盾焦点的需要必然借助外交议题转嫁危机。而面对中国的日益强大,历史教科书问题将会成为日本保守势力对内对外都可灵活运用的一张牌。而且,作为修改历史教科书的主要鼓噪者和最重要支持力量,日本右翼和保守势力仍有着一定的支持力量和相对适宜的生存环境,在某些时期或借助某一事件甚至会再度膨胀嚣张。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要做好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
三是应扶助和宣传日本进步势力的活动和主张。尽管日本右翼和保守势力气焰嚣张,但具有良知的正义人士和学者仍是日本社会的主流。日本历史学家家永三郎坚持教科书诉讼长达34年之久。美国学者康斯坦丁曾评价说: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上所取得的进展,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家永三郎个人努力的结果。日本著名历史学者野村浩一也公开撰文,批评教科书风潮孕育着把日本逼进死胡同的危险。还有些日本进步学者指出:"任何学科的教科书,应该有必须的最低标准。这个标准,至少是在教科书中不能有虚假和虚构。"日本广大教育工作者对《新历史教科书》普遍采取了批判和抵制的态度,该教材在2001年的采用率仅为0.039%,2005年再版后也只有0.04%。我们开展与日本右翼分子的斗争,应采取各种方式加强与日本进步势力的联系,支持他们的正义斗争。
四是加强与韩、朝、菲律宾、新加坡等亚洲国家的合作,共同开展与日本歪曲侵略历史的斗争。有学者指出,国际社会向日本施压不足,亚洲邻国经济力量不足与日本相抗衡、各国对日外交方针因利益不同而无法在对待日本历史认识问题上协调一致等因素,也是造成日本国家在历史认识问题上无罪坚持错误立场的重要原因。日本历史教科书的篡改问题不仅仅是日本的内政,也是日本与中、韩、朝等亚洲国家的外交问题。它反映出日本政治大国化、军事大国化的需要,决定日本选择深刻反省历史罪行,还是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直接关系到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以及下一代各国国民之间的交往。二战后特别是冷战结束后,日本右翼和保守势力不断修改历史教科书,篡改历史,美化侵略,严重动摇了日本与中、韩等国交往的政治基础,阻碍了亚洲各国关系的健康发展。因此,为了亚洲的和平与发展,中国要与亚洲各国开展合作,携起手共同与日本军国主义思潮作斗争。
实质上,"历史问题"始终是损害日本国际形象的致命弱点,使日本难以"入亚"而在安全与外交领域半永久地依赖美国,给日本迈向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拖后腿,从长远看,右翼教书将再生出军国主义思想的后代,最终受害最甚者莫过于日本自身。教科书问题既是文化问题,又是政治问题。如果不能正确认识历史,必然涉及中日之间的国家关系,虽然中日政治关系在某些国际大环境的作用下可能暂时缓解,但若不能得到彻底解决,必然在某个时刻又重新成为矛盾的焦点。
参考文献:
[1]包志荣.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的审定过程[J].韶关学院学报.
[2]君岛和炎.教科书的思想[M].东京:铃沢书店,1996:195.
[3]步平.关于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思考[J].抗日战争研究,2007,(1):197-210.
[4]荣维木.关于中日战争遗留问题的思考[J].北京观察,2005,(8):28.
[5]步平.对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深层思考[J].红旗文稿,2005,(15):5.
[6]朱实.日本文部省篡改教科书的背景[J].国际展望,1982,(41):2-8.
[7](美)康斯坦丁·N·威普瑞斯,朱晓凯.战后日本历史历史教科书问题的演变[J].抗日战争研究,1999,(5):169-77.
[8]杨宁一.日本学者声明--不能把历史教育委于歪曲史实的教科书[J].抗日战争研究,2001,(1):169-172.
[9]卞修跃.<新历史教书>与战后日本国家的历史认识[J].抗日战争研究,2001,(4):184.
学校教科书是对强势团体所认同的历史、知识和价值观的反映,在传递合法意识形态和信仰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在众多的学生教科书中,历史教科书最能体现教育和意识形态的冲突,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话语。本方旨在分析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起源和本质,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我国的应对途径。
二、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嬗变及原因
(一)神国史观的重泛与强化
日本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潮起源于日本民族的神国史观和天皇崇拜思想。日本人认为,日本乃日出之国,其"天皇是神,是至高无上的;天皇比佛还善,所谓'佛九善而皇十善',即指天皇是十全十美的。"在日本最古老的《古事记》、《日本书纪》中渲染"皇权神授"和日本国土神造说。后来的学者提出天皇是现人神,并以此提出了日本的优越地位观念和尊崇天皇的思想。他们还宣扬神话中神武天皇所发敕诏的"八纮一宇"的扩张思想,声称"世界万国之中最优秀之国惟我天皇统治之日本国"。
(二)日本政治、军事大国化的需要
经过经济高速发展之后,上世纪80年代日本跃升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1983年日本时任首相中曾根康弘提出,"要加强日本在自由世界和世界政治中的发言权,不仅做经济大国,而且要增强作为政治大国的份量。"日本一些右翼人士宣称,作为发达国家的一员,日本将为建立国际新秩序发挥"领导作用",如果再因战后责任问题向国际社会谢罪,只会伤害日本国民自信,损害日本国际声誉,给日本的大国地位"埋下祸根"。右翼政治评论家绛添要一指出:"以往的历史证明,一个国家要谋求世界霸权,必须要拥有经济、军事、金融和文化四个方面的优势。如今,日本已基本拥有经济、金融两个方面的优势,而且,只要日本愿意,谋求军事优势也不是困难的事。因此,在上述的四个要素中,对日本来说关键是'文化'。换言之,即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一旦某种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世界普及,成为人们羡慕的文化,那它就具有不可估量的力量。"因此,日本右翼势力在编写历史教科书时就要把帶有侵略性质的、丑恶性质的东西进行掩盖、歪曲和淡化,其实质就是企图通过否定日本的侵略历史及战争罪行,为日本民众树立"新的精神支柱",为日本扩充军备、谋求大国地位的政治目的服务。
(三)政府的纵容和推动
日本战败后,其历史教科书制度从"国定教科书"转变为"民编国管"。即民间编写的教科书交由文部省审查后出版发行,学校根据自己的意愿在审定合格的教科书中挑选使用。表面看来,这种制度有利于推动战后日本正确历史观的传播,但实际上,"民编国管"制度从一开始就为日本政府掌控历史教科书的发行和选用打开了方便之门。首先,掌握审查和批准大权的日本文部省给提交审定的具有正确历史观的教科书制造种种障碍和限制。文部省以政府的政治需要制定教科书审定原则,多次修改确定教科书编写方针的《学习指导纲要》,要求教科书应"培养日本年轻人的爱国精神",为了达到提高年轻人对国家的关心程度和保持旺盛的精神和志气,历史教科书"应当深化对天皇的理解和敬爱"。其次,日本政府给予"教科书审查官"极大的权力,他们可以掌握教科书审查的"生杀大权"。日本文部省可以根据政府需要自己选择教科书调查官,这一制度为日本右翼和保守势力掌控历史教科书的审查权提供了极大空间。
从本质上讲,历史教科书问题不是简单的文化问题,也不是仅仅事关日本中学的教育问题,而是严重的政治问题,从某种程度上它反映了日本政治现状和走向。
三、我国的策略与途径
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一个正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国家,我们在对待日本抹煞侵略历史、掩盖战争罪行的历史教科书问题上必须具备长远的历史视角和宽广的国际视野。
一是加强交流与理解,消除历史认识差异。由于战争体验的不同,战后社会环境与国际环境的不同,中日两国民众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存在着重大差异,加强相互交流与理解是消除认识差异的有效途径。《新历史教科书》公然歪曲历史,否定和美化侵略,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必将增大中国人民对整个日本民族的不信任感,拉大两国间的历史认识距离,加深感情上的鸿沟,增加相互理解的障碍,使已经出现了问题的中日关系雪上加霜。针对这种情势,有学者认为可以通过共同历史研究,促使两国人民适当调整自己的心理状态和相互评判的价值标准,从而消除两国关系中存在的障碍。2002年,中、韩、日三国联合编写《东亚近现代史》,可以看作是解决日本教科书问题的一种积极尝试。中方编著之一荣维木指出,通过这种对历史的共同描述,不仅可以纠正被右翼歪曲的历史,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描述已成为三国人民进一步沟通的一个渠道。该书的出版在三国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在韩国,该书一版再版,订数与日俱增;在日本,发行量取得了令人吃惊的结果;而在中国,发行后不久便跃升为图书发行的第一位。这足以说明通过共同历史研究解决历史教科书问题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二是充分认识教科书问题的长期性,树立不断与日本的右翼和保守势力作斗争的观念。正如有学者所指出,日本修改教科书事件实质是企图恢复二战前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复活军国主义。由于日本有着长期的尊崇天皇的封建社会历史,而且因其封闭的岛国文化造成的自闭和自大心态,使其有着根深蒂固的极端民族主义文化传统。另外,始于上世纪末的日本不景气状况因国内和国际环境短期内很难改观,日本国内政治因转移矛盾焦点的需要必然借助外交议题转嫁危机。而面对中国的日益强大,历史教科书问题将会成为日本保守势力对内对外都可灵活运用的一张牌。而且,作为修改历史教科书的主要鼓噪者和最重要支持力量,日本右翼和保守势力仍有着一定的支持力量和相对适宜的生存环境,在某些时期或借助某一事件甚至会再度膨胀嚣张。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要做好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
三是应扶助和宣传日本进步势力的活动和主张。尽管日本右翼和保守势力气焰嚣张,但具有良知的正义人士和学者仍是日本社会的主流。日本历史学家家永三郎坚持教科书诉讼长达34年之久。美国学者康斯坦丁曾评价说: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上所取得的进展,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家永三郎个人努力的结果。日本著名历史学者野村浩一也公开撰文,批评教科书风潮孕育着把日本逼进死胡同的危险。还有些日本进步学者指出:"任何学科的教科书,应该有必须的最低标准。这个标准,至少是在教科书中不能有虚假和虚构。"日本广大教育工作者对《新历史教科书》普遍采取了批判和抵制的态度,该教材在2001年的采用率仅为0.039%,2005年再版后也只有0.04%。我们开展与日本右翼分子的斗争,应采取各种方式加强与日本进步势力的联系,支持他们的正义斗争。
四是加强与韩、朝、菲律宾、新加坡等亚洲国家的合作,共同开展与日本歪曲侵略历史的斗争。有学者指出,国际社会向日本施压不足,亚洲邻国经济力量不足与日本相抗衡、各国对日外交方针因利益不同而无法在对待日本历史认识问题上协调一致等因素,也是造成日本国家在历史认识问题上无罪坚持错误立场的重要原因。日本历史教科书的篡改问题不仅仅是日本的内政,也是日本与中、韩、朝等亚洲国家的外交问题。它反映出日本政治大国化、军事大国化的需要,决定日本选择深刻反省历史罪行,还是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直接关系到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以及下一代各国国民之间的交往。二战后特别是冷战结束后,日本右翼和保守势力不断修改历史教科书,篡改历史,美化侵略,严重动摇了日本与中、韩等国交往的政治基础,阻碍了亚洲各国关系的健康发展。因此,为了亚洲的和平与发展,中国要与亚洲各国开展合作,携起手共同与日本军国主义思潮作斗争。
实质上,"历史问题"始终是损害日本国际形象的致命弱点,使日本难以"入亚"而在安全与外交领域半永久地依赖美国,给日本迈向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拖后腿,从长远看,右翼教书将再生出军国主义思想的后代,最终受害最甚者莫过于日本自身。教科书问题既是文化问题,又是政治问题。如果不能正确认识历史,必然涉及中日之间的国家关系,虽然中日政治关系在某些国际大环境的作用下可能暂时缓解,但若不能得到彻底解决,必然在某个时刻又重新成为矛盾的焦点。
参考文献:
[1]包志荣.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的审定过程[J].韶关学院学报.
[2]君岛和炎.教科书的思想[M].东京:铃沢书店,1996:195.
[3]步平.关于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思考[J].抗日战争研究,2007,(1):197-210.
[4]荣维木.关于中日战争遗留问题的思考[J].北京观察,2005,(8):28.
[5]步平.对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深层思考[J].红旗文稿,2005,(15):5.
[6]朱实.日本文部省篡改教科书的背景[J].国际展望,1982,(41):2-8.
[7](美)康斯坦丁·N·威普瑞斯,朱晓凯.战后日本历史历史教科书问题的演变[J].抗日战争研究,1999,(5):169-77.
[8]杨宁一.日本学者声明--不能把历史教育委于歪曲史实的教科书[J].抗日战争研究,2001,(1):169-172.
[9]卞修跃.<新历史教书>与战后日本国家的历史认识[J].抗日战争研究,2001,(4):1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