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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明清易代之际的特殊历史背景，与满清政府为定鼎天下所采取的用人政策，导致清初“贰臣”大量产生，并直接影响着贰臣们的生存境遇。世代传承的儒家所信守的忠孝节义观念，使得贰臣文人承受着来自社会的巨大压力，心理负担沉重，人格心态矛盾复杂，进而导致其文学创作发生巨大嬗变。
关键词：明清之际 贰臣文人 心理重负 创作风格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0)01-72-75
明清易代之际，天灾不断，战火连年，朝政腐败，少数民族政权清王朝最终统一了天下。国家的骤亡，异族的入主，极大地冲击着士人的身心。在朝代的更替面前，臣子们不得不做出艰难选择，或出仕新朝而为“贰臣”新贵，或为恢复故国而抗争不已，或作遗民，或逃禅为僧……。儒家传统思想赋予士子“忠君不贰”的道德要求，以及长期以来深受“华夷之辨”观念的熏染，无形中对文人的取予进退产生巨大影响。在这一特定历史背景下，饱经战乱、背负沉重心理压力的贰臣作家，无论思想生存状况，还是文学艺术创作，都和与之相对的遗民作家存在很大差异，有着自己的鲜明印记。因其构成之众、成就之高、影响之大，引导我们对此创作群体作群体性的关注与探讨。
一、贰臣文人生存际遇
朝代变更的历史际遇，必然促使贰臣的产生。只是值得注意的是，清初贰臣较之前朝，人数更多，对新朝贡献亦更大，不禁发人深思。这一现象直接受清廷用人策略所影响。清人入关进驻北京即发告示云：“我今居此，为尔朝雪君父之仇……所过州县地方，有能削发投顺，开城纳款，即与爵禄，世守富贵。如有抗拒不遵，一到玉石不分，尽行屠戮。有志之士，正干功名之秋。如有失信，将何服天下乎?”。打着为崇祯帝复仇的旗号，来实现自己夺取天下的目的，颇具策略性与欺骗性，极尽威逼利诱之所能，致使大量前明官员纷纷倒戈降附。如谢陛明末罢归，顺治元年(1644)清廷“颁诏招抚山东”，谢陧相时而动，“偕在籍明御史赵继鼎、卢世湟等遣人赍降表赴阙，其词曰：‘闯贼李自成肆逆逞暴，神人共愤，臣等空具不共之仇，愧无回天之力。惟皇帝陛下智勇兼锡，威灵遐畅，笃夙昔之旧好，沛拯救之新纶，浩荡仁恩，有逾再造。……敬附归顺之资私而并及之。与谢氏同一选择者不乏其人。’
清廷“施笼络民心之术”，其中重要举措之一即：“明官吏降附者，各予升级，仍令视事。朱姓诸王，仍其王爵。”令在京内阁、六部、都察院等衙门官员，俱以原官同满官一体办事。(《清世祖实录》卷五)前明、南明官员，包括依附阉党臭名昭著者，以及降附农民军被指为“从贼”“为寇”之人俱加任用，甚至宠锡有加。如冯铨，明末献媚魏忠贤，为其养子，列“十狗”之一，依附阉党、助纣为虐，与东林、复社等正义人士为敌，后在清廷征召下，即“优予冠服、鞍马、银币，令以大学士原衔入内院佐理机务”，冯氏备受重用。如金之俊，“(李)自成陷京师，(金)之俊不能死，被拷索”。后降清，竟官至吏部尚书。尤其洪承畴，崇祯十五年(1642)锦州被俘，归降后金后委以重任，屡受封赏，致使诸将大为不满。对此，太宗解释道：“譬诸行道，吾等皆瞽，今获一引导者，吾安得不乐?”重用贰臣之道，甚而遭致群臣非议。如顺治元年(1644)六月，时任顺天巡抚的柳寅东曾言：“近见升除，凡前朝犯赃除名，流寇伪官一概录用，虽云广大无遗、宽大为治，然非慎加选择之道。鼎革以来，政教未敷，奸宄靡所顾忌。亟宜速定律令。”睿亲王多尔衮却自有自己的一番用意，认为“经纶方始，治理需人，归顺官员，既经擢用，不必苛求。此后官吏犯赃，审实立斩，问刑准依明律。”鉴于饱经战乱后，新政权政局不稳、人才缺乏的现状，故此采取不论人品出身，唯才是用的用人政策，以致大量贰臣出现，且在清初发挥重大政治作用。
需要指出，清廷招降汉臣出于各种原因，有的却只是借其声望助其统一。如钱谦益，明末作为东林党魁’首，即以文章气节名满天下；顺治二年(1645)五月降清，至京候用，三年正月，清廷命以礼部尚书管秘书院事，充修明史副总裁。此职仅为虚衔而无实权，钱本人大失所望，其间不过做了一些招降工作。并于六月即以病乞假回籍。于是，清廷令巡抚、巡按“视其疾回奏”，实质不无监视之嫌。又如吴伟业，早年即为士林所重，入清后主持文社，声名日隆。吏部侍郎孙承泽荐举时亦言：“伟业学问渊深，器宇凝弘，东南人才，无出其右，堪备顾问之选。”入京后，伟业被授予秘书、侍讲，迁国子监祭酒，仅委以修书，且不久即丁母忧回乡家居，在新朝并未有大的作为。可见清廷本意在借助二者声名，达到收服人心政治目的。
需要说明，乾隆帝组织编撰的《清史列传》，其中《贰臣传》中人物，因其本为大臣列传，而非“儒林”“文苑”人物，均列其仕宦经历，尤其凸现政治武功。如龚鼎孳，诗词文兼擅，其文学成就虽逊于钱、吴，却乐交游，喜奖掖后进，凭其政治地位，跻身“江左三大家”之列。而本传却只叙其居官经过，并一再指斥其失节降附，尤其指斥其委身“流贼”李自成，对其文学成绩、文坛影响只字未提。又如周亮工，酷好文艺，交游半天下，是明清之际颇有影响的文人学者。而本传却仅载其政绩军功，且略去其明末官山东潍县守城抗清事。以上清廷所谓“贰臣”，出于维护自身统治需要，为现实政治服务，有的大臣虽有“贰臣”身份，却入别传，更多政治考虑。并且清廷编选传记本身，亦有疏漏，邓之诚先生曾言：“孙廷铨、王崇简、姚文然，皆迎降者，又不入贰臣传，则体例之疏也。”均为达到维护皇权统治的目的，而其分类确实显得混乱。而我们所作“贰臣”文人分析，是从文学创作角度出发，故而所取研究对象“贰臣”，自然亦不同于满清统治者所取政治标准。至此，我们以为其人政治上初仕前明包括南明政权，后入清为官，且有作品传世，具一定文名、声誉者(主要为文臣)，纳入我们研究范畴。贰臣作家群，是我们鉴于其身为贰臣的经历遭遇，对其人格心态产生的影响，结合其创作，借用“贰臣”一词对之进行开掘、分析，并归纳其审美取向、艺术旨趣后的结果。
二、沉重心理压力下的贰臣文人文化心态
贰臣作家群，人员构成众多，文学成就斐然，文坛影响深远。我们可以《清史列传·贰臣列传》中“江左三大家”为例，做一说明。著名遗民顾炎武称钱谦益“四海宗盟五十年”；吴伟业(梅村)亦是继牧斋后，主持文坛人物；而龚鼎孳文学成就虽逊钱、吴，却以其位极人臣的政治地位，名满天下的极高声誉，提携后进的长者作风为人所称，创作颇丰。尤其是词作，在明清之际堪称领袖。又如“才名稍亚钱吴”的周亮工，文武兼备，学识渊博，多才多艺，著作等身。又如王铎(觉斯)，不但以书法高妙著称于世，且以其诗歌创作而被誉为中州“诗伯文宗”，成为中州诗坛代表人物，足以“振起艺苑，楷模后进”。(卷五《许傅岩诗序》)。此外，如曹溶(秋岳)，诗词文兼擅，尤其是词作，在其时及后世颇具影响，开启浙西词派先河。凡此，显见贰臣作家的成就与影响，是仅次于明遗民作家的创作群体，值得我们加以充分重视的。
首先，贰臣作家身仕二朝经历与生存境遇，使其人格心态变得更为丰富复杂。我们知道，先秦儒家伦理 道德即讲求“忠君”，倡导“君臣大义”，且要“严夷夏之大防”，后经历代封建统治者推重，而世代承传沿袭，不断丰富，到清初发展到极致，可由其时遗民之众，抗清之持久，知气节在人们心中地位之重。此外，亦可通过降清贰臣受到时人的讥讽、谴责，感知当时社会舆论给他们造成的沉重心理压力。如钱谦益，降附后，“北上赴任时，一日，曾到苏州虎丘一游，身着一件小领大袖外衣，人问其装代表哪朝风格，钱故作戏语道：‘小领示我尊重当朝之制，大袖则是不忘前朝之意。’那人评道：‘大人确为两朝‘领袖’!”(葛万里《钱牧斋先生遗事及年谱》)而此次北上，钱却未予重用，失望之余，旋即告病辞归故里。孰料其常熟乡人送其一幅对联，日：“南北三朝元老，清明两代词臣。”谦益本人不由感慨：“人情恶薄，无甚于吾乡。”与其说是其乡风浇薄，毋宁说当时世风使然。又如金之俊(岂凡)，时人讥其失节曰：“仕明仕闯仕清，三朝之俊杰；纵子纵孙纵仆，一代岂凡人。”又日：“一二三四五六七亡八，孝弟忠信礼仪廉无耻。”且言：“从明从贼又从清，三朝元老大忠臣”。对其挖苦、讽刺，甚是严酷无情。
同时，甲申三月十九日国变，多有后来贰臣欲自杀殉国的记载，亦可见儒家封建政治伦理道德观念对其影响之深。如吴伟业，顾湄《吴梅村先生行状》云：“甲申之变，先生里居，攀髯无从，号恸欲自缢，为家人所觉，朱太淑人抱持泣日：儿死，其如老人何!”。又如龚鼎孳，“寇陷都城，公(龚鼎孳)阖门投井，为居民救苏。寇胁从不屈，夹拷惨毒，胫骨俱折，未遂南归之愿”(严正矩《龚端毅公传》)。又如周亮工，其子在浚载：“逆闯(李白成)破京师，公投缳，为家人救免。时传闻上已南渡，公又念太封公、太淑人年迈，因与张锦衣鹿征(瑶星)，避于浣花庵。”而王铎虽未有殉国之举，亦曾有祭告先帝之举：“甲申之春，河北乱，予自苏门山走浚，买舟而南，复人吴越。闻闯贼李自成破北京，先帝经死万岁山树，予被发聚友数十人，为位哭于江滩。”
至此，我们可见，贰臣文人中，对于自己赧颜仕清，很少毫不知耻，近乎冷血之人。因失节仕敌是其一生永远无法抹掉的污点；同时，其良心未泯，自怨自艾，羞愧忏悔之意，我们亦可从其作品中得以印证。
三、贰臣文人创作主题与风格嬗变
正是这种贰臣经历，时代舆论所造成的巨大心理压力，以及自身良知未泯，极大地影响了贰臣作家文学创作。贰臣文人虽选择了新朝，却终难忘前明故国。他们一方面不断的追忆先朝，而对于自己的失节，更是常常进行深深地忏悔。如钱谦益，顺治五年(1648)，钱氏曾向明遗民林古度赋诗以诉说自己的心曲：
残生犹在讶经过，执手只应唤奈何。近日理头梳齿少，频年洗面泪痕多。神争六博其如我?天醉投壶且任他。叹息题诗垂白后，重将老眼向关河。
钱氏本人的愧悔是真诚的，晚年以泪洗面，正是其内心愧悔苦痛的外现。忏悔之情甚至转化为对清廷的不满、声讨，以致抗清行动，暗中支持支援东南郑成功领导的抗清事业。难怪清高宗阅其诗集后竟恼羞成怒，要特意批示加以严厉禁毁。又如王铎，“既入北廷，颓然自放。粉黛横陈，二八递代，按旧曲、度新歌，宵旦不分，悲歌间作”。。沉湎诗酒，耽于女乐，消极处世，但终难排遣内心苦痛。“社稷存时曾恸哭，乾坤劫后已虚无”。，入清后虽居高位，觉斯却毫无政治抱负与生活激情，而时时感觉到贰臣身份所带来的心理压力。顺治八年(1651)，王奉命祭告华山、峨眉山，因即将离开京城，心里有了一种解脱，“侥得出京甸，飘然寄远纵”，备感轻松与喜悦。诚如其弟王鑨所言：“此行堪惬吾兄意，卧雨餐风入漏天。”“江关悬万里，蹩躄笑余生。……从此冠当挂，颠毛果用名”。，竟然由此萌发出挂冠归隐之念。王铎卒前不久，曾向亲人倾吐内心的痛苦：“我自兵抢后火船……衰老余生，遭际坎坷，殊无快意事，无快意时，无相对快意之人物。……夫古今来侏儒何限，不侏儒亦何限，不知造化小儿何独妒于老我，摧残之，窘辱之，而拂乱之，生死不自为得。其留以告天下后世，天下后世读而怜其志者，只此数卷诗文耳。”且“遗命敛以布衣，勿封树”。回首一生，最大耻辱，莫过于自己的失节，备受时人非议。不愿穿清朝官服入土，试图以此来赎背弃前朝之罪。“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身仕二朝，身为贰臣成为终生难以摆脱的耻辱与洗刷的污点。
同时，清廷出于对汉人的猜忌，贰臣往往受到新朝不公平对待，不免产生不满、失望情绪。如曹溶、周亮工，在其著述中亦多有表露。以周为例，亮工不仅工于诗文，且颇具政治才干，为新朝平乱，发展文教，均有巨大贡献，却几次遭受不白之冤，甚至被诬入狱几至丧命。为此不禁会反思自己的出处，以致怀疑自己出仕的选择。顺治十六年(1659)，亮工人刑部狱时，深感“生平多谬误，细细责微躬”，认为“出处吾全误”，甚至产生愤懑与不平：“豹头山下海波宽，对簿声残裹里瘢。自分当时填马革，敢烦具狱望天看。”且言“弓刀痕里掠骼髅，夜夜云阳市上游。自是圣恩天广大，可怜犹问射鸟楼。”“当时”即崇祯十五年(1642)，官潍县时，清兵大举来犯，亮工誓死抗击，孤城得以保全。此外，顺治十五(1658)年，周赴闽质审，时郑成功率兵猛攻福建，亮工待罪居“射乌楼”守城，终使郑军败退，军功卓著，反被猜忌。此诗用语犀利，直斥清人，表达内心强烈不满。
再次，这种贰臣的经历遭遇，不但影响其为人处事、人格心态，并进而极大制约着其文学创作的题材选择，主题取向，成为其艺术风格、表现方式等发生转变的重要契机之一。明清易代之际，天灾人祸不断，尤其是国破家亡的残酷现实，使得作家的身心遭受严厉摧残，创作风格亦发生急剧转变。与寄托亡国之痛、身世之悲情感相一致，作品较前明显得更为凄凉、感伤。如吴伟业，人清后，曾一度家居，并邀友人“移家就我住，自首两遗民”，意图隐逸而终。作为士人精神领袖，清廷意在利用其声望，缓和人们的反清情绪，于是极力征召梅村出仕。友人纷纷劝阻，吴本人亦始终犹豫不决。几年后，由于“逼迫万状，老亲惧祸，流泪催装”(吴伟业《与子噪疏》)，怀着忐忑不安心情，最终踏上北上任职道路。梅村坦言“早生贵道心，中年负名义。蹉跎甘皓首，此则予所愧”(吴伟业《送何省斋》)，时代境遇的改变，导致作品题材内容发生变化，并在艺术风格上得以具体体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梅村)少作大抵才华艳发，吐纳风流，有藻思绮合、清丽芊眠之致。及乎遭逢丧乱，阅历兴亡，激楚苍凉，风骨弥为遒上。暮年萧瑟，论者以娱心庾信方之。”指出梅村风格三变，由前明时的藻采清丽，转入甲申、乙酉之变后的凄凉悲切，进而入清居官后更多了一层萧瑟绝望，确为的论。若说入清之初梅村多抒亡国之痛、故国之思，则人清居官后，内心则更多了一层愧悔与自责。而诗人这种心绪，寄寓于文作，自然较前更为哀怨悲凉。此外，以梅村词作为例，前明时才名远播，且备受崇祯帝优宠，得以奉旨还乡完婚的极度礼遇。如此境遇，梅村浅斟低唱、倚红偎翠，显示出词为艳科的填词作风。而故国沦丧后，梅村迫于沉重的社会压力，与自身贰臣身份与际遇，其词作主题及艺术风格，亦有了巨大的变化，显得沉郁苍凉。诚如吴本人所言：“余少喜学词，每自恨香奁艳情，当升平游赏之日，不能渺思巧句以规模秦、柳；中岁悲歌佗傺之响，间有所发，而转喉扪舌，噫噫不能出声。”(吴伟业《玉琴斋词序》)“噫噫不能出声”，其中有来自社会舆论以及政治的压力，恐亦蕴含对自己的失节行为备感耻辱而无言以对。梅村创作风格的转变，也正由时事的变迁，身份的改换，与心境的不同所导致。
贰臣文人因“大节有亏”，备受人们的鄙视，并由此忽视其文。贰臣作家群较之遗民作家，学人给与关注远远不够。故此，弥补贰臣作家群研究上的不足，重估其文学成就与价值，对其做出准确文学史定位势在必行。同时，通过对贰臣文人文化心态与文学创作的考察，亦有助于我们认识明清之际文学发展衍变轨迹，把握有清一代文人心态与文风的嬗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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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5]见(清)钱谦益．牧斋有学集[M]．康熙二十四年乙丑金匮山房补修原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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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0]见(清)王鑨，大愚集[M]．清康熙四年王允明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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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3]、[24]见(清)周亮工．赖古堂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关键词：明清之际 贰臣文人 心理重负 创作风格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0)01-72-75
明清易代之际，天灾不断，战火连年，朝政腐败，少数民族政权清王朝最终统一了天下。国家的骤亡，异族的入主，极大地冲击着士人的身心。在朝代的更替面前，臣子们不得不做出艰难选择，或出仕新朝而为“贰臣”新贵，或为恢复故国而抗争不已，或作遗民，或逃禅为僧……。儒家传统思想赋予士子“忠君不贰”的道德要求，以及长期以来深受“华夷之辨”观念的熏染，无形中对文人的取予进退产生巨大影响。在这一特定历史背景下，饱经战乱、背负沉重心理压力的贰臣作家，无论思想生存状况，还是文学艺术创作，都和与之相对的遗民作家存在很大差异，有着自己的鲜明印记。因其构成之众、成就之高、影响之大，引导我们对此创作群体作群体性的关注与探讨。
一、贰臣文人生存际遇
朝代变更的历史际遇，必然促使贰臣的产生。只是值得注意的是，清初贰臣较之前朝，人数更多，对新朝贡献亦更大，不禁发人深思。这一现象直接受清廷用人策略所影响。清人入关进驻北京即发告示云：“我今居此，为尔朝雪君父之仇……所过州县地方，有能削发投顺，开城纳款，即与爵禄，世守富贵。如有抗拒不遵，一到玉石不分，尽行屠戮。有志之士，正干功名之秋。如有失信，将何服天下乎?”。打着为崇祯帝复仇的旗号，来实现自己夺取天下的目的，颇具策略性与欺骗性，极尽威逼利诱之所能，致使大量前明官员纷纷倒戈降附。如谢陛明末罢归，顺治元年(1644)清廷“颁诏招抚山东”，谢陧相时而动，“偕在籍明御史赵继鼎、卢世湟等遣人赍降表赴阙，其词曰：‘闯贼李自成肆逆逞暴，神人共愤，臣等空具不共之仇，愧无回天之力。惟皇帝陛下智勇兼锡，威灵遐畅，笃夙昔之旧好，沛拯救之新纶，浩荡仁恩，有逾再造。……敬附归顺之资私而并及之。与谢氏同一选择者不乏其人。’
清廷“施笼络民心之术”，其中重要举措之一即：“明官吏降附者，各予升级，仍令视事。朱姓诸王，仍其王爵。”令在京内阁、六部、都察院等衙门官员，俱以原官同满官一体办事。(《清世祖实录》卷五)前明、南明官员，包括依附阉党臭名昭著者，以及降附农民军被指为“从贼”“为寇”之人俱加任用，甚至宠锡有加。如冯铨，明末献媚魏忠贤，为其养子，列“十狗”之一，依附阉党、助纣为虐，与东林、复社等正义人士为敌，后在清廷征召下，即“优予冠服、鞍马、银币，令以大学士原衔入内院佐理机务”，冯氏备受重用。如金之俊，“(李)自成陷京师，(金)之俊不能死，被拷索”。后降清，竟官至吏部尚书。尤其洪承畴，崇祯十五年(1642)锦州被俘，归降后金后委以重任，屡受封赏，致使诸将大为不满。对此，太宗解释道：“譬诸行道，吾等皆瞽，今获一引导者，吾安得不乐?”重用贰臣之道，甚而遭致群臣非议。如顺治元年(1644)六月，时任顺天巡抚的柳寅东曾言：“近见升除，凡前朝犯赃除名，流寇伪官一概录用，虽云广大无遗、宽大为治，然非慎加选择之道。鼎革以来，政教未敷，奸宄靡所顾忌。亟宜速定律令。”睿亲王多尔衮却自有自己的一番用意，认为“经纶方始，治理需人，归顺官员，既经擢用，不必苛求。此后官吏犯赃，审实立斩，问刑准依明律。”鉴于饱经战乱后，新政权政局不稳、人才缺乏的现状，故此采取不论人品出身，唯才是用的用人政策，以致大量贰臣出现，且在清初发挥重大政治作用。
需要指出，清廷招降汉臣出于各种原因，有的却只是借其声望助其统一。如钱谦益，明末作为东林党魁’首，即以文章气节名满天下；顺治二年(1645)五月降清，至京候用，三年正月，清廷命以礼部尚书管秘书院事，充修明史副总裁。此职仅为虚衔而无实权，钱本人大失所望，其间不过做了一些招降工作。并于六月即以病乞假回籍。于是，清廷令巡抚、巡按“视其疾回奏”，实质不无监视之嫌。又如吴伟业，早年即为士林所重，入清后主持文社，声名日隆。吏部侍郎孙承泽荐举时亦言：“伟业学问渊深，器宇凝弘，东南人才，无出其右，堪备顾问之选。”入京后，伟业被授予秘书、侍讲，迁国子监祭酒，仅委以修书，且不久即丁母忧回乡家居，在新朝并未有大的作为。可见清廷本意在借助二者声名，达到收服人心政治目的。
需要说明，乾隆帝组织编撰的《清史列传》，其中《贰臣传》中人物，因其本为大臣列传，而非“儒林”“文苑”人物，均列其仕宦经历，尤其凸现政治武功。如龚鼎孳，诗词文兼擅，其文学成就虽逊于钱、吴，却乐交游，喜奖掖后进，凭其政治地位，跻身“江左三大家”之列。而本传却只叙其居官经过，并一再指斥其失节降附，尤其指斥其委身“流贼”李自成，对其文学成绩、文坛影响只字未提。又如周亮工，酷好文艺，交游半天下，是明清之际颇有影响的文人学者。而本传却仅载其政绩军功，且略去其明末官山东潍县守城抗清事。以上清廷所谓“贰臣”，出于维护自身统治需要，为现实政治服务，有的大臣虽有“贰臣”身份，却入别传，更多政治考虑。并且清廷编选传记本身，亦有疏漏，邓之诚先生曾言：“孙廷铨、王崇简、姚文然，皆迎降者，又不入贰臣传，则体例之疏也。”均为达到维护皇权统治的目的，而其分类确实显得混乱。而我们所作“贰臣”文人分析，是从文学创作角度出发，故而所取研究对象“贰臣”，自然亦不同于满清统治者所取政治标准。至此，我们以为其人政治上初仕前明包括南明政权，后入清为官，且有作品传世，具一定文名、声誉者(主要为文臣)，纳入我们研究范畴。贰臣作家群，是我们鉴于其身为贰臣的经历遭遇，对其人格心态产生的影响，结合其创作，借用“贰臣”一词对之进行开掘、分析，并归纳其审美取向、艺术旨趣后的结果。
二、沉重心理压力下的贰臣文人文化心态
贰臣作家群，人员构成众多，文学成就斐然，文坛影响深远。我们可以《清史列传·贰臣列传》中“江左三大家”为例，做一说明。著名遗民顾炎武称钱谦益“四海宗盟五十年”；吴伟业(梅村)亦是继牧斋后，主持文坛人物；而龚鼎孳文学成就虽逊钱、吴，却以其位极人臣的政治地位，名满天下的极高声誉，提携后进的长者作风为人所称，创作颇丰。尤其是词作，在明清之际堪称领袖。又如“才名稍亚钱吴”的周亮工，文武兼备，学识渊博，多才多艺，著作等身。又如王铎(觉斯)，不但以书法高妙著称于世，且以其诗歌创作而被誉为中州“诗伯文宗”，成为中州诗坛代表人物，足以“振起艺苑，楷模后进”。(卷五《许傅岩诗序》)。此外，如曹溶(秋岳)，诗词文兼擅，尤其是词作，在其时及后世颇具影响，开启浙西词派先河。凡此，显见贰臣作家的成就与影响，是仅次于明遗民作家的创作群体，值得我们加以充分重视的。
首先，贰臣作家身仕二朝经历与生存境遇，使其人格心态变得更为丰富复杂。我们知道，先秦儒家伦理 道德即讲求“忠君”，倡导“君臣大义”，且要“严夷夏之大防”，后经历代封建统治者推重，而世代承传沿袭，不断丰富，到清初发展到极致，可由其时遗民之众，抗清之持久，知气节在人们心中地位之重。此外，亦可通过降清贰臣受到时人的讥讽、谴责，感知当时社会舆论给他们造成的沉重心理压力。如钱谦益，降附后，“北上赴任时，一日，曾到苏州虎丘一游，身着一件小领大袖外衣，人问其装代表哪朝风格，钱故作戏语道：‘小领示我尊重当朝之制，大袖则是不忘前朝之意。’那人评道：‘大人确为两朝‘领袖’!”(葛万里《钱牧斋先生遗事及年谱》)而此次北上，钱却未予重用，失望之余，旋即告病辞归故里。孰料其常熟乡人送其一幅对联，日：“南北三朝元老，清明两代词臣。”谦益本人不由感慨：“人情恶薄，无甚于吾乡。”与其说是其乡风浇薄，毋宁说当时世风使然。又如金之俊(岂凡)，时人讥其失节曰：“仕明仕闯仕清，三朝之俊杰；纵子纵孙纵仆，一代岂凡人。”又日：“一二三四五六七亡八，孝弟忠信礼仪廉无耻。”且言：“从明从贼又从清，三朝元老大忠臣”。对其挖苦、讽刺，甚是严酷无情。
同时，甲申三月十九日国变，多有后来贰臣欲自杀殉国的记载，亦可见儒家封建政治伦理道德观念对其影响之深。如吴伟业，顾湄《吴梅村先生行状》云：“甲申之变，先生里居，攀髯无从，号恸欲自缢，为家人所觉，朱太淑人抱持泣日：儿死，其如老人何!”。又如龚鼎孳，“寇陷都城，公(龚鼎孳)阖门投井，为居民救苏。寇胁从不屈，夹拷惨毒，胫骨俱折，未遂南归之愿”(严正矩《龚端毅公传》)。又如周亮工，其子在浚载：“逆闯(李白成)破京师，公投缳，为家人救免。时传闻上已南渡，公又念太封公、太淑人年迈，因与张锦衣鹿征(瑶星)，避于浣花庵。”而王铎虽未有殉国之举，亦曾有祭告先帝之举：“甲申之春，河北乱，予自苏门山走浚，买舟而南，复人吴越。闻闯贼李自成破北京，先帝经死万岁山树，予被发聚友数十人，为位哭于江滩。”
至此，我们可见，贰臣文人中，对于自己赧颜仕清，很少毫不知耻，近乎冷血之人。因失节仕敌是其一生永远无法抹掉的污点；同时，其良心未泯，自怨自艾，羞愧忏悔之意，我们亦可从其作品中得以印证。
三、贰臣文人创作主题与风格嬗变
正是这种贰臣经历，时代舆论所造成的巨大心理压力，以及自身良知未泯，极大地影响了贰臣作家文学创作。贰臣文人虽选择了新朝，却终难忘前明故国。他们一方面不断的追忆先朝，而对于自己的失节，更是常常进行深深地忏悔。如钱谦益，顺治五年(1648)，钱氏曾向明遗民林古度赋诗以诉说自己的心曲：
残生犹在讶经过，执手只应唤奈何。近日理头梳齿少，频年洗面泪痕多。神争六博其如我?天醉投壶且任他。叹息题诗垂白后，重将老眼向关河。
钱氏本人的愧悔是真诚的，晚年以泪洗面，正是其内心愧悔苦痛的外现。忏悔之情甚至转化为对清廷的不满、声讨，以致抗清行动，暗中支持支援东南郑成功领导的抗清事业。难怪清高宗阅其诗集后竟恼羞成怒，要特意批示加以严厉禁毁。又如王铎，“既入北廷，颓然自放。粉黛横陈，二八递代，按旧曲、度新歌，宵旦不分，悲歌间作”。。沉湎诗酒，耽于女乐，消极处世，但终难排遣内心苦痛。“社稷存时曾恸哭，乾坤劫后已虚无”。，入清后虽居高位，觉斯却毫无政治抱负与生活激情，而时时感觉到贰臣身份所带来的心理压力。顺治八年(1651)，王奉命祭告华山、峨眉山，因即将离开京城，心里有了一种解脱，“侥得出京甸，飘然寄远纵”，备感轻松与喜悦。诚如其弟王鑨所言：“此行堪惬吾兄意，卧雨餐风入漏天。”“江关悬万里，蹩躄笑余生。……从此冠当挂，颠毛果用名”。，竟然由此萌发出挂冠归隐之念。王铎卒前不久，曾向亲人倾吐内心的痛苦：“我自兵抢后火船……衰老余生，遭际坎坷，殊无快意事，无快意时，无相对快意之人物。……夫古今来侏儒何限，不侏儒亦何限，不知造化小儿何独妒于老我，摧残之，窘辱之，而拂乱之，生死不自为得。其留以告天下后世，天下后世读而怜其志者，只此数卷诗文耳。”且“遗命敛以布衣，勿封树”。回首一生，最大耻辱，莫过于自己的失节，备受时人非议。不愿穿清朝官服入土，试图以此来赎背弃前朝之罪。“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身仕二朝，身为贰臣成为终生难以摆脱的耻辱与洗刷的污点。
同时，清廷出于对汉人的猜忌，贰臣往往受到新朝不公平对待，不免产生不满、失望情绪。如曹溶、周亮工，在其著述中亦多有表露。以周为例，亮工不仅工于诗文，且颇具政治才干，为新朝平乱，发展文教，均有巨大贡献，却几次遭受不白之冤，甚至被诬入狱几至丧命。为此不禁会反思自己的出处，以致怀疑自己出仕的选择。顺治十六年(1659)，亮工人刑部狱时，深感“生平多谬误，细细责微躬”，认为“出处吾全误”，甚至产生愤懑与不平：“豹头山下海波宽，对簿声残裹里瘢。自分当时填马革，敢烦具狱望天看。”且言“弓刀痕里掠骼髅，夜夜云阳市上游。自是圣恩天广大，可怜犹问射鸟楼。”“当时”即崇祯十五年(1642)，官潍县时，清兵大举来犯，亮工誓死抗击，孤城得以保全。此外，顺治十五(1658)年，周赴闽质审，时郑成功率兵猛攻福建，亮工待罪居“射乌楼”守城，终使郑军败退，军功卓著，反被猜忌。此诗用语犀利，直斥清人，表达内心强烈不满。
再次，这种贰臣的经历遭遇，不但影响其为人处事、人格心态，并进而极大制约着其文学创作的题材选择，主题取向，成为其艺术风格、表现方式等发生转变的重要契机之一。明清易代之际，天灾人祸不断，尤其是国破家亡的残酷现实，使得作家的身心遭受严厉摧残，创作风格亦发生急剧转变。与寄托亡国之痛、身世之悲情感相一致，作品较前明显得更为凄凉、感伤。如吴伟业，人清后，曾一度家居，并邀友人“移家就我住，自首两遗民”，意图隐逸而终。作为士人精神领袖，清廷意在利用其声望，缓和人们的反清情绪，于是极力征召梅村出仕。友人纷纷劝阻，吴本人亦始终犹豫不决。几年后，由于“逼迫万状，老亲惧祸，流泪催装”(吴伟业《与子噪疏》)，怀着忐忑不安心情，最终踏上北上任职道路。梅村坦言“早生贵道心，中年负名义。蹉跎甘皓首，此则予所愧”(吴伟业《送何省斋》)，时代境遇的改变，导致作品题材内容发生变化，并在艺术风格上得以具体体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梅村)少作大抵才华艳发，吐纳风流，有藻思绮合、清丽芊眠之致。及乎遭逢丧乱，阅历兴亡，激楚苍凉，风骨弥为遒上。暮年萧瑟，论者以娱心庾信方之。”指出梅村风格三变，由前明时的藻采清丽，转入甲申、乙酉之变后的凄凉悲切，进而入清居官后更多了一层萧瑟绝望，确为的论。若说入清之初梅村多抒亡国之痛、故国之思，则人清居官后，内心则更多了一层愧悔与自责。而诗人这种心绪，寄寓于文作，自然较前更为哀怨悲凉。此外，以梅村词作为例，前明时才名远播，且备受崇祯帝优宠，得以奉旨还乡完婚的极度礼遇。如此境遇，梅村浅斟低唱、倚红偎翠，显示出词为艳科的填词作风。而故国沦丧后，梅村迫于沉重的社会压力，与自身贰臣身份与际遇，其词作主题及艺术风格，亦有了巨大的变化，显得沉郁苍凉。诚如吴本人所言：“余少喜学词，每自恨香奁艳情，当升平游赏之日，不能渺思巧句以规模秦、柳；中岁悲歌佗傺之响，间有所发，而转喉扪舌，噫噫不能出声。”(吴伟业《玉琴斋词序》)“噫噫不能出声”，其中有来自社会舆论以及政治的压力，恐亦蕴含对自己的失节行为备感耻辱而无言以对。梅村创作风格的转变，也正由时事的变迁，身份的改换，与心境的不同所导致。
贰臣文人因“大节有亏”，备受人们的鄙视，并由此忽视其文。贰臣作家群较之遗民作家，学人给与关注远远不够。故此，弥补贰臣作家群研究上的不足，重估其文学成就与价值，对其做出准确文学史定位势在必行。同时，通过对贰臣文人文化心态与文学创作的考察，亦有助于我们认识明清之际文学发展衍变轨迹，把握有清一代文人心态与文风的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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