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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中国唐代，人们在古陈仓发现了十个刻有文字的鼓形石，人们叫它“石鼓文”。石鼓文的发现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兴趣，至今没有定论。本文在广泛研究了各家学说后，认为以姚大荣为代表的观点比较有说服力。文章在简述了姚大荣二十一条论证后。本文笔者也从笔迹学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姚大荣 石鼓文 研究
中图分类号：K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0)03－62－68
唐初，在宝鸡县南二十里，古陈仓之地出土了十个刻有文字的石鼓。上面刻有一些大篆体文字，人们把这些文字称为“石鼓文”。石鼓文的发现引起了历代文人的极大兴趣，并对之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其拓片有各种版本流传于世，为历代文字学家、书法家所珍视。被视为我国古代大篆经典极品。由于内容主要写游猎活动，故称为“猎碣”。在古代有学者认为石鼓文是我国最早的石刻文字，有人认为系周文王或周宣王时物。近代和现代学者考证认为石鼓文为秦代刻石，有持文公说、穆公说、襄公说、献公说、始皇说多种，研究者莫衷一是。经过多年论战，直至1936年，以郭沫若为代表的“秦襄公说”由于研究缜密，许多历史实与石鼓似有一些契合点或可自圆其说。因此，“秦襄公说”得到了众多学者认同，石鼓文的制鼓时代几成定论。然而，一块上世纪六十年代出土的清嘉庆十三年《重修石鼓寺记》碑的出现，从根本上上动摇了“秦襄公说”(容后文详论)。于是石鼓文的制鼓时代等问题又成了谜。我们不得不再重新梳理清代各说，重新寻找石鼓文谜底的突破口。近年来，石鼓文研究又一度成为研究热点。从近年发表的《1923年以来的“石鼓文”研究述要》及《石鼓文论著目》等文章可以看出，这些文章从宋代到2007年止，共收集了110多本(篇)研究石鼓文著作，但至今石鼓文千古之谜仍然扑朔迷离。
自唐代石鼓出土以来，对于石鼓年代的考古，大概可粗分四说：一是唐代苏勖的“西周说”，二是“先秦说”，在先秦说中又分不同时代观点：有秦文公、秦穆公、秦襄公、秦献公说、始皇说等等。三是金人马定国提出“北周说”。四是俞正燮提出“元魏说”。
一、石鼓文各说疑点与破绽
唐代苏勖的“西周说”至今没有找到依据，只留下一句“世咸言笔迹存者李斯最古，不知史籀之迹近在关中”。历代学者多有不信。自清末民初以来，各说争鸣。
震钧在《天咫偶闻》中持“秦文公说”。马衡发表《石鼓为秦刻石考》(《国学季刊》，1923年，1期)，力证石鼓文为秦刻石，主张“秦穆公说”；郭沫若作《石鼓文研究》持“秦襄公说”；唐兰在《中国文字学》中主张“秦灵公说”；而李学勤在《东周与秦代文明》中赞同唐兰提出的原则，认为石鼓文应为春秋中晚期物。以上这些说法，如果我们认真分析，其实都只是推测，并无定论。
1、“秦文公说”依据。震钧指出研究石鼓文年代至少要符合这样一个一逻辑。因为《吾水》及《而师》同时出现“天子”、“嗣王”舆“公”逭些称谓，因此，不管石鼓文“周说”或“秦说”，应该是“天子”与“嗣王”、“公”曾经是在某处相会的记载。并且为何同时称“嗣王”又称“公”也需有合理解释。他在质疑石鼓“西周说”时指出：“鼓中，天子与公杂见。岂有宣王猎碣，既称天子复称公之理。则天子，周王也。公，秦文也”(《天咫偶闻》(卷四北城))；“文公说”的理由是石鼓文中有“汪殴沔沔”之句，正与《史记·秦本纪》所记秦文公率兵七百人东猎至于淠、渭之会的事件相合。但是若“天子”指的是周王，“公”指的是秦文公，那么“嗣王”又指谁呢?为什么历史上没有记载?(笔者按：如此，在先秦时期而言，只有秦文公、秦襄公、秦始皇可能符合这一逻辑，本文“先秦说”重点讨论此三个年代)。
2、“秦襄公说”的可能性与破绽。关于“周天子”与秦襄公联系是有记载的。因为《秦本纪》记载：“七年春，周幽王用褒姒废太子，立褒姒子为适，数欺诸侯，诸侯叛之。西戎犬戎与申侯伐周，杀幽王郦山下。而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难，东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可见，周天子即周平王(宜白)曾与襄公有交道。那么，“天子”指周平王；“嗣王”则是救周有功的襄公，称襄公为“嗣王”理所当然。故“吾水”中称“公”，称“嗣王”完全可以说得通。同时，郭沫若还认为，一是淠水发源地蒲谷乡，也即秦襄公作西畴的所在地，应该就是石鼓出土地。二是根据逻辑推论，石鼓上“天子与公杂见”有比较合理解释。因此，郭老力主“秦襄公说”。若“天子”指周平王，“嗣王”、“公”则指秦襄公，史实与鼓完全可以契合。因而得出石鼓文作于秦襄公时代(前777－前766)的结论。
“襄公说”虽与“天子”有往来，但也还有需要一个条件，那是“襄公”必应有在歧州或雍城活动的记载。这一点史上也有：秦襄公八年(公元前770年)在西垂，作西畴(畴：古代祭祀天地五帝的固定处所)，祠白帝。《史记·封禅书》载：“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为主少嗥之神，(前770年)作西畴，祠白帝，其牲用骝驹黄牛羝羊各一。”又据《□(□为缺字)正义括地志》在解释“三畴原”时指出：“三畴原，在岐州雍县南二十里。封禅书云秦文公作鄘畴，襄公作西畴，灵公作吴阳上畴，并此原上，因名也。”
从以上这些记载来看，确有很多契合之处。而再看石鼓出土地记载：“唐初时发现于陕西天兴(今陕西风翔)三畴原。”而“雍城”与“天兴”实际上就是一个地方，只是由于原来的雍县后来改为天兴县。于是不但“天子与公杂见”可以有契合，石鼓发现地的记载也似乎有吻合。至于“吴人”不管是“虞人”、“吴山人”、“吴国俘虏”任取一说，似有可能成立。如此众多的契合点，使郭老的“秦襄公说”显得比较符合逻辑。因此，自清末以来，此说几可自圆其说。
但是，一块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土的清嘉庆十三年《重修石鼓寺记》碑的出现，从根本上上动摇了“秦襄公”说。因为石鼓出土地，历来比较清楚，从较大的范围来说，石鼓出土于“三畴原”，更具体的地方则是雍城(即雍县后改名天兴县)，在古之“陈仓之野”，故有称“陈仓石鼓”，有称“歧阳石鼓”，或称“歧州石鼓”，这不过是从较大的范围而言的。雍城、天兴和陈仓三地则比较具体。土石鼓的具体地点记载归纳起来，只有天兴(或雍县)和陈仓两种说法。而《重修石鼓寺记》上记载：“山去邑东南十余里，蜿蜒南来，如蛇龙然，自鸡峰而下逼临渭水，其山之阳有寺，颓废有年，荒烟蔓草，荆榛满目，遥望之，不帝寒郊一荒冢耳，父老尝曰：‘此古之大刹也，昔之石鼓实出于此……’”。石碑落款为：“嘉庆十三年岁次戊辰仲冬月邑丁卯科副榜高奋翥薰沐撰文书丹”
显然，石鼓真实出土地应该是在现宝鸡市郊东南十余里的渭河南岸。现归渭滨区管辖。这里地处陈仓山(即鸡峰山)的北阪，隔渭水与秦汉时的古陈仓城相对，距隋唐陈仓城不远，它与记载的“陈仓之野”完全吻合。然而，秦襄公八年(前770年)在西垂，作西畴，祠白帝的地址史有明确记载，是在“三畴原在岐州雍县南二十里”。可见西畴并不在陈仓，而是岐州雍县南二十里处。由于石鼓认为是“作西畴”时物件，陈仓又不是 “作西畴”之地，因此无法自圆其说。
当郭沫若先生得知《重修石鼓寺记》的出土后，1972年发表的《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一文中，对他原来依据《元和郡县志》说，石鼓在“天兴县南二十里许”，后改为“‘石鼓’原在宝鸡(古称陈仓)三畴原上”，但仍持“秦襄公”说。然而从地理位置上看，三畴原(实指三个畴所处原野)是一个较大的范围，而古陈仓的东界只达千河东岸，显然从“三畴原”与陈仓的关系来看，“三畴原”是一个大范围，陈仓则是“三畴原”的一个小地方。“陈仓三畴原”之说显然牵强。可见“秦襄公说”失据。应该说“先秦说”中的“襄公说”的契合点是最多的，如果“襄公说”都不成立，那么可想而知“先秦说”中的其它之说更是不能自圆其说了。
3、“始皇说”的依据与破绽。由于先秦时各国除“周天子”外，各国首领均称“公”，那么秦始皇称帝后，当然也可以称天子，而《史记·秦始皇本纪》文中又记载有秦始皇与鲁诸儒生议刻石的记载，固有此说。然而议刻石虽确有其事，但“峄山刻石”，虽原石佚，但内容有载。今传本为宋淳化四年(993)郑文宝据其师徐铉摹本重刻于长安(今陕西西安)。碑石现存陕西西安碑林。为篆书共十一行，每行二十一字。内容为：“皇帝立国，惟初在昔，嗣世称王。讨伐乱逆，威动四极，武义直方。戎臣奉诏，经时不久，灭六暴强。廿有六年，上荐高号，孝道显明。既献泰成，乃降专惠，亲巡远方。登于峄山，群臣从者，咸思攸长。追念乱世，分土建邦，以开争理。功战日作，流血于野。自泰古始，世无万数，他及五帝，莫能禁止。乃今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复起，灾害灭除。黔首康定，利泽长久。群臣诵略，刻此乐石，以著经纪”。显然不是石鼓文。由此观之，若真的刻有其他石刻岂有不记之理。显然石鼓也不是始皇时期之物。
4、石鼓文“北周说”依据与破绽。马定国考证认为石鼓是北周时物(注：北周系西魏后的一个政权，都于长安，始于闵帝元年(557年)，止于静帝大定元年(581年)，历时25年)；其依据是说北周时，周王有在岐阳一带狩猎活动的记载，完全有可能是北周时留下的“猎碣”。而南宋人汪上湖考证后指出，根据《周书·文帝纪》记载：“大统十一年冬十月大阅于白水，遂狩于岐阳，遂事在十一月朔可也，然不得‘嗣王’义。又十三年十一月狩歧阳，保定元年十一月丁已狩于岐阳，十二月壬午至自岐阳，二十六日无丙申；天和三年十一月甲辰幸岐阳，十二月丁丑至自岐阳，三十四日无丙申”。因石鼓中有鳄、鲤，杨柳、霖雨、舫舟，皆为春天巡猎之景，并非冬狩，而石鼓《吾水》中载有“日惟丙申”(“丙申”，古代计算年月日的甲子)经推算，这几次狩猎歧阳并无“丙申”日。显然也不是北周“猎碣”。
5、清人俞正燮提出“元魏说”依据。俞正燮在《答成君瑾书》指出：“太平真君六年九月，杏城胡盖吴反。十一月诏扶风公元处贞，平阳公慕容嵩、西平公寇提及尚书乙拔讨之，车驾西征。七年二月丙申幸“盩厘”(今陕西周至县)诛叛民；军次陈仓，诛散关氏。还幸雍城，田于岐山之阳。乙拔等破吴，吴遁走。三月，车驾旋轸。八月吴死，传首京师。则鼓曰“丙申”溯盩厔之事也；云‘天子来’，世祖也；云‘嗣王’，谓五年太子晃副理万机、总统百揆也；云‘公谓天子’，扶风四公也；云“吴人怜悯宋人”，宋人雍、梁二州兵屯境上，助盖吴者遁也……。推石鼓为太武时物，其地合，其人合，其事合，其日合，其字画合。
然而俞正燮的说法也并不是没有破绽，一是太武之父明元皇帝本讳“嗣”，鼓上为何不讳?二是在《续汉书·郡国志》陈仓下注有：“三秦记日：秦武公都雍，陈仓城是也。有石鼓山，将有兵，此山则鸣”。也就是说“石鼓山”汉代以前已有记载，说是“元魏时物”岂不失据?
总而言之，石鼓文各个时代的说法都有依据而都有破绽，这也就是石鼓文成千古之谜的原因。
二、姚大荣介入讨论的原因
清代末期中国学术界有一个对石鼓文谜底的研究、探索和争论的高潮。一些人相信其为秦时古物，一些人又有怀疑。当时任“学部图书局行走”的黔籍著名学者姚大荣先生也觉得这东西确实十分蹊跷。在他看来，相信的人固然并不知其原委，听到便跟着起哄；怀疑的人要想找到怀疑的确实证据也是徒劳往复。姚大荣素以博览群书著称，因此才引起了他的兴趣。他读了石鼓文后也不得要领。又奇怪石鼓文所载的语言，其事其文都与关于朝章、政典、讲武以及文学源流等相关，不应该在古之经史中丝毫没有考见。况且石鼓文出土那么久的年代，论著已经非常之多了，大体上也与经部的小学、史部的金石、子部的艺术、集部的诗文都有相关的地方，哪里可能有那么有名的东西，还能任其没有定论的道理?于是他下决心一定要弄清楚这件事。姚大荣考溯其根源的时候，发现第一个断石鼓为“史籀之迹”的是唐代苏勖，他首先怀疑苏勖的说法有没有考据?再读石鼓文文字，仿佛觉得与崔浩的《广德殿碑颂》其语气、用词与石鼓文如出一手。为此，他“流览群籍，平心静气以求合于苏勖所言，终不得一当。而求合于崔浩之据，则众证奔赴，触目有会。恐一人之见不足以破积非。迟回久之”。(《石鼓文足征记》)
又过了数年，他在《癸巳类稿》中发现了《俞理初与成筠园书》，书中多有驳金代马定国“石鼓为西魏大统十一年(545)说”。俞理初认为石鼓文应为元魏世祖太平真君七年西征盖吴时的东西，姚大荣先生看了《俞理初与成筠园书》后，认为文章“索隐钩沈，援据精确”，且一针见血，考证颇具说服力。于是姚老先生便下足功夫进行更深入考证，写出了洋洋万余言的考证文章《石鼓文足征记》(该文全文一万余字，全文系用文言文写成)。文章认为，石鼓文肯定出于北魏时期崔浩之手。
姚大荣先生并非清代旧学遗老，他对西学也十分关注，是当时中国首倡使用阳历的不多的几个学者之一。姚大荣先生在清代曾任“学部图书局行走”，显然有机会见到各种版本图书。从来都以治学严谨著称，自谓所著之文“均系博考群籍，力抉本真，不参世谛。每树一义、征一典，其有关考订者必探索根源，穷其究竟。不强前人以就己说，不割裂字句以证成私见，后之览者定能鉴此苦衷也。”(见《惜道味斋集》)
三、姚大荣对石鼓文考证的主要观点
姚大荣的考证中主要是依据俞正燮提出的“元魏说”，从五个方面进行，一是“元魏说”相关依据，二质疑，三是存疑，四是辨疑，五是寻找其他逻辑关系的契合点。通过多年考证他列出二十一条考据。由于原文论证纷繁，用字生辟，现将主要观点简述于下：
1、崔浩到过陈仓。根据《魏书》之《崔浩传》记载，崔浩曾“随世祖西巡至东雍”即到过陈仓，并且有两次陈述进军策略的历史记载，歧阳之狩，石鼓之刻，应该正是此时。
2、历史上有“刻石树碑，勒宣时事”的记载。太武在神嘉四年，有“行幸漠南大狩，勒石以纪功德”记载。有“行幸中山，次于恒山之阳，诏有司刊石勒名，两事俱载本纪”。证明以前有过石刻。
3、行文与文风与崔浩类同。石鼓多用重文，而崔浩在《广德殿碑颂》亦是这样：“肃清帝道，震慑四荒；有蛮有戎，自彼氐羌。无思不服，重绎稽颡。恂恂南秦，敛敛推亡。莪莪广德，奕奕焜煌!”仅仅此十句，而直接 抄雅颂的就有二句，连用重文的就有四句，如果注意一下音训、用词而再诵读，其章句、音节、神理与鼓文十分相似。从崔浩生平著作来看，他喜欢摹仿经典，那个时代能作此言而与《雅颂》相同的人非崔浩莫属。
4、鼓文中“吴人”有据。鼓文有“吴人怜悯”之语，与《崔浩传》：“吴贼南寇，舍之北伐”之语气相类似，其中都有斥宋师之言。“吴人怜悯”之句下面是“载西载北”，应该是指历史上魏师循渭西追盖吴之事。“是时两军相持，利钝未决，太武此行，为畋渔游观而来，故无一语及战事，决知刻石在破吴前，与太武纪一一吻合”。
5、“史籀之迹”与“石鼓文”明显不同。世传魏碑多系隶楷，间有杂篆笔者。因此苏勖以为是史籀之迹。如将《说文》所载籀文的特点与石鼓文比较，籀文的字形是“首尾锐锋”素有“钉头鼠尾”的特征，与石鼓文字形不同。而且从石鼓文来看，其字形同秦篆，而结体团扁，状类北碑。只要比较一下字形，明显不是籀文。
6、崔浩精于书法完全有写石鼓文的可能。周书《黎景熙传》有言，黎曾经跟崔浩学过楷篆。崔浩精于书学，更长于训诂、工于篆书。完全有能力及可能写出如此流畅的大篆。
7、崔浩经历复杂，主管朝廷礼仪有撰文的可能。史称崔浩留心制度科举及经术，历事三主，自朝廷礼仪军图书记皆待咨决而行。
8、世祖时曾颁有新字诏书，许多字与石鼓中的字相似。姚大荣指出：“鼓文中有文体错谬，会义不惬之语，单提会义生文，则其造字宗旨偏重会义可知”。同时还指出，鼓文中许多字在历史文献上没有出现过。有历史记载过，世祖曾造过新字千余个，这些新造之字都出于崔浩之手，从石鼓上篆文的字来看，许多字型与世祖所造新字很相象。北朝动辄造字，如曾经造过这样一些字：“神虫为蚕”、“巧言为辩”，“追来为归”、“百念为忧”、“不用为罢”、“更生为苏”、“先人为老”等字，我们再看石鼓文许多文字就有这些特点(可见石鼓文拓片)，由于崔浩行笔遒雅，结体整密，又纯用篆法，同时又翻以古厚之趣，所以自苏勖以来很多人为都误以为上古之字。
9、石鼓文许多字没有记载。在石鼓文中有许多字字形怪异，应该就是“太武新字”。但魏书《江式传》中，江式提出撰集古今文字，叙述源流，其它都比较详细，唯独未记载太武新字。其意可能是碍于祖制，为尊者讳的关系，事有难言，未竟其功。
10、唐代各家臆断石鼓文为史籀之迹的原因。魏书《崔浩传》中说他“弱冠为郎，道武以其工书，常置左右。”崔浩四代都是有名的书法家。魏齐间碑刻，虽结体不同，而古厚多变其态，绝非唐初诸人所及。崔浩位重才高，杰出冠代，因此石鼓文在唐代一出现，就为书法家所赞赏。因此才使得苏勖等名家臆断为史籀之迹，而欧、赵著录之后，大家更是认为非史籀不能作也。
11、关于“嗣”字避讳辩疑。有人提出，若为太武时物，太武之父明元皇帝讳“嗣”，作鼓文者断无不避此讳，而以“嗣王”称其子之理。姚大荣认为，崔浩之时因为“嗣”字之义，在鲜卑语为何等字虽今不可晓。按《隋书·经籍志》记载，魏氏迁洛前并未使用华语，迁洛在太和十八年，上距太平真君七年已有五十余年。当时鲜卑尚未使用华语，而太武之时语言隔阂。明元皇帝之讳“嗣”，是由鲜卑语译成华文后的字，论其国俗，本不避讳。姚大荣指出：太平真君四年十一月令皇太子总百揆诏就有：“其令皇太子嗣理万机，总统百揆”之句。又有《南齐书》之《魏虏传》下太子晃诏云：“倍宫嗣诏，百王旧例”。可见二诏皆不避“嗣”字。故石鼓不避“嗣”并不能证明非当时物。
12、苏勖与崔浩生活年代不远，是否有可能不知?有人说苏勖离崔浩年代不远，如果出自崔浩手笔，苏勖岂能不知?姚大荣认为：“在典午南迁以后，隋唐统一以前，江左以中原为戎马之余，中原以江左为文物所在，学术文章每不相照。因此，苏勖不知，实属情理之中”。
13、石鼓文为史籀之迹应是苏勖臆断。苏勖的《叙记》后世并无传者，其文只见于唐人征引而已，主要为窦泉的《述书赋》注中，李吉甫《元和郡县志》等记载。窦泉在《述书赋》中说：“吏部侍郎苏勖《叙记》卷首云：“世咸言笔迹存者李斯最古，不知史籀之迹近在关中”。李吉甫记载“贞观中，吏部侍郎苏勖纪其事日：虞褚欧阳，共称古妙。盖显闻于唐初。虽岁久讹缺，然遗迹尚有可观。而历代纪地理志者，不存纪录，尤可叹惜”。若有可信详实传记，苏勖定不会这样说，窦、李也必然会详为征引，但二人惟苏勖臆说是从以外，更无一字称述，岂有唐初诸人都未见此等传记的，难道是在梦中见到的?再说贞观元年上距太平真君七年，仅一百八十二年，并不太久。因露处于野，故有讹缺。前代地志不录，可见离唐代并不远。歧阳为帝王狩猎名区，屡见于史，并非偏僻之处，磐磐巨石，磊磊棋布，如果真的是籀文，近在耳目之前，史家早应著录。汉时都城在长安，距岐阳较近，班固本是扶风人，郡中若有此古物，不应不知，也不会知而不言。许慎所著的《说文》号称搜采旁及郡国山川鼎彝，郦道元《水经注》号称备录关中古迹，岂有胜地名刻而反遗之?
15、杜甫没有肯定石鼓系李斯前之物。杜甫在《李潮八分小篆歌》中的确称石鼓是仓颉之后，李斯前之物。但他后来也有诗云：“仓颉鸟迹既茫昧，陈仓石鼓又已讹”。姚大荣认为，从时间上看，当时杜甫之诗不过是附和苏勖臆说，作《李潮八分小篆歌》时是未见石鼓之前。从后来的诗中看“又”与“既”相对，“茫昧”与“已讹”对，已将石鼓文与鸟迹相提并论。如果杜甫果真以为石鼓为籀文，自不会这样说。这是他在“巳访”之后，或视石鼓有无、轻重毫不介意，自在言外。杜甫与苏勖时代相近，或者所见石鼓是初拓不久之物，故一经发见此物，或斥之为“已讹”，与太古鸟迹同论也未可知，其对苏勖之说不以为然可由此而知。杜甫作为唐代著名诗人，看问题亦是足冠一代，但他只论其书法，而不讲石鼓所载之言，难道我们不觉得奇怪吗?
16、用小“二”字代前字习惯在先秦并不多见。在石鼓文中有多处用“小二”(即现仍使用的两点代前字)。石鼓中的重文常用“二”代。以小二字赘其下的情况在三代钟鼎及秦石、汉碑、晋帖中多有之。石鼓文在其后显然是主要原因，而并非石鼓为文者的原创。在古代旁书小二字作重文，必竟是一种苟简之文字。因此，即使是汉代石经及其他典册等重要文字中都没有这种体例。
17、若石鼓制于元魏时期，为什么《续汉书》会有陈仓石鼓山记载?《续汉书·晋国志》引辛氏《三秦记》记载：“陈仓石鼓山，有兵则鸣”。如果说石鼓真是北魏时之物，不应该在汉代即以石鼓作山名?不应先有名而后有鼓啊?姚大荣认为：石鼓山，并不一定是以“石鼓文之石鼓”命名。如《魏都赋》注引《冀州图》记载：“邺西北石鼓山，山上有石，鼓形”。谢灵运也有《登上戍石鼓山》诗，《太平寰宇记》亦有记载：“武安县南鼓山上有石鼓二”。这些都是山以鼓为名的，并非因有文字而有名的。陈仓石鼓山虽自汉著名，但辛氏并未说其石鼓有文。完全有这样的可能，当初不过有顽石十枚，确具鼓形，地志则因以取鼓之名。而崔浩随猎见之，因制文刻其上也未可知。比如我的家乡(姚大荣，贵州普定人)贵州安顺府城南有石七枚，形亦如鼓，莫知其由来，府志谓之七星石。假如以后有好事者续加篆刻，难道我们就会认为府志不录其文吗? 18、先秦以前很少有石刻。姚大荣先生在考证石鼓文时注意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先秦时期有没有石刻?经过考证，他认为周代没有刻石!而且非但周代没有，就连夏、商也没有。先秦古迹记载有石刻的，惟有《穆天子传》。传称：“天子五日观于春山之上，乃为铭迹于县圃之上，以诏后世。”是专为勒铭功德。穆传又称：“天子逆驱，乃纪铭迹于弁之石”，即“西王母之山”。此当为我国古刻石之始。其后则没有记载或出土文物支持。这缘于中国古代重镂金，不尚刻石。秦以前中国没有石鼓这样的石刻。
19、《坛山刻石》传为周穆王书迹无据。有人说《坛山刻石》传为周穆王书迹。赵明诚以笔画类小篆为疑，宋濂尚辨正而重摹之，石鼓文则赵明诚不复有异词，似属可信。姚大荣指出：坛山篆迹古无记载，然而怎么竟然会突然出现于北宋中叶，其来处岂能经得起推敲?如果欣赏其字画奇古，存疑可也，竟断以为周穆王书是没有依据的。
20、秦代以前重镂金，而不刻石。有人提出始皇本纪上有记载说，群臣议称，古之帝者犹刻金石云云，可见石刻由来甚古，不始于秦。姚大荣认为，秦时虽有这样的说法，不过都是以金石相配成文的。其实三代制作，镂金而不刻石，刻石是秦人特创之制，故史公以特笔记之。姚大荣还指出，我遍考三代古书并无刻石记载，惟秦本纪载《蜚廉石棺铭》中有五字，在商周之际，是为石刻见于记载之始。当时群臣议称，古之帝者犹刻金石。刻金，中国制也，刻石，西戎制也，秦兼而用之，故群臣以是为言。然由今溯秦二千一百余年，泰山琅琊，秦篆遗刻尚有存者。“秦汉石刻，传世者指不胜屈，周祚绵长，果有石刻，八百年间应有千百种流传，但今不及见，岂唐以前人皆不及见，仅让石鼓文孤行天壤耶?”
21、石鼓文不可能是吊比干的文字。有人提出，石鼓文可能是凭吊比干的文字，论者以为是崔浩之笔。姚大荣指出，比干墓上之文是魏孝文帝太和十八年之作，当时崔浩已经死了快五十年了，怎么可能是他写的呢?非者不得冒以为是，是者也不得没其真。
姚大荣最后指出：“考证之事，前疏后密，俞君之言，俟圣不惑，余亦乐得而赓续之。余若董卣、程大昌二家以为周成王鼓，至今尚有袭其说者，以诗书之文较多，尤便掇拾附会耳。郑樵以为秦鼓，陆友仁以为北魏宣武帝景明二年所刻，杨慎臆造全文以欺世，贻笑千古。后来师其故智，实繁有徒，动辄增改鼓文，以圆私说。似此何必考古?但须另刻十石，欲题为何代即以为何代石鼓，无所不可，而必以诬石鼓乎?故余谓石鼓文之可信者，除‘天一阁’北宋真本外，凡有不合于薛尚功、郑樵、王厚之、施宿、潘迪、王昶诸家所录者，皆伪造也。不可以污吾简牍。此等臆说及其他专书丛说，片文孤证，语等捕风，无烦扫雪。”
四、关于“石鼓文足征记”引起的争论
《石鼓文足征记》一文刊发于宣统三年，收入姚大荣先生《惜道味斋集》中。但二十余年后(1936年)，著名上海青阁书庄店主杨寿祺在姚大荣《惜道味斋事集》一书中见到了此文后。写有一篇约2000字的文章——《驳姚大荣石鼓为元魏时物》。对姚先生“石鼓文为北魏崔浩制二十一条”批驳，但杨文中也多为一己之见，只是辩驳姚文的“矛盾”、“武断”，“殊嫌穿凿”、“未免武断”、“举证亦未为充足也”、“凭空臆断”而已。其实，姚老先生考证的内容均是存疑之说，或是极有可能之说，并非每证均属“斩金截铁”。其实考证之事，若有充足定论无需二证。比如杨寿祺认为：“首行‘吴人’二字，实为掌田猎之虞人。吴虞古通，不得作宋人解。”为什么一定就是他之所指是正确的，别人就不对，杨先生没有说明原因，显然更是不足信之一家之说。鼓文有“吴人怜悯”之语。“吴人”指何人?也有可能是“吴山之人”；也可以说是春秋时之吴国人。但三说均无可靠证据，或者可以说都可自圆其说。当然也不能排除是“盖吴”的吴人。除非你拿出可靠依据。也有一些考石鼓年代者将“吴人”定为春秋时期古吴国的吴人。其时，古吴人疆域不仅包括今苏、锡、常、镇地区，还应包括今南京和湖州地区。而石鼓出土于古陈仓，不管说是先秦哪个年代，都有牵强之疑。因为吴人离此太远。从《古吴国大事记》来看，吴人灭于公元前473年(即周元王三年)。而鼓上还有“天子”、“嗣王”的称谓。所称何人无可指代。
笔者读了姚老先生的洋洋近万言的《石鼓文足征记》后，也觉得论证极为可信。笔者拟站在今天信息丰富，资料众多的时代，以客观公正的立场对二位先生针锋相对的观点进行客观分析。姚大荣从清人俞正燮说，并加以发挥考证，列出二十一条证据。多年来仅有杨寿祺先生提出异议，细读杨文，仅用二千余字文章，驳上万字的长证，始终是力不从心。完全不足以证明石鼓非出于北魏时期崔浩之手。更不能证明石鼓是先秦之物。笔者认为，在没有更精准证据之前，姚大荣的《石鼓文足征记》应该是目前最权威的定论。
杨先生主要身份是书商也曾写过“石鼓先秦说”之文章发表，收有石鼓旧说版本、拓片等，若信“元魏说”，收有旧本、拓片岂不是一钱不值?这也许是他不愿心平气和讨论姚大荣先生考证的原因之所在。
五、石鼓及石鼓文之我见
由于受当时信息、书籍查阅限制，许多考证或有局限性。从今天的角度来看，研究石鼓文应该从多学科、多角度、多系统进行综合研究。笔者认为姚大荣的考证已经做到了从多学科多角度进行考证，在当时来说已属于不易。
其实考证石鼓文，除从可能、原因之外还应从笔迹学角度进行思考。若石鼓是“史籀之迹”，当然也就是先秦之物。但是石鼓是否可能是“史籀之迹”呢?史佚(前1046～206)系周宣王时为史官。当时，由于没有发明纸、墨等，字是由硬笔蘸漆写在竹简上的，由于漆的特性，下笔墨重，收尾墨必不足，因此史籀的特点是“丁头鼠尾”。虽然都是大篆，但石鼓文显然是上下齐一的(对比一下可知，其字体特征明显不同)。显然字迹所用的介质不是硬笔也不是漆一类的东西。而是在纸、墨发明之后才会有这种现象。
其次如果在先秦时期，要刻石至少要先用硬刀蘸漆在石头上写字，这样写下来的字迹是否可能有石鼓文那样的流畅程度呢?其实我们只要用原始工具在石头上试一试便知其难度如何了。当然有人会说从远古陶器上不是有软笔的图案吗?当然是有的，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毕竟不是主流，在先秦时期的陈仓山野，在还用锅烟、木炭作墨的年代，出现如此流畅的笔迹不能不说是奇迹。刻石的时间也应该在秦始皇刻石之后，原因是秦始皇前并无刻石记载，至少刻石的人不多，凭石鼓刻字工艺娴熟，石鼓定非初学初刻之物，不可能初刻便能如此流畅。如在石鼓出于“元魏”时期因刻石渐多，而且古时“元魏”祖族离西戎较近，阿富汗、波斯、印度等国，古有刻石记载，石鼓文字迹能如此流畅便不奇怪了。
再次石鼓文肯定要有撰文作者，作者是谁?作者是否有能力与水平写石鼓文上的文字?能写石鼓文文字的人，一是应有较为深厚的文学、文化素养，一定是中国历代名人。二是应是历史上有深厚书法功底的书法家。三是此人要有出现在古陈仓的可能性，同时还要有决定刻鼓的权力。决定要刻石鼓定非一般人可以决定，应有相当大的权利。因为石头刻字需要许多打磨功夫和锋利的刻字工具，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样的工作量是很大的，在先秦时期很难有满足这些条件的人选。而从崔浩经历来看则完全可能。从秦汉以来，我们将符合这些条件的名人一一排查。笔者以为，崔浩是撰石鼓文可能性最大的人选。
2010年5月
责任编辑
黄万机
关键词：姚大荣 石鼓文 研究
中图分类号：K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0)03－62－68
唐初，在宝鸡县南二十里，古陈仓之地出土了十个刻有文字的石鼓。上面刻有一些大篆体文字，人们把这些文字称为“石鼓文”。石鼓文的发现引起了历代文人的极大兴趣，并对之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其拓片有各种版本流传于世，为历代文字学家、书法家所珍视。被视为我国古代大篆经典极品。由于内容主要写游猎活动，故称为“猎碣”。在古代有学者认为石鼓文是我国最早的石刻文字，有人认为系周文王或周宣王时物。近代和现代学者考证认为石鼓文为秦代刻石，有持文公说、穆公说、襄公说、献公说、始皇说多种，研究者莫衷一是。经过多年论战，直至1936年，以郭沫若为代表的“秦襄公说”由于研究缜密，许多历史实与石鼓似有一些契合点或可自圆其说。因此，“秦襄公说”得到了众多学者认同，石鼓文的制鼓时代几成定论。然而，一块上世纪六十年代出土的清嘉庆十三年《重修石鼓寺记》碑的出现，从根本上上动摇了“秦襄公说”(容后文详论)。于是石鼓文的制鼓时代等问题又成了谜。我们不得不再重新梳理清代各说，重新寻找石鼓文谜底的突破口。近年来，石鼓文研究又一度成为研究热点。从近年发表的《1923年以来的“石鼓文”研究述要》及《石鼓文论著目》等文章可以看出，这些文章从宋代到2007年止，共收集了110多本(篇)研究石鼓文著作，但至今石鼓文千古之谜仍然扑朔迷离。
自唐代石鼓出土以来，对于石鼓年代的考古，大概可粗分四说：一是唐代苏勖的“西周说”，二是“先秦说”，在先秦说中又分不同时代观点：有秦文公、秦穆公、秦襄公、秦献公说、始皇说等等。三是金人马定国提出“北周说”。四是俞正燮提出“元魏说”。
一、石鼓文各说疑点与破绽
唐代苏勖的“西周说”至今没有找到依据，只留下一句“世咸言笔迹存者李斯最古，不知史籀之迹近在关中”。历代学者多有不信。自清末民初以来，各说争鸣。
震钧在《天咫偶闻》中持“秦文公说”。马衡发表《石鼓为秦刻石考》(《国学季刊》，1923年，1期)，力证石鼓文为秦刻石，主张“秦穆公说”；郭沫若作《石鼓文研究》持“秦襄公说”；唐兰在《中国文字学》中主张“秦灵公说”；而李学勤在《东周与秦代文明》中赞同唐兰提出的原则，认为石鼓文应为春秋中晚期物。以上这些说法，如果我们认真分析，其实都只是推测，并无定论。
1、“秦文公说”依据。震钧指出研究石鼓文年代至少要符合这样一个一逻辑。因为《吾水》及《而师》同时出现“天子”、“嗣王”舆“公”逭些称谓，因此，不管石鼓文“周说”或“秦说”，应该是“天子”与“嗣王”、“公”曾经是在某处相会的记载。并且为何同时称“嗣王”又称“公”也需有合理解释。他在质疑石鼓“西周说”时指出：“鼓中，天子与公杂见。岂有宣王猎碣，既称天子复称公之理。则天子，周王也。公，秦文也”(《天咫偶闻》(卷四北城))；“文公说”的理由是石鼓文中有“汪殴沔沔”之句，正与《史记·秦本纪》所记秦文公率兵七百人东猎至于淠、渭之会的事件相合。但是若“天子”指的是周王，“公”指的是秦文公，那么“嗣王”又指谁呢?为什么历史上没有记载?(笔者按：如此，在先秦时期而言，只有秦文公、秦襄公、秦始皇可能符合这一逻辑，本文“先秦说”重点讨论此三个年代)。
2、“秦襄公说”的可能性与破绽。关于“周天子”与秦襄公联系是有记载的。因为《秦本纪》记载：“七年春，周幽王用褒姒废太子，立褒姒子为适，数欺诸侯，诸侯叛之。西戎犬戎与申侯伐周，杀幽王郦山下。而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难，东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可见，周天子即周平王(宜白)曾与襄公有交道。那么，“天子”指周平王；“嗣王”则是救周有功的襄公，称襄公为“嗣王”理所当然。故“吾水”中称“公”，称“嗣王”完全可以说得通。同时，郭沫若还认为，一是淠水发源地蒲谷乡，也即秦襄公作西畴的所在地，应该就是石鼓出土地。二是根据逻辑推论，石鼓上“天子与公杂见”有比较合理解释。因此，郭老力主“秦襄公说”。若“天子”指周平王，“嗣王”、“公”则指秦襄公，史实与鼓完全可以契合。因而得出石鼓文作于秦襄公时代(前777－前766)的结论。
“襄公说”虽与“天子”有往来，但也还有需要一个条件，那是“襄公”必应有在歧州或雍城活动的记载。这一点史上也有：秦襄公八年(公元前770年)在西垂，作西畴(畴：古代祭祀天地五帝的固定处所)，祠白帝。《史记·封禅书》载：“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为主少嗥之神，(前770年)作西畴，祠白帝，其牲用骝驹黄牛羝羊各一。”又据《□(□为缺字)正义括地志》在解释“三畴原”时指出：“三畴原，在岐州雍县南二十里。封禅书云秦文公作鄘畴，襄公作西畴，灵公作吴阳上畴，并此原上，因名也。”
从以上这些记载来看，确有很多契合之处。而再看石鼓出土地记载：“唐初时发现于陕西天兴(今陕西风翔)三畴原。”而“雍城”与“天兴”实际上就是一个地方，只是由于原来的雍县后来改为天兴县。于是不但“天子与公杂见”可以有契合，石鼓发现地的记载也似乎有吻合。至于“吴人”不管是“虞人”、“吴山人”、“吴国俘虏”任取一说，似有可能成立。如此众多的契合点，使郭老的“秦襄公说”显得比较符合逻辑。因此，自清末以来，此说几可自圆其说。
但是，一块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土的清嘉庆十三年《重修石鼓寺记》碑的出现，从根本上上动摇了“秦襄公”说。因为石鼓出土地，历来比较清楚，从较大的范围来说，石鼓出土于“三畴原”，更具体的地方则是雍城(即雍县后改名天兴县)，在古之“陈仓之野”，故有称“陈仓石鼓”，有称“歧阳石鼓”，或称“歧州石鼓”，这不过是从较大的范围而言的。雍城、天兴和陈仓三地则比较具体。土石鼓的具体地点记载归纳起来，只有天兴(或雍县)和陈仓两种说法。而《重修石鼓寺记》上记载：“山去邑东南十余里，蜿蜒南来，如蛇龙然，自鸡峰而下逼临渭水，其山之阳有寺，颓废有年，荒烟蔓草，荆榛满目，遥望之，不帝寒郊一荒冢耳，父老尝曰：‘此古之大刹也，昔之石鼓实出于此……’”。石碑落款为：“嘉庆十三年岁次戊辰仲冬月邑丁卯科副榜高奋翥薰沐撰文书丹”
显然，石鼓真实出土地应该是在现宝鸡市郊东南十余里的渭河南岸。现归渭滨区管辖。这里地处陈仓山(即鸡峰山)的北阪，隔渭水与秦汉时的古陈仓城相对，距隋唐陈仓城不远，它与记载的“陈仓之野”完全吻合。然而，秦襄公八年(前770年)在西垂，作西畴，祠白帝的地址史有明确记载，是在“三畴原在岐州雍县南二十里”。可见西畴并不在陈仓，而是岐州雍县南二十里处。由于石鼓认为是“作西畴”时物件，陈仓又不是 “作西畴”之地，因此无法自圆其说。
当郭沫若先生得知《重修石鼓寺记》的出土后，1972年发表的《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一文中，对他原来依据《元和郡县志》说，石鼓在“天兴县南二十里许”，后改为“‘石鼓’原在宝鸡(古称陈仓)三畴原上”，但仍持“秦襄公”说。然而从地理位置上看，三畴原(实指三个畴所处原野)是一个较大的范围，而古陈仓的东界只达千河东岸，显然从“三畴原”与陈仓的关系来看，“三畴原”是一个大范围，陈仓则是“三畴原”的一个小地方。“陈仓三畴原”之说显然牵强。可见“秦襄公说”失据。应该说“先秦说”中的“襄公说”的契合点是最多的，如果“襄公说”都不成立，那么可想而知“先秦说”中的其它之说更是不能自圆其说了。
3、“始皇说”的依据与破绽。由于先秦时各国除“周天子”外，各国首领均称“公”，那么秦始皇称帝后，当然也可以称天子，而《史记·秦始皇本纪》文中又记载有秦始皇与鲁诸儒生议刻石的记载，固有此说。然而议刻石虽确有其事，但“峄山刻石”，虽原石佚，但内容有载。今传本为宋淳化四年(993)郑文宝据其师徐铉摹本重刻于长安(今陕西西安)。碑石现存陕西西安碑林。为篆书共十一行，每行二十一字。内容为：“皇帝立国，惟初在昔，嗣世称王。讨伐乱逆，威动四极，武义直方。戎臣奉诏，经时不久，灭六暴强。廿有六年，上荐高号，孝道显明。既献泰成，乃降专惠，亲巡远方。登于峄山，群臣从者，咸思攸长。追念乱世，分土建邦，以开争理。功战日作，流血于野。自泰古始，世无万数，他及五帝，莫能禁止。乃今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复起，灾害灭除。黔首康定，利泽长久。群臣诵略，刻此乐石，以著经纪”。显然不是石鼓文。由此观之，若真的刻有其他石刻岂有不记之理。显然石鼓也不是始皇时期之物。
4、石鼓文“北周说”依据与破绽。马定国考证认为石鼓是北周时物(注：北周系西魏后的一个政权，都于长安，始于闵帝元年(557年)，止于静帝大定元年(581年)，历时25年)；其依据是说北周时，周王有在岐阳一带狩猎活动的记载，完全有可能是北周时留下的“猎碣”。而南宋人汪上湖考证后指出，根据《周书·文帝纪》记载：“大统十一年冬十月大阅于白水，遂狩于岐阳，遂事在十一月朔可也，然不得‘嗣王’义。又十三年十一月狩歧阳，保定元年十一月丁已狩于岐阳，十二月壬午至自岐阳，二十六日无丙申；天和三年十一月甲辰幸岐阳，十二月丁丑至自岐阳，三十四日无丙申”。因石鼓中有鳄、鲤，杨柳、霖雨、舫舟，皆为春天巡猎之景，并非冬狩，而石鼓《吾水》中载有“日惟丙申”(“丙申”，古代计算年月日的甲子)经推算，这几次狩猎歧阳并无“丙申”日。显然也不是北周“猎碣”。
5、清人俞正燮提出“元魏说”依据。俞正燮在《答成君瑾书》指出：“太平真君六年九月，杏城胡盖吴反。十一月诏扶风公元处贞，平阳公慕容嵩、西平公寇提及尚书乙拔讨之，车驾西征。七年二月丙申幸“盩厘”(今陕西周至县)诛叛民；军次陈仓，诛散关氏。还幸雍城，田于岐山之阳。乙拔等破吴，吴遁走。三月，车驾旋轸。八月吴死，传首京师。则鼓曰“丙申”溯盩厔之事也；云‘天子来’，世祖也；云‘嗣王’，谓五年太子晃副理万机、总统百揆也；云‘公谓天子’，扶风四公也；云“吴人怜悯宋人”，宋人雍、梁二州兵屯境上，助盖吴者遁也……。推石鼓为太武时物，其地合，其人合，其事合，其日合，其字画合。
然而俞正燮的说法也并不是没有破绽，一是太武之父明元皇帝本讳“嗣”，鼓上为何不讳?二是在《续汉书·郡国志》陈仓下注有：“三秦记日：秦武公都雍，陈仓城是也。有石鼓山，将有兵，此山则鸣”。也就是说“石鼓山”汉代以前已有记载，说是“元魏时物”岂不失据?
总而言之，石鼓文各个时代的说法都有依据而都有破绽，这也就是石鼓文成千古之谜的原因。
二、姚大荣介入讨论的原因
清代末期中国学术界有一个对石鼓文谜底的研究、探索和争论的高潮。一些人相信其为秦时古物，一些人又有怀疑。当时任“学部图书局行走”的黔籍著名学者姚大荣先生也觉得这东西确实十分蹊跷。在他看来，相信的人固然并不知其原委，听到便跟着起哄；怀疑的人要想找到怀疑的确实证据也是徒劳往复。姚大荣素以博览群书著称，因此才引起了他的兴趣。他读了石鼓文后也不得要领。又奇怪石鼓文所载的语言，其事其文都与关于朝章、政典、讲武以及文学源流等相关，不应该在古之经史中丝毫没有考见。况且石鼓文出土那么久的年代，论著已经非常之多了，大体上也与经部的小学、史部的金石、子部的艺术、集部的诗文都有相关的地方，哪里可能有那么有名的东西，还能任其没有定论的道理?于是他下决心一定要弄清楚这件事。姚大荣考溯其根源的时候，发现第一个断石鼓为“史籀之迹”的是唐代苏勖，他首先怀疑苏勖的说法有没有考据?再读石鼓文文字，仿佛觉得与崔浩的《广德殿碑颂》其语气、用词与石鼓文如出一手。为此，他“流览群籍，平心静气以求合于苏勖所言，终不得一当。而求合于崔浩之据，则众证奔赴，触目有会。恐一人之见不足以破积非。迟回久之”。(《石鼓文足征记》)
又过了数年，他在《癸巳类稿》中发现了《俞理初与成筠园书》，书中多有驳金代马定国“石鼓为西魏大统十一年(545)说”。俞理初认为石鼓文应为元魏世祖太平真君七年西征盖吴时的东西，姚大荣先生看了《俞理初与成筠园书》后，认为文章“索隐钩沈，援据精确”，且一针见血，考证颇具说服力。于是姚老先生便下足功夫进行更深入考证，写出了洋洋万余言的考证文章《石鼓文足征记》(该文全文一万余字，全文系用文言文写成)。文章认为，石鼓文肯定出于北魏时期崔浩之手。
姚大荣先生并非清代旧学遗老，他对西学也十分关注，是当时中国首倡使用阳历的不多的几个学者之一。姚大荣先生在清代曾任“学部图书局行走”，显然有机会见到各种版本图书。从来都以治学严谨著称，自谓所著之文“均系博考群籍，力抉本真，不参世谛。每树一义、征一典，其有关考订者必探索根源，穷其究竟。不强前人以就己说，不割裂字句以证成私见，后之览者定能鉴此苦衷也。”(见《惜道味斋集》)
三、姚大荣对石鼓文考证的主要观点
姚大荣的考证中主要是依据俞正燮提出的“元魏说”，从五个方面进行，一是“元魏说”相关依据，二质疑，三是存疑，四是辨疑，五是寻找其他逻辑关系的契合点。通过多年考证他列出二十一条考据。由于原文论证纷繁，用字生辟，现将主要观点简述于下：
1、崔浩到过陈仓。根据《魏书》之《崔浩传》记载，崔浩曾“随世祖西巡至东雍”即到过陈仓，并且有两次陈述进军策略的历史记载，歧阳之狩，石鼓之刻，应该正是此时。
2、历史上有“刻石树碑，勒宣时事”的记载。太武在神嘉四年，有“行幸漠南大狩，勒石以纪功德”记载。有“行幸中山，次于恒山之阳，诏有司刊石勒名，两事俱载本纪”。证明以前有过石刻。
3、行文与文风与崔浩类同。石鼓多用重文，而崔浩在《广德殿碑颂》亦是这样：“肃清帝道，震慑四荒；有蛮有戎，自彼氐羌。无思不服，重绎稽颡。恂恂南秦，敛敛推亡。莪莪广德，奕奕焜煌!”仅仅此十句，而直接 抄雅颂的就有二句，连用重文的就有四句，如果注意一下音训、用词而再诵读，其章句、音节、神理与鼓文十分相似。从崔浩生平著作来看，他喜欢摹仿经典，那个时代能作此言而与《雅颂》相同的人非崔浩莫属。
4、鼓文中“吴人”有据。鼓文有“吴人怜悯”之语，与《崔浩传》：“吴贼南寇，舍之北伐”之语气相类似，其中都有斥宋师之言。“吴人怜悯”之句下面是“载西载北”，应该是指历史上魏师循渭西追盖吴之事。“是时两军相持，利钝未决，太武此行，为畋渔游观而来，故无一语及战事，决知刻石在破吴前，与太武纪一一吻合”。
5、“史籀之迹”与“石鼓文”明显不同。世传魏碑多系隶楷，间有杂篆笔者。因此苏勖以为是史籀之迹。如将《说文》所载籀文的特点与石鼓文比较，籀文的字形是“首尾锐锋”素有“钉头鼠尾”的特征，与石鼓文字形不同。而且从石鼓文来看，其字形同秦篆，而结体团扁，状类北碑。只要比较一下字形，明显不是籀文。
6、崔浩精于书法完全有写石鼓文的可能。周书《黎景熙传》有言，黎曾经跟崔浩学过楷篆。崔浩精于书学，更长于训诂、工于篆书。完全有能力及可能写出如此流畅的大篆。
7、崔浩经历复杂，主管朝廷礼仪有撰文的可能。史称崔浩留心制度科举及经术，历事三主，自朝廷礼仪军图书记皆待咨决而行。
8、世祖时曾颁有新字诏书，许多字与石鼓中的字相似。姚大荣指出：“鼓文中有文体错谬，会义不惬之语，单提会义生文，则其造字宗旨偏重会义可知”。同时还指出，鼓文中许多字在历史文献上没有出现过。有历史记载过，世祖曾造过新字千余个，这些新造之字都出于崔浩之手，从石鼓上篆文的字来看，许多字型与世祖所造新字很相象。北朝动辄造字，如曾经造过这样一些字：“神虫为蚕”、“巧言为辩”，“追来为归”、“百念为忧”、“不用为罢”、“更生为苏”、“先人为老”等字，我们再看石鼓文许多文字就有这些特点(可见石鼓文拓片)，由于崔浩行笔遒雅，结体整密，又纯用篆法，同时又翻以古厚之趣，所以自苏勖以来很多人为都误以为上古之字。
9、石鼓文许多字没有记载。在石鼓文中有许多字字形怪异，应该就是“太武新字”。但魏书《江式传》中，江式提出撰集古今文字，叙述源流，其它都比较详细，唯独未记载太武新字。其意可能是碍于祖制，为尊者讳的关系，事有难言，未竟其功。
10、唐代各家臆断石鼓文为史籀之迹的原因。魏书《崔浩传》中说他“弱冠为郎，道武以其工书，常置左右。”崔浩四代都是有名的书法家。魏齐间碑刻，虽结体不同，而古厚多变其态，绝非唐初诸人所及。崔浩位重才高，杰出冠代，因此石鼓文在唐代一出现，就为书法家所赞赏。因此才使得苏勖等名家臆断为史籀之迹，而欧、赵著录之后，大家更是认为非史籀不能作也。
11、关于“嗣”字避讳辩疑。有人提出，若为太武时物，太武之父明元皇帝讳“嗣”，作鼓文者断无不避此讳，而以“嗣王”称其子之理。姚大荣认为，崔浩之时因为“嗣”字之义，在鲜卑语为何等字虽今不可晓。按《隋书·经籍志》记载，魏氏迁洛前并未使用华语，迁洛在太和十八年，上距太平真君七年已有五十余年。当时鲜卑尚未使用华语，而太武之时语言隔阂。明元皇帝之讳“嗣”，是由鲜卑语译成华文后的字，论其国俗，本不避讳。姚大荣指出：太平真君四年十一月令皇太子总百揆诏就有：“其令皇太子嗣理万机，总统百揆”之句。又有《南齐书》之《魏虏传》下太子晃诏云：“倍宫嗣诏，百王旧例”。可见二诏皆不避“嗣”字。故石鼓不避“嗣”并不能证明非当时物。
12、苏勖与崔浩生活年代不远，是否有可能不知?有人说苏勖离崔浩年代不远，如果出自崔浩手笔，苏勖岂能不知?姚大荣认为：“在典午南迁以后，隋唐统一以前，江左以中原为戎马之余，中原以江左为文物所在，学术文章每不相照。因此，苏勖不知，实属情理之中”。
13、石鼓文为史籀之迹应是苏勖臆断。苏勖的《叙记》后世并无传者，其文只见于唐人征引而已，主要为窦泉的《述书赋》注中，李吉甫《元和郡县志》等记载。窦泉在《述书赋》中说：“吏部侍郎苏勖《叙记》卷首云：“世咸言笔迹存者李斯最古，不知史籀之迹近在关中”。李吉甫记载“贞观中，吏部侍郎苏勖纪其事日：虞褚欧阳，共称古妙。盖显闻于唐初。虽岁久讹缺，然遗迹尚有可观。而历代纪地理志者，不存纪录，尤可叹惜”。若有可信详实传记，苏勖定不会这样说，窦、李也必然会详为征引，但二人惟苏勖臆说是从以外，更无一字称述，岂有唐初诸人都未见此等传记的，难道是在梦中见到的?再说贞观元年上距太平真君七年，仅一百八十二年，并不太久。因露处于野，故有讹缺。前代地志不录，可见离唐代并不远。歧阳为帝王狩猎名区，屡见于史，并非偏僻之处，磐磐巨石，磊磊棋布，如果真的是籀文，近在耳目之前，史家早应著录。汉时都城在长安，距岐阳较近，班固本是扶风人，郡中若有此古物，不应不知，也不会知而不言。许慎所著的《说文》号称搜采旁及郡国山川鼎彝，郦道元《水经注》号称备录关中古迹，岂有胜地名刻而反遗之?
15、杜甫没有肯定石鼓系李斯前之物。杜甫在《李潮八分小篆歌》中的确称石鼓是仓颉之后，李斯前之物。但他后来也有诗云：“仓颉鸟迹既茫昧，陈仓石鼓又已讹”。姚大荣认为，从时间上看，当时杜甫之诗不过是附和苏勖臆说，作《李潮八分小篆歌》时是未见石鼓之前。从后来的诗中看“又”与“既”相对，“茫昧”与“已讹”对，已将石鼓文与鸟迹相提并论。如果杜甫果真以为石鼓为籀文，自不会这样说。这是他在“巳访”之后，或视石鼓有无、轻重毫不介意，自在言外。杜甫与苏勖时代相近，或者所见石鼓是初拓不久之物，故一经发见此物，或斥之为“已讹”，与太古鸟迹同论也未可知，其对苏勖之说不以为然可由此而知。杜甫作为唐代著名诗人，看问题亦是足冠一代，但他只论其书法，而不讲石鼓所载之言，难道我们不觉得奇怪吗?
16、用小“二”字代前字习惯在先秦并不多见。在石鼓文中有多处用“小二”(即现仍使用的两点代前字)。石鼓中的重文常用“二”代。以小二字赘其下的情况在三代钟鼎及秦石、汉碑、晋帖中多有之。石鼓文在其后显然是主要原因，而并非石鼓为文者的原创。在古代旁书小二字作重文，必竟是一种苟简之文字。因此，即使是汉代石经及其他典册等重要文字中都没有这种体例。
17、若石鼓制于元魏时期，为什么《续汉书》会有陈仓石鼓山记载?《续汉书·晋国志》引辛氏《三秦记》记载：“陈仓石鼓山，有兵则鸣”。如果说石鼓真是北魏时之物，不应该在汉代即以石鼓作山名?不应先有名而后有鼓啊?姚大荣认为：石鼓山，并不一定是以“石鼓文之石鼓”命名。如《魏都赋》注引《冀州图》记载：“邺西北石鼓山，山上有石，鼓形”。谢灵运也有《登上戍石鼓山》诗，《太平寰宇记》亦有记载：“武安县南鼓山上有石鼓二”。这些都是山以鼓为名的，并非因有文字而有名的。陈仓石鼓山虽自汉著名，但辛氏并未说其石鼓有文。完全有这样的可能，当初不过有顽石十枚，确具鼓形，地志则因以取鼓之名。而崔浩随猎见之，因制文刻其上也未可知。比如我的家乡(姚大荣，贵州普定人)贵州安顺府城南有石七枚，形亦如鼓，莫知其由来，府志谓之七星石。假如以后有好事者续加篆刻，难道我们就会认为府志不录其文吗? 18、先秦以前很少有石刻。姚大荣先生在考证石鼓文时注意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先秦时期有没有石刻?经过考证，他认为周代没有刻石!而且非但周代没有，就连夏、商也没有。先秦古迹记载有石刻的，惟有《穆天子传》。传称：“天子五日观于春山之上，乃为铭迹于县圃之上，以诏后世。”是专为勒铭功德。穆传又称：“天子逆驱，乃纪铭迹于弁之石”，即“西王母之山”。此当为我国古刻石之始。其后则没有记载或出土文物支持。这缘于中国古代重镂金，不尚刻石。秦以前中国没有石鼓这样的石刻。
19、《坛山刻石》传为周穆王书迹无据。有人说《坛山刻石》传为周穆王书迹。赵明诚以笔画类小篆为疑，宋濂尚辨正而重摹之，石鼓文则赵明诚不复有异词，似属可信。姚大荣指出：坛山篆迹古无记载，然而怎么竟然会突然出现于北宋中叶，其来处岂能经得起推敲?如果欣赏其字画奇古，存疑可也，竟断以为周穆王书是没有依据的。
20、秦代以前重镂金，而不刻石。有人提出始皇本纪上有记载说，群臣议称，古之帝者犹刻金石云云，可见石刻由来甚古，不始于秦。姚大荣认为，秦时虽有这样的说法，不过都是以金石相配成文的。其实三代制作，镂金而不刻石，刻石是秦人特创之制，故史公以特笔记之。姚大荣还指出，我遍考三代古书并无刻石记载，惟秦本纪载《蜚廉石棺铭》中有五字，在商周之际，是为石刻见于记载之始。当时群臣议称，古之帝者犹刻金石。刻金，中国制也，刻石，西戎制也，秦兼而用之，故群臣以是为言。然由今溯秦二千一百余年，泰山琅琊，秦篆遗刻尚有存者。“秦汉石刻，传世者指不胜屈，周祚绵长，果有石刻，八百年间应有千百种流传，但今不及见，岂唐以前人皆不及见，仅让石鼓文孤行天壤耶?”
21、石鼓文不可能是吊比干的文字。有人提出，石鼓文可能是凭吊比干的文字，论者以为是崔浩之笔。姚大荣指出，比干墓上之文是魏孝文帝太和十八年之作，当时崔浩已经死了快五十年了，怎么可能是他写的呢?非者不得冒以为是，是者也不得没其真。
姚大荣最后指出：“考证之事，前疏后密，俞君之言，俟圣不惑，余亦乐得而赓续之。余若董卣、程大昌二家以为周成王鼓，至今尚有袭其说者，以诗书之文较多，尤便掇拾附会耳。郑樵以为秦鼓，陆友仁以为北魏宣武帝景明二年所刻，杨慎臆造全文以欺世，贻笑千古。后来师其故智，实繁有徒，动辄增改鼓文，以圆私说。似此何必考古?但须另刻十石，欲题为何代即以为何代石鼓，无所不可，而必以诬石鼓乎?故余谓石鼓文之可信者，除‘天一阁’北宋真本外，凡有不合于薛尚功、郑樵、王厚之、施宿、潘迪、王昶诸家所录者，皆伪造也。不可以污吾简牍。此等臆说及其他专书丛说，片文孤证，语等捕风，无烦扫雪。”
四、关于“石鼓文足征记”引起的争论
《石鼓文足征记》一文刊发于宣统三年，收入姚大荣先生《惜道味斋集》中。但二十余年后(1936年)，著名上海青阁书庄店主杨寿祺在姚大荣《惜道味斋事集》一书中见到了此文后。写有一篇约2000字的文章——《驳姚大荣石鼓为元魏时物》。对姚先生“石鼓文为北魏崔浩制二十一条”批驳，但杨文中也多为一己之见，只是辩驳姚文的“矛盾”、“武断”，“殊嫌穿凿”、“未免武断”、“举证亦未为充足也”、“凭空臆断”而已。其实，姚老先生考证的内容均是存疑之说，或是极有可能之说，并非每证均属“斩金截铁”。其实考证之事，若有充足定论无需二证。比如杨寿祺认为：“首行‘吴人’二字，实为掌田猎之虞人。吴虞古通，不得作宋人解。”为什么一定就是他之所指是正确的，别人就不对，杨先生没有说明原因，显然更是不足信之一家之说。鼓文有“吴人怜悯”之语。“吴人”指何人?也有可能是“吴山之人”；也可以说是春秋时之吴国人。但三说均无可靠证据，或者可以说都可自圆其说。当然也不能排除是“盖吴”的吴人。除非你拿出可靠依据。也有一些考石鼓年代者将“吴人”定为春秋时期古吴国的吴人。其时，古吴人疆域不仅包括今苏、锡、常、镇地区，还应包括今南京和湖州地区。而石鼓出土于古陈仓，不管说是先秦哪个年代，都有牵强之疑。因为吴人离此太远。从《古吴国大事记》来看，吴人灭于公元前473年(即周元王三年)。而鼓上还有“天子”、“嗣王”的称谓。所称何人无可指代。
笔者读了姚老先生的洋洋近万言的《石鼓文足征记》后，也觉得论证极为可信。笔者拟站在今天信息丰富，资料众多的时代，以客观公正的立场对二位先生针锋相对的观点进行客观分析。姚大荣从清人俞正燮说，并加以发挥考证，列出二十一条证据。多年来仅有杨寿祺先生提出异议，细读杨文，仅用二千余字文章，驳上万字的长证，始终是力不从心。完全不足以证明石鼓非出于北魏时期崔浩之手。更不能证明石鼓是先秦之物。笔者认为，在没有更精准证据之前，姚大荣的《石鼓文足征记》应该是目前最权威的定论。
杨先生主要身份是书商也曾写过“石鼓先秦说”之文章发表，收有石鼓旧说版本、拓片等，若信“元魏说”，收有旧本、拓片岂不是一钱不值?这也许是他不愿心平气和讨论姚大荣先生考证的原因之所在。
五、石鼓及石鼓文之我见
由于受当时信息、书籍查阅限制，许多考证或有局限性。从今天的角度来看，研究石鼓文应该从多学科、多角度、多系统进行综合研究。笔者认为姚大荣的考证已经做到了从多学科多角度进行考证，在当时来说已属于不易。
其实考证石鼓文，除从可能、原因之外还应从笔迹学角度进行思考。若石鼓是“史籀之迹”，当然也就是先秦之物。但是石鼓是否可能是“史籀之迹”呢?史佚(前1046～206)系周宣王时为史官。当时，由于没有发明纸、墨等，字是由硬笔蘸漆写在竹简上的，由于漆的特性，下笔墨重，收尾墨必不足，因此史籀的特点是“丁头鼠尾”。虽然都是大篆，但石鼓文显然是上下齐一的(对比一下可知，其字体特征明显不同)。显然字迹所用的介质不是硬笔也不是漆一类的东西。而是在纸、墨发明之后才会有这种现象。
其次如果在先秦时期，要刻石至少要先用硬刀蘸漆在石头上写字，这样写下来的字迹是否可能有石鼓文那样的流畅程度呢?其实我们只要用原始工具在石头上试一试便知其难度如何了。当然有人会说从远古陶器上不是有软笔的图案吗?当然是有的，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毕竟不是主流，在先秦时期的陈仓山野，在还用锅烟、木炭作墨的年代，出现如此流畅的笔迹不能不说是奇迹。刻石的时间也应该在秦始皇刻石之后，原因是秦始皇前并无刻石记载，至少刻石的人不多，凭石鼓刻字工艺娴熟，石鼓定非初学初刻之物，不可能初刻便能如此流畅。如在石鼓出于“元魏”时期因刻石渐多，而且古时“元魏”祖族离西戎较近，阿富汗、波斯、印度等国，古有刻石记载，石鼓文字迹能如此流畅便不奇怪了。
再次石鼓文肯定要有撰文作者，作者是谁?作者是否有能力与水平写石鼓文上的文字?能写石鼓文文字的人，一是应有较为深厚的文学、文化素养，一定是中国历代名人。二是应是历史上有深厚书法功底的书法家。三是此人要有出现在古陈仓的可能性，同时还要有决定刻鼓的权力。决定要刻石鼓定非一般人可以决定，应有相当大的权利。因为石头刻字需要许多打磨功夫和锋利的刻字工具，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样的工作量是很大的，在先秦时期很难有满足这些条件的人选。而从崔浩经历来看则完全可能。从秦汉以来，我们将符合这些条件的名人一一排查。笔者以为，崔浩是撰石鼓文可能性最大的人选。
201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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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