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83年开始写作的，最早不知道中篇小说是什么的时候写了《北极村童话》。写《北极村童话》有一个机缘，我就读大兴安岭师范时——当然这个学校跟你们这样的名牌大学没法比，是师范专科学院——我读中文系的时候对文学感兴趣，在师专二年级的时候，开始练笔写小说，然后投稿。投了几个短篇，都遭到退稿。最后投到本省的《北方文学》，其中一个短篇，叫《友谊的花环》，得到了编辑宋学孟老师亲笔回信，我特别振奋。
　　那个年代投稿，编辑部是给退稿的，通常是附一张铅印的退稿单，把你的名字填上去，“迟子建同志：感谢您对我刊的支持，您的写作有一定基础，但还达不到发表的水平，希望您继续努力，与我们保持联系”，大意是这样的。所以说能收到一封亲笔回信，能够看到针对我的小说提出的具体建议，欣喜之极。编辑宋学孟让我修改那篇小说，我改了寄过去，他看完又寄回来，如此三次吧，后来宋学孟写信给我说，迟子建同学，你这个小说改得越来越失败了。他写了一段话对我触动特别深，他说你不要想这个小说承载一些什么东西，你要写你自己熟悉的、喜欢的生活，放开来写，可能会好。最后他直接告诉我，把这篇小说废了吧。因为它已被改得不成样子，绝无发表的可能性了。
　　写作《北极村童话》之前，我并不知道将写的作品，会是怎样的体量，就在下晚自习的时候，坐在教室的书桌前，开始写作这部小说。北极村是我的出生地，它是中国的北极，一江之隔就是前苏联。我住在外婆家，外婆家的邻居，一座木刻楞房子里，住着一个老奶奶，当地人叫她苏联老毛子，她是斯大林肃清白俄时逃到中国的苏联人。那时中苏关系相对紧张，没人敢跟她有深的接触，生怕走动频繁了，惹上麻烦。老太太跟她的一个孙子生活在一起，我们叫他春生。春生愣头愣脑的，很孝顺，有时我会跟春生一起玩。因为两家只隔着一个菜园，我就接触到了苏联老奶奶。她教我跳舞，她冬天时还穿着长裙子。这个内心有着历史和政治伤痛的老太太，对我心灵的触动特别大。她是怎么死的呢？我小说里写的细节都是真实的，我们那儿的每一幢房子都是独立的，户与户之间，隔着菜园。有时候春生会回到父母那儿住，有时则陪奶奶，就是苏联老毛子，帮她劈柴、挑水。我姥姥每天隔着菜园，会望见春生奶奶所住的房子，习惯性地看一眼她家房子的烟囱冒没冒烟。有一天我们突然发现，春生家的烟囱没冒烟，赶紧喊她家人来看，结果发现这个老奶奶直挺挺地躺着，已经去世了。这个事件给我童年心理的阴影是非常大的，一个人可以这样无声无息地死了，而她生前没人敢去看她。
　　我写《北极村童话》时，带着浓浓的感伤情绪，昨天研讨会开始时，一些批评家谈我作品的时候，可能没认真读过此作，也许仅仅因为篇名，就说这是童话作品，其实不然。这不是童话，这是关于童年伤痛的回忆。写完《北极村童话》以后，我发现它比我以往的习作篇幅要长。我把它寄给编辑，编辑说这是一部中篇，也是篇好小说，但是那个年代《北方文学》中篇发得较少，短篇较多，我的责编宋学孟先生，便把它推荐给上海的一家刊物，但最后也没有发表，说它有点散文化。后来我记得很清楚，是1985年的夏天，黑龙江作协在萧红的故乡呼兰，办小说创作研讨班，我作为其中最年轻的作者去参加了学习班。作协请了《人民文学》编辑、现任《三联生活周刊》的总编朱伟来给我们讲课，他负责东北片小说的编辑工作。我那时候挺青涩的，拿着《北极村童话》的退稿，很想让朱伟帮我看看，但他当时一直在看我们省里那些发表了一定数量作品的中青年作家的稿子，所以我一直犹豫着，直到他要出发前两个小时，趁着他在会议室休息，我才鼓足勇气敲了敲门，我说朱伟老师，您能不能帮我看看我的一个中篇，随便翻几下，看看它像不像小说？朱伟客气地说，好吧，我翻一下。结果他用出发前的时间飞快地看完，然后他敲我的门，第一句话就说，你为什么不早点寄给《人民文学》？这篇小说后来发表在1986年2月号的《人民文学》上。这是我初登文坛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对朱伟的知遇之恩，我始终感念。
　　从《北极村童话》开始，我的笔就带着故乡的色彩，开始了忧伤的文学之旅。我看了一下我的中篇小说目录，还打印了一份，一共写了五十部。这五十部中篇小说有过多次的结集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过五卷的中篇，前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八卷中篇小说系列。这八卷还是我在这五十部里面精选出来的。现在就让我沿着目录的脉络，来谈我从《北极村童话》开始，走了怎样的中篇之路。
　　批评家喜欢给作家的写作划个一二三段，那么我也仿效着，给自己的中篇分个时段。大抵是四个阶段吧，前五年，中间五年，再两个各十年，刚好三十年。
　　《北极村童话》之后，也是受1980年代初文学思潮的影响吧，那时先锋小说大行其道，我的第二部中篇，写的是个荒诞故事，它发表在1986年丁玲主编的《中国》杂志上，这个杂志早已停刊了，这部中篇叫《初春大迁徙》。这个作品我现在回过头来看写得比较“愣”，富于探索，但不足也是突出的。这也说明我从天然的《北极村童话》开始的中篇步态，还是有一些踉跄。1986年，《中国》杂志在青岛举办笔会，格非、北岛、徐星、多多等人参加，我在笔会上结识了这些作家。那时的《中国》，可以说是先锋派作家云集。记得残雪的重要作品，都发表在《中国》杂志上，比如《苍老的浮云》。我为《中国》杂志写的《初春大迁徙》，好像戴着枷锁舞蹈，不那么畅快，因为我写它时没有写《北极村童话》那般艺术的愉悦，也没有那种真正进入小说人物世界、与之共融的心理，所以在1980年代末，我很快从这种状态里走出来。
　　1990年我在《人民文学》发表了一部中篇《原始风景》。写作《原始风景》时我在西安，就读西北大学作家班。西安的春天常常黄沙满天，我很不适应这种气候。贾平凹老师生活在西安，我觉得那里的作家之所以具有经典性，与这种气候有关吧，风沙渐渐把他们打磨成了出土文物。我那个时候特别怀念故乡，怀念故土的人和事，所以是不知不觉进入了《原始风景》的情境。我记得在“引子”里写了这样一段话，就是我当时在西安的心境：“夜晚坐在桌旁，我感受不到沁人心脾的寒意，风沙像烈马一样，奔驰在印满着无数世纪辛酸与耻辱的苍老的屋檐下，树叶和花在风中以不同的姿态竞争生存，我的笔反反复复地写着那些我写不完的故事，厌倦了的故事，我的头发在风中散开，灰尘与暑热折磨着我的每一根神经，我知道有雾的天气已经消失在我的童年了，我的头发很难感染它的清新、凉爽和滋润了。”这段话，是我当时在西安求学生活的真实感受。 　　自《踏着月光的行板》开始，到《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布基兰小站的腊八夜》，直至《晚安玫瑰》，我想说的是，作为一个小说家，我自觉在艺术的成长当中修正不足，伤痛和死亡在我的中篇小说里不再是一种意象和背景，而是真实客观地存在了。我在生活中，真正沉潜下去了。早期写《北极村童话》时的忧伤，已然化作苍凉，我相信这种苍凉还会持续下去。
　　从我的中篇写作脉络来看，每隔一两年，我都会自觉投入它的怀抱，为什么我对中篇如此热爱呢？我觉得中篇有以下优势：这种文体从体量来说不高、不矮、不胖、不瘦，从气质来说，不卑不亢，不急不躁，应该说是一种非常健康的文体。因为健康，它也是特别的有气量。我在《江河水》中谈中篇的时候也说到，如果说短篇是溪流，长篇是海洋，中篇便是江河了。我们知道溪流一般藏于深山野谷之中，大海虽然广阔，但也是远在天边。而纵横的江河始终环绕着我们，伴随我们的生活。所以说这种文体更接近我们的生活，与我们休戚相关，我们可以在江河上看到不同的风景。我相信只要不是在大城市长大的，在任何的一个乡村，我们都会遇见河流，每个人都有我们生命当中记忆的河流，这样的河流有你故乡的影子，有船声，有云彩的倒影，有你熟悉的庄稼，甚至有你熟悉的亲人。而这一切，便是中篇的动力之源。
　　我的中篇之水汇聚的是我熟悉的土地上的江河水，呼玛河、黑龙江、额尔古纳河、松花江，都是我的生命之流。我的中篇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这些河流的歌唱。无论都市还是乡村，河流带给我们的，除了沁人心脾的清澈，还有无奈的浑浊。一个小说家所要做的，就是把一条河流真正的滋味写出来。它们有甜有咸，有苦有涩。
　　我对中篇小说的第二个认识是，我觉得它在艺术上更能做到张弛有度、收放自如，艺术的自由度和空间都恰到好处。这种文体非常适合创新，也适合反叛，每一颗逆流而上的文学之心，很容易从中篇接近他们的艺术天地。让我举例说明吧。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大家都读过，他是因为这篇作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这也是世界文学史上杰出的中篇。小说描写的故事其实很单纯，一个老人一连八十四天没捕到鱼，到第八十五天的时候打到大马林鱼，他很高兴，在漂泊的海上，把这条大马林鱼拴在小船上，带它回去。在茫茫大海之中，他遭遇到鲨鱼群，不断吃他的大鱼。他用了船上所有的工具与之搏斗，赶跑了鲨鱼，终于精疲力竭地回到岸上。可是他的船拖回的只是一具大马林鱼的骨架。很多批评家谈这部作品时，都说这是海明威在表达人的精神是不可战胜的，他塑造了一个硬汉形象，即使拖回一具骨架，精神上也是不能输的。可是我觉得他写了一部伟大的哲学书，生活就是一场悲剧，大的悲剧。生活本身很多美好的东西，注定是要被啃噬掉的，生活的很多恶是不可战胜的，战胜了吗？没有。你剩下的是一具骨架，那些可以滋养你生命的鲜活的东西，被强盗、被这群鲨鱼给盗走了。所以我认为海明威写《老人与海》的时候，已经是他自杀的预兆了，生命在大自然面前如此渺小，最后就是一具躯壳而已，这就预示他最后开枪把自己打死，也剩下了一副骨架。这是我非常喜欢的海明威的一部中篇，《老人与海》也是具有长篇气象的中篇。
　　再看我们在语文课本都读过的《阿Q正传》，这是鲁迅先生唯一的中篇小说，它太好了，以立传的形式来精雕细刻阿Q，对中国那个时期的国民性的揭示，深邃博大。现在想想里面那些生动的人物，想想阿Q、吴妈、假洋鬼子等等，如在眼前。鲁迅让阿Q画圆圈，其实是为那个时代的中国画圆圈。鲁迅写出了阿Q的可怜可憎，写出了他的辛酸、屈辱和麻木，在小说中阿Q没有自己的名字，但鲁迅赋予了他永恒的名字，不可磨灭。《阿Q正传》穿越时空，依然灿烂，是鲁迅留给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我们这代作家最丰富的中篇小说的遗产。
　　中篇小说写得魅力四射的，还有吉尔吉斯斯坦的艾特玛托夫，他去世的时候我非常感慨，觉得他应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大家知道他的《白轮船》，但是他早期的中篇《查密莉雅》，也许大家比较陌生。《查密莉雅》写的是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女主人公查密莉娅的丈夫上了前线，她留在后方。她家里有婆婆，还有小叔子。她有一次在运粮的途中，遇到复员军人丹尼尔，丹尼尔的歌声非常美，吸引了查密莉雅。两个自然的人在大自然中相爱，加上俄罗斯美丽的原野风光，以及艾特玛托夫擅长的白描抒情的笔法，这个小说写得简单、纯真、唯美，像一幅风景油画，最后是两个相爱的人出走了，一村的人都在谴责和议论她，小说就没有了，气象很大。艾特玛托夫写爱情，浑然天成。而同样写爱情，张爱玲却是另外的笔法。傅雷先生评价张爱玲作品，最欣赏的是她的《金锁记》，这部中篇我也喜欢。这里面塑造的曹七巧，嫁了一个残疾人，她整个的心理扭曲了，报复她的儿女，折磨他们的婚姻，破坏他们的爱情，整个是变态的人。在曹七巧的形象里，张爱玲把爱情写得依然“灿烂”，那是爱情的另一幅面孔，在阳光的背面，浓重的阴影，但它却是一些人爱情的真实遭际，所以也写得很成功。从这两篇处理爱情和婚姻的中篇上，我们可以看出，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影响了我们的表达。前者抒发的是天籁之音，后者为读者捧出的是一副枷锁。
　　还有一部伟大的中篇，大家都知道的，加缪的《局外人》，写的是奔丧的故事，用现代的笔法，以一场母亲的葬礼，装了很深刻的内容。加缪塑造了一个“多余的人”，他将人的虚无感，写得入木三分。时间关系，也不展开来谈了。
　　为什么我谈到这样几部中篇？除了因为我喜欢它们，回到对中篇理解的话题上，我觉得三五万字的体量，真的可以容纳很丰富的内容，也容易让像加缪《局外人》那样的艺术，有充分施展的天地。而一个短篇想在一两万字空间里，既保持其丰富的内容，还要兼顾艺术上的创新，是比较难的。
　　最后，说说我对中篇小说的第三点看法。我觉得中篇小说依然以优雅的姿态、傲然的风骨，捍卫着当代文学的高地，这也是我对这种文体尊敬和热爱的理由，它约束着你不放纵，不要觉得长的一定就是伟大的。在座的很多人都做着文学梦吧，如果你们写作，千万不要一开始就进入长篇小说，很多优秀的作家，像来北师大驻校的贾平凹、苏童和余华，他们都是从短篇、中篇逐渐过渡到长篇的，他们的文学的海，是由溪流江河汇聚而成的。莫言也是一样，他的短篇不是特别多，但他有非常多优秀的中篇，例如《红高粱》系列，为他的文学作了一个非常结实的铺垫，所以他的长篇小说几乎没有废笔，每一部都与众不同，而他并不是一开始就俯身搬长篇的石头的。所以说同学们可以想见，如果这些与北师大有关联的优秀作家，从一开始就进入长篇小说的写作，那是多么危险的事情，也许他们的名字就大浪淘沙被遗忘了，可是他们经过中短篇长久的历练，底气十足，气韵饱满，他们在文学史中沉淀下来，给我们留下了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