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长大的那个地方，原本是深山密林，是飞禽走兽的天堂。来此居住的人，并不是因为陶渊明式的山水田园梦，而是背负活着使命。最老的住户迄今也不过一百年。而更多的人，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从更高寒、更贫瘠的地方搬来。
　　万物生长，人当然也不例外。而生活本身就是一种掠夺。年轻力壮的男子，带着怀有身孕的女人或嗷嗷待哺的孩子，拣一块开阔地，砍倒树木，鸟兽仓皇而逃；筑起土木结构的房子，用茅草盖了屋顶，算是有了遮风挡雨之地。在肥沃的野生地里撒下种子，庄稼疯长。狼豹成群结队而来，在夜晚远远地望着人们生起的篝火。人们就地取材地对这个地方命名，叫它木树脚，就是树下的意思。大树底下好乘凉，人们坦然将自己交给了树木和土地。我在清朝的县志上看到过对这片土地的记载——无足轻重，等同于荒山野岭，只向附近一个土司上交为数不多的租子。
　　在民以食为天的年代，为活着奔忙的人们，像蚂蚁般用触角告诉同类，这是一个好地方，快迁来居住。张家来自巧家，李家算是老住户，曹家来自高山……他们就这样，沾亲带故地搬到了这里，落地生根。我家也是外来户，一九八一年迁来此地。
　　我的记忆从吃开始。那时我想，人这一生，要是不吃饭就好了。那时我们吃饭，只是为了活着。地里的玉米迎风招摇，人们盯着玉米，像盼望自己嗷嗷待哺的孩子一天天长大。玉米穗蔫了，意味着它可以吃了。蔫穗，就是一株玉米的成人礼。此后，孩子们掰下玉米棒子烧了吃，父母们则选择煮了吃。当然，最好是等到秋天，让金灿灿的玉米铺满晒场。而土豆呢，我们叫它洋芋，它们埋在地里，只能从叶子和花的长势去猜测收成。
　　而我要说的，是青黄不接的季节。那样的时节，庄稼还在地里生长，而粮食在一天天减少。我们希望那样的日子快点过去，而太阳每天都不紧不慢。父母的焦虑洋溢于表，因为他们的使命是要让一家老小活下去。他们说不出让孩子少吃的话，只能默默减少自己的食量。
　　我们像土豆一样，艰难地活在土地上。孩子们面黄肌瘦，父母们灰头土脸。我们抬眼看远山，一朵云轻轻掠过山头，像我们内心那看似不经意却无处不在的对活着的焦虑。一个五岁的孩子，意识到人不吃东西会死，而吃的东西并不富足，所以，学会了珍惜粮食。
　　“如果人像个皮球，肚子饿了加气就饱了，那多好。”
　　有天我突发奇想，不再吃饭，而是大口呼吸。结果是被人误以为生病了。当我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又被人认为我已经饿昏头了。我因此吃了一顿米饭和鸡蛋汤。时至今日，我仍然记得那顿米饭的感觉，满口生津，米饭在舌头的搅动下，在嘴里打滚，久久不忍下咽，更不忍咀嚼。
　　穷则思变。不断有人迁来我们那个地方居住，也不断有人离开此地，去了县城或更远的地方。
　　我父亲是最早离开的人。他扛回了村里的第一辆自行车，支在家里，供我和弟弟蹬着玩儿；他提回了录音机，让我在《刘三姐》的歌声中想象她的样子。后来，他干脆告别了我们母子三人，从西昌踏上开向成都的绿皮火车，然后一路南下。一年过后，他带回了棉花糖和鞭炮，以及满村的谣言。
　　后来，他改变了努力方向，想成为一名医生或律师。于是，我小时候的很多个清晨，总看见他摇头晃脑地站在窗前背脉象口诀或法律条文。如今他已六十二岁，若让我总结他过去几十年的时光，其实就一句话：一个不得志的人。
　　他没有成为医生或律师，而是爱上了打猎。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在米和肉紧缺的年代，我们还能时常吃上野味，都是拜他的枪法所赐。关于野味，我老家有言：飞斑鸠，走兔子。我吃过的斑鸠，至少有几百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大凉山一隅，深山密林里，一声枪响，鸟兽毙命，被一个父亲用来喂养他的儿子，边吃边叮嘱，要好好念书，将来走出山外。
　　“一代人来，一代人走，大地永存，太阳照常升起”。古老的《圣经》，像是人们的生活台词。时代在山外，像一缕风轻轻吹了进来。1980年代已经到了尾声。如今想想，那真是一个激情又悲伤的年代。而我还那么小。我眼睁睁看着一个最好的口琴手在一个秋天，踩着泥泞和禾苗的清香离开。不久后，便传来他发财的神话；一场爱情败露之后，我的姑姑，就要出嫁。她在鞋垫上绣上花朵和“青春幸福”；我一个远房的叔叔，也扛着一面明晃晃的锯子，流浪到了别的地方。总之，年轻人们，仿佛在一夜之间腋下长出了翅膀，都跃跃欲试想出门。
　　时代潮流滚滚，那些外出的年轻人，像是被洪水带起的石块和泥泞，没人知道他们会停留在哪里。而我也离开了，去县城上学，并期待着知识改变命运。
　　村干部的腋下夹着黑色皮包，上面写着两个字：深圳。黑白电视进了村，虽然只能靠室外天线收看中央一套，我们仍然知道，外面正在发生着轰轰烈烈地变化。在一个地广人稀的地方，土地就是生存之本。人们似乎突然明白了，粮食的来源有两种，一是靠土地生长，二是靠钱买。而土地上，除了洋芋和玉米，还能长出别的东西来。
　　当烟叶在土地上长出时，人们喜忧参半。让原本种土豆和玉米的土地改种烤烟，很多人心存疑惑。然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口号已经深入人心。人们似乎一夜之间忘记了温饱，而是在心里盘算着如何赚钱。年轻人去了远方，带回神话和半生不熟的普通话。当然，也有人带回了可以做父亲的丈夫或没有父亲的孩子。留在土地上的人们，守着地里的烟叶，祈祷风调雨顺，冰雹和病虫害远离人间。岩浆滴成的观音像下齐刷刷跪满了人，他们几乎只有一个愿望：让烟草的收成称心如意。
　　夏天，庄稼和野草一起疯长。绿色的田野里，不时出现几个黑色的斑点，那是干活的人们。除草、培土、施肥、浇水、打药，村庄里飘着磷肥、农药和烟叶的味道。那个时节，村里几乎找不到一双干净的手。
　　辛苦得到了回报。洋芋下了餐桌，成了人们怀念的东西。人们的碗里已经有了一半是米饭。玉米棒子堆在楼上，三分之一用来喂猪。大约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吃饭问题解决了。虽然谈不上美味和营养，但至少不再挨饿。脑袋里塞满了饥饿记忆的老人们一遍遍叮嘱，要爱惜粮食。我听过最严厉的话是，浪费粮食会遭雷劈。
　　那时我十七八岁，一场梦破碎后，重重跌回了土地上。而那个刚刚解决温饱的村庄，显然盛放不下一个年轻人的无所畏惧。我选择远走他乡，将土地留给了父母。这真是一个过分的选择。我在愧疚中四处流浪，寻找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在异乡的天空下，我挥汗如雨，想起彼时的故乡，劳作的父母也是汗流浃背。每一次回乡，都是一次忏悔。因为有了距离，让我更容易发现一个村庄的变化。
　　当马匹消失于村庄，当摩托车从两棵树中间穿过去，当人们的腰间挂着手机，当遥远的县城成了越来越多人的常驻点，我知道，那个曾经为了温饱而奔走的村庄，终于有了改变。
　　我听到人们谈起过去，像谈一场惊魂未定的旧梦。那些满足的表情背后，是中国农民深重的饥饿记忆。当我把目光锁定生养我的村庄，我便像一个农民样的心生满足。而当我把那个叫木树脚的地方当成中国乃至世界上的一个村庄，我又隐隐担忧起它的未来：会不会有一天，人们说不出自己的故乡？
　　像一个不曾根治的老毛病，这样的担忧在每年春节时复发。作为一个土地的叛逃者，我看到逃离的队伍越来越大。这是一场大迁徙，我们的目的地至少是在县城。人们笑谈在县城的经历，赌桌上的输赢，夜场里的笨拙，餐桌上的吃相。有人正在老去，仿佛是一夜之间，牙掉了，嘴瘪了，脱相了；有人正在长大，黄发白面红唇，和父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一条水泥路统治了所有的羊肠小道。草木蔓延开来，让那些试图去山间寻找原生态气息的年轻人迷了路。据说野兽也回来了，麂子、野猪不时进村来破坏庄稼。
　　那时为了活着，我们迁来此地，撵走豺狼，播下种子。如今我们正在将村庄归还于野兽、飞鸟、虫子和山神。山水田园梦，是城里人的事，相当于吃腻了大鱼大肉的粗茶淡饭。而农村人们，正在酝酿着如何走出去。哪方黄土不埋人？但是，当所有人的年轻人都成了无根的野草，当老人埋骨于深山，那時的乡村，会是怎样？
　　故乡是招魂地，而我们早已走远。当我们置身钢筋水泥的建筑中或流水线上，那个看着我们长大的村庄，正在一天天老去。老一代人，还能为活着寄望于土地，而新一代，则是在城乡之间的游魂。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想起小时候生活的那个地方，但愿仍然记得归乡的路。
　　责任编辑 田冯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