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没有母校的人

　　 我是一个没有母校的人，如同一页脱落的书纸。真正的学历是高中肄业，这也宛若我们发现拦在路上的那条荒狗，原来却是一只无家的猫咪。
　　 在那个被称为“嵩县四中”的地方，比邻着宋时大理学家程颢、程颐的旧居。“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朱熹名句中的这个叫“源头”的村落，就在嵩县四中的边旁。僻壤里的荒凉，八百年的时光。而我四十年前的脚步，就走在这时间穷乡的古今上。更行昏返，时日匆匆，走读了一年，也就外出打工去了。后来当兵、写作、提干，填写各种表格登记时，都会谨慎地填写到：学历大专;毕业于河南大学政教系和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
　　 其实间，在河南大学所谓的堂堂学历，是半买半捡的函授教育，自费两千多元，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期，立身军营，卫国保家，糊弄了二年之后，就有了盖着钢印的凭证。然后呢，毕业时欢天喜地，从河南的商丘，驱车赶往河南的开封，辨认了河南大学大门的方向，是坐北向南，而不是坐西向东。在北京解放军艺术学院就读的二年，倒是实在的脱岗住校，可那时，除了每天躲在宿舍疯写小说外，是能逃课的必逃课，不能逃的课，也处心积虑地要逃课。
　　 所以这两侧，一侧是连自己都不敢妄言自己是河南大学毕业的学生了，更不要说厚着脸皮去那所河南的名校参加什么返校活动去。另一侧，就是被简称为“军艺”的解放军艺术学院。回想起自己是当年逃课最多的人，毕业后没有给学校争过半点光，到是抹了不少黑，所以学校有与文学相关的活动时，人家不通知我去会尴尬，而通知了，我去了，便会更尴尬，于是也就自觉远疏，两相都好，直到自己渐渐地从心里把自己开除出那所学校去。
　　 如此着，就终于成了一个完全没有母校的人。
　　 读小学时的那座乡村老庙，早就被岁月吞噬得片瓦不在，甚至连老庙墙下的野草，都已长成树木，成了谁家屋房的梁栋。而在“二程故里”旁边的四中，也被时代的大脚踢得房倒屋塌，先是成为改革开放中的工厂，后又成为改革开放中的墟废。几年之前，回家路过那儿时，顺脚走望，除了一片的凉荒和草植，所有关于学校的福音与念记，就是旱蛙、蚂蚱和雀子们在那儿的鸣叫和迎欢。
　　 在最近，又听说北京魏公村的军艺也因军队将整编，要从编制序列中成为记忆的文字而不是学校的坐落了。而河南大学倒还旺兴发达着，可那所学校是真的和我除了有过两千五百元习购文凭的关系外，其余再也找不到丝毫的瓜葛和连缀。
　　 没母校，并不觉得是什么忧伤和缺憾。不觉得多了什么或少了什么的样，倒觉得为产生这种没有母校的麻木感到惊异和自责，就像一个人听说母亲病了“哦”一下，随口又问了一句“病了吗”。想起加谬《局外人》中那最经典的开头言：“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不知道。”怎么就会漠然到这一步，怎么就会对己、对人冷寒到这一步。将疏远当作存在，将旁观作为智慧，宛若一个病人嘲笑有他床位的医院，一个农人嘲笑扎着他的农具的土地，一只青蛙用仰头的鸣叫，去咒骂黄鹂、鹰鹏从他头顶的飞越。也如同医院并不过问病人为什么要骂它，田野并不关心农夫对它的跺脚、诅咒和摔打，而黄鹂和鹰鹏，高歌而去，对青蛙的咒语就像云从来听不见风的喃言样。
　　 我知道我病了。
　　 得的是一种如厌食症样的“厌世症”，所以才不会在意母校有没有，在不在。这也如同今天乡愁成了功名人士的时尚般，而自己，是从来不去念忖乡愁的人。老家里有土地、有房屋、有亲人，想了就回去，不想了就猫在哪儿看人、发呆，吸霾天，既不议论乡愁去，也不议论议论乡愁的人，如同世界和我没有关系样。冷的血;寒的脉;少言寡语为座右铭。就这么一年又一年，一天又有一天。所以在学校有人唤我“老师”时，几乎、几乎不应声，只是扭头用目光问着对方“有什么事？”如果有人叫我 “阎教授”，则会视为是暗含讥意的嘲弄和热讽，要用很长时间去析辨他出口的称谓里，有多少诚真和实在。
　　 一个没有母校的人，哪配是被称为老师的人，更别说什么“教授”了。所以说，有学校授予自己“荣誉博士”时，既受宠若惊，又窃窃暗喜，会当众大声问：“——这么着，这所大学能算作我的母校吗？”笑声、掌声、呼唤声。可这笑声、掌声和呼唤声，谁能体味那问话不全是儿戏甚或全都不是儿戏呢？
　　 为了新写的长篇，我几乎每天都早睡早起，一定保障在上午八点之前就坐在书桌前。可昨夜，睡得甚早，却一夜长梦。梦见自己有幸在某大学里读书，学校富丽，建筑古典，又临海近城。为了不离开那所学校，读本科时我故意一门、两門考试不及格、不毕业，这样就能在学校多读了一年书。读研时，又故意写完论文不上交，对老师声称写不出，于是就又推迟毕业了二三年。后来又赖赖叽叽、哼哼哈哈，求爷告奶地混在那所学校读博士，学制是五年，也许是六年，自己就在那五六年里如鱼得水，拖拖拉拉，不思进取，饿了就去学校不用洗锅、做饭的食堂去;寂寞了，就到学校的咖啡馆或者图书馆，找人叽叽喳喳聊闲天、混日子，这样就八年、十年地不毕业，日日年年地走在学校的路上、食堂、宿舍和图书馆，以及最便宜的小吃店，懒懒洋洋，自自在在，就把一生的命运极度美满地填塞混将过去了;天堂一般的人生丰润圆满了。
　　 然后呢，天亮了。
　　 然后呢，就醒了。就搁下写到高潮处的新长篇，慌慌乱乱记写了这篇《一个没有母校的人》。

别走我们这条路

　　致创造性写作研究生班的作家们：
　　 同学们、同仁们、兄弟姐妹们，三秋如一日，三夏如一时。
　　 最初就知道你们今天要离开，可真的到了这一天，还是有些意外感。三岁三寒，三寒也三春，到现在似乎该说的都已言尽，又似乎该说的从未说起。这就是同仁，这就是师生（哪怕仅仅是一种名义），这就是文学同仁间的言不起、意不尽的文学关系。也正是这种关系，让我起意在我们仿佛无话不谈的三年之尾，在我们即将分手的悲喜之间，写这封不言而笔的一些赘言。
　　 我想说的第一点是，在这三年的时间里，老师并非是你们的榜样;老师们走过的写作之路，也并非是你们应该踏行的前程。 　　 文学从根本上说，它的来路是借鉴与承传并行的双轨，孰多孰少，由作家的文养和秉性而定。于是，创造与传承，便缘此而生。再从根本上说，我不赞成文学是一门手艺那句话;因为手艺有太多、太多的承传。作家可以自谦，但绝不能真的把自己沦落为木工、瓦工的巧匠艺人。匠艺人是愈传承愈熟练，写作是愈写愈陌生，愈写愈敬畏，直至写到相面文学，而不敢落笔，那时才谓之成熟，才谓之大家。
　　 现在，我们都是走在从会到不会、从敢到不敢的路上。都在朝圣的路上等待着神圣到来那一瞬的敬畏与战栗。“作家不是培养出来的，文学院不负责培养作家”那些话，似乎在我们的文化环境和教育中，已经烂熟为一种人所共知的真理，可是，我们谁又能说，数学不需要教育，物理不需要学习呢？谁又能保证学了数学、物理的学生个个都是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呢？似乎从来没有人要求过，每一个在高等学府读研、读博的文科才子，个个都能应该成为理论家、文学史家或者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吧！诚然，李白、杜甫、曹雪芹，他们都没有读过大学，但别忘了，那个时代的张衡、祖冲之、沈括们，也并非大学科班。不在异地谈桔枳，也不在异时谈同事。别以为鲁迅是学医才成了文学家;别以为沈从文是因为湘西的偏野才成了沈从文。我们不能把没条件的教育之成做证据，也不能将有条件的必然做必然。大学不负责培养作家，但不能不负责文学之教育，一如物理专业不负责培养出伟大的物理学家，但不能不负责物理教育样。而文学——尤其我们这样的创造性研究生班的三年教育之实验，恰恰证明了文学在大学教育中的意义和不同。
　　 就意义而言，即便我们都已是知名作家，但也是缺少许多史识和文学智识的人。我们需要文学教育的醒示、争论和感悟！我们需要补习这一课。这一课往小处说可能就是几本书;往大处说，则是一片水茫茫的思想之海。来到学校补习、讨论、增阅和争论这一课，对我们的年龄、经历和写作，则是更为集中和省时，更能让我们感悟、讨论和争论。尤其人民大学这样的文科之强地，可能比其他学校更适宜对我们缺弱的填充和补缺。这里有令我们见之必敬的各个学科的专家和大家，又有相对灵动、松活的教育灵便性;有支持我们的校领导和文学院，又有如你们兄长、姊妹般的同仁老师们，使得我们的创造性写作研究生班，可以成为教育夏日中的一块树荫，冬日寒冷中的一块暖地;使得我们的饭桌和课堂，充满着分歧的争论和讨论的热切。这种討论和争论，让我们可以在教育非权力强咽的必然之外，各取所需，自去赘余。
　　 其次，你们的到来，创造性研究生班的成立，给文学院和学校那些比你们更年轻的孩子们，带来的中文教育那可触可感的文学氛围和气息，这是此前学校少有的，也是难以替代的。就其学校教学而言，我们创造性写作研究生班的更为不同之处，也恰恰是我们这儿的老师即学生，学生亦老师;彼此增补，共同尊重;课堂上没有权力、权威和必然，而只有文学的信任、感悟和怀疑。
　　 我们尊重、感谢每一位为我们的教室和创作带去春意和冬暖的人——文学院的老师，北京内外的作家和学者，以及从国外赶来的作家、理论家和每一位热爱中国文学的翻译家。他们每一个人的文学之言，都是我们的滴水之恩。除了这些恩水的涌泉，我们更为在班里强意力行的，也是我们与众教、众业所不同的地方，是我们立足共树的让你们对老师和老师所言、所著的怀疑和叩问。文学的怀疑和叩问，是文学进步的最重要的脉络。亦步亦趋，是对文学的最大伤害。在这儿，我们可以怀疑鲁迅和曹雪芹，可以不信任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可以以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作家为旗手，也可以为一篇远未形成共识的小说而呐喊。我们在尊重所有人写作的基础上，怀疑其所获成功的可靠性。古代的、现代的、国内的、国外的，尤其是当代文学的。
　　 在当代文学中，尤其是你们身边老师的写作和言说，则有更为值得怀疑和争论的价值和意义。不在意你们这样怀疑、争论的对和错，而在意你们对“老师非老师”的精神形成和确立。要相信，中国当代文学无论如何都已经成为文学史中的一段波澜和流域;要相信，中国那些为数众多的优秀作家和作品，都是那些流域的航标和坐标。但你们身边的作家、老师和作品，却只是那些流域的浪花和砂砾。他们全部存在的意义，就是陪同着你们怀疑和被怀疑。请你们怀疑阎连科，怀疑刘震云——哪怕震云老师半生的写作给我们留下了一路的经典;请你们与你们的同代老师梁鸿、张悦然、杨庆祥等，一道在同步怀疑中推翻和建立。三年的学习，不在于你们写出了怎样的小说和论文，不在于你们获得了什么样的奖项和影响，而在于你们确立了在文学上的怀疑精神——要勇于怀疑世界，更要勇于怀疑当下的写作。仅仅是文学上的这种怀疑精神，仅仅是开始有了对老师们文学教学与写作上的不信任，我想，这就是一种成功。是一种最大的收获之果;是我们三年相处相习，最大的结晶与成就。
　　 我们要重新认识这四十年来，中国文学在发展中从内容到形式的怀疑与确立;再怀疑和再确立的这一循环路道上的足迹与得失。要面对文学的当下，让这种怀疑从自身的写作开始;从你们身边老师们的——尤其是从怀疑我的写作与追求起步，让我们的写作，成为你们怀疑起脚的踏石与动力。怀疑你们老师们的教学，怀疑你们老师们的写作——我想，这就是我们这个青年作家班三年相处最大的收益，也是与我们其他学科最大的不同。
　　 你们也一定要相信，每一位老师的写作能够成为你们写作中怀疑的对象，那也恰恰是你们对他们的尊重和临幸。如果你们首先怀疑的是我和我的写作，我想这是你们毕业后给我的最好的礼物。不走老师和前辈们的文学之路，也才真正是我们这个创造性写作研究生班毕业后最好的前行和主义，一如每一位大作家和每一部大作品，都必然要建立在因为对世界和经典作家及作品怀疑而开始的创造上。
　　 第二点，名利、理想和日子。
　　 同学们、朋友们，有很长时间我都想开诚布公地和你们讨论我生活和写作中的教训和为人，可缘于担心有倚老作秀之嫌，却一直未能开口谈起。今天，你们有的要走了，有的虽然还在，却最终也要走在离校远行的大路上。非常有可能，此一聚散，我们将终生不能再有今天相聚的场面。也因此，我想说说我写作中的教训和为人，务请你们，不要再走我走过的写作之路。 　　 大家都知道，我这一代作家，几乎都是为了饥饿、进城和个人命运而开始读书和写作的，起点之低，真是低到了尘埃里去;之所以今天可以成名成家，其实有赖于个人奋斗的名利之心。而真正让文学成为相对纯正的理想，那在我，比起同代人，要晚上很多年。也因此，在这儿请允许我苦言直道，务请你们将名利之心，如果可能的话，尽早、尽多地从头脑中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万不可如我一样，三十岁、四十岁、到了五十岁，乃至到今天，都还不能完全排除名利对写作的伤害。
　　 如果一个作家，一生都为名利而写，那倒也单纯并易于理解了，如我们理解一个商人一生为牟利而努力。而问题就出在这儿，我们是一群有理想而又不能放下名利的人。名利成为我们生活、生存的条件，可它也成为理想的枷锁，约束着我们不能成为单纯、可爱的名利之徒。所谓文人的酸腐，说白了就缘于名利与理想的争斗和纠缠，乃至于千古不息的文人嫉妒，也都缘此而生、而绵延。我们的悲剧，就在于我们的内心有不息的理想。我们那一点点的不同与可敬，也缘于在世俗、混乱、乃至于龌龊、肮脏的现实中，我们还有这一点点的理想。
　　 而说到理想，这个听起来貌似高尚的东西，它在我也并非如大家想象的带有责任与良知的光环。从内心里去说，我厌烦人们说我有责任心和良知那样的话。我的一切，皆源于一种为人之本能。诚实而言，我从未认真去想过一个作家的责任应该是方的或圆的，是箭形或弹形。我一切的努力，都源于生活而起，源于生活而行;源于阅读而笔，源于思悟而作。我从不以为我是中国的好作家，乃至于不是一个称职作家。我的写作距离现实、社会、时代都太近、太紧贴。正如一个要跳上桌子的人，因为离桌子太近而无法一跃而起样;如一个登山爬高的人，把梯根紧紧地竖在了山根下，当你爬上梯子时，那梯子会因为太近而不稳，会使你爬得愈高愈危险，跌落得可能就会愈大愈惨烈。
　　 我的教训是，我和现实的矛盾有太深的隔阂，以致使疑虑与不安，成为我写作最重要的动力和阻力。清楚地知道人的黑暗在哪儿，又不能像鲁迅在《野草》中优雅地一跃，把自己融进黑暗里，并让自己睁开盯着黑暗的眼，从渊黑中发出两束光芒来。哪怕是微弱的可以逾越黑暗的幽蓝的光。而我自己，人在黑暗，心在黑暗，抱怨太多，幽叹过重，甚至我都觉得我的小说中有种怨妇气，太缺少了超越和明亮。
　　 一方面在寫作中注视黑暗，另一方面，又在生活中逃避黑暗;在生活中渴望温暖、光明和舒适，逃避承担和责任，从而使自己成为一个生活和文学中都相当犹豫、懦弱的人。是这样——懦弱而知道自己之懦弱，并且没有能力去强壮这懦弱，这就形成了自己写作的巨大羁绊和怪圈。既没有能力踢开羁绊走出去，也没有能力从怪圈里彻底退回来。这致使我的写作多少年都是踏步的，不前的，乃至为重复唠叨的。因为这样我才说，请大家千万不要走我走过的路。要么超越，要么混沌，清醒的困惑又不能让这种困惑走进文学里，这使得一个人的生活和写作，都有进不得、退不得的滞涩和两难。
　　 要相信，我们与生俱来是为了好好地活着，而不是一出生就为了好好地写作;要相信，我们选择了文学，是为了终生更好地活着，让我们的内心、灵魂变得更为透明和清澈，而非更为犹豫和浑浊。可现实，现实恰恰需要我们的是犹豫、是浑浊，而非童心的简单和清澈。所以我们（尤其我）变得懦弱并困惑。文学的灵魂变得暧昧和浑浊。精神就像深水中的草，灵魂总是被杂草羁绊和纠缠。从现实和写作经验看，与其让灵魂在深水杂草中纠缠和腐烂，倒不如让它留在岸上超越和度化。在这儿，我想到了庄子和陶渊明的好。这种逍遥的超越和出行，有时候更是文学的本源和长远。
　　 现实是一堵墙，寻找墙上的裂隙总比撞墙好。
　　 人心是一口井，有方法的下井去丈量水的深度，比直接跳进水里好。要相信，这样做不是苟且和敷衍，而是另一种真正的艺术和智慧。任何人没有权力指责一个以写作为生存的人。我们也不能以良知的名誉去评判所有的写作和作品。
　　 一个作家，只要在写作中抵达了他的内心，哪怕那颗内心是格尔高尔的茫然和空白，那他也是真实的，伟大的。我们不为别人而写作，我们只为我们自己。事实上，一切的写作，都是首先为了自己的;而我们所犯的错，恰恰是几十年来我们都以为写作是为了别的人。为了他人、他事和他物。这是一个误会！要大胆地承认我们的写作是为了完成“我”的那个人。为了我们的喜好、尊严和内心。只有这样，文学才会起于真并落于真。伟大的文学作品，其中都深刻地暗含着一个作家“我”的存在。作品中没有“我”的存在，就没有灵魂的存在。没有灵魂的存在，自然也难有艺术的存在。我之思，我之悟，我之立场与不安，我之追求和怀疑。在鲁迅的小说中，我们正是读出了那个作家我——鲁迅灵魂的鲜明存在才读到了他的作品伟大的。而19或20世纪那些伟大的作家和作品，无不让我们读出一个清晰、鲜明的作家“我”的存在。而我们当代文学，尤其是我的写作，其中的那个我，实在是太为模糊了，太过隐含了，太为微小了。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不要像我那样去写作。要在自己的作品中大胆而富于才情地去塑造、创造一个“我”，去丰富，复杂、饱满那个“我”——即作为文学家的我。
　　 说到作品中的那个“我”，就说到我的为人了。我不希望大家像我一样生活和写作。我认为我的生活和写作，太僵直生硬了，太无趣呆板了，甚至有些时候在生活中也太剑拔弩张、横眉竖目了。人活着不该像我这样儿。作家也不该都像屈原那样儿。我们正处在一个在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文学资源丰富到使人愕然、惊诧的社会环境里，就像《一千零一夜》中那个只需要几枚铜钱而却遇上了满地金币和珠宝的人。芝麻开门是一种悲剧，而非喜剧和正剧。可现在，现实确实已经“芝麻开门”了。满足人的各种欲望的金币和珠宝，山一样堆在我们面前了，不弯腰一拾是不可能的事;不弯腰也违背了人和写作的最初之目的。而弯腰拣什么、拣多少，则成了今天对作家最嘲讽的考验。所以说，请大家务必不要如我一样年轻时贪心过重，欲念时起，而到了今天，又种种原因，面对众多的读者，写作勤奋，又几乎完全成为“挣不到稿费”的人。 　　 你们一定要生活在现实中。
　　 女作家要做能为自己“买起衣服、首饰和化妆品”的人，做能为男友和丈夫买漂亮衣服和围巾的人。男作家一定要立志买车和买房。这不是什么世俗和庸常，这是一个人的常念或正念。好好活着，过好日子，这是一个作家的必须，就像我们提笔写作时，需要钢笔和墨水一模样。世界上没有爱妻子的丈夫不希望妻子、儿女们健康和自由。挣钱、获利、名声，这些都是作家必须要面对的，应该适度努力的。但之所以作家为作家，文学为文学，就是我们知道适可而止的点在哪;知道当停则停，当止则止。而不要如我样，当停未停、不当止时却止了。
　　 芝麻开门的山洞大门很快就会关上的。那些算好妻子、儿女和日子需要多少金币就拿多少的人，会恰好在关门之前跑出来;而那些抢、捡、背、拿过多的人，会在山洞关门之后留在山洞里。
　　 我可能就是那个被关在山洞里的人。曾多年为了进城而写作，为了名利而努力。致使今天想来，我都为自己在最好的年华“以梦为马”的努力、行为感到可笑和懊悔。所以说，我希望你们不要和我一模样，既不要因为理想去做以梦为马的不可能的事，也不要背負过多的“金币的光芒”而走不出山洞来。
　　 还是那句话，女作家一定要做仅凭自己的口袋，就可以随意购物的人——这不是钱，是作为真正女性的根基;是作为女作家最基本的尊严。男作家，一定要为买房、买车而努力——这不是世俗和庸俗，是我们处在今天中国式的社会现实中，要为自己有一个可容身、可喘息，可关门思考和握笔的书房而努力。但当这些都已实现时，那就当止则止地把欲念停在刚刚迈出去的脚步上，记起自己的文学理想是什么;记起我们是曾经把理想和生命承诺交给文学的人。
　　 初念不可忘，欲心不可执。记住那些得道成佛的人，都是最会感悟念止的人。
　　 最后，我想老生常谈几句酸腐、风险，总是被人嘲笑的话——那就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大家都要对阅读和写作坚持、坚持、再坚持。我相信大家会和朋友分手，但不会和文学分手;会和妻子离婚，但不会和写作离婚。和写作的不离不弃，如一个信徒总是和信仰在一起。不离不弃不是写作的起点和终点，而是人生和文学最艰难的中途。
　　 在这个不离不弃的过程中，我们要始终保有一个作家的高孤心。我不希望每一个作家都是清高之人。不希望清贫、孤独成为文学的代名词。不要忘记托尔斯泰曾经的富有，如果他没有那样富有和贵族气，我们将很难理解托尔斯泰如何去写作;不要忘记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天到晚进出赌场的脚步声;不要忘记巴尔扎克身上的那颗于连心。在二十世纪几乎所有有成就的作家，都是最终日子过得不错的人。即使卡夫卡作为一个小职员，也是吃不愁、穿不忧的人。要求作家孤独、清贫是对写作的不解和偏见，更何况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如此的喧嚣和丰富。而作家，从本质上说，不仅是人，而且还可能是一个相当世俗、世故的人。尤其我们所熟悉的那些优秀小说家，他们对世界、世事心明如镜，就仿佛一个人熟悉自己的手指、脚趾样。这样说，并不是说一定要作家世俗和庸俗，不入世和庸俗，就写不出好的小说来。而是说，作家要在世俗中保有那么一点高孤心。一清高孤，胜万两黄金。这种说法有些夸张和不着边际，但可显见人们对文人高孤的要求和寄望。
　　 大家都知道，坊间有个非常流行的说法，说张爱玲在上海参加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届文代会，到会上见到几乎所有的作家都穿深黑色的中山装，只有她一个人穿粉色花旗袍。因此就在这一瞬间，她知道时代是真的变化了，属于她的时代结束了。于是文代会后，她就离开上海到香港去了，直至老死在美国洛杉矶，都没有再回到孕育她和她的文学的土地上来。毫无疑问，这个坊间的传说已经真假难辨，无据可靠，甚至更多的成分是在美化、神化张爱玲。但从这则传说中，却让我们能更真实地看到张爱玲那颗高孤心，看到了人们对文人高孤的渴望和敬重。
　　 高孤是一种精神的洁净和自塑，是一种立场的坚定和守持，而不是傲气和俯瞰。我们这儿以张爱玲为例子，是因为她实现并完成了她的那颗高孤心。而设想，倘若她留在上海，她又能怎样高孤和保留这颗高孤之心呢？在过去，我们的社会环境非同香港和美国。在今天，我们的社会环境不仅不同香港和美国，而且也非过去的时代和环境。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话来形容我们今天的社会和环境的话，此前我说是“蓬勃的扭曲和充满力量的变形”。而今天，我说是“热气腾腾的浑浊”。在这充满亮光气色的浑浊中，要求作家避开水污是不可能的事。但我们可以在浑浊、混沌中保持那么一丝清莲气;保有一点点的高孤心。且把这点文学的高孤保有到你的中年和老年，保有到你写作止笔的最后那一刻。直到有一天，你们必然如我样——我也必然会如前辈作家样，都在必然的一天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我们能共同说出那样一句话：
　　 “亲爱的文学，你以为我一生的努力无愧于你了，那就让我来生还和你在一起！”
　　 当然，我们还可以说出很多别的话，比如“文学，我爱你！”比如“该写的我都已写过了，我无憾我的人生了”如此等等。虽然酸腐和可笑，但这里却有我们对文学的挚爱和视文学为信仰的神圣、高孤在里边。因为命运决定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可能将会终生从事写作这职业，那就让我们终生保有一丝文学的高孤心，终生保有一点作家的尊严在我们的写作和生活里……
　　 同学们、兄弟姐妹们——信如长卷，万语千言，杂杂沓沓，我写得凌乱而啰嗦。可似乎还有很多话没有讲出来。没有讲出来，也不得不收笔止言了。因为信已经不短。因为我们说话的机会不会就此中断。在这封信的最后，最后的最后，我要说的是，当你们离开学校再回到北京来，从哪儿到人民大学来，请记住人民大学已经成为你们的母校，如一座刻写着岁月的建筑，起立在你家的那块土地上。而那里的老师和你们的师弟、师妹们——老师可以不是你们的老师，但永远都是你们的兄长、姐妹和同仁;那些师弟、师妹们，不仅是你们的师弟和师妹，而且永远都是你们的师弟和师妹。务请你们记住到了北京给他们打电话;务请你们到了学校让他们请你们吃顿饭。尤其在你们往后的人生过程中，遇到烦乱和苦恼了，试着给他们打个电话问一问，看他们中间的谁，能不能为你们做些什么事。 　　 还当然，有一天你们成为伟大作家了，因为什么意外飞黄腾达了，也请记住，一定要让你的老师和同学的名字，都永远留在你们手机中的通讯录里边。

去往童年的圣道

　　 少年时期，曾经有过一个幻念：如果有一泉清水，或者一面镜子，再或别的什么，一饮一照，病者可以却灾，老者可以童还。如我一样丑矮的人，就可以高长形帅，如此就不用麻烦上帝、神灵和什么医生、药品以及一切使人向好的道德、法律、秩序等五五三三对人约束的条律了。可也因为知道这是稚嫩的幻念，也就在田野上少年一笑，拿起镰刀，驼上牛草，踢着夕阳朝村里去了。
　　 后来，忘了这一幻念，就如忘了穿过的鞋子和走过的路。说来说去，一个少年的成长和成熟，毕竟也要以丢失为代价。如果什么都完备储在记忆里，虽然会有许多美好的存储，可苦痛也一定很多，如记住了上树摘果的甜香，也一定不会忘记从树上摔下的血流和疤伤。有时忘记，也正是一种巧取的长进。可在忘记中，将美好如倒掉水里的孩子样一同倒掉并忘记，这样的长进，说到底会留下太多的滞涩和干苦，让回忆味同嚼蜡，使记忆的车轮陷在泥沼中永远不能出拔，并留下更多的烦乱和慌张。
　　 我就是这样让忆轮陷入泥沼空转的人。直到几年之前，当西班牙的著名汉学家达西安娜将她译为中文的希梅内斯的《小银和我》给我时，我才哐咚一声，豁然明朗：原来在我的童年和少年，除了堆积如山的有关革命与饥饿的记忆外，原本也还有过青山、绿水、蝴蝶、蚱蜢和鸟雀，夜莺、玫瑰、艾棵、黄菊及河流中的鱼虾、龟鳝、蚂蟥和蚊虫等记忆。
　　 原来也有过草香和花美。
　　 有过灿灿的幻念和白云——阳光暖在头顶和眼前，而我躺在山坡的草地间，牛羊在我身边吟嚼着，为了一株青嫩的吸引，一头老牛差一点把我懒得剃头的长发和头裹在草里吞进它的肚里去。“它自己向草地走去，漫不经心地用前吻微微地去嗅触草地上的小花;那些玫瑰红的、天蓝的、金黄的花朵……它就仿佛带着满意的笑容，轻盈地向我走来，不知为什么会像是一只小小的风铃在娴雅地摇晃……”（——引自《小银和我》第一节《小银》。）在《小银和我》中，读到如此简白、明确，毫无做作的文字时，我就像捡到了一块用水晶做制的窝头，看到了煤灰在宣纸上的佳画，忽然地灵悟过来，原来我们嗤之以鼻的单纯、简浅和稚嫩，当它成为文字的蒲公英在纸页上飘飞落脚后，竟会成为大自然的高堂和境界，成为我们佯装复杂、丰富的镜子而照出混沌如泥的丑态和狰狞。这就如你即便真的是老子、菩萨和圣母，历经世事，天地万物皆在你的胸中和你的普度中，那么你面对三岁幼童的洁净、圣白时，你说的开天辟地、人老地荒、伊园男女、方舟救世和轮回善恶，又有什么意义呢？
　　 不是三岁的幼童不懂神世的古奥和救赎，而是所有的神灵都不一定懂得幼靈的圣洁和灵净。他们的内心，白如絮云、阔无垠际，大得能把宇宙装进他手拿的玻璃瓶里去，那么老子说的天人合一，不就是他一伸手就能抓到的滑如绸丝的一把空气吗？菩萨说的人世轮回，不就是他和她将尿泥捏成的似狗拟人的泥团或随手抛向天空的尿泥浆点吗？还有耶稣和圣母，当你们向罪恶的人世道劝忏悔和赎罪的教理时，孩子们在瞬间由哭至笑或由笑至哭的转换，又包含了多少神的教诲、理道和写照？
　　 却原来，至圣的文学，就是恒童的一种洁净。
　　 所有伟大作家的写作，都是为了将挡不住的人的成长、成熟和因为到来的岁月，使人心过度荒杂与黑白不明的混沌所带来的灵魂的衰老，重新用文字和故事，还原出心灵返童的路道。希梅内斯在写作《小银和我》时，也许已经神明到对于文学言，恒童就是人类真正、永远的神灵这一点。正是缘于此，他在《小银和我》中，才写出了神灵就是恒童的心灵，就是一棵草的光，一滴水的泽，和一头毛驴的欢乐与眼泪。于是，他把古奥还原为简浅，把世界缩减为一头与所有生命都一样金贵、也一样卑贱的毛驴在一个村镇上的行走、吃草、卧阳与呼吸的全过程。记忆成了神灵和诗人的喃语;平淡成了世界和光阴的必然。蝴蝶的到来和飞去，无花果的投掷和开花，落在电线上的燕子、被束缚在厩栏里的畜羊，还有随便一天的落日、随便一夜的月升，以及随随便便赶着毛驴走向草地的村路和路边的石子，路旁的落叶，雨后路道上的水坑和泥浆，当一个诗人的内心真正回到孩童时代的洁圣时，哪怕一枚橡壳的空窝，也会成为一座宫殿的豪华;一个毛驴的喷嚏，也会成为一首童谣或一曲交响乐的雄奏。这样的写作，不仅是诗人的一种才华，更是当孩童的纯真和圣洁到来时，世界上一切的灰暗都会发光和歌唱的影与音。
　　 草为春天而吟咏。
　　 莺为春日而舞动。
　　 单纯为世界而诵唱出如教堂乐般的圣歌和圣诗。大自然已经不再是我们说的大自然，而成了世界之本身。一篇篇地读下去，一页页地翻过去，一思、一忖，一笑或一伤，一切的情感纹波都是明亮的，晶莹的，如蜜蜂从你眼前飞过后，一个惊吓换来的蜂蜜样。在《小银和我》这本微书里，世界不再是人的世界了;大自然也不再是世界的大自然。大自然成了世界之本身。一草一叶和一雀与一鸟，才是世界的主人翁。村镇和人们，只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是草地上的一株草、树林中的一片叶和房舍上的一片瓦。
　　 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还是自然是人的一部分和附属物，这本是中国的老子想的事，可远在西域角落的希梅内斯却也思忖了，还试着用《小银和我》去表达、去辨析，就像老子要用《道德经》去说明世界的本相样。
　　 《小银和我》当然不是《道德经》。可它又哪儿不是《道德经》，不是庄子、老子和陶渊明。
　　 孩子们和小银一起到长着许多白杨的小河边去了，现在他们在胡闹和傻笑之中缓缓地跑来，带回了许多黄色的花朵。在那儿他们淋过雨——一片转瞬即逝的浮云，用它的金线银丝为绿色的草地罩上了一层纱幕;一弯长虹和那些不停地颤抖着的金丝银线加在一起，恰似一架如怨如诉的希腊竖琴——在沾濡的驴背上，湿漉漉的喇叭花还在滴着雨珠。（——引自第二十九节《四月诗情》。）
　　 有一天，那只黄得发绿的金丝雀，不知怎么会从笼子里飞走了——它在飞着，整个早晨都在花果园的许多石榴树之间，在松树上，或者沿着丁香花丛飞着。整个早晨孩子们也坐在回廊上津津有味地看着这黄色小鸟一刻不停地飞来飞去。小银在玫瑰丛旁边自由自在地休息着，跟一只蝴蝶玩耍……（——引自第三十节《飞了的金丝雀》。） 　　 到处都是这样的段落。到处都是这样的字句。就像整个沙滩的每一粒沙子都在日光下泛着水晶般的光，还如一片茫茫的草地上，每一株草叶的露珠都在梦中成了珠子样。人在世界上是那么的次要，而微小的生灵和植物的生命，才是人类诗意的主宰。终于地，《桃花源记》在这儿诞生了：“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髻，并怡然自乐。”之所以《桃花源记》会成为东方的“理想国”，皆源于人们在这“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的地方小康、安乐、逸宁的生活。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间纯朴。没有这种纯朴的和谐，“桃花林夹岸”就失去了“乌托邦”的意义。而《小银和我》，这部既非真正的诗歌，又非真正散文的“异体文”的作品中，恰恰和《桃花源记》如出一辙地写尽了人在自然中的安康、小乐、微伤和逸宁。人与人，如同自然中的花与叶;自然与自然，如同人的手脚与身体，不可分地和谐与相处，使得阅读《小银和我》时，总以为出生于1881年西班牙的摩格尔的胡安·拉蒙·希梅内斯，在二十五岁开始写作这部恒童杰作时，面前一定摆放着生于公元365年的陶渊明在五十九岁时写的伟大的《桃花源记》，不然间，希梅内斯又怎能在写“我”和动、植物的康宁生活时，会那么贴切和自然，信手拈来又恰到好处地写了他的“桃花源”中如“晋人”的生活和生命。
　　 在《小银和我》里，自开篇的《傍晚的游戏》和《小学》的篇章始，人和俗世的生活，就在自然中水乳交融，合一无二，由儿童、少年们的欢乐，自然地滑向成人世界里的生活和命运。于是间，《犹大》《晚祷》和《后事》，这样带着宗教与死亡温美的成人文化习俗出现了。“当晚祷的钟声响了的时候，我们似乎就失去了日常生活的力量，而别的一种内在的力量，更加高尚，更加纯洁，更加持久，主宰着一切，像感恩的喷泉，升上星空，在无数的玫瑰花中闪着光辉……”（——引自第十节《晚祷》篇。）如此，成人世界在这儿虽不是《桃花源记》中“……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的“隔绝”生活，人类一切的烦恼和苦痛，虽必然会生发在摩格尔和他们中间，但“在无数的玫瑰花中闪着光辉”，却始终照耀着摩格尔人的生命之过程。这样儿，又自《对面的房子》《平顶屋》《铁栅门》到《匈牙利人》《未婚妻》《三个老太婆》，再到最后的《小花》中的母亲，《里贝拉街》中的父親与水手，及《驴奶》中总是让母驴怀孕、产奶以“维持他黑暗的生活，却要母驴站在那里再一次获得生育的能力，产出甜美的药乳”（——引自第一百一十九节《驴奶》篇。）的盲人，正如一棵树上的枝干或枝干上季开季落之花叶的摩格尔人的生活与习俗，既是《小银和我》中诗文的底蕴，如同成长、成熟的自然和大地，山脉与河流，但又始终不以其人的理性、主观来统治、左右这亦诗亦文的心跳和脉流。人的生活与存在，在《小银和我》中，从属于诗的律动和韵致，仿佛摩格尔的街道、房舍、铁门和窗栅，不是为了生活与人的需要而存在，而是为了诗的需要而建造，连最具体的摩格尔人的活着、欢乐，忧伤和死亡，也不是为了生命的过程而生灭，而是为了配合诗的节奏、情绪和韵律，才有了诞生、成长和亡失。
　　 诗，是摩格尔的一切。
　　 摩格尔为诗而存在。
　　 诗人回忆的童趣、圣洁、伤逝和生死，才是摩格尔生活和生命的全部及永恒。到这儿，《小银和我》从动物与自然才是世界的本来的辨析与诗述，走入了东方人与自然的合一论;而最后，却又完全由合一论沉潜到了生命乃一切的文学之根本。这儿丝毫不意《小银和我》是对老庄和陶渊明们的过脚和超越。在关于自然、生命与理想国的层面上，大约没有人可以超越他们的思考与书写。但希梅内斯在《小银和我》里，从来都没有忘记他是一个诗人抒情者，而非关于天、地与人的哲学家。所以，在他无尽无垠的抒情里，最后还是让诗和叙述回到了文学的生命根本中——“摩格尔像是一只厚重而透明的玻璃量杯，全年都在蓝色的天穹下等待着它的黄金般的美酒……这样，摩格尔的酒泉就像是它每个伤口里不断流出的血，和四月的太阳一样是欢乐和悲哀的源泉。它在每年的春天升起，可是每天都要沉落。”（——引自第一百二十四节《酒》。）这来自第124节《酒》的明亮、彻透的文字，并不是全书抽象意义的概述，而是散落在《小银和我》每一页中关于自然和生命轮回的呼吸。
　　 终于地，小银死了，它走完了生命轮回的一个过程。“小银去世了，絮软的小肚子肿胀得像个地球，苍白僵硬的四肢向天伸着，身上的卷白就像是一个被虫蛀坏的破旧娃娃的头发……”（——引自第一百三十二节《去世》）至此，这位在1956年被瑞典的荣誉誉为“因其抒情诗作，以西班牙语构成了一种高尚精神与艺术纯洁性之典范”的诗人，让《小银和我》摆脱了某种“思想”或“哲学”对文学的框束，使之完全沉入文学乃诗的纯洁，归回并郑重地验证了“文学即生命”的抒写。哪怕在一个小说家看来，小银的死，未免唐突和缺少某种对阅读的“寓示”，但它仍然以诗人高度自由、抒情的方式，使得一部恒童的杰作，超越了童少的范围，而成为一部——少年成长的路道和成人返童捷径的圣典。
　　 也至此，缓缓地合上书页，回味《小银和我》中诗人创写童韵和纯净的天才，回味译者如此奇妙地把西班牙语教科书中最受欢迎的诗文，透光、明彻地翻译为每一字句都有萤亮丽美的简朴、晓白的中文，于是就想，语言实在是一种神奇，如迷茫中可以引路的星灯，在浑浊、灰暗的世界上，领带我们踏上如此透明、还童的阅读的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