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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海地首都太子港的时候已经是当地时间的下午。对于这个热带的岛国，我有过不少关于混乱、贫穷、苦难的印象。海地位于加勒比海域，这个国家经历了很多政治上的动乱，而在2010年的那场地震后，整个国家更是陷入了令人绝望的困境。时至今日，太子港的路边，仍然布满了地震后安置灾民的临时帐篷。
和我一道来到这个国家的，不是旅行团，而是我在大学参加的“瓦萨海地项目”的部分成员——10名学生，两位创始人Andrew和Lila，一位社区志愿者。大一刚入学时，我就被这个热情的组织所吸引。“瓦萨海地项目”（Vassar Haiti Project，以下简称VHP）是2001年在瓦萨学院创立的非营利组织。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他们通过筹款、拜访、调查，在海地的村庄Chermaitre已经建成了一座小学、一间诊所，资助了十多位学生继续接受中学教育。
我对海地的最初印象来自于此前参加的VHP Art Sale（海地艺术展览拍卖会）。一个原本普通的多功能室，在学生和志愿者的帮助下，变成了一个放满数百张海地油画的热带天堂。音响里传来的欢快的鼓点和热情的克里奥尔语，让人有种穿越到了海地的错觉。油画里绵延的紫蓝色的山脉、郁郁葱葱的田地、将篮子顶在头上的市集妇女似乎都跟随着音乐一起律动。从第一次参与艺术展览拍卖会之后，我就想去海地看看，看看这个鲜艳热烈的国家，也想了解VHP到底在做什么事，和什么人合作，怎么样可以做得更好。
于是，怀着忐忑与期待的心情，我开始了在海地十天的志愿者时光。
山里的孩子
村庄Chermaitre在山上，村民买东西要走两小时的山路才能到达集市。到了雨天，山路泥泞，特别难走。村庄远离集市、医院，更没有学校，这也是为什么当初VHP将学校项目选在那里的原因。
从山脚到山顶需要徒步行走两小时，这是出发前我们就了解的，所以来海地之前，大家常常跑健身房锻炼身体，生怕到时候体力不支。比较瘦弱又经常口渴的我，对这样的徒步登山更是充满恐惧。
刚从汽车上下来，准备上山时，一群黑皮肤、穿着绿色校服的孩子突然出现在我们眼前，叽叽喳喳，亲亲热热，丝毫不怯生。原来他们都是在VHP建的学校里上学的学生，知道我们要来，就从山上跑下来，热情地拉着我们的手，和我们讲着很难听懂的克里奥尔语——尽管他们是第一次见到我们这群哥哥姐姐，尽管我们的肤色、发色、语言都不同。
牵着我上山的小女孩叫Joanna，这是我用仅懂一点皮毛的克里奥尔语问出来的。她一路上一直拉着我的手，遇到陡峭的地方，她会先灵巧地爬上去，然后向还在犹豫的我伸出她的小手。她会叽里咕噜地讲我听不懂的话，一会儿指指远处的山，一会儿指指旁边的草，我只得尽可能地点头应和。因为有Joanna的陪伴，这两小时的山路一点都不难走，我比任何时候都希望尽快到达山顶，看一看她上学的地方。最终到达的时候，我和她兴奋地击掌，然后我们就坐在学校外面的板凳上，玩起了拍手游戏。
这群孩子也有让我非常为难的时候。徒步到达半山腰时，孩子们累了饿了，开始向我伸手要零食要水喝。来海地前，两名创始人就嘱咐我们最好不要给孩子食物，因为孩子很多，没有办法公平分配，更会让他们产生依赖。当时，我身上只有半瓶水和一条花生棒，而在我身边的孩子却有好几个，他们期盼的眼神让我无法拒绝，我只能尽可能地平均分。在那晚的内部会议中，随行的志愿者提到，拒绝他们很难，但没有必要为此感到愧疚。因为我们来这里不是为了给他们花生棒，而是要教会他们怎样种出花生，怎样生产花生棒，这才是VHP长期的目标。“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正是这个道理。
当然，在Chermaitre上学的孩子对未来也有自己的抱负，对国家也有责任感。在采访中，我们发现许多孩子都希望长大以后成为医生或者护士，因为海地的卫生条件很差，许多疾病对于穷苦人家来说都是致命的，发展医疗事业，则是振兴国家的途径之一。也有孩子想成为农业学家。这儿的土壤非常肥沃，适合种植许多农作物，出产的咖啡可以与“蓝山咖啡”媲美。孩子们想学更多农学知识，更好地了解这片土地，希望为这片土地带来新的活力。
作为访客，我们的到来其实给孩子们和学校都带来了麻烦。因为空间有限，为了迎接我们，其中一间教室被临时改成厨房，使得原本在那个教室上课的四年级孩子要跑到另外一个教室和别的孩子一起上课。课堂上两位老师都声嘶力竭，试图压过对方，这样自己的学生才听得清楚，教室里场面一度十分混乱。得知是因为我们的到来才出现这样的情况，大家都陷入了沉思：明明我们来这儿是为了帮助海地的孩子们，为什么反而影响了他们的正常学习？我们来的意义是什么？VHP的意义又是什么？
任何一个机构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即便是为了人道主义，即便是为了“拯救世界”。VHP作为来自发达国家的客人，在Chermaitre被欢迎、被照顾，这当然离不开我们曾经为海地做过的好事。但这次在学校观察到的情景让我开始思考：就算我们想帮助别人，也要一直谦卑谨慎，物质富足、心灵赤诚，我们曾帮助过他们，不代表我们比贫困的Chermaitre人民要高一等，更不代表可以为Chermaitre决定什么才是最好的。公益事业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样的质疑不是想让一个机构解体，而是通过反思，让它有更大的进步空间。
女性是海地的支柱
在海地的十天中，我们有三天待在Chermaitre。这三天时间，我们分别和当地的学生、妇女、水源及造林方面的专家开会交谈，采集对VHP正在实行项目的意见。我所负责的是与妇女有关的项目。
在海地，女性被认为是国家的支柱。在这个贫穷保守的国家，女性的社会地位是低下的，但她们仍然用令人赞叹的力量与乐观，背负起家庭和社会的责任。对Chermaitre的妇女我也早有耳闻，她们大多是家中唯一的支柱。她们的丈夫或去世，或逃走，或瘫痪。2006年，她们主动提出想成立村里的合作社，通过种咖啡豆、设计手帕、手工制作耳环扩大经济来源。在这次旅程中，我与这群妇女的第一次接触，便是和合作社的成员讨论合作社的现状。
会议选在学校旁边一所新建的教堂里进行，室内十分昏暗，但这些妇女的出现，让整个教堂頓时充满生气。会议开始前，所有妇女都站了起来，唱起了我们听不懂的歌。随着她们拍手的节奏，我们也一起起舞。最后，大家坐下正式开会，小小的教堂里，仍回荡着充满生命力的声音。会议中，我们询问了最近咖啡豆的长势，开发新产品的可能性，以及合作社遇到的问题。会议结束后，我邀请愿意分享自己故事的妇女留下来。
因为听不懂克里奥尔语，我们请随行的一位海地教授翻译。问的问题都很简单，不外乎“你叫什么名字”“你家里有几个孩子”“你怎么维持生计”。因为物质条件和医疗条件的限制，小孩容易夭折，她们大多有很多个孩子，其中一位妇女已经有十个孩子，接受采访时肚子里还怀着一个。她们的生活十分艰辛，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靠卖种植的农作物为生。当龙卷风来临时，并不坚固的屋顶一下子就会被吹走，山洪也会涌进家里。教堂偶尔也会发放免费的铁皮屋顶，等到这些妇女赶到时，这些铁皮顶也往往早已被抢光了。
这些细节于我是不可想象的，却是这些女人生活的常态，说这些时，她们的语气如同在谈论天气那样平静。我盯着电脑屏幕让自己冷静下来，而不至于看着这群坚强的妇女忍不住流下眼泪。一个又一个故事，从我面前这几位皮肤黝黑的妇女口中说出，通过海地教授翻译转述，再用我的指尖记录下来。13名妇女讲完了她们的故事，我长呼一口气，不可名状的压抑却涌上了心头。
海地女人悲惨的遭遇并不是最震撼我的。我静下来回想着她们说出的那些故事，脑海里却响起了会议前她们唱的歌。这到底是一种什么力量，让这群妇女在绝境中艰难地维生、纯粹地活着？为我们翻译的海地教授此时也在角落静静地落泪，他说，最让他感到痛心的，是一位妇女在说完自己故事后的一句感叹“我们是海地人，都习惯了”。这可以理解为坚韧和乐观，但也是一种无奈和不公。
走出教堂时，天已经快黑了，Andrew还在给这些妇女拍照、留档案。我看着那位最后被采访的妇女。她跟我说，因为家暴，她从丈夫的家里逃了出来。“就算死，我也不愿意留在那儿。”现在轮到她拍照了，她在镜头面前站定，露出了我见过的最坚强的笑容。
（未完待续）
和我一道来到这个国家的，不是旅行团，而是我在大学参加的“瓦萨海地项目”的部分成员——10名学生，两位创始人Andrew和Lila，一位社区志愿者。大一刚入学时，我就被这个热情的组织所吸引。“瓦萨海地项目”（Vassar Haiti Project，以下简称VHP）是2001年在瓦萨学院创立的非营利组织。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他们通过筹款、拜访、调查，在海地的村庄Chermaitre已经建成了一座小学、一间诊所，资助了十多位学生继续接受中学教育。
我对海地的最初印象来自于此前参加的VHP Art Sale（海地艺术展览拍卖会）。一个原本普通的多功能室，在学生和志愿者的帮助下，变成了一个放满数百张海地油画的热带天堂。音响里传来的欢快的鼓点和热情的克里奥尔语，让人有种穿越到了海地的错觉。油画里绵延的紫蓝色的山脉、郁郁葱葱的田地、将篮子顶在头上的市集妇女似乎都跟随着音乐一起律动。从第一次参与艺术展览拍卖会之后，我就想去海地看看，看看这个鲜艳热烈的国家，也想了解VHP到底在做什么事，和什么人合作，怎么样可以做得更好。
于是，怀着忐忑与期待的心情，我开始了在海地十天的志愿者时光。
山里的孩子
村庄Chermaitre在山上，村民买东西要走两小时的山路才能到达集市。到了雨天，山路泥泞，特别难走。村庄远离集市、医院，更没有学校，这也是为什么当初VHP将学校项目选在那里的原因。
从山脚到山顶需要徒步行走两小时，这是出发前我们就了解的，所以来海地之前，大家常常跑健身房锻炼身体，生怕到时候体力不支。比较瘦弱又经常口渴的我，对这样的徒步登山更是充满恐惧。
刚从汽车上下来，准备上山时，一群黑皮肤、穿着绿色校服的孩子突然出现在我们眼前，叽叽喳喳，亲亲热热，丝毫不怯生。原来他们都是在VHP建的学校里上学的学生，知道我们要来，就从山上跑下来，热情地拉着我们的手，和我们讲着很难听懂的克里奥尔语——尽管他们是第一次见到我们这群哥哥姐姐，尽管我们的肤色、发色、语言都不同。
牵着我上山的小女孩叫Joanna，这是我用仅懂一点皮毛的克里奥尔语问出来的。她一路上一直拉着我的手，遇到陡峭的地方，她会先灵巧地爬上去，然后向还在犹豫的我伸出她的小手。她会叽里咕噜地讲我听不懂的话，一会儿指指远处的山，一会儿指指旁边的草，我只得尽可能地点头应和。因为有Joanna的陪伴，这两小时的山路一点都不难走，我比任何时候都希望尽快到达山顶，看一看她上学的地方。最终到达的时候，我和她兴奋地击掌，然后我们就坐在学校外面的板凳上，玩起了拍手游戏。
这群孩子也有让我非常为难的时候。徒步到达半山腰时，孩子们累了饿了，开始向我伸手要零食要水喝。来海地前，两名创始人就嘱咐我们最好不要给孩子食物，因为孩子很多，没有办法公平分配，更会让他们产生依赖。当时，我身上只有半瓶水和一条花生棒，而在我身边的孩子却有好几个，他们期盼的眼神让我无法拒绝，我只能尽可能地平均分。在那晚的内部会议中，随行的志愿者提到，拒绝他们很难，但没有必要为此感到愧疚。因为我们来这里不是为了给他们花生棒，而是要教会他们怎样种出花生，怎样生产花生棒，这才是VHP长期的目标。“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正是这个道理。
当然，在Chermaitre上学的孩子对未来也有自己的抱负，对国家也有责任感。在采访中，我们发现许多孩子都希望长大以后成为医生或者护士，因为海地的卫生条件很差，许多疾病对于穷苦人家来说都是致命的，发展医疗事业，则是振兴国家的途径之一。也有孩子想成为农业学家。这儿的土壤非常肥沃，适合种植许多农作物，出产的咖啡可以与“蓝山咖啡”媲美。孩子们想学更多农学知识，更好地了解这片土地，希望为这片土地带来新的活力。
作为访客，我们的到来其实给孩子们和学校都带来了麻烦。因为空间有限，为了迎接我们，其中一间教室被临时改成厨房，使得原本在那个教室上课的四年级孩子要跑到另外一个教室和别的孩子一起上课。课堂上两位老师都声嘶力竭，试图压过对方，这样自己的学生才听得清楚，教室里场面一度十分混乱。得知是因为我们的到来才出现这样的情况，大家都陷入了沉思：明明我们来这儿是为了帮助海地的孩子们，为什么反而影响了他们的正常学习？我们来的意义是什么？VHP的意义又是什么？
任何一个机构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即便是为了人道主义，即便是为了“拯救世界”。VHP作为来自发达国家的客人，在Chermaitre被欢迎、被照顾，这当然离不开我们曾经为海地做过的好事。但这次在学校观察到的情景让我开始思考：就算我们想帮助别人，也要一直谦卑谨慎，物质富足、心灵赤诚，我们曾帮助过他们，不代表我们比贫困的Chermaitre人民要高一等，更不代表可以为Chermaitre决定什么才是最好的。公益事业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样的质疑不是想让一个机构解体，而是通过反思，让它有更大的进步空间。
女性是海地的支柱
在海地的十天中，我们有三天待在Chermaitre。这三天时间，我们分别和当地的学生、妇女、水源及造林方面的专家开会交谈，采集对VHP正在实行项目的意见。我所负责的是与妇女有关的项目。
在海地，女性被认为是国家的支柱。在这个贫穷保守的国家，女性的社会地位是低下的，但她们仍然用令人赞叹的力量与乐观，背负起家庭和社会的责任。对Chermaitre的妇女我也早有耳闻，她们大多是家中唯一的支柱。她们的丈夫或去世，或逃走，或瘫痪。2006年，她们主动提出想成立村里的合作社，通过种咖啡豆、设计手帕、手工制作耳环扩大经济来源。在这次旅程中，我与这群妇女的第一次接触，便是和合作社的成员讨论合作社的现状。
会议选在学校旁边一所新建的教堂里进行，室内十分昏暗，但这些妇女的出现，让整个教堂頓时充满生气。会议开始前，所有妇女都站了起来，唱起了我们听不懂的歌。随着她们拍手的节奏，我们也一起起舞。最后，大家坐下正式开会，小小的教堂里，仍回荡着充满生命力的声音。会议中，我们询问了最近咖啡豆的长势，开发新产品的可能性，以及合作社遇到的问题。会议结束后，我邀请愿意分享自己故事的妇女留下来。
因为听不懂克里奥尔语，我们请随行的一位海地教授翻译。问的问题都很简单，不外乎“你叫什么名字”“你家里有几个孩子”“你怎么维持生计”。因为物质条件和医疗条件的限制，小孩容易夭折，她们大多有很多个孩子，其中一位妇女已经有十个孩子，接受采访时肚子里还怀着一个。她们的生活十分艰辛，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靠卖种植的农作物为生。当龙卷风来临时，并不坚固的屋顶一下子就会被吹走，山洪也会涌进家里。教堂偶尔也会发放免费的铁皮屋顶，等到这些妇女赶到时，这些铁皮顶也往往早已被抢光了。
这些细节于我是不可想象的，却是这些女人生活的常态，说这些时，她们的语气如同在谈论天气那样平静。我盯着电脑屏幕让自己冷静下来，而不至于看着这群坚强的妇女忍不住流下眼泪。一个又一个故事，从我面前这几位皮肤黝黑的妇女口中说出，通过海地教授翻译转述，再用我的指尖记录下来。13名妇女讲完了她们的故事，我长呼一口气，不可名状的压抑却涌上了心头。
海地女人悲惨的遭遇并不是最震撼我的。我静下来回想着她们说出的那些故事，脑海里却响起了会议前她们唱的歌。这到底是一种什么力量，让这群妇女在绝境中艰难地维生、纯粹地活着？为我们翻译的海地教授此时也在角落静静地落泪，他说，最让他感到痛心的，是一位妇女在说完自己故事后的一句感叹“我们是海地人，都习惯了”。这可以理解为坚韧和乐观，但也是一种无奈和不公。
走出教堂时，天已经快黑了，Andrew还在给这些妇女拍照、留档案。我看着那位最后被采访的妇女。她跟我说，因为家暴，她从丈夫的家里逃了出来。“就算死，我也不愿意留在那儿。”现在轮到她拍照了，她在镜头面前站定，露出了我见过的最坚强的笑容。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