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丘吉尔著名的“三环外交”设想：以第一环英联邦和大英帝国作为力量的基础;利用第二环英美特殊关系，借助美国的力量重建世界大国地位;进而利用第三环联合起来的欧洲，谋取西欧的领导权。
　　可惜每一环都有问题。美国无意配合英国维持“帝国形象”，尤为反对其维持在原殖民地的特殊权益。在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事件中，美国不惜对英国发出军事威胁，体现了“第一环”和“第二环”之间的矛盾。而且，美国人知道戴高乐是个“坏孩子”，却视之为“有用的坏孩子”——欧洲能够一定程度上自立，美国的防务压力显然减轻不少。英国的本意是挟美自重，成为“第三环”的领导者，但美国对英国的角色设定可没有那么重要，只希望英国可以成为一个欧洲联合体之中的坚实盟友，因此敦促英国加入欧洲联合的进程。“英美特殊关系”同床异梦，让英国的“孤立”不怎么光荣。
　　更致命的是经济。英国的走向是两个“超主权联合”之间的经济竞争——英联邦VS欧洲联合体，而英联邦迅速败下阵来。二战后的英联邦一度占据了有利的地位，英国在联邦范围内实现了一半的出口，但是这个不错的开局也带来了副作用。那就是英国的实业界在市场保护中不思进取，设备更新和技术升级迟缓。当英联邦成员逐步经济上更为自主时，现成的市场开始萎缩，英国企业竞争力低下的问题凸显。
　　国内的经济形势也很不乐观，艾德礼政府执政以来，把经济拖入了福利主义的轨道，维持战时的计划经济模式，英国经济从此陷入泥沼。1950年到1969年的20年间，英国的经济增长率都在2.6%左右，仅为法、意等欧陆国家的一半左右。这就是经济学中著名的“英国病”。外交、政治、经济的三重逼迫，留给英国的选择并不多。1961年英国第一次提出申请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这是一个无奈的选择。
　　更可悲的是，戴高乐否决了英国的申请，并且在其后的1967年再次否决。甚至在戴高乐离任后，他对英国的“诅咒”依然有效——英国必须公开放弃“英美特殊关系”才能加入欧洲俱乐部。很明显，这是一种形式上的羞辱，没有什么实质意义。1971年英国履行了这一“效忠仪式”，才换来了两年后的正式加入——同时宣布退出了英联邦的关税联盟，这是帝国最后的葬礼。
　　英国加入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每一步都伴随着剧烈的痛苦和羞辱，很难想象彼此之间的情投意合。
　　即使加入了欧洲一体化进程，英国仍然是异类。作为欧盟两大支柱的欧元区和申根区，都没有英国的影子。它在欧盟的影响力也极为有限，远远不及德、法的领导地位。而“英美特殊关系”当然不会因为一次公开宣告而结束，撒切尔—里根时代、布莱尔—小布什时代体现的特殊关系远超五六十年代的水平。
　　可以称为“一体化”的成就是：欧陆和英国的意识形态、政治文化的趋同。福利社会主义、全球主义、环保主义等欧盟标准已经跨越了英吉利海峡，成为了英国社会的主流。撒切尔夫人离开唐宁街十号的背影，就是英式保守主义的最后谢幕。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套“欧洲共识”终于把欧盟的元气也消耗殆尽，“英国病”没好，“欧洲病”又来了。如今欧盟已经处于危机边缘，英国选择“下船”意料之中。
　　但是，“下船”就能走出困境吗？“脱欧”仅仅反映的是英国社会对现状不满的情绪产物，英国的种种问题主要是自身因素。“欧盟的拖累”并不存在于现实。比如成为焦点的移民爭议，不属于申根区的英国主要移民来源是原殖民地的印巴，近年来中国移民增加迅速，最后才是欧盟内部的波兰。而“难民问题”对英国也没有形成太大的冲击。脱离欧盟唯一的好处是，可以不受欧盟社会政策标准的约束迅速推行有力的改革，可是改革的主要阻力来自内部。
　　2018年，英国的税负水平已经达到了50年来最高，占GDP的34.6%。而英国民调机构统计显示仅4%的受访者支持政府增加税收和减少开支。改革，没有任何可能，和脱欧与否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