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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一段时期经济工作的方针是：“调整、改革、整顿、提高。”这个“八字方针”，习惯称为“新八字方针”。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恢复性的发展，但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特别是在“新跃进”的口号下，国民经济本来就已失调的比例关系，变得更加严重。高投资、高积累、低效益、低消费的问题非常突出。
对于不顾比例和客观规律，盲目追求高速度进行经济建设问题，陈云早有觉察并提出过不同意见。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正式提出要对国民经济进行必要的调整。邓小平支持陈云的意见。此时，“新跃进”带来的问题已越来越明显，党内愈来愈多的人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思想渐趋统一。这样，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中实际上已经把调整的问题提到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面前。
1979年1月1日和5日，陈云就不留缺口和降低指标问题作了两次批示。1月1日，陈云在李先念送请审阅的《国务院关于下达一九七九、一九八○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草案)》的信上批示：“国务院通知中‘一九七九年有些物资还有缺口。’我认为不要留缺口，宁可降低指标。宁可减建某些项目。”1月5日，陈云将新华社一份反映国家计委安排1979年的生产计划和物资供应时还在留缺口的材料批转华国锋、邓小平、汪东兴，指出：“我认为有物资缺口的不是真正可靠的计划。”
邓小平对陈云的这一意见十分赞同，批示“请计委再作考虑。”
3月14日，李先念、陈云联名向中央上书，建议在国务院下设立财政经济委员会，作为研究制订财经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定财经工作中大事的决策机关，并对财经工作提出了六点意见：
一、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必须避免反复和出现大的“马鞍形”。
二、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
三、现在的国民经济是没有综合平衡的。比例失调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
四、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调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
五、钢的指标必须可靠。钢的发展方向，不仅要重数量，而且更要重质量。要着重调整我国所需要的各种钢材之间的比例关系。钢的发展速度要照顾到各行各业(包括农业、轻工业、其他重工业、交通运输业、文教、卫生、城市住宅建设、环境保护等)发展的比例关系。由于钢的基建周期长，不仅要制订五至七年的计划，而且要制订直到二○○○年的计划。
六、借外债必须充分考虑还本计息的支付能力，考虑国内投资能力，做到基本上循序进行。
根据李先念、陈云的建议，中共中央决定在国务院下设立财经委员会，由陈云任主任，李先念为副主任，姚依林任秘书长。
3月21日至23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国家计委修改过的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和经济调整问题。陈云再次指出：
按比例发展是最快的速度。
不按比例，靠多借外债，靠不住。
要有两三年调整时间，最好三年。
现在比例失调的情况相当严重。基本建设项目大的一千七百多个，小的几万个，搞不了的，丢掉一批就是了。
1985年搞六千万吨钢根本做不到。
3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原则同意计委修改和调整的1979年经济计划的意见，决定用三年时间调整国民经济。
“新八字方针”正式确定
1979年4月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和思想理论工作方面的问题。李先念代表中央作了《关于国民经济调整问题》的重要讲话。
他着重讲了调整的必要性、调整的主要任务、调整的原则措施、搞好企业整顿、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等六个问题。李先念分析了当时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现状和原因，指出今后一段时期经济工作的方针是：“调整、改革、整顿、提高。”以调整为中心，“边调整边前进，在调整中改革，在调整中整顿，在调整中提高。”
这个“八字方针”，习惯称为“新八字方针”，因为在1962年也提出和制订过“八字方针”，叫“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进行的结果，是渡过了“大跃进”、反右倾和自然灾害造成的困难时期，恢复了国民经济。
会议通过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总方针，决定从1979年起，用三年时间对国民经济认真进行调整，同时进行改革、整顿、提高工作。会议通过了调整后的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
排除阻力，继续调整
贯彻落实“八字方针”将近两年，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是一些重大问题仍然存在。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情况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过来，积累和消费的分配超过了国民收入的总额。
以调整为中心的“新八字方针”没有收到预期效果的原因，主要是“左”的思想的影响。一些地方和部门对“新八字方针”贯彻执行不力，有的甚至反对和抵制。
1980年3月17日，在陈云建议下，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成立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原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撤销。在会议期间，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都强调基本建设要退够，压缩1981年计划。认为发展速度5％有困难，4％也可以，并不丢面子。
1980年12月16日至26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决定“在经济上实行进一步调整，在政治上实行进一步安定团结”的重大方针。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在会上分别讲话。12月16日，陈云在讲话中谈了14个问题。他表示同意中央财经小组提出的调整计划，并说：
调整意味着某些方面的后退，而且要退够。
这次调整不是耽误，如果不调整才会造成更大的耽误。
我们这次调整是清醒健康的调整，我们会站稳脚跟，继续稳步前进。
12月25日，邓小平在闭幕会上讲话，他说：“我完全同意陈云同志的讲话。这个讲话在一系列问题上正确地总结了我国三十一年来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是我们今后长期的指导方针。”
由于中央态度坚决，部署明确，也由于认识趋于统一，1981年的调整工作十分得力。基建投资比上年减少126亿元，积累率回落到28.3％，农业生产在克服重大灾害后获得丰收，增长6.4％，轻工业生产增长14.3％。财政赤字减少到25亿元，市场供应紧张状况缓和，物价趋于稳定。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恢复性的发展，但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特别是在“新跃进”的口号下，国民经济本来就已失调的比例关系，变得更加严重。高投资、高积累、低效益、低消费的问题非常突出。
对于不顾比例和客观规律，盲目追求高速度进行经济建设问题，陈云早有觉察并提出过不同意见。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正式提出要对国民经济进行必要的调整。邓小平支持陈云的意见。此时，“新跃进”带来的问题已越来越明显，党内愈来愈多的人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思想渐趋统一。这样，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中实际上已经把调整的问题提到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面前。
1979年1月1日和5日，陈云就不留缺口和降低指标问题作了两次批示。1月1日，陈云在李先念送请审阅的《国务院关于下达一九七九、一九八○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草案)》的信上批示：“国务院通知中‘一九七九年有些物资还有缺口。’我认为不要留缺口，宁可降低指标。宁可减建某些项目。”1月5日，陈云将新华社一份反映国家计委安排1979年的生产计划和物资供应时还在留缺口的材料批转华国锋、邓小平、汪东兴，指出：“我认为有物资缺口的不是真正可靠的计划。”
邓小平对陈云的这一意见十分赞同，批示“请计委再作考虑。”
3月14日，李先念、陈云联名向中央上书，建议在国务院下设立财政经济委员会，作为研究制订财经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定财经工作中大事的决策机关，并对财经工作提出了六点意见：
一、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必须避免反复和出现大的“马鞍形”。
二、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
三、现在的国民经济是没有综合平衡的。比例失调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
四、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调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
五、钢的指标必须可靠。钢的发展方向，不仅要重数量，而且更要重质量。要着重调整我国所需要的各种钢材之间的比例关系。钢的发展速度要照顾到各行各业(包括农业、轻工业、其他重工业、交通运输业、文教、卫生、城市住宅建设、环境保护等)发展的比例关系。由于钢的基建周期长，不仅要制订五至七年的计划，而且要制订直到二○○○年的计划。
六、借外债必须充分考虑还本计息的支付能力，考虑国内投资能力，做到基本上循序进行。
根据李先念、陈云的建议，中共中央决定在国务院下设立财经委员会，由陈云任主任，李先念为副主任，姚依林任秘书长。
3月21日至23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国家计委修改过的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和经济调整问题。陈云再次指出：
按比例发展是最快的速度。
不按比例，靠多借外债，靠不住。
要有两三年调整时间，最好三年。
现在比例失调的情况相当严重。基本建设项目大的一千七百多个，小的几万个，搞不了的，丢掉一批就是了。
1985年搞六千万吨钢根本做不到。
3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原则同意计委修改和调整的1979年经济计划的意见，决定用三年时间调整国民经济。
“新八字方针”正式确定
1979年4月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和思想理论工作方面的问题。李先念代表中央作了《关于国民经济调整问题》的重要讲话。
他着重讲了调整的必要性、调整的主要任务、调整的原则措施、搞好企业整顿、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等六个问题。李先念分析了当时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现状和原因，指出今后一段时期经济工作的方针是：“调整、改革、整顿、提高。”以调整为中心，“边调整边前进，在调整中改革，在调整中整顿，在调整中提高。”
这个“八字方针”，习惯称为“新八字方针”，因为在1962年也提出和制订过“八字方针”，叫“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进行的结果，是渡过了“大跃进”、反右倾和自然灾害造成的困难时期，恢复了国民经济。
会议通过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总方针，决定从1979年起，用三年时间对国民经济认真进行调整，同时进行改革、整顿、提高工作。会议通过了调整后的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
排除阻力，继续调整
贯彻落实“八字方针”将近两年，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是一些重大问题仍然存在。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情况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过来，积累和消费的分配超过了国民收入的总额。
以调整为中心的“新八字方针”没有收到预期效果的原因，主要是“左”的思想的影响。一些地方和部门对“新八字方针”贯彻执行不力，有的甚至反对和抵制。
1980年3月17日，在陈云建议下，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成立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原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撤销。在会议期间，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都强调基本建设要退够，压缩1981年计划。认为发展速度5％有困难，4％也可以，并不丢面子。
1980年12月16日至26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决定“在经济上实行进一步调整，在政治上实行进一步安定团结”的重大方针。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在会上分别讲话。12月16日，陈云在讲话中谈了14个问题。他表示同意中央财经小组提出的调整计划，并说：
调整意味着某些方面的后退，而且要退够。
这次调整不是耽误，如果不调整才会造成更大的耽误。
我们这次调整是清醒健康的调整，我们会站稳脚跟，继续稳步前进。
12月25日，邓小平在闭幕会上讲话，他说：“我完全同意陈云同志的讲话。这个讲话在一系列问题上正确地总结了我国三十一年来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是我们今后长期的指导方针。”
由于中央态度坚决，部署明确，也由于认识趋于统一，1981年的调整工作十分得力。基建投资比上年减少126亿元，积累率回落到28.3％，农业生产在克服重大灾害后获得丰收，增长6.4％，轻工业生产增长14.3％。财政赤字减少到25亿元，市场供应紧张状况缓和，物价趋于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