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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ly说，由声音去认识一个人，很有诗意。而我觉得，“读”Lily的漫画，就像读诗，线条与线条之间充满解读空间，秘密和深意往往隐藏于细节之中。所以，一边翻着她的漫画，一边通电话，就同时领略着双重诗意；也恰似“涂鸦墙”的形式，左边是文字，右边是画。
翻开《Lily的女性涂鸦墙》，首先看到的是一些又可爱又可怖的大头“公仔”。Lily自述：“香港的房子很小。我家在狭窄的门廊上挂了个全身镜。……我从小照镜子，就只看见一颗大大的头颅悬在我小小的躯干上。……这让我习惯从很近的距离观察自己、理解世界。后来开始喜欢乱涂乱画时，我都会把‘公仔’的头画得很大。”凭借着这些与画面互映的文字，你基本可以拼凑出她的成长经历。但她会顽皮地说：“我没有告诉过别人，这里面其实有真有假，有别人的故事，也有我穿越时空的虚构。但大家都以为我在讲自己发生的事情。”
说到好笑的经历，Lily会自顾地先“哈哈”起来，有嘲讽，有批判，也不失细腻。她说，如果不冷酷一点，又怎能撑得下去。她还会问你：有没有亲手干坏事，跟有没有干坏事，究竟有什么分别？
保有热情，就会被看见
开始画漫画，Lily说实属巧合。自香港理工大学设计学院毕业后，她从事了两年的商业设计工作，之后在非政府团体担任行政秘书。大约在1997年，一本名为《香港文化研究》的杂志面世，有一期讨论性别议题，向Lily邀稿，这是她第一次画漫画。这次经验让她发现，原来漫画也可以用来表达理论，随后就开始投稿，也因为有不同媒体和团体的约稿，所以就一直画下去了。这批漫画后来结集成《妈妈的抽屉在最低》，这是香港第一本以性及性别政治为主题，用女性主义等理论大框架为创作工具的图文创作。
Lily的创作历程颇为顺利，至今只有两次被退稿的经验；大部分工作都是对方主动邀约，因此都能尊重她的个人风格；即使原来没有版面，也能开辟出位置。“我的经验告诉我，如果用心创作，不同的机会就会来，好作品一定有发表空间。我做所有事情都没有计划的，自己找出版社、找杂志，给我带来很多惊喜，”她说，最重要的是热情，“所有事的起源就是你对一些事物的热情，对人生的热情。有些东西我很想去表达，就会做得比较好。”
在Lily的作品出现前，香港没有评论式的漫画。她以漫画讨论性、性别、性别政治、都市生活、环保生态、社会弱势族群，让大众看到漫画的另一种可能性。她现在经常往返于港台两地，从事教学、漫画、设计等工作，比较两地的生活，Lily认为，“台湾没有香港那么大的压迫感。这样走来走去好像不太安分，但空间扩大了很多，认识了很多不同的人，分享别人的生命经验，对我来说很重要。”
抽离一点，才可撑下去
这一切看似很顺遂。
但直至2002年，Lily获奖学金赴英国里兹大学修读“艺术与女性主义”硕士课程，期间与美术系老师倾谈，才令她肯定了自己的艺术素质。“外界评价是一种指标，但对内在自信无甚帮助。”Lily说，这跟中国人的教育有关，从小被大人批评自己的小小“成就”只是幸运，而相较于男性被要求有成就，女性没有成就的期待，只被要求安分守己，也限制了女性的自我发展。“但有限制对一个创作人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限制也就不需要创作了。”
Lily小时候专挑难度高的事情去做，上台演讲、当代表、参加辩论赛……不断挑战自我，无非是为了证明自己，证明作为女性的自己，却也在在反映了内心的不足之处。她说为别人过活了很多年，自己的生活从30岁才开始。说起自我反省的过程，她对昔日的自己是严苛的。“我一直是所谓的‘既得利益者’，是比较突出的学生。我记得当时自己很介意的。有位老师说：‘如果你们是男生班就好了！’我竟然也认同他，竟然痛恨自己生为女性。我后来发现，有这种想法的人并不是只有我一个。外界有很多的想法让我们女生看不起自己，或忽略了自己的个人特质。所以那个醒觉的打击是很大的，至今我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帮凶：认为女生就是麻烦，女生是不能做某些事情的。但实际上我做了很多打破性别定型的事情，那为什么自己都要否定自己呢？”
Lily曾经参加攀岩活动，在家里种水草，还喜欢在夜里独自走山路。做这些事情时，遇到的总是男性居多，也常惹来异样的目光。水族店的店员问Lily：“种水草的大部分都是男人。你也喜欢？”“以前小时候可能会说：‘我跟女生不同，我也会种！’现在就会觉得他们的想法很可笑。”Lily解释说，由于香港的住房很小，有权力去“霸占”那三尺地方的通常是男人，内里就是家庭权力分配的问题。
从“女子也可如此！”到“世界何以如此？”，Lily觉得终于找到一个如何生存下去的角度。“有一群人努力地去改善自己，或令社会的空间变宽，这种努力是要被欣赏和肯定的。我只是在做很小很小的一部分。”她这样解释目前的自我肯定。
女性主义是打开眼界的工具
Lily没有明说那是怎样一个角度，但应该与女性主义有关。她常被称为“女性主义漫画家”，在大学时期便已加入香港“新妇女协进会”，并曾担任主席，参与香港的两性平权运动，在其中获得了很多养分。“身为女性，从自我出发去看世界，这是很基础的。你起码要知道自己是谁，不然你就会觉得‘我是为什么人说话’。主要不是为别人说话，你是为了自己的良知说话。女性主义对我来说是一个理解世界的工具。从大范围来说，它是关心人类解放的一种论述，里面有现实层面，包括经济、政治、政策等；也有文化意识层面，对女人的定义，等等；现在还包括对少数人士的关怀，例如不同性倾向、变性人等。一旦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女性主义者，其它一连串相关的压制系统就会变成你的抗争对象，例如对环境的剥削，等等。”
自大学起参与社运的经验，在非政府团体工作5年中的所见所闻，与自我反省交织在一起，渗透到Lily的作品之中，又化成积极的现实行动。“那5年的经验是非常震撼的。我带团队到孟加拉、柬埔寨、菲律宾和中国大陆粤北等地进行扶贫工作，看到很多人怎样在卑微的环境下卑微地生存。他们的处境其实我们也有责任。一个人理解世界的方式和同情心未必需要亲眼看到，它跟我们怎样想象生存有很大关系。我觉得我应该尽一点绵力，让读者有别的角度去思考可以多做一点什么。”2005年高雄捷运泰劳“暴动”事件后，Lily开始以台湾外籍女性移工议题为漫画内容，表现她们在台湾遭遇的不平等待遇；2006年策划名为“慢漫秀”的行动艺术——她与4位移工朋友肩负大型漫画看板，行走于台北市中山北路二、三段——表达外籍移工的诉求。
女性主义作为一个关怀世界的切入口，已融入Lily对各种议题的论述之中，看问题时很自然就带有批判的角度。若要追问源头，Lily说，与最亲近的女性——妈妈的处境有关。如同她第一本漫画集的名字——《妈妈的抽屉在最低》，妈妈总以不断的牺牲支撑起整个家庭。“关键就是有没有一个东西让你有切肤之痛。那个痛可能是，你的妈妈说起她小时候因为是女孩而没有上学，要供养兄弟读书。如果你忍着痛追下去，就是自我反省的开始，以不同角度看世界的开始。”
这些反省反映在她的创作上，作品中不时透露出一股冷，看似冷眼看世界，其实是冷酷地看自己。Lily这样自白：“我都好想说自己是个言行一致的上等人，可是家里一柜都是血汗工厂生产的衣服。前两天贪嘴，又去老麦买了个鱼柳包。每当走过福华街跟华西街碰见性工作者，总会为自己的安逸虚伪感到羞愧。”
涂鸦是自我精神疾病的疗愈
在留学英伦期间，曾有66天，Lily没日没夜地涂鸦，意欲把空洞的画室填满。主任老师进来后，看得目瞪口呆，后来就带了里兹市立美术馆的策展人过来。毕业半年后，Lily受邀到该馆举办个展，上下两层展馆挂满了那66天从她笔端逃逸出来的人机妖兽。
时隔将近十年，Lily在出版前才被逼迫着面对昔日蜂拥而出的“妖魔鬼怪”，重新整理时她发现，涂鸦原是她克服恐惧的途径，以涂鸦捉拿怪兽，而最想降服的，原来就是自己。“一些潜藏的想法，一直在我们心里安安稳稳，一旦翻出来，你可能会很恐惧自己原来有这样的部分。但它给了你更大的可能性，让人变得开阔。”
通过涂鸦，Lily重新整理自己的生命经验，也创造新的记忆。“我后来在画漫画时有很深刻的反省。现在的世界没有什么新的事物，有的只是解释那些事情的意义的不同角度。我觉得回溯家庭历史、个人成长历史，对于认清自己的位置是很重要的。但另一方面，其实我们也能创造自己的过去。我们从小有意无意地用一个角度来看世界，但长大之后重新再看，在做记录以外，我会觉得，横竖有一个角度，不如就创造自己想要的过去。越来越多角度去看一件事，这很有意思。”
“Lily的涂鸦墙”不仅是作品集，她也在书的最后一章教导读者如何开始自己的女性涂鸦。在新书宣传活动中，她请读者加入涂鸦的行列，由此也看到了别人的生命故事。而在全书的最后，她讲述的是立体的涂鸦，也是最古老的涂鸦——编织。她用雨伞工厂的剩料，以一枝钩针，随心所欲地编织成各种可穿戴的物品。由于朋友的提醒，这不只是艺术雕塑品，也可以变成产品，所以她与朋友开了公司，开始发展创意绿色设计。Lily说，这背后也有论述：人所记念的，与物共生。“例如旧毛衣，可以看作是家族历史的传承。在爸爸去世后，妈妈整理出很多以前织给爸爸的毛衣，又不舍得丢弃。所以就把它拆了，重新再织给孙子孙女。这件事不单有创造性，也让家族记忆一代一代传下去。”
翻开《Lily的女性涂鸦墙》，首先看到的是一些又可爱又可怖的大头“公仔”。Lily自述：“香港的房子很小。我家在狭窄的门廊上挂了个全身镜。……我从小照镜子，就只看见一颗大大的头颅悬在我小小的躯干上。……这让我习惯从很近的距离观察自己、理解世界。后来开始喜欢乱涂乱画时，我都会把‘公仔’的头画得很大。”凭借着这些与画面互映的文字，你基本可以拼凑出她的成长经历。但她会顽皮地说：“我没有告诉过别人，这里面其实有真有假，有别人的故事，也有我穿越时空的虚构。但大家都以为我在讲自己发生的事情。”
说到好笑的经历，Lily会自顾地先“哈哈”起来，有嘲讽，有批判，也不失细腻。她说，如果不冷酷一点，又怎能撑得下去。她还会问你：有没有亲手干坏事，跟有没有干坏事，究竟有什么分别？
保有热情，就会被看见
开始画漫画，Lily说实属巧合。自香港理工大学设计学院毕业后，她从事了两年的商业设计工作，之后在非政府团体担任行政秘书。大约在1997年，一本名为《香港文化研究》的杂志面世，有一期讨论性别议题，向Lily邀稿，这是她第一次画漫画。这次经验让她发现，原来漫画也可以用来表达理论，随后就开始投稿，也因为有不同媒体和团体的约稿，所以就一直画下去了。这批漫画后来结集成《妈妈的抽屉在最低》，这是香港第一本以性及性别政治为主题，用女性主义等理论大框架为创作工具的图文创作。
Lily的创作历程颇为顺利，至今只有两次被退稿的经验；大部分工作都是对方主动邀约，因此都能尊重她的个人风格；即使原来没有版面，也能开辟出位置。“我的经验告诉我，如果用心创作，不同的机会就会来，好作品一定有发表空间。我做所有事情都没有计划的，自己找出版社、找杂志，给我带来很多惊喜，”她说，最重要的是热情，“所有事的起源就是你对一些事物的热情，对人生的热情。有些东西我很想去表达，就会做得比较好。”
在Lily的作品出现前，香港没有评论式的漫画。她以漫画讨论性、性别、性别政治、都市生活、环保生态、社会弱势族群，让大众看到漫画的另一种可能性。她现在经常往返于港台两地，从事教学、漫画、设计等工作，比较两地的生活，Lily认为，“台湾没有香港那么大的压迫感。这样走来走去好像不太安分，但空间扩大了很多，认识了很多不同的人，分享别人的生命经验，对我来说很重要。”
抽离一点，才可撑下去
这一切看似很顺遂。
但直至2002年，Lily获奖学金赴英国里兹大学修读“艺术与女性主义”硕士课程，期间与美术系老师倾谈，才令她肯定了自己的艺术素质。“外界评价是一种指标，但对内在自信无甚帮助。”Lily说，这跟中国人的教育有关，从小被大人批评自己的小小“成就”只是幸运，而相较于男性被要求有成就，女性没有成就的期待，只被要求安分守己，也限制了女性的自我发展。“但有限制对一个创作人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限制也就不需要创作了。”
Lily小时候专挑难度高的事情去做，上台演讲、当代表、参加辩论赛……不断挑战自我，无非是为了证明自己，证明作为女性的自己，却也在在反映了内心的不足之处。她说为别人过活了很多年，自己的生活从30岁才开始。说起自我反省的过程，她对昔日的自己是严苛的。“我一直是所谓的‘既得利益者’，是比较突出的学生。我记得当时自己很介意的。有位老师说：‘如果你们是男生班就好了！’我竟然也认同他，竟然痛恨自己生为女性。我后来发现，有这种想法的人并不是只有我一个。外界有很多的想法让我们女生看不起自己，或忽略了自己的个人特质。所以那个醒觉的打击是很大的，至今我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帮凶：认为女生就是麻烦，女生是不能做某些事情的。但实际上我做了很多打破性别定型的事情，那为什么自己都要否定自己呢？”
Lily曾经参加攀岩活动，在家里种水草，还喜欢在夜里独自走山路。做这些事情时，遇到的总是男性居多，也常惹来异样的目光。水族店的店员问Lily：“种水草的大部分都是男人。你也喜欢？”“以前小时候可能会说：‘我跟女生不同，我也会种！’现在就会觉得他们的想法很可笑。”Lily解释说，由于香港的住房很小，有权力去“霸占”那三尺地方的通常是男人，内里就是家庭权力分配的问题。
从“女子也可如此！”到“世界何以如此？”，Lily觉得终于找到一个如何生存下去的角度。“有一群人努力地去改善自己，或令社会的空间变宽，这种努力是要被欣赏和肯定的。我只是在做很小很小的一部分。”她这样解释目前的自我肯定。
女性主义是打开眼界的工具
Lily没有明说那是怎样一个角度，但应该与女性主义有关。她常被称为“女性主义漫画家”，在大学时期便已加入香港“新妇女协进会”，并曾担任主席，参与香港的两性平权运动，在其中获得了很多养分。“身为女性，从自我出发去看世界，这是很基础的。你起码要知道自己是谁，不然你就会觉得‘我是为什么人说话’。主要不是为别人说话，你是为了自己的良知说话。女性主义对我来说是一个理解世界的工具。从大范围来说，它是关心人类解放的一种论述，里面有现实层面，包括经济、政治、政策等；也有文化意识层面，对女人的定义，等等；现在还包括对少数人士的关怀，例如不同性倾向、变性人等。一旦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女性主义者，其它一连串相关的压制系统就会变成你的抗争对象，例如对环境的剥削，等等。”
自大学起参与社运的经验，在非政府团体工作5年中的所见所闻，与自我反省交织在一起，渗透到Lily的作品之中，又化成积极的现实行动。“那5年的经验是非常震撼的。我带团队到孟加拉、柬埔寨、菲律宾和中国大陆粤北等地进行扶贫工作，看到很多人怎样在卑微的环境下卑微地生存。他们的处境其实我们也有责任。一个人理解世界的方式和同情心未必需要亲眼看到，它跟我们怎样想象生存有很大关系。我觉得我应该尽一点绵力，让读者有别的角度去思考可以多做一点什么。”2005年高雄捷运泰劳“暴动”事件后，Lily开始以台湾外籍女性移工议题为漫画内容，表现她们在台湾遭遇的不平等待遇；2006年策划名为“慢漫秀”的行动艺术——她与4位移工朋友肩负大型漫画看板，行走于台北市中山北路二、三段——表达外籍移工的诉求。
女性主义作为一个关怀世界的切入口，已融入Lily对各种议题的论述之中，看问题时很自然就带有批判的角度。若要追问源头，Lily说，与最亲近的女性——妈妈的处境有关。如同她第一本漫画集的名字——《妈妈的抽屉在最低》，妈妈总以不断的牺牲支撑起整个家庭。“关键就是有没有一个东西让你有切肤之痛。那个痛可能是，你的妈妈说起她小时候因为是女孩而没有上学，要供养兄弟读书。如果你忍着痛追下去，就是自我反省的开始，以不同角度看世界的开始。”
这些反省反映在她的创作上，作品中不时透露出一股冷，看似冷眼看世界，其实是冷酷地看自己。Lily这样自白：“我都好想说自己是个言行一致的上等人，可是家里一柜都是血汗工厂生产的衣服。前两天贪嘴，又去老麦买了个鱼柳包。每当走过福华街跟华西街碰见性工作者，总会为自己的安逸虚伪感到羞愧。”
涂鸦是自我精神疾病的疗愈
在留学英伦期间，曾有66天，Lily没日没夜地涂鸦，意欲把空洞的画室填满。主任老师进来后，看得目瞪口呆，后来就带了里兹市立美术馆的策展人过来。毕业半年后，Lily受邀到该馆举办个展，上下两层展馆挂满了那66天从她笔端逃逸出来的人机妖兽。
时隔将近十年，Lily在出版前才被逼迫着面对昔日蜂拥而出的“妖魔鬼怪”，重新整理时她发现，涂鸦原是她克服恐惧的途径，以涂鸦捉拿怪兽，而最想降服的，原来就是自己。“一些潜藏的想法，一直在我们心里安安稳稳，一旦翻出来，你可能会很恐惧自己原来有这样的部分。但它给了你更大的可能性，让人变得开阔。”
通过涂鸦，Lily重新整理自己的生命经验，也创造新的记忆。“我后来在画漫画时有很深刻的反省。现在的世界没有什么新的事物，有的只是解释那些事情的意义的不同角度。我觉得回溯家庭历史、个人成长历史，对于认清自己的位置是很重要的。但另一方面，其实我们也能创造自己的过去。我们从小有意无意地用一个角度来看世界，但长大之后重新再看，在做记录以外，我会觉得，横竖有一个角度，不如就创造自己想要的过去。越来越多角度去看一件事，这很有意思。”
“Lily的涂鸦墙”不仅是作品集，她也在书的最后一章教导读者如何开始自己的女性涂鸦。在新书宣传活动中，她请读者加入涂鸦的行列，由此也看到了别人的生命故事。而在全书的最后，她讲述的是立体的涂鸦，也是最古老的涂鸦——编织。她用雨伞工厂的剩料，以一枝钩针，随心所欲地编织成各种可穿戴的物品。由于朋友的提醒，这不只是艺术雕塑品，也可以变成产品，所以她与朋友开了公司，开始发展创意绿色设计。Lily说，这背后也有论述：人所记念的，与物共生。“例如旧毛衣，可以看作是家族历史的传承。在爸爸去世后，妈妈整理出很多以前织给爸爸的毛衣，又不舍得丢弃。所以就把它拆了，重新再织给孙子孙女。这件事不单有创造性，也让家族记忆一代一代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