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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称西安高新区）二次创业面临的现状及问题
经过十余年的发展，西安高新区取得了辉煌成就。西安高新区已经完成了新建区２０平方公里的开发建设，基础设施和投资总额１１４亿元。十余年来，西安高新区累计转化科技成果３８００多项，高新技术企业销售收入占高新区总收入的８２％，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销售收入占高新技术企业销售收入的８１％。技工贸总收入和工业总产值从１９９１年的２.１亿元和１.３亿元增长到２００１年的３５８.２亿元和２５２.６亿元，分别是１９９１年的１７０倍和１９４倍。园区现有企业４０００余家，经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为７３１家，经培育已形成电子信息、光机电一体化、生物医药等三个主导产业。世界５００强企业ＩＢＭ公司、ＨＰ公司、ＮＥＣ、富士通等已在高新区创办企业和研发机构。园区内有银行２０余家，中介机构８０余家。高新区从业人员已达１３.９３万人，其中大专以上学历的各类人才６４０００余人，具有高级职称的１５０００多人，硕士２８００多人，博士８３０多人，归国留学生４００余人。
经过数年的努力，西安高新区一次创业战果辉煌，但放眼世界经济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趋势，仍存在不少问题。
１、技术创新能力较差，企业尚未成为技术创新主体。专利情况是一个地区技术创新能力的重要评价指标之一。截至２００２底，全省累计专利申请量２７７７２件左右，专利授权量１０２７５件，两项指标在全国排名第１６位。目前，陕西省每年的申请量在２５００件左右，这个申请量在全国排名１８位，相当于广东省一个月的申请量。西安最大的优势就是人才优势，但却没有充分挖掘人才潜能，变人才优势为技术优势和经济优势。
２、资金不足，融资渠道狭窄。西安要想建成硅谷式的高技术园区，必须创造良好的资金融通条件。美国硅谷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来自美国全国各地的大量资金不断涌向那里。因为与传统产业相比，高新技术产业的融资具有高投入、高风险、高收益的特点，所以很难通过传统的融资渠道进行融资。而西安高新区目前多数企业主要融资的渠道仍是银行信贷，这种融资方式必然造成高新技术企业资金不足。
３、人才流失严重。知识经济时代的竞争本质上是人才的竞争。据统计，２００１年西安市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３万余人，西安人事局接收的有５０００多人，其中到高新区工作的仅仅１２００余人。２００１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毕业了１００多名计算机专业的学生，留在西安的仅一人。西安高新区２００６年要实现技工贸收入总收入１１００亿元，需要２７万科技人才，目前仅有８万余人。是西安真的缺少人才吗？２００１年西安有高校２５所，在校生１９４０８９人。可见，西安并不缺少人才，而是缺少将人才留住的机制。
４、产学研合作模式尚未形成。为了增加经济收入，西安高新区出现了许多校办企业。我们都知道，斯坦福大学是硅谷重要的技术源头，硅谷的企业大多由斯坦福大学毕业生创办。但斯坦福大学本身没有创办过一个企业，只是为硅谷企业输出技术和人才，反过来这些企业又用经济效益回报斯坦福大学。这是一种良性互动，对如何促进西安高新区企业、科研机构及高校的合作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５、创新文化尚未形成。要将西安高新区建成国际性的园区，必须培育一种敢于创新冒险的文化氛围。但西安作为十三朝古都，有着悠久历史的内陆城市，长期以来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儒家伦理特别是中庸之道，讲究一种秩序化的理性主义，这种思想不仅压抑个性，而且泯灭天赋，扼杀创新精神。对于以人力资本为核心、以创新为灵魂的高技术企业而言，这种秩序化的理性主义无疑是其发展的最大桎梏。
二、问题的根源
２００２年科技部向全国高新区提出了“二次创业”的任务，在发展速度、竞争力上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高要求，认清一次创业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是“二次创业”突破自我、超越过去的关键。文章第一部分述及西安高新区“一次创业”中存在的问题，本文认为问题的原因在于制度供给不足。
制度对高新区发展的重要作用是通过制度的基本功能表现出来的。首先，制度具有降低交易成本的功能。建立高新开发区从其本身而言，就是降低交易成本的一项有效的制度安排。高新区内相关企业密度较大，使得进行交易的企业之间距离变短，从而降低了生产成本和一定的交易成本。
制度的第二个基本功能，是通过减少经济活动的外部性，使外部效应内在化从而增加经济效益。众所周知，外部性或外部效应是许多经济活动的一个显著特点。对高新技术产业而言，与其关系最密切的是正外部效应问题，即创新活动所带来的社会收益往往大于个人收益。高新技术产业具有明显的公共物品特征和外部性。作为高新技术发展根基的前沿基础研究，尽管首次使用成本是巨大的，但以后使用的边际成本趋零，具有纯公共物品的性质。另外，高新技术成果易于无报酬扩散和被窃取，使一些厂商不劳而获，且消费者只需支付与研究成本相比很低的成本既可获取效用，从而必将抑制研发主体的创新活动。而且，在这种产业中，研究开发新产品耗资巨大，开发周期长，投入和成长期也较长。因此，高新区政府应设计许多制度安排来减少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外部性，以增加创新者的创新利润，使创新的私人受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这一过程，是社会所有权制度和分配制度不断完善的过程，比如税收优惠制度、财政资助制度、政府采购制度等。目前，对于各地高新区普遍采用优惠政策的情况下，吸引高新技术企业落户西安高新区，并激励其技术创新，一个有效的制度安排就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知识产权是智力成果所有人对创造性智力活动成果依法享有的权利，它本质上是一种特定主体依法享有的财产权，因其权利客体是人类在科学技术、文化等知识形态领域所创造的精神产品这一特性，而成为一种特殊的无形财产权。诺思对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对技术创新的作用给予高度评价，在《西方世界的兴起》这本书中他认为付给数学家报酬和提供奖金是刺激努力出成果的人为办法，而一项专为包括新思想、发明和创新在内的知识所有权而制定的法律则可以提供更为经常的刺激。没有这种所有权，便没有人会为社会利益而拿私人财产冒险。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能够保证技术创新成果的排他性，避免科技成果应用上的搭便车行为，给技术创新主体以有效的激励。为此，政府应鼓励企业建立快速反应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制度的第三种基本功能是具有规避风险的功能。大多数企业是厌恶风险的，企业有偏向于更为确定结果的倾向，而避免报酬变化很大的活动。而高新技术产业具有高投入、高风险、高收益的特点，其中的技术创新活动至少存在技术和市场两大方面的不确定性。创新的不确定性越大，创新的损失和风险愈大，人们对创新的预期利润就会降低，创新的投入当然也会减小。一般而言，银行是企业获得资金投入的主要渠道，银行最关心的是贷款资金能否安全收回，而不是投资回报率。高技术产业风险性极大的特点，与金融机构要求的以贷款资金安全为首的行规相冲突。这样，我们就需要寻找一种规避风险从而融通资金的制度安排——风险投资机制。风险投资制度不仅给新创企业急需的、难以从其它渠道获得的长期性资金，而且风险投资家通过权益投资与创业者共同承担高技术创业所面临的技术、市场、财务等风险，分散了创业者面临的巨大风险。另外，我们还可采用政府采购制度、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制度等，降低企业创新风险，从而激励企业技术创新活动。
以上对制度功能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正式制度安排对高新区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除了正式制度外，良好的非正式制度将会加速高新区的发展。非正式制度安排中规则的变动与修改完全由个人完成，因此其改变是长期和困难的。同时，非正式规则为正式规则提供了重要的合法性，正式规则的变革要与非正式规则具有一定的相容性，它才能顺利进行。各地发展高新产业都在利用风险投资机制，而只有美国硅谷的风险投资制度最为成功。原因就在于硅谷敢于冒险、不怕失败、鼓励创新的文化环境与这种制度有极大的相容性。同时，一个地区经济与技术的发展是要植根于当地的文化氛围，而这种文化是不可移植和模仿的。因此营造一个鼓励创新的文化氛围是一个长期的不间断的过程，需要政府、学校、科研机构及企业共同努力。
西安高新区数十年的发展中，我们存在就技术论技术的倾向，把注意力放在如何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去研究开发新技术，而没有在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安排上下功夫。当出现科研成果向生产转移的速度过慢、企业缺乏技术创新积极性等老大难问题时，不从激励机制、企业制度存在的问题入手，而希望通过提高创新意识、加强技术创新指标考核等加速技术创新进程，结果往往没有效果。这种重技术轻制度的道路其实仍是一种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已不能保证经济健康发展。当前，为了促进西安高新区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加大制度供给。
三、“二次创业”中发展西安高新区的对策
作为一个经济并不很发达的地区，西安发展高新区有很多制约条件，既有技术资金人才等非制度性因素，也有制度性问题。西安高新区可以利用后发优势引进技术人才资金，而建立完善的制度体系却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因为制度创新既要引起当前利益格局的变化，又要受传统价值观念的阻碍。因此，本文作者认为，西安高新区二次创业的关键在于加强制度供给的力度。
１、转变政府职能，加大制度供给。通过对硅谷的考察，我们发现政府并不参与到企业微观经营活动中，只是为企业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而我们的政府过多的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将政府的精力过多地投入到微观事务的管理，宏观环境则无力涉及。在西安高新区的发展中，我们应转变政府职能，政府的主要作用应体现在为企业服务上。由于制度安排是一种公共物品，政府拥有绝对的政治力量优势，而且还拥有很大的资源配置权利，能通过经济、行政和法律手段在不同程度上约束其他行为主体的行为。因而，政府应成为制度供给主体。
２、更新观念，激发创新意识，注重非正式制度的供给，为高新区发展创造良好的观念环境。经济学家吴敬琏在评价安纳利，萨克森宁的《地区优势：硅谷和１２８公路地区的文化与竞争力》一书时，认为尽管１２８公路地区和硅谷开发相近的技术，在同一市场上活动，结果却是后者蒸蒸日上，前者逐渐走向衰落。作者令人信服的证明，发生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它们存在的制度环境与文化背景完全不同。
３、互补配套的制度安排形成制度结构。制度的存在依赖于供求双方的均衡关系，一种制度的有效运转是以其他制度的存在为条件的。每一种制度的存在都会有其缺陷，这就需要其他制度相互弥补从而构成良好的制度环境。
（作者单位：长安大学人文学院）
经过十余年的发展，西安高新区取得了辉煌成就。西安高新区已经完成了新建区２０平方公里的开发建设，基础设施和投资总额１１４亿元。十余年来，西安高新区累计转化科技成果３８００多项，高新技术企业销售收入占高新区总收入的８２％，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销售收入占高新技术企业销售收入的８１％。技工贸总收入和工业总产值从１９９１年的２.１亿元和１.３亿元增长到２００１年的３５８.２亿元和２５２.６亿元，分别是１９９１年的１７０倍和１９４倍。园区现有企业４０００余家，经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为７３１家，经培育已形成电子信息、光机电一体化、生物医药等三个主导产业。世界５００强企业ＩＢＭ公司、ＨＰ公司、ＮＥＣ、富士通等已在高新区创办企业和研发机构。园区内有银行２０余家，中介机构８０余家。高新区从业人员已达１３.９３万人，其中大专以上学历的各类人才６４０００余人，具有高级职称的１５０００多人，硕士２８００多人，博士８３０多人，归国留学生４００余人。
经过数年的努力，西安高新区一次创业战果辉煌，但放眼世界经济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趋势，仍存在不少问题。
１、技术创新能力较差，企业尚未成为技术创新主体。专利情况是一个地区技术创新能力的重要评价指标之一。截至２００２底，全省累计专利申请量２７７７２件左右，专利授权量１０２７５件，两项指标在全国排名第１６位。目前，陕西省每年的申请量在２５００件左右，这个申请量在全国排名１８位，相当于广东省一个月的申请量。西安最大的优势就是人才优势，但却没有充分挖掘人才潜能，变人才优势为技术优势和经济优势。
２、资金不足，融资渠道狭窄。西安要想建成硅谷式的高技术园区，必须创造良好的资金融通条件。美国硅谷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来自美国全国各地的大量资金不断涌向那里。因为与传统产业相比，高新技术产业的融资具有高投入、高风险、高收益的特点，所以很难通过传统的融资渠道进行融资。而西安高新区目前多数企业主要融资的渠道仍是银行信贷，这种融资方式必然造成高新技术企业资金不足。
３、人才流失严重。知识经济时代的竞争本质上是人才的竞争。据统计，２００１年西安市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３万余人，西安人事局接收的有５０００多人，其中到高新区工作的仅仅１２００余人。２００１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毕业了１００多名计算机专业的学生，留在西安的仅一人。西安高新区２００６年要实现技工贸收入总收入１１００亿元，需要２７万科技人才，目前仅有８万余人。是西安真的缺少人才吗？２００１年西安有高校２５所，在校生１９４０８９人。可见，西安并不缺少人才，而是缺少将人才留住的机制。
４、产学研合作模式尚未形成。为了增加经济收入，西安高新区出现了许多校办企业。我们都知道，斯坦福大学是硅谷重要的技术源头，硅谷的企业大多由斯坦福大学毕业生创办。但斯坦福大学本身没有创办过一个企业，只是为硅谷企业输出技术和人才，反过来这些企业又用经济效益回报斯坦福大学。这是一种良性互动，对如何促进西安高新区企业、科研机构及高校的合作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５、创新文化尚未形成。要将西安高新区建成国际性的园区，必须培育一种敢于创新冒险的文化氛围。但西安作为十三朝古都，有着悠久历史的内陆城市，长期以来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儒家伦理特别是中庸之道，讲究一种秩序化的理性主义，这种思想不仅压抑个性，而且泯灭天赋，扼杀创新精神。对于以人力资本为核心、以创新为灵魂的高技术企业而言，这种秩序化的理性主义无疑是其发展的最大桎梏。
二、问题的根源
２００２年科技部向全国高新区提出了“二次创业”的任务，在发展速度、竞争力上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高要求，认清一次创业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是“二次创业”突破自我、超越过去的关键。文章第一部分述及西安高新区“一次创业”中存在的问题，本文认为问题的原因在于制度供给不足。
制度对高新区发展的重要作用是通过制度的基本功能表现出来的。首先，制度具有降低交易成本的功能。建立高新开发区从其本身而言，就是降低交易成本的一项有效的制度安排。高新区内相关企业密度较大，使得进行交易的企业之间距离变短，从而降低了生产成本和一定的交易成本。
制度的第二个基本功能，是通过减少经济活动的外部性，使外部效应内在化从而增加经济效益。众所周知，外部性或外部效应是许多经济活动的一个显著特点。对高新技术产业而言，与其关系最密切的是正外部效应问题，即创新活动所带来的社会收益往往大于个人收益。高新技术产业具有明显的公共物品特征和外部性。作为高新技术发展根基的前沿基础研究，尽管首次使用成本是巨大的，但以后使用的边际成本趋零，具有纯公共物品的性质。另外，高新技术成果易于无报酬扩散和被窃取，使一些厂商不劳而获，且消费者只需支付与研究成本相比很低的成本既可获取效用，从而必将抑制研发主体的创新活动。而且，在这种产业中，研究开发新产品耗资巨大，开发周期长，投入和成长期也较长。因此，高新区政府应设计许多制度安排来减少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外部性，以增加创新者的创新利润，使创新的私人受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这一过程，是社会所有权制度和分配制度不断完善的过程，比如税收优惠制度、财政资助制度、政府采购制度等。目前，对于各地高新区普遍采用优惠政策的情况下，吸引高新技术企业落户西安高新区，并激励其技术创新，一个有效的制度安排就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知识产权是智力成果所有人对创造性智力活动成果依法享有的权利，它本质上是一种特定主体依法享有的财产权，因其权利客体是人类在科学技术、文化等知识形态领域所创造的精神产品这一特性，而成为一种特殊的无形财产权。诺思对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对技术创新的作用给予高度评价，在《西方世界的兴起》这本书中他认为付给数学家报酬和提供奖金是刺激努力出成果的人为办法，而一项专为包括新思想、发明和创新在内的知识所有权而制定的法律则可以提供更为经常的刺激。没有这种所有权，便没有人会为社会利益而拿私人财产冒险。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能够保证技术创新成果的排他性，避免科技成果应用上的搭便车行为，给技术创新主体以有效的激励。为此，政府应鼓励企业建立快速反应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制度的第三种基本功能是具有规避风险的功能。大多数企业是厌恶风险的，企业有偏向于更为确定结果的倾向，而避免报酬变化很大的活动。而高新技术产业具有高投入、高风险、高收益的特点，其中的技术创新活动至少存在技术和市场两大方面的不确定性。创新的不确定性越大，创新的损失和风险愈大，人们对创新的预期利润就会降低，创新的投入当然也会减小。一般而言，银行是企业获得资金投入的主要渠道，银行最关心的是贷款资金能否安全收回，而不是投资回报率。高技术产业风险性极大的特点，与金融机构要求的以贷款资金安全为首的行规相冲突。这样，我们就需要寻找一种规避风险从而融通资金的制度安排——风险投资机制。风险投资制度不仅给新创企业急需的、难以从其它渠道获得的长期性资金，而且风险投资家通过权益投资与创业者共同承担高技术创业所面临的技术、市场、财务等风险，分散了创业者面临的巨大风险。另外，我们还可采用政府采购制度、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制度等，降低企业创新风险，从而激励企业技术创新活动。
以上对制度功能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正式制度安排对高新区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除了正式制度外，良好的非正式制度将会加速高新区的发展。非正式制度安排中规则的变动与修改完全由个人完成，因此其改变是长期和困难的。同时，非正式规则为正式规则提供了重要的合法性，正式规则的变革要与非正式规则具有一定的相容性，它才能顺利进行。各地发展高新产业都在利用风险投资机制，而只有美国硅谷的风险投资制度最为成功。原因就在于硅谷敢于冒险、不怕失败、鼓励创新的文化环境与这种制度有极大的相容性。同时，一个地区经济与技术的发展是要植根于当地的文化氛围，而这种文化是不可移植和模仿的。因此营造一个鼓励创新的文化氛围是一个长期的不间断的过程，需要政府、学校、科研机构及企业共同努力。
西安高新区数十年的发展中，我们存在就技术论技术的倾向，把注意力放在如何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去研究开发新技术，而没有在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安排上下功夫。当出现科研成果向生产转移的速度过慢、企业缺乏技术创新积极性等老大难问题时，不从激励机制、企业制度存在的问题入手，而希望通过提高创新意识、加强技术创新指标考核等加速技术创新进程，结果往往没有效果。这种重技术轻制度的道路其实仍是一种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已不能保证经济健康发展。当前，为了促进西安高新区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加大制度供给。
三、“二次创业”中发展西安高新区的对策
作为一个经济并不很发达的地区，西安发展高新区有很多制约条件，既有技术资金人才等非制度性因素，也有制度性问题。西安高新区可以利用后发优势引进技术人才资金，而建立完善的制度体系却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因为制度创新既要引起当前利益格局的变化，又要受传统价值观念的阻碍。因此，本文作者认为，西安高新区二次创业的关键在于加强制度供给的力度。
１、转变政府职能，加大制度供给。通过对硅谷的考察，我们发现政府并不参与到企业微观经营活动中，只是为企业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而我们的政府过多的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将政府的精力过多地投入到微观事务的管理，宏观环境则无力涉及。在西安高新区的发展中，我们应转变政府职能，政府的主要作用应体现在为企业服务上。由于制度安排是一种公共物品，政府拥有绝对的政治力量优势，而且还拥有很大的资源配置权利，能通过经济、行政和法律手段在不同程度上约束其他行为主体的行为。因而，政府应成为制度供给主体。
２、更新观念，激发创新意识，注重非正式制度的供给，为高新区发展创造良好的观念环境。经济学家吴敬琏在评价安纳利，萨克森宁的《地区优势：硅谷和１２８公路地区的文化与竞争力》一书时，认为尽管１２８公路地区和硅谷开发相近的技术，在同一市场上活动，结果却是后者蒸蒸日上，前者逐渐走向衰落。作者令人信服的证明，发生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它们存在的制度环境与文化背景完全不同。
３、互补配套的制度安排形成制度结构。制度的存在依赖于供求双方的均衡关系，一种制度的有效运转是以其他制度的存在为条件的。每一种制度的存在都会有其缺陷，这就需要其他制度相互弥补从而构成良好的制度环境。
（作者单位：长安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