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的三十年代，我在福建泉州初识丽尼，当时他在那儿的一所中学教书。其实早前我就读过多种他的作品。他原籍湖北，母亲在教会里工作，从小就亲自教他英文。他到上海时从事写、译工作，在当年文化生活出版社陆陆续续出版了几册散文以及契诃夫、屠格涅夫等人的作品译本。当年在上海是有一定名气的，也成为文化生活出版社一位长期供稿的文友。他原名郭安仁，丽尼是他作品的笔名，慢慢的，这笔名便成了他的正名似的。这笔名还有点儿来历呢，那是他少时一位早年去世女友名字的译音。
　　我在泉州和他相叙一段时间后各奔东西，与他再度相晤则已是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的南京。当时我在南京《新民报》社工作，而他呢，为了一家人沉重的生活负担，在国民党政府机关里工作（据记忆，好像是在一处为一位重要官员译报外文报刊讯息的），有时还抽空写点东西及从事书刊的翻译等。
　　有一次，当时在南京的文化生活出版社负责人吴朗西先生，在其叔父的和成银行里工作，他宴请一位老同盟会会员时，我和丽尼都受邀作陪。席后由丽尼唱了一段京剧作余兴。他唱的是《捉放曹》里陈宫那段：“听他言，吓得我，心惊胆战……”余音绕梁，我至今看电视每逢看到那一段，还恍惚如闻其声呢。
　　大约是在1949年南京快解放的前夕，有一天，丽尼到我家里。他那时工作的机构已迁去了广州，而他没去，当然他的工作也就丢了。谈到即将解放，他慢慢地说：像他那样的“小人物”，自然只有举双手欢迎解放军的来临。
　　南京解放后的一天，忽然接到他的电话，说是就要动身到北京去，由于行色匆匆，抱歉没来向我辞行，云云。过了一些时候，他被派到广州一所高校任教。我知道后，真为他得其所哉感到高兴。
　　可是高兴得太早了一点，或者可以说他是在劫难逃于“丁酉之难”的吧，他在戴帽右派“劳动改造”的1958年秋收的田间，冒着南方火辣辣的太阳，周身没有出一丁点汗水，突然倒毙在田间的稻把上了！
　　1978年，广州暨南大学为他开了追悼会，给他平反，恢复了名誉！
　　丽尼兄，安息吧！
　　（作者为原南京《新民报》副刊主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