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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4年春晚之前，郝云这个名字似乎不太为大众所熟识，只是常常出现在音乐节曲目单的压轴时段。留着圆寸，皱着眉头的郝云自称卖艺的小青年，他没参加过人气爆棚的选秀比赛，也没唱过一首歌比人红的网络神曲。这位曾经在自己的歌里对春晚嘲以“呵呵”的民谣歌手，却被2014年的总导演冯小刚钦点，从几万人的音乐节现场走上了14亿人瞩目的大舞台。
从京味十足的《北京，北京》到《心花路放》里那首治愈系的《去大理》，郝云的音乐唤起像蚂蚁一样的平凡人的共鸣。这种风格被定义为城市民谣，直入人心的歌词夹杂着对往昔的怀念，对现实的无奈，还有对理想的碎碎念。
春晚过后，一切依旧
“我并没有体验过平地一声雷——陡然乍富的快感。”
在2014年春晚前期筹备时，冯小刚想找人写一首关于群发短信的歌曲，在一次和宁浩的电话闲谈中，宁浩向冯小刚提到了郝云，那时郝云正在为宁浩的电影《心花路放》做电影音乐。曾经听过郝云现场的冯小刚对郝云的城市民谣风格印象深刻。
两人一见面，便一拍即合确定了创作主题。写词、编曲、到小样录制，这首“命题作文”只花了郝云两天的时间，还不耽误吃饭睡觉。审查时也意外地得到了严苛的春晚导演组“一遍通过”的认可。
春晚当晚，一首《群发的短信我不回》让郝云和他的乐队亮相于全国观众面前，而另一首黄渤演唱的《我的要求不算高》的词曲创作同样出自郝云之手。
春晚之后，郝云被各路媒体问着几乎同样的问题：春晚的一夜爆红给你带来什么变化？郝云的回答像他的歌一样直接：“说实话，我并没有体验过平地一声雷——陡然乍富的快感。”13岁开始学琴，27岁开始制作自己的第一张专辑，30岁开始现身大小音乐节的舞台现场，当上春晚的机会落在了35岁的郝云头上，他平静得像个局外人。
从过审查、彩排，到临上台前的“一哆嗦”， 对于上春晚这件事，郝云不露声色，他甚至连自己的父母都没敢告诉，“在音乐圈里混了快二十年，看过的靠谱的不靠谱的事情太多。”面对机会，郝云说，自己没有到麻木不仁，但也算宠辱不惊。得之我幸，失之我命——是他面对春晚的真实心态。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乐队是支持我走到今天的力量。”
2014年，郝云的生活很忙碌，他和他的乐队奔波于全国各大小音乐节和音乐现场。春晚之后，他的商演价格并没有离谱地暴增，但春晚的确为郝云打开了一扇门，除了那些常年举办音乐节的文艺青年聚集地，他的脚步也经过了一些很多民谣文化不太繁荣的城市。
“每次上台前我还会很紧张，在台上生怕对不起观众。”郝云把这种紧张情绪归因于对舞台的敬畏感，这也是让他感到开心的事。
2014年5月3日，北京草莓音乐节的第三天，作为爱舞台的压轴表演，郝云和他的乐队以一曲《北京，北京》开场。
当晚天公不作美，肆虐的狂风将舞台背景布掀翻，现场的演出乐队都接到了导演组终止表演的命令，女神张曼玉也被架下台去。面对台下迟迟不肯散去的观众，台上的郝云透过对讲机再三地询问导演能否继续在表演一首歌，哪怕再演一分钟，但主办方考虑天气所带来的安全隐患最终未被批准。
风声和观众的呼喊声混在一起，戴着墨镜的郝云携全体乐队成员深鞠躬道歉：“今天，郝云和他的乐队欠你们一场演出。”
郝云的乐队成员包括吉他手隋鼎奇，鼓手杨超，贝斯景熙，三弦王玉，键盘闫津，口琴李阳；其中的部分成员和郝云在一起合作了七年。乐队是在第一张专辑之后成立的，最初《北京，北京》中三弦的音色其实是郝云用电脑做出的音效。后来，郝云自己也没想到，三弦和口琴成了粉丝眼中郝云音乐里的“京味儿标签”，乐队的配置也就此保留下来。
随着春晚之后知名度的提升，商演邀约纷至沓来。主流的商业演出毕竟不同于摇滚音乐节，很多邀约的前提是只请郝云，不请乐队。为此，郝云拒绝了相当一部分商业演出。
乐队虽以“郝云”为名义，但郝云自己看来，他们的乐队要比很多打着组合名义的乐队看起来更像是一个整体。郝云说和乐队哥几个吃第一顿饭的时候说，“很羡慕崔健、克莱普顿，从年轻时就有一帮朋友在一起玩音乐，玩到头发都白了，都掉了，也不会散。”
七年一弹指，如今有人由瘦变胖，有人由胖变瘦，有人结婚生子，有人又离了。但乐队还在，曲终人不散。
卖艺的小青年
“做音乐这事，自家孩子自己操心。”
2014年11月22日，郝云将在北京开唱他的第二场演唱会，这一次他从保利剧院唱到了北展剧场。一口京片子的郝云常被人误认为土生土长的北京青年。由于父母在石油系统工作，出生在河南洛阳的郝云随父母的工作调动四海为家，少年时举家移居北京。西边的沙沟，北师大旁边的小西天，留下了郝云的青春琐忆。北京这座城是他养成三观的土壤，他对这座城市的感情，胜于乡愁。
1998年，19岁的郝云和朋友组建了青蛙乐队，同时开始尝试与音乐有关的各种工种。编曲、乐手、录音师、音乐人、器乐老师——中国舞蹈的器乐老师是当时他在介绍自己时最常说的职业身份，不仅因为这身份体面——如果说自己是音乐人，他担心别人会问到自己的作品。
为了有拿得出手的作品来证明自己，郝云离开了青蛙乐队，开始天马行空地用音乐表达自己想说的话。郝云回忆起一个人制作第一张专辑时的状态，用了“简直疯了”形容。
“这21个月的独立制作是一个无法重复的过程。我把自己关起来，没有接任何其他工作，每天保持最多睡4个小时的奋战状态。一首歌千百种编曲方式，但只有一种是最适合的，我相信这一种只有我自己能找得到。录音之后又经历了14个月的混音。当时好多不熟的朋友太久没见到我了，开始胡思乱想以为我去戒毒了——其实我连烟都不抽。” 这张几乎可以直接发行的专辑，后来被环球音乐直接收入囊中。郝云得到了一笔20万的制作费。这笔钱是对他做音乐人的一个认可，也让他开始下定决心不得不吃音乐人这碗饭。专辑上市前，郝云组建了今天这个乐队。 “2007年4月29日，在星光现场，现在叫糖果。那是我们第一场演出。内心无比激动。”郝云低着头，把时间地点倒背如流，而当他说道“无比激动”的时候，字字抑扬顿挫。这是他在聊春晚的时候，我所没有看到的兴奋。
BQ=《北京青年》周刊H=郝云
BQ：从什么时候开始想到把这些大实话写进歌里的？
H：20岁的时候喜欢表达愤怒。我们那一代都经历过重金属年代，写的歌就像头上顶着捻儿似的一点就着。年龄大了，就不会把糟心的事跟人喊着哭着说了。现在不是流行说，有什么不开心的事，说出来大家开心一下么。就像老崔的歌，现实像石头，精神像个蛋，虽然鸡蛋很有生命力，我不会怂恿鸡蛋跟石头去死磕了。
BQ：到底什么经历让你这么淡定？
H：我习惯性会把一些最糟糕的情况都想到。之前也经历过很多不靠谱的人和事。我在做第一张专辑的时候，有不少公司听了小样觉得很感兴趣，结果谈到一半就没下文了。谁承想无心插柳柳成荫，柳暗花明又一村。好在那些不靠谱的人和事锻炼了我作为一个音乐人和艺人的能力，也锻炼了我在这个行业生存的经验和技能。
BQ：你怎么看理想这件事？
H：几年前的理想就是现在这样的状态，能靠做音乐生活得还不错。能唱自己喜欢的歌，也守得住作为一个歌手的底线，比如作为创作型歌手不假唱，不抄袭。我明白，在欲望膨胀以后，经常是你在追欲望，有时候理想和欲望容易混淆。我老说我记性不好，但我老能记住小时候的事，以前的理想记得很清楚。但欲望这个东西总会有，有些时候要和欲望对抗。比如今天状态特别好，灵感突然来了，就有个行业大佬的局邀你，你怎么办？
BQ：你现在备受这种“考验”吧？
H：有时候也“战胜”不了。谁跟钱都没仇。能跟欲望对抗得了，也就离人生理想更近了一步。虽然我经常说希望自己不要变，保持住在自己音乐世界里的状态，但我知道，有些事不去适应是不可能的。混了这么久，值得庆幸的是我没有变得那么油滑老练，每次上台前一天我还是会到现场亲自调音，我没有失去对舞台的敬畏感，没有对不起舞台和观众。
从京味十足的《北京，北京》到《心花路放》里那首治愈系的《去大理》，郝云的音乐唤起像蚂蚁一样的平凡人的共鸣。这种风格被定义为城市民谣，直入人心的歌词夹杂着对往昔的怀念，对现实的无奈，还有对理想的碎碎念。
春晚过后，一切依旧
“我并没有体验过平地一声雷——陡然乍富的快感。”
在2014年春晚前期筹备时，冯小刚想找人写一首关于群发短信的歌曲，在一次和宁浩的电话闲谈中，宁浩向冯小刚提到了郝云，那时郝云正在为宁浩的电影《心花路放》做电影音乐。曾经听过郝云现场的冯小刚对郝云的城市民谣风格印象深刻。
两人一见面，便一拍即合确定了创作主题。写词、编曲、到小样录制，这首“命题作文”只花了郝云两天的时间，还不耽误吃饭睡觉。审查时也意外地得到了严苛的春晚导演组“一遍通过”的认可。
春晚当晚，一首《群发的短信我不回》让郝云和他的乐队亮相于全国观众面前，而另一首黄渤演唱的《我的要求不算高》的词曲创作同样出自郝云之手。
春晚之后，郝云被各路媒体问着几乎同样的问题：春晚的一夜爆红给你带来什么变化？郝云的回答像他的歌一样直接：“说实话，我并没有体验过平地一声雷——陡然乍富的快感。”13岁开始学琴，27岁开始制作自己的第一张专辑，30岁开始现身大小音乐节的舞台现场，当上春晚的机会落在了35岁的郝云头上，他平静得像个局外人。
从过审查、彩排，到临上台前的“一哆嗦”， 对于上春晚这件事，郝云不露声色，他甚至连自己的父母都没敢告诉，“在音乐圈里混了快二十年，看过的靠谱的不靠谱的事情太多。”面对机会，郝云说，自己没有到麻木不仁，但也算宠辱不惊。得之我幸，失之我命——是他面对春晚的真实心态。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乐队是支持我走到今天的力量。”
2014年，郝云的生活很忙碌，他和他的乐队奔波于全国各大小音乐节和音乐现场。春晚之后，他的商演价格并没有离谱地暴增，但春晚的确为郝云打开了一扇门，除了那些常年举办音乐节的文艺青年聚集地，他的脚步也经过了一些很多民谣文化不太繁荣的城市。
“每次上台前我还会很紧张，在台上生怕对不起观众。”郝云把这种紧张情绪归因于对舞台的敬畏感，这也是让他感到开心的事。
2014年5月3日，北京草莓音乐节的第三天，作为爱舞台的压轴表演，郝云和他的乐队以一曲《北京，北京》开场。
当晚天公不作美，肆虐的狂风将舞台背景布掀翻，现场的演出乐队都接到了导演组终止表演的命令，女神张曼玉也被架下台去。面对台下迟迟不肯散去的观众，台上的郝云透过对讲机再三地询问导演能否继续在表演一首歌，哪怕再演一分钟，但主办方考虑天气所带来的安全隐患最终未被批准。
风声和观众的呼喊声混在一起，戴着墨镜的郝云携全体乐队成员深鞠躬道歉：“今天，郝云和他的乐队欠你们一场演出。”
郝云的乐队成员包括吉他手隋鼎奇，鼓手杨超，贝斯景熙，三弦王玉，键盘闫津，口琴李阳；其中的部分成员和郝云在一起合作了七年。乐队是在第一张专辑之后成立的，最初《北京，北京》中三弦的音色其实是郝云用电脑做出的音效。后来，郝云自己也没想到，三弦和口琴成了粉丝眼中郝云音乐里的“京味儿标签”，乐队的配置也就此保留下来。
随着春晚之后知名度的提升，商演邀约纷至沓来。主流的商业演出毕竟不同于摇滚音乐节，很多邀约的前提是只请郝云，不请乐队。为此，郝云拒绝了相当一部分商业演出。
乐队虽以“郝云”为名义，但郝云自己看来，他们的乐队要比很多打着组合名义的乐队看起来更像是一个整体。郝云说和乐队哥几个吃第一顿饭的时候说，“很羡慕崔健、克莱普顿，从年轻时就有一帮朋友在一起玩音乐，玩到头发都白了，都掉了，也不会散。”
七年一弹指，如今有人由瘦变胖，有人由胖变瘦，有人结婚生子，有人又离了。但乐队还在，曲终人不散。
卖艺的小青年
“做音乐这事，自家孩子自己操心。”
2014年11月22日，郝云将在北京开唱他的第二场演唱会，这一次他从保利剧院唱到了北展剧场。一口京片子的郝云常被人误认为土生土长的北京青年。由于父母在石油系统工作，出生在河南洛阳的郝云随父母的工作调动四海为家，少年时举家移居北京。西边的沙沟，北师大旁边的小西天，留下了郝云的青春琐忆。北京这座城是他养成三观的土壤，他对这座城市的感情，胜于乡愁。
1998年，19岁的郝云和朋友组建了青蛙乐队，同时开始尝试与音乐有关的各种工种。编曲、乐手、录音师、音乐人、器乐老师——中国舞蹈的器乐老师是当时他在介绍自己时最常说的职业身份，不仅因为这身份体面——如果说自己是音乐人，他担心别人会问到自己的作品。
为了有拿得出手的作品来证明自己，郝云离开了青蛙乐队，开始天马行空地用音乐表达自己想说的话。郝云回忆起一个人制作第一张专辑时的状态，用了“简直疯了”形容。
“这21个月的独立制作是一个无法重复的过程。我把自己关起来，没有接任何其他工作，每天保持最多睡4个小时的奋战状态。一首歌千百种编曲方式，但只有一种是最适合的，我相信这一种只有我自己能找得到。录音之后又经历了14个月的混音。当时好多不熟的朋友太久没见到我了，开始胡思乱想以为我去戒毒了——其实我连烟都不抽。” 这张几乎可以直接发行的专辑，后来被环球音乐直接收入囊中。郝云得到了一笔20万的制作费。这笔钱是对他做音乐人的一个认可，也让他开始下定决心不得不吃音乐人这碗饭。专辑上市前，郝云组建了今天这个乐队。 “2007年4月29日，在星光现场，现在叫糖果。那是我们第一场演出。内心无比激动。”郝云低着头，把时间地点倒背如流，而当他说道“无比激动”的时候，字字抑扬顿挫。这是他在聊春晚的时候，我所没有看到的兴奋。
BQ=《北京青年》周刊H=郝云
BQ：从什么时候开始想到把这些大实话写进歌里的？
H：20岁的时候喜欢表达愤怒。我们那一代都经历过重金属年代，写的歌就像头上顶着捻儿似的一点就着。年龄大了，就不会把糟心的事跟人喊着哭着说了。现在不是流行说，有什么不开心的事，说出来大家开心一下么。就像老崔的歌，现实像石头，精神像个蛋，虽然鸡蛋很有生命力，我不会怂恿鸡蛋跟石头去死磕了。
BQ：到底什么经历让你这么淡定？
H：我习惯性会把一些最糟糕的情况都想到。之前也经历过很多不靠谱的人和事。我在做第一张专辑的时候，有不少公司听了小样觉得很感兴趣，结果谈到一半就没下文了。谁承想无心插柳柳成荫，柳暗花明又一村。好在那些不靠谱的人和事锻炼了我作为一个音乐人和艺人的能力，也锻炼了我在这个行业生存的经验和技能。
BQ：你怎么看理想这件事？
H：几年前的理想就是现在这样的状态，能靠做音乐生活得还不错。能唱自己喜欢的歌，也守得住作为一个歌手的底线，比如作为创作型歌手不假唱，不抄袭。我明白，在欲望膨胀以后，经常是你在追欲望，有时候理想和欲望容易混淆。我老说我记性不好，但我老能记住小时候的事，以前的理想记得很清楚。但欲望这个东西总会有，有些时候要和欲望对抗。比如今天状态特别好，灵感突然来了，就有个行业大佬的局邀你，你怎么办？
BQ：你现在备受这种“考验”吧？
H：有时候也“战胜”不了。谁跟钱都没仇。能跟欲望对抗得了，也就离人生理想更近了一步。虽然我经常说希望自己不要变，保持住在自己音乐世界里的状态，但我知道，有些事不去适应是不可能的。混了这么久，值得庆幸的是我没有变得那么油滑老练，每次上台前一天我还是会到现场亲自调音，我没有失去对舞台的敬畏感，没有对不起舞台和观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