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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旭、怀素是唐代狂草艺术最为著名的两位书法大家。由于他们一生精意翰墨，对草书艺术的独特追求和刻苦实践，更由于他们独辟蹊径，在狂草的新领域中做出的卓越贡献，确立了二位狂草大家在中国书法史上的显赫地位。张旭创造了狂草书的新体势，成为大草派的开创性书家，被誉为草圣。而其学生怀素又在张旭新的狂草书体上，融入了自己探求书学的思想和理论，加强了中锋锋颖技法的运用，使他的狂草又达到了一种新的意境，形成了张颠怀狂、更加瘦硬的特殊风格。
一、广学博涉，古法坚实
古代著名的书法家，都走过一条广学博涉、兼善而取之路。他们在各自的艺术实践中，都深深体会到，如果要在此领域有所作为，有所贡献，不深入临习他们前代名家的法帖，不深入研究他们前代名家的书学理论，特别是书法艺术的技法理论、审美理论和创作情趣，要创作出超越前代、影响后世的书法作品是没有可能的。张旭、怀素同样走的是这样一条广学博涉、兼善而取的道路，为他们的后来狂草书体的创立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古法基础。
张旭，字伯高，江苏吴县人，大约生活在大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官至金吾长史。而唐朝又是我国历史上最重视书法艺术的朝代之一，公开以“书”取士起行于这个朝代。张旭就生活在盛唐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安，这种书艺大兴的环境对其影响很大的。他从小生活在书得官宦之家，其舅父陆彦远之父是唐初有名的书法大家陆柬之，他楷、行、草、隶皆精妙，其行书名作《文赋》帖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馆。而陆柬之又是初唐著名书法大家虞世南之外甥。可见书法家学渊源很深。陆彦远虽然没有名书帖流传后世，但从书法史料中可以得出其书法是有相当水平的。张旭学书其笔法由舅父陆彦远所授。报载，一日颜真卿问老师张旭：“敢问张长史用笔之理，可谓闻乎?”张旭回答：“余传授笔法，得之于老舅陆彦远曰‘吾昔日学书，虽功深，奈何迹不至殊妙，后闻于褚河南用笔，当如锥画沙，如印印泥，始而不悟。后于江岛，遇见沙天地静，令人意悦欲书，乃偶以利锋画而出之，其劲险状，明利媚好，自兹乃悟用笔如锥画妙，使其藏锋，画乃沉着。当其用笔，常欲使其透过纸背，此功成之极矣，”而唐朝卢携《临池诀》中载：“吴郡张旭言：自智永禅师过江，楷法随度，永禅师乃羲献之孙，得其家法，以授虞世南，虞世南传陆柬之，陆传彦远，彦远仆之堂舅，以授余。”张旭由家学开始，向上广学博涉，并由“二王”而上溯至今草之舅祖张芝，兼善取之，书法大成。唐文宗李昂十分赏识张旭的草书艺术，称张旭的草书、李白的诗歌、裴的剑舞为当时的“三绝”。
作为上层社会的书家、诗人，张旭交往结识的大多为当时社会的名流。他与李白、贺之章、李适之、李發、崔宗之、苏晋、焦遂过从甚密，结为“饮中八仙”。他在草书艺术领域获得的成就，也自然得到这些上流社会的文人的推崇和赞誉。浪漫主义大诗人李白诗云：“楚人尽道张某奇，心藏风云世莫知。三吴郡伯皆顾盼，四海雄侠争追随。”而当朝的现实主义大诗人杜甫也在他的《饮中八仙歌》中赞道：“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
怀素，字藏真，俗姓钱，长沙零陵人。由于他很小出家为僧，经禅庙堂，其家境不得而知，总之应与张旭相差很大。但是，他们二人的性情特别相近，且追求书法艺术的志趣很一致。张旭从小就接受了良好家传书艺熏陶，而怀素很小就喜欢笔翰。《自叙帖》中的“幼而事佛，经禅之暇，颇好笔翰”，就是他从小喜爱书艺的自我写照。怀素早年楷书学钟繇，草书学二王，中年以后狂草学张旭，“志在新奇无定则”，时人谓之“狂僧”。
张旭的广学博涉有着良好的客观条件，而怀素则不然。他写字贫而无纸，就自种芭蕉万株，以叶为纸作书，又制一漆盘练书，天长日久盘底皆穿，书坏了的毛笔堆在山下，自云“笔冢”，可见他学书临池刻苦用功之深了。
在书学临池过程中，他逐渐认识到在家乡长沙零陵，所见古代书迹十分有限，接触书家不多，见识少而且浅，于是“担杖锡，西游上国，谒见当代名公，错综其事，遗编绝简，往往遇之，豁然心胸，务无疑滞，鱼笺绢素，多所尘点。”他南下广州谒见当朝亚相著名书法家徐浩，又晚游洛阳、长安，去谒见当时名家，去游览当代及古代书迹。就是在零陵、永州、潭州，他也不放弃向任何名人学习的机会。一个“谒”字，道出了怀素与张旭的身份地位的不同，张旭就生活在当时都城长安上层社会当中，而怀素则需从长沙零陵前来谒见。好在怀素颇好笔翰已小有名气，且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怀素的机缘也很不错。公元753年，年仅17岁的怀素在家乡零陵，与受杨国忠诬陷被贬平乐的吏部尚书途经零陵的韦陟相识，韦陟这位书法前辈，又是名宦，对怀素的草书给予很大勉励，并希望他“勖以有成”。公元758年卢象被贬永州司户，在此地与怀素交往颇多，卢赞其草书：“初疑轻烟淡古松，又似山开万仞峰。”可见对其草书十分欣赏。公元759年，浪漫主义大诗人李白由岳阳游九嶷，途经零陵，与当时22岁的怀素相遇，怀素草书当时已名扬江岭间。李白在为怀素作《草书歌行》中说：“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墨池飞出北溟鱼，笔锋扫却山中兔。起来向壁不停手，一行数字大如斗。恍恍如闻神鬼惊，时时只见龙蛇走。”“八月九月天气凉，酒徒词客满高堂。”对其草书大加赞赏。公元766年，王邕任永州刺史，怀素与之相识并交往频繁。王邕也写了《怀素上人草书歌》对怀素草书评价很高。同年，张谓任潭州刺史，怀素前去谒见，他的为人与书法均得到张谓赏识，并在769年随张谓一道进京。公元766－768年，戴叔伦主运湖南，后留守，对怀素草书大加赞赏。他在《怀素上人草书歌》中云：“楚僧怀素工草书，古法尽能新有余。神情骨竦意真率，醉来为我挥健笔。……驰毫骤墨剧奔驷，满座失声看不及。”
从上述名公大夫的赞诗看，怀素不仅广学博涉，古法坚实深厚，而且草书已相当名气。但是，他对已取得的成绩并不满足，他于广州谒见亚相著名书法家徐浩达到目的后，又辗转于洛阳、长安，一路游观古代书家名迹，广交名流，求教笔法，解疑释难，书艺又大进。
怀素到长安，始师邬彤，后师颜真卿，学习张旭草书及笔法。邬彤对怀素说：“草书古势多矣，惟太宗以献之书如凌冬枯树，寒寂劲硬，不置枝叶。张长史又尝私谓彤曰：‘孤蓬自振，惊沙坐飞’。系师而为书，故得奇怪，凡草圣尽于此。”怀素得此指教，顿有所悟，“连叫数十声曰：‘得之矣’。”公元777年，尚书颜真卿去洛阳同怀素偶遇，一见如故。怀素出示王邕等为他所作诗歌，请颜尚书作序，颜为他写了《怀素上人草歌序》中评：“开士怀素，僧中之英。气概通疏，性灵豁畅。精心草圣，积有岁时。江岭之间，其名大著。”被颜尚书这样的大书法家给予如此高的赞誉，足以说明怀素的狂草成就非凡了。
正是张旭、怀素在博涉中兼善打下了坚实的古法基础，使其书法达到了“下笔无滞”，“无间心手，忘怀楷则”，“背羲、献而无失，远钟、张而尚工”的境界。也正是初盛唐的“绛树青琴、殊姿共艳，隋珠和璧，异质同妍”的书学主张，为张旭、怀素的浪漫主义狂草艺术书风的创作留有一片绿洲。
二、借物取象，融入书理
张旭、怀素在追求个性化的狂草书风中，一方面向当朝名家和古代名迹学习，另一方面又积极深入生活，向社会实践与自然物象学习。他们将生活中见到的现象和观察自然界的物象变化与自己追求的书艺有机联系起来，经过自己对汉字艺术想象和艺术加工形成了自己独有的艺术外表现形式——狂草。
唐代大文学家韩愈在评张旭狂草时说：“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一寓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宋代著名书法理论家朱长文在其《续书断》中云：“尝见公(张旭)出，担夫争道，而入又闻鼓吹，而得笔法之意；后观倡公孙舞西河‘剑器’而得其神，由是笔迹大进。盖积虑于中，触物以感之，则通达无方矣。”这是灵性悟性极高的张旭将生活之景象自然界之物象融入书学之理，指导自身狂草创作的典型例证。而怀素在学习草书时，亦极善观物象，融入书理。《续书断》中怀素：“尝观夏云随风变化，顿有所悟，遂至妙绝，如壮士拔剑，神彩动人。”当怀素拜颜真卿为师学张旭草书时，颜指出：“夫草书于师授之外，须自得之。”并问怀素有所得吗，怀素说：“贫道观夏云多奇峰，辄常师之。夏云因风变化，乃无常势，又无壁折之路，一一自然。”颜听后感慨道：“噫!草圣之渊妙，从不绝人，可谓闻所未闻之者也。”可见怀素观自然之物象，悟化融入书理的独到之处。
张旭的书学理论还主要体现在《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一文中。他的“如锥画沙，如印印泥”的理论一直影响到今天。如何能使自己的书法作品与古代名家齐平，张旭从五个方面回答了学生颜真卿的求教：首先“妙在执笔，令得圆转，勿使拘挛；其次识法，谓口传手授之诀，勿使无度，所谓笔法也；其次，在于布置，不慢不越，巧使合宜；其次，纸笔精佳；其次，变通适怀，纵合掣夺，成有规矩。五者备矣，然后能齐古人”。此五点，前三点是基础，提出了执笔灵便、用笔得法和巧于布白的关系，第四、五两点说明了笔纸和作书心手一致的重要性。
三、酒助情性，创作丰厚
张旭、怀素都有饮酒的嗜好，甚至已达到嗜酒如命的程度。在他们进行狂草的创作时，酒起着重要的媒介作用，酒引发创作的个欲望和灵性，酒助其创作的情性。
与张旭同生活在唐天宝年间的窦在《述书赋》中评其书法时说：“张长史则酒酣不羁，逸轨神澄。回眸而壁无全粉，挥毫而气有余兴。”唐代大文学家韩愈在他的《送高闲上人序》中也说：“往时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从史之记载我们知道，张旭精彩的草书之作不是在纸上而是在墙上。当他的喜怒哀乐种种情感有动于心时，必借酒助兴以书之。他每次大醉就大叫狂走，乘兴挥毫作书，有时还以发濡墨作大字，醒后自视以为神。可想而知，其创作是十分丰富的。然而时过境迁，墙毁字无，加之当时之规矩，草书是不能入碑的，所以张旭丰厚的草书创作，流传下来就少了。
怀素虽然是个僧人，又与普通的僧人不同，他豪放不羁，没有普通僧人那些清规戒律。他既吃肉，又十分嗜酒，以酒引发创作的灵性。以酒助其创作的悟性。明朝项元汴说：“怀素平日得酒发兴，要欲字字飞动，圆转之妙，宛若有神。”怀素在追求个性的草书艺术中，谒见名流，饮酒创作，请之以评，不仅书艺提高很快，而且留下了丰厚的作品，仅《宣和书谱》中载怀素狂草书就有101帖，书名轰动京华。任华的《怀素上人草书歌》云：“狂僧前日动京华，朝骑王公大人马，暮宿王公大人家。谁不造素屏，谁不涂粉壁?粉壁摇晴光，素屏凝晓霜。待君挥洒今不可弥忘，骏马迎来坐堂中，金盆盛酒竹叶香。”当时的达官显贵、名公大夫盛情款待，都以获其草书墨宝为其荣耀。
四、发展个性，自成一体
每一位书法家要在中国书法史上留下自己的深深印迹，只是一味临摹古人，只讲继承不讲创新是不可能的。只有在广学博涉，兼善并蓄，丰富自己的书学根基，熔百家于一炉，进行书学理论与书法创作实践的反复悟化，特别是悟出自己书艺创作的理念和个性，在融入古法中体现个性，在融入古法中发展个性，在融入古法中创造个性，在融入古法中形成个性，最后才能形成独有的又被书家们普遍认同个性书风。张旭、怀素两位著名的狂草大家我认为走的正是这样一条道路。
张旭、怀素的草书艺术特色可以用一个“狂”字来概括。但是他们草书的“狂”是狂中有法，狂中有度、狂的神逸，狂的和谐。永州刺史王邕在《怀素上人草书歌》中说：“君不见张芝昔日称独贤，君不见近日张旭为老颠，二公绝艺人所惜，怀素传之得真迹。”这即告诉我们张旭怀素之草都从张芝而来，又写出张旭草书的独特风格中，而怀素是“以狂继颠”，学到张旭草书真谛之人。
1、率意写真
两位狂草大家都是性情豪放、率意超旷之人。他们以自己独有的视角看待人生，也都以自己独有的视角审视草书这门艺术，把率意狂放和真情实感融为一体，在任情纵横、不拘成法的线条中，使个性和灵性得以升华，气势豪迈雄浑，体势连绵不断，笔意潇洒奔驷，极尽变化之妙，创造力和美完美结合。
2、险绝劲健
险绝喻奇，劲健喻力。流畅飞动的狂草尤重笔力。狂草强调险绝，而险绝与强劲的笔力结合，方能险中有夷。草书贵在无拘束，自然之中含法度。盛唐时期，政治开明，经济繁荣，文化宽和，外交频繁。而张旭、怀素的狂草正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盛唐之气。对张旭书法的险绝劲健，杜甫有诗赞道：“悲风生微绡，万里起大色。锵锵鸣至动，落落群松直。连山蟠其间，溟涨与笔力。”万里古色，悲风大作，都在张旭的绢绡上展示出来：那一笔笔划，一个个字，如玉器相击，铿锵作响，又像群松挺拔，气宇轩昂。而那有如绵延不断的群峰、浩翰的大海一般飞舞、奔腾的墨路更显现出书艺大师张旭激跃的胸怀、恰切的构筑和雄浑深厚的笔力。而怀素，他书字之大小不受拘束，又加强了中锋锋颖的极熟运用，如苏焕言“新书大字大如斗”，又如任华云“回环缭绕相钩连，千万变化在眼前”。怀素的狂草字之大小、长短以及布白对比鲜明，突破了以往比较整齐、均匀的格局，使他的草书更加错落有致，险绝劲健的笔触随处可见，更富有浪漫主义的情趣。古人云：书贵瘦硬方通神。这正是怀素运笔用墨的特点。正如许瑶所评：“古瘦漓骊半无墨”。从整体风格上看，如山谷所评：“张妙肥于，藏真于瘦。”我们将张旭的狂草代表作《古诗四帖》和怀素的狂草代表作《自叙帖》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这个评价是中肯的。
3、神逸和谐
张旭、怀素的狂草出神入化，令人叹为观止。苏东坡评张旭狂草：“长史草书，颓然天放，略有点画处，而意态自足，号称神逸。”蔡襄评曰：“长史笔势，其妙入神，岂俗物可近，怀素处其侧，直有奴仆之态，况他人所可拟了。”而《宣和书谱》中对怀素的狂草则概括为：“字字飞动，宛若有神。”任华评怀素狂草：“掷华山巨石为以点，掣衡山阵云以为画。”释贯休则评曰：“天台古杉一千尺”，“崖崩举折何峥嵘。”“或细微仙衣，半折金线垂。”宋逵评说：“飞丝历乱如回风”，“字成只为盘龙去”。王邕则说：“忽作风驰如电掣，更点飞花兼散雪，寒猿饮水撼枯藤，壮士拔山伸劲铁”。以上诸家评语都是对张旭和怀素狂草神逸特点的赞誉。
张旭、怀素狂草的神逸，来自于他们对同代书法名家以及古代法帖的博涉广学，兼善而取，更来自于他们对现实生活、自然界的物象的细心观察，引发其发灵性，悟化成书学理论，并用以指导自己的书学实践，还来自他们借酒兴发激情和灵感，神奇丰富的书法构思。
张旭观看了公孙大娘剑舞后，深得其神逸，书艺大进。杜甫有诗云：“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耀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这种手、臂、腰经脑的协调而形成的优美动作和所表达的种种神韵，把身体的柔美和剑之力美融为一体，那种灵活巧妙，舒展自如，那种变化随心，急雨旋风，紧紧把住观者之精神，凝聚了观者的情感。活化的线条，奔腾之墨路，上下翻滚，左突右冲，风驰电掣，荡人心胸。张旭借酒助兴，引发灵性，产生奇想，加之古法坚实，笔法巧妙灵活，展收翻转自如，恰切地运用力量，超出常人的即神逸又合古法的书迹挥洒在墙壁上，铺毫于纸面上，形成了神来之笔，张旭的这种神来之笔，多在酒后出现。美酒是他草书创作的催化剂，催发他对生活对大自然的满腔激情，催发他创作的灵感，创作的性情、创作的个性构思迸发释放。李欣诗云：“张公性好酒，豁达无所营，皓首穷草隶，时称太清精。”《国外史》曾描述张旭创作草书时的精神状态：“饮酒辄草书，挥毫而大叫，以头癿水墨中而书之。天下谓之张颠。醒后自视，以为神异，不可复得。”可见，酒后使张旭具备了“颠性”，这种“颠性”使他在大庭广众前不受理性的束缚，纵意挥毫，于挥洒之间把自己的主观情感、个性思维的审美理念和创作灵性表达得淋漓尽致，所以神逸的书作才使得他酒醒之后不可复得。而怀素形成的“志在新奇无定则”的创新书学思想，也使他的狂草成为纯情的浪漫主义作品，收到了意想不到的美学效果。杨凝式评：“草圣本须因酒发，笔端应解化龙飞”。而钱起则说：“狂来轻世界，醉里得真知。”直说真知得到之难，只有醉里才能得到。这与书圣王羲之酒至半酣书兰亭，酒醒再书书不得的感觉是相同的。这说明艺术创作有其特殊性。它是需要坚实的功底，需要广学博涉，兼善而取，需要在社会生活、自然界各种物象中细心观察、发现和悟化，也更需要激情与灵感、创作的欲望和特殊氛围。
有神逸没有和谐，不可能成为优秀的草书之作。由于张旭和怀素有着深厚的书法艺术的基础和丰富的艺术实践，对草书艺术又有特殊的自我理解、感受和诠释，所以他们的狂草，狂得有法，狂得有度，狂得自然，狂中和谐。他们是在熟练掌握技巧法度的基础上达到了随心所欲却又不逾法度的自由与和谐的审美境界，就像高空走钢丝的杂技演员一样，高超的技艺，使他们在高空独绳上如履平地，在危险中留给观众的是和谐、自然，是险中绝艺的和谐之美。我们再观张旭的《古诗四帖》，字与字、行与行之间疏密得当，大小和谐，充分表现了顾盼有情，照应严谨，变化错综，筋脉相连，结体活泼，气韵生动的艺术效果。特别是他的运笔有中有侧，连环盘绕、飞速流动的线条，圆润流畅中含方劲，字中参以隶意，横壮之事鲜明，是盛唐壮美审美特征在狂草中的代表性展示。而怀素的《自叙帖》，字之大小、长短以及布白对比鲜明，突破了整齐、均匀的布局，使字之间更加错落有致，变化多姿，点画竖折到笔间游丝生动活泼。特别是他用笔锋锋颖中锋运笔，连环盘绕的线条，更显均匀、圆润、流畅、放纵，字中糅入篆籀意，纵拔之势突出，总体字态偏瘦。作品在变化多姿中又和谐入法，富有浪漫主义的情趣。
参考文献
1、王景芬著《论古代名家书法》，西泠印社，1992年9月。
2、金开诚、王岳川主编《中国书法文化大观》，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月。
3、唐·张彦远编《书法要录》，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年12月。
4、潘运告编著《中晚唐五代书论》，湖南美术出版社，1997年4月。
5、朱仁夫著《中国古代书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6月。
一、广学博涉，古法坚实
古代著名的书法家，都走过一条广学博涉、兼善而取之路。他们在各自的艺术实践中，都深深体会到，如果要在此领域有所作为，有所贡献，不深入临习他们前代名家的法帖，不深入研究他们前代名家的书学理论，特别是书法艺术的技法理论、审美理论和创作情趣，要创作出超越前代、影响后世的书法作品是没有可能的。张旭、怀素同样走的是这样一条广学博涉、兼善而取的道路，为他们的后来狂草书体的创立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古法基础。
张旭，字伯高，江苏吴县人，大约生活在大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官至金吾长史。而唐朝又是我国历史上最重视书法艺术的朝代之一，公开以“书”取士起行于这个朝代。张旭就生活在盛唐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安，这种书艺大兴的环境对其影响很大的。他从小生活在书得官宦之家，其舅父陆彦远之父是唐初有名的书法大家陆柬之，他楷、行、草、隶皆精妙，其行书名作《文赋》帖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馆。而陆柬之又是初唐著名书法大家虞世南之外甥。可见书法家学渊源很深。陆彦远虽然没有名书帖流传后世，但从书法史料中可以得出其书法是有相当水平的。张旭学书其笔法由舅父陆彦远所授。报载，一日颜真卿问老师张旭：“敢问张长史用笔之理，可谓闻乎?”张旭回答：“余传授笔法，得之于老舅陆彦远曰‘吾昔日学书，虽功深，奈何迹不至殊妙，后闻于褚河南用笔，当如锥画沙，如印印泥，始而不悟。后于江岛，遇见沙天地静，令人意悦欲书，乃偶以利锋画而出之，其劲险状，明利媚好，自兹乃悟用笔如锥画妙，使其藏锋，画乃沉着。当其用笔，常欲使其透过纸背，此功成之极矣，”而唐朝卢携《临池诀》中载：“吴郡张旭言：自智永禅师过江，楷法随度，永禅师乃羲献之孙，得其家法，以授虞世南，虞世南传陆柬之，陆传彦远，彦远仆之堂舅，以授余。”张旭由家学开始，向上广学博涉，并由“二王”而上溯至今草之舅祖张芝，兼善取之，书法大成。唐文宗李昂十分赏识张旭的草书艺术，称张旭的草书、李白的诗歌、裴的剑舞为当时的“三绝”。
作为上层社会的书家、诗人，张旭交往结识的大多为当时社会的名流。他与李白、贺之章、李适之、李發、崔宗之、苏晋、焦遂过从甚密，结为“饮中八仙”。他在草书艺术领域获得的成就，也自然得到这些上流社会的文人的推崇和赞誉。浪漫主义大诗人李白诗云：“楚人尽道张某奇，心藏风云世莫知。三吴郡伯皆顾盼，四海雄侠争追随。”而当朝的现实主义大诗人杜甫也在他的《饮中八仙歌》中赞道：“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
怀素，字藏真，俗姓钱，长沙零陵人。由于他很小出家为僧，经禅庙堂，其家境不得而知，总之应与张旭相差很大。但是，他们二人的性情特别相近，且追求书法艺术的志趣很一致。张旭从小就接受了良好家传书艺熏陶，而怀素很小就喜欢笔翰。《自叙帖》中的“幼而事佛，经禅之暇，颇好笔翰”，就是他从小喜爱书艺的自我写照。怀素早年楷书学钟繇，草书学二王，中年以后狂草学张旭，“志在新奇无定则”，时人谓之“狂僧”。
张旭的广学博涉有着良好的客观条件，而怀素则不然。他写字贫而无纸，就自种芭蕉万株，以叶为纸作书，又制一漆盘练书，天长日久盘底皆穿，书坏了的毛笔堆在山下，自云“笔冢”，可见他学书临池刻苦用功之深了。
在书学临池过程中，他逐渐认识到在家乡长沙零陵，所见古代书迹十分有限，接触书家不多，见识少而且浅，于是“担杖锡，西游上国，谒见当代名公，错综其事，遗编绝简，往往遇之，豁然心胸，务无疑滞，鱼笺绢素，多所尘点。”他南下广州谒见当朝亚相著名书法家徐浩，又晚游洛阳、长安，去谒见当时名家，去游览当代及古代书迹。就是在零陵、永州、潭州，他也不放弃向任何名人学习的机会。一个“谒”字，道出了怀素与张旭的身份地位的不同，张旭就生活在当时都城长安上层社会当中，而怀素则需从长沙零陵前来谒见。好在怀素颇好笔翰已小有名气，且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怀素的机缘也很不错。公元753年，年仅17岁的怀素在家乡零陵，与受杨国忠诬陷被贬平乐的吏部尚书途经零陵的韦陟相识，韦陟这位书法前辈，又是名宦，对怀素的草书给予很大勉励，并希望他“勖以有成”。公元758年卢象被贬永州司户，在此地与怀素交往颇多，卢赞其草书：“初疑轻烟淡古松，又似山开万仞峰。”可见对其草书十分欣赏。公元759年，浪漫主义大诗人李白由岳阳游九嶷，途经零陵，与当时22岁的怀素相遇，怀素草书当时已名扬江岭间。李白在为怀素作《草书歌行》中说：“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墨池飞出北溟鱼，笔锋扫却山中兔。起来向壁不停手，一行数字大如斗。恍恍如闻神鬼惊，时时只见龙蛇走。”“八月九月天气凉，酒徒词客满高堂。”对其草书大加赞赏。公元766年，王邕任永州刺史，怀素与之相识并交往频繁。王邕也写了《怀素上人草书歌》对怀素草书评价很高。同年，张谓任潭州刺史，怀素前去谒见，他的为人与书法均得到张谓赏识，并在769年随张谓一道进京。公元766－768年，戴叔伦主运湖南，后留守，对怀素草书大加赞赏。他在《怀素上人草书歌》中云：“楚僧怀素工草书，古法尽能新有余。神情骨竦意真率，醉来为我挥健笔。……驰毫骤墨剧奔驷，满座失声看不及。”
从上述名公大夫的赞诗看，怀素不仅广学博涉，古法坚实深厚，而且草书已相当名气。但是，他对已取得的成绩并不满足，他于广州谒见亚相著名书法家徐浩达到目的后，又辗转于洛阳、长安，一路游观古代书家名迹，广交名流，求教笔法，解疑释难，书艺又大进。
怀素到长安，始师邬彤，后师颜真卿，学习张旭草书及笔法。邬彤对怀素说：“草书古势多矣，惟太宗以献之书如凌冬枯树，寒寂劲硬，不置枝叶。张长史又尝私谓彤曰：‘孤蓬自振，惊沙坐飞’。系师而为书，故得奇怪，凡草圣尽于此。”怀素得此指教，顿有所悟，“连叫数十声曰：‘得之矣’。”公元777年，尚书颜真卿去洛阳同怀素偶遇，一见如故。怀素出示王邕等为他所作诗歌，请颜尚书作序，颜为他写了《怀素上人草歌序》中评：“开士怀素，僧中之英。气概通疏，性灵豁畅。精心草圣，积有岁时。江岭之间，其名大著。”被颜尚书这样的大书法家给予如此高的赞誉，足以说明怀素的狂草成就非凡了。
正是张旭、怀素在博涉中兼善打下了坚实的古法基础，使其书法达到了“下笔无滞”，“无间心手，忘怀楷则”，“背羲、献而无失，远钟、张而尚工”的境界。也正是初盛唐的“绛树青琴、殊姿共艳，隋珠和璧，异质同妍”的书学主张，为张旭、怀素的浪漫主义狂草艺术书风的创作留有一片绿洲。
二、借物取象，融入书理
张旭、怀素在追求个性化的狂草书风中，一方面向当朝名家和古代名迹学习，另一方面又积极深入生活，向社会实践与自然物象学习。他们将生活中见到的现象和观察自然界的物象变化与自己追求的书艺有机联系起来，经过自己对汉字艺术想象和艺术加工形成了自己独有的艺术外表现形式——狂草。
唐代大文学家韩愈在评张旭狂草时说：“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一寓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宋代著名书法理论家朱长文在其《续书断》中云：“尝见公(张旭)出，担夫争道，而入又闻鼓吹，而得笔法之意；后观倡公孙舞西河‘剑器’而得其神，由是笔迹大进。盖积虑于中，触物以感之，则通达无方矣。”这是灵性悟性极高的张旭将生活之景象自然界之物象融入书学之理，指导自身狂草创作的典型例证。而怀素在学习草书时，亦极善观物象，融入书理。《续书断》中怀素：“尝观夏云随风变化，顿有所悟，遂至妙绝，如壮士拔剑，神彩动人。”当怀素拜颜真卿为师学张旭草书时，颜指出：“夫草书于师授之外，须自得之。”并问怀素有所得吗，怀素说：“贫道观夏云多奇峰，辄常师之。夏云因风变化，乃无常势，又无壁折之路，一一自然。”颜听后感慨道：“噫!草圣之渊妙，从不绝人，可谓闻所未闻之者也。”可见怀素观自然之物象，悟化融入书理的独到之处。
张旭的书学理论还主要体现在《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一文中。他的“如锥画沙，如印印泥”的理论一直影响到今天。如何能使自己的书法作品与古代名家齐平，张旭从五个方面回答了学生颜真卿的求教：首先“妙在执笔，令得圆转，勿使拘挛；其次识法，谓口传手授之诀，勿使无度，所谓笔法也；其次，在于布置，不慢不越，巧使合宜；其次，纸笔精佳；其次，变通适怀，纵合掣夺，成有规矩。五者备矣，然后能齐古人”。此五点，前三点是基础，提出了执笔灵便、用笔得法和巧于布白的关系，第四、五两点说明了笔纸和作书心手一致的重要性。
三、酒助情性，创作丰厚
张旭、怀素都有饮酒的嗜好，甚至已达到嗜酒如命的程度。在他们进行狂草的创作时，酒起着重要的媒介作用，酒引发创作的个欲望和灵性，酒助其创作的情性。
与张旭同生活在唐天宝年间的窦在《述书赋》中评其书法时说：“张长史则酒酣不羁，逸轨神澄。回眸而壁无全粉，挥毫而气有余兴。”唐代大文学家韩愈在他的《送高闲上人序》中也说：“往时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从史之记载我们知道，张旭精彩的草书之作不是在纸上而是在墙上。当他的喜怒哀乐种种情感有动于心时，必借酒助兴以书之。他每次大醉就大叫狂走，乘兴挥毫作书，有时还以发濡墨作大字，醒后自视以为神。可想而知，其创作是十分丰富的。然而时过境迁，墙毁字无，加之当时之规矩，草书是不能入碑的，所以张旭丰厚的草书创作，流传下来就少了。
怀素虽然是个僧人，又与普通的僧人不同，他豪放不羁，没有普通僧人那些清规戒律。他既吃肉，又十分嗜酒，以酒引发创作的灵性。以酒助其创作的悟性。明朝项元汴说：“怀素平日得酒发兴，要欲字字飞动，圆转之妙，宛若有神。”怀素在追求个性的草书艺术中，谒见名流，饮酒创作，请之以评，不仅书艺提高很快，而且留下了丰厚的作品，仅《宣和书谱》中载怀素狂草书就有101帖，书名轰动京华。任华的《怀素上人草书歌》云：“狂僧前日动京华，朝骑王公大人马，暮宿王公大人家。谁不造素屏，谁不涂粉壁?粉壁摇晴光，素屏凝晓霜。待君挥洒今不可弥忘，骏马迎来坐堂中，金盆盛酒竹叶香。”当时的达官显贵、名公大夫盛情款待，都以获其草书墨宝为其荣耀。
四、发展个性，自成一体
每一位书法家要在中国书法史上留下自己的深深印迹，只是一味临摹古人，只讲继承不讲创新是不可能的。只有在广学博涉，兼善并蓄，丰富自己的书学根基，熔百家于一炉，进行书学理论与书法创作实践的反复悟化，特别是悟出自己书艺创作的理念和个性，在融入古法中体现个性，在融入古法中发展个性，在融入古法中创造个性，在融入古法中形成个性，最后才能形成独有的又被书家们普遍认同个性书风。张旭、怀素两位著名的狂草大家我认为走的正是这样一条道路。
张旭、怀素的草书艺术特色可以用一个“狂”字来概括。但是他们草书的“狂”是狂中有法，狂中有度、狂的神逸，狂的和谐。永州刺史王邕在《怀素上人草书歌》中说：“君不见张芝昔日称独贤，君不见近日张旭为老颠，二公绝艺人所惜，怀素传之得真迹。”这即告诉我们张旭怀素之草都从张芝而来，又写出张旭草书的独特风格中，而怀素是“以狂继颠”，学到张旭草书真谛之人。
1、率意写真
两位狂草大家都是性情豪放、率意超旷之人。他们以自己独有的视角看待人生，也都以自己独有的视角审视草书这门艺术，把率意狂放和真情实感融为一体，在任情纵横、不拘成法的线条中，使个性和灵性得以升华，气势豪迈雄浑，体势连绵不断，笔意潇洒奔驷，极尽变化之妙，创造力和美完美结合。
2、险绝劲健
险绝喻奇，劲健喻力。流畅飞动的狂草尤重笔力。狂草强调险绝，而险绝与强劲的笔力结合，方能险中有夷。草书贵在无拘束，自然之中含法度。盛唐时期，政治开明，经济繁荣，文化宽和，外交频繁。而张旭、怀素的狂草正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盛唐之气。对张旭书法的险绝劲健，杜甫有诗赞道：“悲风生微绡，万里起大色。锵锵鸣至动，落落群松直。连山蟠其间，溟涨与笔力。”万里古色，悲风大作，都在张旭的绢绡上展示出来：那一笔笔划，一个个字，如玉器相击，铿锵作响，又像群松挺拔，气宇轩昂。而那有如绵延不断的群峰、浩翰的大海一般飞舞、奔腾的墨路更显现出书艺大师张旭激跃的胸怀、恰切的构筑和雄浑深厚的笔力。而怀素，他书字之大小不受拘束，又加强了中锋锋颖的极熟运用，如苏焕言“新书大字大如斗”，又如任华云“回环缭绕相钩连，千万变化在眼前”。怀素的狂草字之大小、长短以及布白对比鲜明，突破了以往比较整齐、均匀的格局，使他的草书更加错落有致，险绝劲健的笔触随处可见，更富有浪漫主义的情趣。古人云：书贵瘦硬方通神。这正是怀素运笔用墨的特点。正如许瑶所评：“古瘦漓骊半无墨”。从整体风格上看，如山谷所评：“张妙肥于，藏真于瘦。”我们将张旭的狂草代表作《古诗四帖》和怀素的狂草代表作《自叙帖》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这个评价是中肯的。
3、神逸和谐
张旭、怀素的狂草出神入化，令人叹为观止。苏东坡评张旭狂草：“长史草书，颓然天放，略有点画处，而意态自足，号称神逸。”蔡襄评曰：“长史笔势，其妙入神，岂俗物可近，怀素处其侧，直有奴仆之态，况他人所可拟了。”而《宣和书谱》中对怀素的狂草则概括为：“字字飞动，宛若有神。”任华评怀素狂草：“掷华山巨石为以点，掣衡山阵云以为画。”释贯休则评曰：“天台古杉一千尺”，“崖崩举折何峥嵘。”“或细微仙衣，半折金线垂。”宋逵评说：“飞丝历乱如回风”，“字成只为盘龙去”。王邕则说：“忽作风驰如电掣，更点飞花兼散雪，寒猿饮水撼枯藤，壮士拔山伸劲铁”。以上诸家评语都是对张旭和怀素狂草神逸特点的赞誉。
张旭、怀素狂草的神逸，来自于他们对同代书法名家以及古代法帖的博涉广学，兼善而取，更来自于他们对现实生活、自然界的物象的细心观察，引发其发灵性，悟化成书学理论，并用以指导自己的书学实践，还来自他们借酒兴发激情和灵感，神奇丰富的书法构思。
张旭观看了公孙大娘剑舞后，深得其神逸，书艺大进。杜甫有诗云：“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耀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这种手、臂、腰经脑的协调而形成的优美动作和所表达的种种神韵，把身体的柔美和剑之力美融为一体，那种灵活巧妙，舒展自如，那种变化随心，急雨旋风，紧紧把住观者之精神，凝聚了观者的情感。活化的线条，奔腾之墨路，上下翻滚，左突右冲，风驰电掣，荡人心胸。张旭借酒助兴，引发灵性，产生奇想，加之古法坚实，笔法巧妙灵活，展收翻转自如，恰切地运用力量，超出常人的即神逸又合古法的书迹挥洒在墙壁上，铺毫于纸面上，形成了神来之笔，张旭的这种神来之笔，多在酒后出现。美酒是他草书创作的催化剂，催发他对生活对大自然的满腔激情，催发他创作的灵感，创作的性情、创作的个性构思迸发释放。李欣诗云：“张公性好酒，豁达无所营，皓首穷草隶，时称太清精。”《国外史》曾描述张旭创作草书时的精神状态：“饮酒辄草书，挥毫而大叫，以头癿水墨中而书之。天下谓之张颠。醒后自视，以为神异，不可复得。”可见，酒后使张旭具备了“颠性”，这种“颠性”使他在大庭广众前不受理性的束缚，纵意挥毫，于挥洒之间把自己的主观情感、个性思维的审美理念和创作灵性表达得淋漓尽致，所以神逸的书作才使得他酒醒之后不可复得。而怀素形成的“志在新奇无定则”的创新书学思想，也使他的狂草成为纯情的浪漫主义作品，收到了意想不到的美学效果。杨凝式评：“草圣本须因酒发，笔端应解化龙飞”。而钱起则说：“狂来轻世界，醉里得真知。”直说真知得到之难，只有醉里才能得到。这与书圣王羲之酒至半酣书兰亭，酒醒再书书不得的感觉是相同的。这说明艺术创作有其特殊性。它是需要坚实的功底，需要广学博涉，兼善而取，需要在社会生活、自然界各种物象中细心观察、发现和悟化，也更需要激情与灵感、创作的欲望和特殊氛围。
有神逸没有和谐，不可能成为优秀的草书之作。由于张旭和怀素有着深厚的书法艺术的基础和丰富的艺术实践，对草书艺术又有特殊的自我理解、感受和诠释，所以他们的狂草，狂得有法，狂得有度，狂得自然，狂中和谐。他们是在熟练掌握技巧法度的基础上达到了随心所欲却又不逾法度的自由与和谐的审美境界，就像高空走钢丝的杂技演员一样，高超的技艺，使他们在高空独绳上如履平地，在危险中留给观众的是和谐、自然，是险中绝艺的和谐之美。我们再观张旭的《古诗四帖》，字与字、行与行之间疏密得当，大小和谐，充分表现了顾盼有情，照应严谨，变化错综，筋脉相连，结体活泼，气韵生动的艺术效果。特别是他的运笔有中有侧，连环盘绕、飞速流动的线条，圆润流畅中含方劲，字中参以隶意，横壮之事鲜明，是盛唐壮美审美特征在狂草中的代表性展示。而怀素的《自叙帖》，字之大小、长短以及布白对比鲜明，突破了整齐、均匀的布局，使字之间更加错落有致，变化多姿，点画竖折到笔间游丝生动活泼。特别是他用笔锋锋颖中锋运笔，连环盘绕的线条，更显均匀、圆润、流畅、放纵，字中糅入篆籀意，纵拔之势突出，总体字态偏瘦。作品在变化多姿中又和谐入法，富有浪漫主义的情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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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潘运告编著《中晚唐五代书论》，湖南美术出版社，1997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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