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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观念的嬗变与方法的更新，在鲁迅研究界，似乎有一种压力感和困惑感：在新的形势下，鲁迅研究怎样才能继往开来，取得新的拓展和新的突破？不少专家、学者在思索着、探求着、努力着，袁良骏同志即是其中之一。为了总结过去鲁迅研究中的经验教训，找出必须填补的空白点和必须加强的薄弱环节，以利开创鲁迅研究的新局面，从一九七九年开始，他便开始对七十余年来鲁迅研究的历史作系统的考察。经过艰苦的努力，《鲁迅研究史》上卷终于作为“鲁迅研究丛书”之一种，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研究史》以时间顺序为线索，由远及近，比较清晰地叙述了鲁迅研究的发展状况。在横向上，涉及到每一时期的社会动态、政治文化、伦理精神、思维框架和民族性格等各个方面；在纵向上，则力求寻找出鲁迅研究的基本传统，这种传统形成的过程，以及此后的延续或转折。对每一个时期，作者既有整体观照：全面地介绍本期内鲁迅研究的状况；又有焦点透视，重点分析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文章或专著，如，成仿吾的《<呐喊>的评论》、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平心的《人民文豪鲁迅》、巴人的《论鲁迅的杂文》、林辰的《鲁迅事迹考》以及毛泽东的鲁迅论等，都占有专门性的一节，而对鲁迅研究史上的第一本专著——李长之的《鲁迅批判》，则用了四节的篇幅去讨论。同时，作者还运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把平心的《人民文豪鲁迅》与李长之的《鲁迅批判》相比，把毛泽东的鲁迅论与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相比。通过比较，说明时代的发展、历史的演进对鲁迅研究所带来的影响和促进。这样，既展览了全貌，又凸现了重点，多视角、多层面地展示了鲁迅研究的历史。
魯迅是个伟人，而人物愈伟大，可供观照的侧面就愈多。七十余年来，关于鲁迅研究的文章、专著，真可谓是汗牛充栋、浩如烟海。对此，作者要做大量的钩沉工作，需查阅的报刊杂志、学术专著不下几百种，其中，既有为人瞩目的《新青年》、《小说月报》，也有鲜为人知的《奔涛》、《白河》、《潇湘涟漪》；既有《解放日报》、《新华日报》，也有国民党的喉舌《中央日报》、《扫荡报》。作者在材料收集上力求原始、力求全面。本书所涉及的，有鲁迅本人对自己作品的剖析，也有鲁迅的亲属、朋友、学生的回忆；还有来自不同政治立场、不同学术派别以及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不同角度、不同内容的对鲁迅的研究、评价。堪称是七十余年来鲁迅研究的“百科全书”。
作者在《后记》中说：“修史需要冷峻，但我却倾注了较多的感情。特别对那些处心积虑贬损和攻击鲁迅的人，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激动。……对于涉及的各家学术观点，也都表示了明确的可否。”这就是说，作者并不是只在这本研究史中人云亦云的罗列一些历史资料，而是努力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来审视自己的研究对象，既不盲从于某些名人的见解，也不拘泥于鲁迅自己的叙述，力求做到“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绝不因人废言。例如：对周作人、胡适等人在鲁迅研究上的贡献，作者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而对创造社、太阳社对鲁迅的攻讦，则给予了鲜明的批评；再如，对钟敬文编辑的《鲁迅在广东》一书，鲁迅自己曾表示过明显的反感，但作者却肯定了它在鲁迅研究史上不容抹煞的地位，对众口交赞的茅盾的一些研究文章，作者也做了一分为二的分析。即使是对于同一个研究者，同一篇研究文章，作者也力求做出客观、公允的评价。如对郭沫若，作者称赞他的《鲁迅与庄子》一文，是“功力独到”的“佳作”，而对他同一时期所写的《鲁迅与王国维》，则称为“诙谐风趣的游戏笔墨”，“把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再如对成仿吾的《<呐喊>的评论》，作者虽然在整体上予以了否定，分析了这篇文章“从理论上、方法上或批评的态度上”“不少的错误和自相矛盾之处”，但也适当地肯定了它在鲁迅研究史上的作用和影响。当然，这些褒贬是否得当，分寸是否适宜，我们尽可以见智见仁，但作者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却是可贵的。
如果我们严格要求的话，本书亦有不足之处。一是引证的资料过多。当然，诚如作者自己所说：“考虑到建国前的材料查找不易，多引一些也许对读者方便”，但是，有些资料，如茅盾的研究文章，毛泽东的鲁迅论、许广平的回忆等，则比较容易找到，引证过多，便冲淡了自己的研究。其次，在体例的编排上，也有可斟酌之处。如把第十七节“御用文人的诬蔑和攻击”归属于“马列主义鲁迅研究学派的出现和形成”一章，似乎不妥；李长之的《鲁迅批判》，占有四节篇幅，也稍嫌冗长。对于创造社、太阳社对鲁迅的否定和攻击，专列为一个时期(迂回期，一九二八——一九二九)进行研究，这种做法是可取的，但是，在此之前，有成仿吾的《<呐喊>的评论》(一九二四年)，在此之后，又有华西理(蒋光慈)的《评鲁迅的<呐喊>》(一九三二年)，它们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联系，似乎也应做一点综合考察。当然，这仅仅是我的一点个人看法。
在鲁迅研究的历史长河中《鲁迅研究史》是第一本“鲁迅研究之研究”的专著，希望它能引起人们的兴趣，进一步推动整个鲁迅研究的进展。
(《鲁迅研究史》(上)，袁良骏著，陕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四月第一版，3.80元)
《研究史》以时间顺序为线索，由远及近，比较清晰地叙述了鲁迅研究的发展状况。在横向上，涉及到每一时期的社会动态、政治文化、伦理精神、思维框架和民族性格等各个方面；在纵向上，则力求寻找出鲁迅研究的基本传统，这种传统形成的过程，以及此后的延续或转折。对每一个时期，作者既有整体观照：全面地介绍本期内鲁迅研究的状况；又有焦点透视，重点分析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文章或专著，如，成仿吾的《<呐喊>的评论》、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平心的《人民文豪鲁迅》、巴人的《论鲁迅的杂文》、林辰的《鲁迅事迹考》以及毛泽东的鲁迅论等，都占有专门性的一节，而对鲁迅研究史上的第一本专著——李长之的《鲁迅批判》，则用了四节的篇幅去讨论。同时，作者还运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把平心的《人民文豪鲁迅》与李长之的《鲁迅批判》相比，把毛泽东的鲁迅论与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相比。通过比较，说明时代的发展、历史的演进对鲁迅研究所带来的影响和促进。这样，既展览了全貌，又凸现了重点，多视角、多层面地展示了鲁迅研究的历史。
魯迅是个伟人，而人物愈伟大，可供观照的侧面就愈多。七十余年来，关于鲁迅研究的文章、专著，真可谓是汗牛充栋、浩如烟海。对此，作者要做大量的钩沉工作，需查阅的报刊杂志、学术专著不下几百种，其中，既有为人瞩目的《新青年》、《小说月报》，也有鲜为人知的《奔涛》、《白河》、《潇湘涟漪》；既有《解放日报》、《新华日报》，也有国民党的喉舌《中央日报》、《扫荡报》。作者在材料收集上力求原始、力求全面。本书所涉及的，有鲁迅本人对自己作品的剖析，也有鲁迅的亲属、朋友、学生的回忆；还有来自不同政治立场、不同学术派别以及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不同角度、不同内容的对鲁迅的研究、评价。堪称是七十余年来鲁迅研究的“百科全书”。
作者在《后记》中说：“修史需要冷峻，但我却倾注了较多的感情。特别对那些处心积虑贬损和攻击鲁迅的人，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激动。……对于涉及的各家学术观点，也都表示了明确的可否。”这就是说，作者并不是只在这本研究史中人云亦云的罗列一些历史资料，而是努力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来审视自己的研究对象，既不盲从于某些名人的见解，也不拘泥于鲁迅自己的叙述，力求做到“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绝不因人废言。例如：对周作人、胡适等人在鲁迅研究上的贡献，作者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而对创造社、太阳社对鲁迅的攻讦，则给予了鲜明的批评；再如，对钟敬文编辑的《鲁迅在广东》一书，鲁迅自己曾表示过明显的反感，但作者却肯定了它在鲁迅研究史上不容抹煞的地位，对众口交赞的茅盾的一些研究文章，作者也做了一分为二的分析。即使是对于同一个研究者，同一篇研究文章，作者也力求做出客观、公允的评价。如对郭沫若，作者称赞他的《鲁迅与庄子》一文，是“功力独到”的“佳作”，而对他同一时期所写的《鲁迅与王国维》，则称为“诙谐风趣的游戏笔墨”，“把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再如对成仿吾的《<呐喊>的评论》，作者虽然在整体上予以了否定，分析了这篇文章“从理论上、方法上或批评的态度上”“不少的错误和自相矛盾之处”，但也适当地肯定了它在鲁迅研究史上的作用和影响。当然，这些褒贬是否得当，分寸是否适宜，我们尽可以见智见仁，但作者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却是可贵的。
如果我们严格要求的话，本书亦有不足之处。一是引证的资料过多。当然，诚如作者自己所说：“考虑到建国前的材料查找不易，多引一些也许对读者方便”，但是，有些资料，如茅盾的研究文章，毛泽东的鲁迅论、许广平的回忆等，则比较容易找到，引证过多，便冲淡了自己的研究。其次，在体例的编排上，也有可斟酌之处。如把第十七节“御用文人的诬蔑和攻击”归属于“马列主义鲁迅研究学派的出现和形成”一章，似乎不妥；李长之的《鲁迅批判》，占有四节篇幅，也稍嫌冗长。对于创造社、太阳社对鲁迅的否定和攻击，专列为一个时期(迂回期，一九二八——一九二九)进行研究，这种做法是可取的，但是，在此之前，有成仿吾的《<呐喊>的评论》(一九二四年)，在此之后，又有华西理(蒋光慈)的《评鲁迅的<呐喊>》(一九三二年)，它们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联系，似乎也应做一点综合考察。当然，这仅仅是我的一点个人看法。
在鲁迅研究的历史长河中《鲁迅研究史》是第一本“鲁迅研究之研究”的专著，希望它能引起人们的兴趣，进一步推动整个鲁迅研究的进展。
(《鲁迅研究史》(上)，袁良骏著，陕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四月第一版，3.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