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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于四月十四日在巴黎科尚医院因肺水肿医治无效逝世，享年七十八。
随着西蒙娜·德·波伏娃的逝世，本世纪最显赫的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始祖萨特(Jean－Paul Sartre)的孩儿们可算是真正的孤儿了。萨特是六年前一九八○年四月十五日去世的。他们两人的消逝，前后的间隔差一天便是整整的六个年头。
在向西蒙娜·德·波伏娃的家人发出的唁电中，法国总统密特朗这样地写：“西蒙娜·德·波伏娃是出人头地的作家群中的一员，是划时代的前锋。她的一生、她的作品和她的斗争导致当今法国及整个世界女性和男性的醒觉。”
作为本世纪法国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曾经写作小说八部、戏剧一部、论文和游记八部、传记一部和回忆录五部。
西蒙娜，德·波伏娃于一九○八年出生于巴黎一个书香之家。父亲是法院的辩护律师，母亲是虔诚的天主教信奉者。她从小过着安定、舒适的生活。
她从小被送到教会学校去受严格的教育，但她对待奉上帝没有任何信心。
中学会考是以哲学和数学的优异成绩考取的，她的大学毕业文凭获得两份：一份是圣玛丽学院的文学学士文凭，另一份是巴黎大学的哲学学士文凭。此外，她还在天主教学院完成了普通数学的合格考试。大学毕业后她准备参加大中学教师学衔的哲学科考试。
大中学教师学衔考试的笔试平安度过之后，西蒙娜·德·波伏娃又要准备口试了。在法国，口试准备一般地是两个投考人组成一组，相互提出可能的问题，互作解答。经过一群参与哲学科考试的高等师范毕业生的商酌与推荐，和西蒙娜·德·波伏娃合作的是让·保罗·萨特。
考试结果公布了，长她三岁的萨特名列第一，西蒙娜·德·波伏娃名列第二。在当时，以二十一芳龄的少女考上大中学教师学衔的哲学科考试，可算是破题儿第一遭了。那是一九二九年。
主考官拉朗德(André Lalande)教授当时曾向他的同僚作这样的解释：“萨特的智力是出类拔萃的，可是，真正的哲学家还得让波伏娃其人。”
在一群高等师范的毕业同学中，大家都喜欢对年轻的女孩子评长论短。一向谈吐轻率的萨特对于西蒙娜·德·波伏娃的评语是：“讨人喜欢，美丽，但却穿着过于随便。”
由于准备口试期间朝夕相处，过从甚密，西蒙娜·德·波伏娃看到萨特过人的才智，难免不发生依恋之情。她曾这样地写过当年暑期惜别时的意境：“当我在八月初，向他告别时，我早已预感到他再也无法离开我的一生了。”
无法离开她的一生的确是事实。从他们初次见面的一九二九年起，一直到萨特逝世的一九八○年止，他们两人一同消磨了五十一个寒暑。尽管他们一直没有结婚，也一直各自保留了自己的住所，他们却长期恩爱，每天都碰头。对于这种独创一格的生活，西蒙娜曾经说过：“这是我们之间的一种‘必然性’的爱情，将来或许我们也会经历另外一种‘偶然性’的爱情。”
事实上，萨特是颇有自知之明的，他曾对西蒙娜说过：“我爱你，但我却不是一夫一妻制的材料。”萨特是个心直口快的人。他一开头便已为将来的行径埋下“伏笔”。其实，西蒙娜所说的“偶然性”的爱情何尝不是显示着相同的意旨？
从一九三一年开始，教育部委派西蒙娜·德·被伏娃到地中海滨的马赛去教书，同时也指定萨特到大西洋岸的勒哈佛尔去任教。他们天南地北、劳燕分飞，只能等到暑假的到来才能聚首了。
很快地，“偶然性”的爱情便侵蚀到他们的生活中来了。一个名为奥尔嘉。科萨久维支(Olga Kosakiewicz)的女子插足到他们的行列中来。由于妒火中烧，这个不正常的三角关系终于走上破裂的途径。
这个三角关系在人生旅途中虽然占着很短暂的时间，但它却留给西蒙娜足够的题材来完成她第一部处女作《不速之客》(L′Invitée)。这是一九四三年的事。
因为萨特是近代哲学“存在主义”的创始人兼作家，他写的小说、戏剧乃至杂文都带着浓厚的“存在主义”的意味。作为萨特的伴侣的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写作时自然也不会例外。
一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萨特被征调入伍，上前线为国效力。在炮火声中，年轻的哲学家忙里偷闲每天都设法给他的“亲爱的迷人的河狸”写情书。“河狸”是西蒙娜在准备大中学教师学衔考试时一群高等师范的毕业生给她起的外号。因为她的姓氏是Beauvoir，这个字与英语的Beaver一字很接近，而Beaver就是“河狸”(Castor)。从那时起，“河狸”便成了诸朋辈间称呼西蒙娜的呢称小名。
在作战中法国节节败退，萨特在很短时间内为德军所虏，也很快地为敌军释放回到巴黎。在回到巴黎之后，他经常到西蒙娜母亲家里召开秘密集合，并发誓把德国人驱逐出法国国境。
一九四五年德国战败后，萨特邀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创办“存在主义”哲学的《新时代》(Les Temps Modernes)月刊。负责编撰的除了萨特本人及其他几名好友而外，主要的统筹责任都落在西蒙娜一人身上。
或许由于萨特的声望太大的缘故吧，西蒙娜·德·波伏娃一直都被认为是在大哲学家的卵翼下生存。对于这样一个事实，她心底里感到沉重与委曲，她说：“为什么从来没有人认为萨特是西蒙娜·德·波伏娃的伴侣呢？”这是她难于抑制的不平之鸣。这种不平之鸣引起她长久的思索，促使她走向女权运动的领域，也导致她日后写她的女权巨著《第二性》(Le Deuxième Sexe)的动机。
作为法国本世纪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的写作是相当丰富的，计有小说及短篇小说、戏剧、论文及游记、传记、回忆录等二十余种。
战后法国的生活，一般地说是相当艰苦的。可是，西蒙娜却在这时候选择了独马单枪的道路：她单独地为支撑半边天的女人指出争取女权的途径——她在一九四九年出版了分成厚厚上下两册的《第二性》。在这两册书中，她给女权斗争作出形式化与理论化的论证。
在书里，作者严格地为大家指点迷津，她说：“女人不是生成的，是变成的。”根据作者的解释，女人一直被当着是男人身外的“另一种”事物，换言之，就是“主要的”以外的“非主要的”。西蒙娜更进一步明白地指出，此种异化与妇女的天性无关，而是由于历史、社会环境所造成的结果。接着，她还着重地说，只有经由工作和职业的道路，妇女才能克复失去的人类尊严。
西蒙娜的《第二性》一出版，立刻引起法国国内热烈的争论：有的赞成，有的反对。很快地，英语译本出版了；接着，其它十八种外语的译本也出版了。在全世界，尤其是在美国，这部《第二性》变成了女权运动的经典。
美国女权运动家凯特·米列特(Kate Millet)认为：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美国的声誉很高，远远超过萨特。“她为全世界的妇女打开了一道门……。她的一部作品改变了全世界人类亿万人的命运。”
另外一部也很受人注意的西蒙娜的作品是《名士们》。这是描画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巴黎草坪圣日尔曼区一群高级知识分子日常生活的写照。这部赢得龚古尔文学奖的小说，正是战后一群非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企图创立一个社会主义欧洲，避免美苏间冷战的描画。
西蒙娜·德·波伏娃的足迹几乎走遍全世界。她的美国之行的结果是她的《美国逐日纪事》的出版，她和萨特的中国之行的收获是她的《长征》的刊行。他们两人也曾作莫斯科之行，但由于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事件，西蒙娜没有心情写下任何纪念性的文章。
萨特和西蒙娜的创作生活是互相提携、互相协助的。萨特在写他的处女作《厌恶》(La Nausée)时，定稿是由西蒙娜代为校阅、并作修改的。至于西蒙娜决定着手写她的《第二性》时，她得到萨特的热心鼓励与建议。至于萨特开始对美国当代文学作品发生兴趣时，他苦于英语的根底差，不能直接阅读原文，于是，西蒙娜替他把多斯·帕索斯(Dos Passos)和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的作品从英文译成法文给他阅读，这样不厌烦劳的任务，一般人是没有这份耐性的。
一九八○年是萨特逝世的一年。为着纪念她终生伴侣的消逝，西蒙娜在第二年出版了她最后一部著作《永别的仪式》。书里描画的是萨特最后十年进入暮年，两人相依为命的和谐生活。
最近这几年来，西蒙娜除了继续编辑《新时代》月刊而外，还将萨特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入伍时起给她写的许多热情洋溢的情书刊行问世。书名是《致河狸的书信》。书信写得缠绵悱恻、眷眷有加。但是，大家觉得遗憾的是：河狸的回信一封也没有编在这本通信录里。
一九八六年五月五日于巴黎
随着西蒙娜·德·波伏娃的逝世，本世纪最显赫的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始祖萨特(Jean－Paul Sartre)的孩儿们可算是真正的孤儿了。萨特是六年前一九八○年四月十五日去世的。他们两人的消逝，前后的间隔差一天便是整整的六个年头。
在向西蒙娜·德·波伏娃的家人发出的唁电中，法国总统密特朗这样地写：“西蒙娜·德·波伏娃是出人头地的作家群中的一员，是划时代的前锋。她的一生、她的作品和她的斗争导致当今法国及整个世界女性和男性的醒觉。”
作为本世纪法国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曾经写作小说八部、戏剧一部、论文和游记八部、传记一部和回忆录五部。
西蒙娜，德·波伏娃于一九○八年出生于巴黎一个书香之家。父亲是法院的辩护律师，母亲是虔诚的天主教信奉者。她从小过着安定、舒适的生活。
她从小被送到教会学校去受严格的教育，但她对待奉上帝没有任何信心。
中学会考是以哲学和数学的优异成绩考取的，她的大学毕业文凭获得两份：一份是圣玛丽学院的文学学士文凭，另一份是巴黎大学的哲学学士文凭。此外，她还在天主教学院完成了普通数学的合格考试。大学毕业后她准备参加大中学教师学衔的哲学科考试。
大中学教师学衔考试的笔试平安度过之后，西蒙娜·德·波伏娃又要准备口试了。在法国，口试准备一般地是两个投考人组成一组，相互提出可能的问题，互作解答。经过一群参与哲学科考试的高等师范毕业生的商酌与推荐，和西蒙娜·德·波伏娃合作的是让·保罗·萨特。
考试结果公布了，长她三岁的萨特名列第一，西蒙娜·德·波伏娃名列第二。在当时，以二十一芳龄的少女考上大中学教师学衔的哲学科考试，可算是破题儿第一遭了。那是一九二九年。
主考官拉朗德(André Lalande)教授当时曾向他的同僚作这样的解释：“萨特的智力是出类拔萃的，可是，真正的哲学家还得让波伏娃其人。”
在一群高等师范的毕业同学中，大家都喜欢对年轻的女孩子评长论短。一向谈吐轻率的萨特对于西蒙娜·德·波伏娃的评语是：“讨人喜欢，美丽，但却穿着过于随便。”
由于准备口试期间朝夕相处，过从甚密，西蒙娜·德·波伏娃看到萨特过人的才智，难免不发生依恋之情。她曾这样地写过当年暑期惜别时的意境：“当我在八月初，向他告别时，我早已预感到他再也无法离开我的一生了。”
无法离开她的一生的确是事实。从他们初次见面的一九二九年起，一直到萨特逝世的一九八○年止，他们两人一同消磨了五十一个寒暑。尽管他们一直没有结婚，也一直各自保留了自己的住所，他们却长期恩爱，每天都碰头。对于这种独创一格的生活，西蒙娜曾经说过：“这是我们之间的一种‘必然性’的爱情，将来或许我们也会经历另外一种‘偶然性’的爱情。”
事实上，萨特是颇有自知之明的，他曾对西蒙娜说过：“我爱你，但我却不是一夫一妻制的材料。”萨特是个心直口快的人。他一开头便已为将来的行径埋下“伏笔”。其实，西蒙娜所说的“偶然性”的爱情何尝不是显示着相同的意旨？
从一九三一年开始，教育部委派西蒙娜·德·被伏娃到地中海滨的马赛去教书，同时也指定萨特到大西洋岸的勒哈佛尔去任教。他们天南地北、劳燕分飞，只能等到暑假的到来才能聚首了。
很快地，“偶然性”的爱情便侵蚀到他们的生活中来了。一个名为奥尔嘉。科萨久维支(Olga Kosakiewicz)的女子插足到他们的行列中来。由于妒火中烧，这个不正常的三角关系终于走上破裂的途径。
这个三角关系在人生旅途中虽然占着很短暂的时间，但它却留给西蒙娜足够的题材来完成她第一部处女作《不速之客》(L′Invitée)。这是一九四三年的事。
因为萨特是近代哲学“存在主义”的创始人兼作家，他写的小说、戏剧乃至杂文都带着浓厚的“存在主义”的意味。作为萨特的伴侣的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写作时自然也不会例外。
一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萨特被征调入伍，上前线为国效力。在炮火声中，年轻的哲学家忙里偷闲每天都设法给他的“亲爱的迷人的河狸”写情书。“河狸”是西蒙娜在准备大中学教师学衔考试时一群高等师范的毕业生给她起的外号。因为她的姓氏是Beauvoir，这个字与英语的Beaver一字很接近，而Beaver就是“河狸”(Castor)。从那时起，“河狸”便成了诸朋辈间称呼西蒙娜的呢称小名。
在作战中法国节节败退，萨特在很短时间内为德军所虏，也很快地为敌军释放回到巴黎。在回到巴黎之后，他经常到西蒙娜母亲家里召开秘密集合，并发誓把德国人驱逐出法国国境。
一九四五年德国战败后，萨特邀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创办“存在主义”哲学的《新时代》(Les Temps Modernes)月刊。负责编撰的除了萨特本人及其他几名好友而外，主要的统筹责任都落在西蒙娜一人身上。
或许由于萨特的声望太大的缘故吧，西蒙娜·德·波伏娃一直都被认为是在大哲学家的卵翼下生存。对于这样一个事实，她心底里感到沉重与委曲，她说：“为什么从来没有人认为萨特是西蒙娜·德·波伏娃的伴侣呢？”这是她难于抑制的不平之鸣。这种不平之鸣引起她长久的思索，促使她走向女权运动的领域，也导致她日后写她的女权巨著《第二性》(Le Deuxième Sexe)的动机。
作为法国本世纪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的写作是相当丰富的，计有小说及短篇小说、戏剧、论文及游记、传记、回忆录等二十余种。
战后法国的生活，一般地说是相当艰苦的。可是，西蒙娜却在这时候选择了独马单枪的道路：她单独地为支撑半边天的女人指出争取女权的途径——她在一九四九年出版了分成厚厚上下两册的《第二性》。在这两册书中，她给女权斗争作出形式化与理论化的论证。
在书里，作者严格地为大家指点迷津，她说：“女人不是生成的，是变成的。”根据作者的解释，女人一直被当着是男人身外的“另一种”事物，换言之，就是“主要的”以外的“非主要的”。西蒙娜更进一步明白地指出，此种异化与妇女的天性无关，而是由于历史、社会环境所造成的结果。接着，她还着重地说，只有经由工作和职业的道路，妇女才能克复失去的人类尊严。
西蒙娜的《第二性》一出版，立刻引起法国国内热烈的争论：有的赞成，有的反对。很快地，英语译本出版了；接着，其它十八种外语的译本也出版了。在全世界，尤其是在美国，这部《第二性》变成了女权运动的经典。
美国女权运动家凯特·米列特(Kate Millet)认为：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美国的声誉很高，远远超过萨特。“她为全世界的妇女打开了一道门……。她的一部作品改变了全世界人类亿万人的命运。”
另外一部也很受人注意的西蒙娜的作品是《名士们》。这是描画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巴黎草坪圣日尔曼区一群高级知识分子日常生活的写照。这部赢得龚古尔文学奖的小说，正是战后一群非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企图创立一个社会主义欧洲，避免美苏间冷战的描画。
西蒙娜·德·波伏娃的足迹几乎走遍全世界。她的美国之行的结果是她的《美国逐日纪事》的出版，她和萨特的中国之行的收获是她的《长征》的刊行。他们两人也曾作莫斯科之行，但由于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事件，西蒙娜没有心情写下任何纪念性的文章。
萨特和西蒙娜的创作生活是互相提携、互相协助的。萨特在写他的处女作《厌恶》(La Nausée)时，定稿是由西蒙娜代为校阅、并作修改的。至于西蒙娜决定着手写她的《第二性》时，她得到萨特的热心鼓励与建议。至于萨特开始对美国当代文学作品发生兴趣时，他苦于英语的根底差，不能直接阅读原文，于是，西蒙娜替他把多斯·帕索斯(Dos Passos)和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的作品从英文译成法文给他阅读，这样不厌烦劳的任务，一般人是没有这份耐性的。
一九八○年是萨特逝世的一年。为着纪念她终生伴侣的消逝，西蒙娜在第二年出版了她最后一部著作《永别的仪式》。书里描画的是萨特最后十年进入暮年，两人相依为命的和谐生活。
最近这几年来，西蒙娜除了继续编辑《新时代》月刊而外，还将萨特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入伍时起给她写的许多热情洋溢的情书刊行问世。书名是《致河狸的书信》。书信写得缠绵悱恻、眷眷有加。但是，大家觉得遗憾的是：河狸的回信一封也没有编在这本通信录里。
一九八六年五月五日于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