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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在张爱萍将军身上似乎已经衍化成一种对真理的追求，而不是一个能否实现的问题，对他来讲更是一种信仰，这种信仰超越了共产主义本身，显然这些在当今社会早已失落了，而我试图在文章中展现的还远远不够。
张爱萍，1910年生人。15岁投身第一次大革命洪流。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开国上将。他是皖东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者；新中国第一支海军部队的创建者；我军首次陆海空三军联合登陆作战的前线司令员；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实验总指挥。在改革开放时期，成为我国国防科技工业和两弹一星事业的领军人物。官至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2003年7月5日去世，享年93岁。
1990年我开始给父亲录音，听他口述人生。父亲自幼追求理想社会，并终身为之奋斗。应该说，他的人生是很辉煌的。但我写的这本书却多少带些悲剧色彩。为什么呢7因为面对今天的世界，信仰陷入了困顿。我们的路走到今天，我们为它流血牺牲，今后应该怎么走，我们走得对吗?未来应该是什么样的?究竟怎样来评价他们这一代人开创的事业呢?这个问题要由下一代人来回答了。
英雄剧从来就是悲剧，和许多历史人物不同，他不是个人处境上的悲剧，而是心境上的悲哀。英雄主义是一种情怀。一代人为之奋斗的事业，一个人再壮丽的人生，在历史的长河中，都显得那样的渺小。父亲永远是忧国忧民的。
“今天深山修道，明天下界普度众生”
父亲第一次见毛泽东是在中央苏区，当时他是共青团的秘书长，红军打了胜仗，他们就组织庆祝活动，在台上主持的时候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但没有更多的接触，在红军大学，父亲开始真正接触毛泽东思想。
有一天，我问他红军大学里最值得回忆的是什么事情?他沉吟片刻，回忆说，“开学典礼上，毛泽东上来第一句话就问。这是个什么地方啊?指指背后的那座山。这是原始天尊修炼的地方!今天，坐在这里的，就算是原始天尊的弟子啦!你们这些弟子跋山涉水地跑到这里来做什么呢?是求道!求中国革命之道!不要多久，一个新的局面就要到来了，就要轮到你们下山了。今天我要说的是，你们今天是深山学道，明天就要下界去普度众生!”
“毛泽东预言的要到来的将会是怎样一个新局面呢?”父亲当时继续说到，“按那时算，中国革命已经走过15个年头，历尽千辛万苦。我写过一篇文章《从遵义到大渡河》，为什么截止到大渡河?因为过了大渡河，就进了藏民区。蒋介石追堵到这里，他认为红军完了，雪山草地，就是不打你，也会冻死饿死。辗转到了陕北，从在中央苏区的几十万人，到现在的几千人。革命的前途在哪里呢?我们的学习快结束时，西安事变爆发了。在毕业典礼上，周恩来给我们做了关于西安事变的报告，全国抗战的新局面到来了。我恍然大悟，这就是毛泽东在开学时所讲的新局面啊!结业时。毛泽东对大家说，现在该是你们下山的时候了!”
我看过许许多多有关红大的回忆文章，但是没有一篇记载过毛泽东讲的这句话，父亲的回忆文章，初稿是在“文革”前写的。题目叫《亲切的教诲》，也没有提到“原始天尊”。我问他，他说，执笔的同志怕引起歧义，给删掉了。
这篇文章实际上就是父亲的感悟，一个人如果要成就大事，有三条，一个是才智，一个是勤奋，还有一个就是通神，什么叫做通神，那么多人听了毛泽东讲课，他们怎么没领悟呢?他觉得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是负有使命的，并且终生为此奋斗，成就这个民族，成就这个国家，在毛泽东的点拨之下境界升华了，不再是昏昏噩噩的一个人了。
“战争没能让女人走开”
当时苏北的土地是贫瘠的，但风光却很美，父亲在那里遇到了我母亲，母亲生下了我们兄妹四人，直到父亲去世，他们在一起走过了61年的时光。
对他们来说，这次结合，都已是第二次婚姻了。在这之前，妈妈一直在新四军皖南军部工作。年轻时的她端庄大气，温文尔雅，在和我父亲认识的时候，她的前夫在皖南事变中牺牲一年多了。我父亲的前妻也是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曾当过周恩来秘书的国家卫生部部长杨纯。在我们这代人看来，婚姻的变故虽然不幸，但也是很正常的，可他们老一代往往对此讳莫如深。
父亲似乎不很愿意谈论这样的话题，问起他怎么认识我妈妈的，为什么会看上她，父亲却答非所问，“我这一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你妈妈，她为我吃了很多的苦，我耽误她了。”
倒是我妈妈很愿意谈他们相爱的经过，这时候父亲就在一边默默听着，若有所思的样子。妈妈总会讲着讲着，冷不丁地问他一句，“是不是这样?”父亲会笑一下，但从没有点过头，或是摇摇头，那神态好像是不置可否，甚至使人感觉到他心里在嘀咕，都是过去的事情了，有什么好说的，婆婆妈妈的。
妈妈说她不是家属，而是一名抗日战士，她的丈夫还在和敌人厮杀，她要和他一起战斗。通向敌后的反程道路同样很艰险，妈妈说：“家里当然不让我再回去了，我就把自己的名字改了，把幼兰(曾用名，现名又兰)改为玉化。玉化这两个字，代表了我的决心，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民族存亡不做兰花，而是战士。”
哥哥8个月时，妈妈把他留给了外婆，先到了浙东谭启龙(时任浙东游击纵队政治委员)那里，陆路不敢走，就由海路返回苏北。船在途中遇上了风暴，桅杆折断了，只能随洋流飘零。风暴过后，一丝风都没有，渴得受不了，就喝海水，嘴上尽是盐花。只盼着下雨，所有能接水的东西都用上了，大雨过后又是暴晒。她们挣扎了两个月后，终于看到了地平线。
战争最后还是没能让女人走开，我弟弟曾向他的一些外国朋友谈起父母的这段故事，这些老外们怎么都听不明白，他们无法理解，世界上怎么还有这样一支军队，他们是带着老婆打仗的，还生儿育女。
“南街村是他的一个梦”
建国40周年的时候，国防科工委编辑了一本大部头的纪念册，邀父亲为此撰文，他写了篇《回顾与寄语》。这时他已经离休，他对代笔的同志讲了四条。其中有一条写的是，“最后转告我的同志们，商品社会了，不要把自己的人格也变成商品卖了!”，文章发表时，却改为了“发扬为民为国的无私奉献精神。”
我说你讲的不错，但不像是寄语。他厉声呵道，“我这是警告。”后来他在报纸上知道了南街村，似乎看到了他理想社会的影子，他非要亲自去一趟那里。
父亲拿着报纸，使劲地晃着，对我说：“你看看，你看看，你们几个都认真看看!”他给在郑州的解放军电子技术学院政治委员李殿仁打电话，说你赶快到实地考察一下，把真实情况告诉我。他很不相信现在的报纸。
几天后，李殿仁回话，哎呀，那地方确实好啊l比报纸上介绍的还要感人呢，还带来了一部南街村的纪实录像片。崭新的楼房，宽阔的马路，到处可见的绿树鲜花。分 配方式带有明显的“共产主义”色彩。
父亲于是给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分别写了一封信：
“心境愉悦，深受教育，并感慨万分。不禁想到恳请中央电视台把此片在全国普遍播放几次，让全国党政军民都了解南街村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特色，以受启迪和教益。……更望南街村的群众世代永远坚持，发扬这种革命精神，直到走上共产主义。”
1994年7月11日的《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发表了父亲的这封信。
父亲很执拗，一定要到南街村去看看。李长春那时是河南省委书记。陪同他一起考察。
父亲对南街村村支书王洪彬说，“你讲了很多，但我最欣赏的，是你们领导干部除工作外，能和群众一起劳动；一而所得报酬却是中等偏下的，不要把这个看成是小事，这是我们共产党的根子。”
南街村，或许只是个幻影，或许它会被周围市场经济的大潮淹没。但“共同富裕”这一点，却让父亲那颗日渐衰老的心感到了安慰，或许，这就是他的梦。
“他感到‘末日到了’”
2002年1月9日是他92岁的生日。全家都准备要好好为他庆祝一下，可是，前一天晚上，他突然发病了，而且很重。
他显得焦躁不安，一会儿要起来喝水，一会儿要起来小便，一会要坐着。一会儿又要躺下，医生劝他说。“不能再折腾了，必须静躺，现在保存体力比什么都重要。”
但父亲做不到。他自尊心太强了，他根本不允许任何人摆弄他的身体，他一次又一次挣扎着站起来，每次都气喘吁吁。
父亲几十年的习惯养成，你要他吃喝拉撒靠别人，对他来说，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也许这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军人，从穿上军装的第一天起，都要把自己视为社会的典范和楷模。
他是那样的固执，他不允许别人贴近他，在他眼里，生命是有尊严的，看得出。他在挣扎。很快。他身上残存的那一点力气都耗尽了。他再也站不起来，无法吃饭，无法喝水，甚至不能自主地呼吸，医生切开了他的气管，插上了鼻饲管。
后来，父亲示意拿一张纸来，颤抖的写了几个字：“末日来了。”
早些时候，我就有了预感，他的话越来越少。时常一个人呆呆地坐着，目视远方。有时看见他屋子里的一个小摆设，我会随口说，挺漂亮的呦。他会说，“拿去吧，作个纪念。”我不敢去看他的眼睛。只是感到由衷的酸楚。
我们父子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情感?他真的是我的父亲吗?还是老师?或是我心目中的偶像?甚至是神……说不清，也许是，也许都不是。
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在这个星球上确实发生过吗?从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到曾经烧红过半个地球的“劳工神圣”的共产主义运动。父亲这一代人心中的理想社会究竟是什么?我并不很清楚。也许历史自有它的运行规律，也许，今天的社会本来就应该与他所希望的相去甚远；也许，他终身怀抱的理想只存在于梦中……
2003年7月5日，他走了，墓碑上刻着一首他生前写的小诗：门前青山一老榕，风霜雨雪犹葱茏；岁月如流沧桑变，顶天立地做苍穹。除了这首诗，墓碑上没有功绩，也没有名姓。
采访手记：
感谢叶子女士的牵线，我们有幸运采访到了张胜先生，让广大读者得以重新认识那段历史，那个英雄辈出的年代。
张爱萍将军年轻时候读到了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开始决心追求心中的理想社会，后来遇到了孙中山和他的三民主义，最后见到了毛泽东，知道了共产主义，从此把它当作一生的事业。在张胜眼中，父亲是一个天真的共产主义者，一个一生只坚持一个理想的英雄，他说英雄最后终究是悲剧式的，一代人为之艰苦奋斗的事情在另一代人往往看得平淡无奇。
随着采访的深入，我越发开始对那个时代心怀向往，那些充满了青春激情和理想的岁月，中央苏区里那些充满热血的年轻人，我甚至想到了另一位理想主义者——切·格瓦拉。英国传教士薄复礼在阴差阳错地跟着红6军团在长征路上走了18个月之后写道：他们正年轻，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和革命的激情，他们的热情是真诚的，他们对新世界的追求和希望，对自己信仰的执着是前所未闻的，他们相信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在张爱萍将军身上似乎已经衍化成一种对真理的追求，而不是一个能否实现的问题，对他来讲更是一种信仰，这种信仰超越了共产主义本身，显然这些在当今社会早已失落了，而我试图在文章中展现的还远远不够。
张爱萍传记《从战争中走来》
严格讲，这本书不是正统认同的那种传记，写这本书，也不单纯是为纪念我的父亲。书中涵盖了我和父亲两代军人，对历史的解读和对未来的思考；是在时代更迭期和社会转型期，对我们民族价值观和信仰重建的企盼。我只是试图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告诉今天的人们，我们曾有过怎样的共产党人；中华民族之所以能从衰败走向振兴，正是源于我们民族曾有过这样的脊梁。也许新时代的人们会有完全区别于他们前辈的生活方式和理念，但我相信，以身许国，追求真理，伸张正义，保持自己做人的节操，不屈服于邪恶势力，这样的英雄，在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是能被认同的。
——张胜
张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战役局局长。1964年参军，曾在步兵连、营、团和合成军指挥机关任职。文革中发配农场劳动；当过5年钳工。中文专业毕业。
张爱萍，1910年生人。15岁投身第一次大革命洪流。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开国上将。他是皖东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者；新中国第一支海军部队的创建者；我军首次陆海空三军联合登陆作战的前线司令员；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实验总指挥。在改革开放时期，成为我国国防科技工业和两弹一星事业的领军人物。官至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2003年7月5日去世，享年93岁。
1990年我开始给父亲录音，听他口述人生。父亲自幼追求理想社会，并终身为之奋斗。应该说，他的人生是很辉煌的。但我写的这本书却多少带些悲剧色彩。为什么呢7因为面对今天的世界，信仰陷入了困顿。我们的路走到今天，我们为它流血牺牲，今后应该怎么走，我们走得对吗?未来应该是什么样的?究竟怎样来评价他们这一代人开创的事业呢?这个问题要由下一代人来回答了。
英雄剧从来就是悲剧，和许多历史人物不同，他不是个人处境上的悲剧，而是心境上的悲哀。英雄主义是一种情怀。一代人为之奋斗的事业，一个人再壮丽的人生，在历史的长河中，都显得那样的渺小。父亲永远是忧国忧民的。
“今天深山修道，明天下界普度众生”
父亲第一次见毛泽东是在中央苏区，当时他是共青团的秘书长，红军打了胜仗，他们就组织庆祝活动，在台上主持的时候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但没有更多的接触，在红军大学，父亲开始真正接触毛泽东思想。
有一天，我问他红军大学里最值得回忆的是什么事情?他沉吟片刻，回忆说，“开学典礼上，毛泽东上来第一句话就问。这是个什么地方啊?指指背后的那座山。这是原始天尊修炼的地方!今天，坐在这里的，就算是原始天尊的弟子啦!你们这些弟子跋山涉水地跑到这里来做什么呢?是求道!求中国革命之道!不要多久，一个新的局面就要到来了，就要轮到你们下山了。今天我要说的是，你们今天是深山学道，明天就要下界去普度众生!”
“毛泽东预言的要到来的将会是怎样一个新局面呢?”父亲当时继续说到，“按那时算，中国革命已经走过15个年头，历尽千辛万苦。我写过一篇文章《从遵义到大渡河》，为什么截止到大渡河?因为过了大渡河，就进了藏民区。蒋介石追堵到这里，他认为红军完了，雪山草地，就是不打你，也会冻死饿死。辗转到了陕北，从在中央苏区的几十万人，到现在的几千人。革命的前途在哪里呢?我们的学习快结束时，西安事变爆发了。在毕业典礼上，周恩来给我们做了关于西安事变的报告，全国抗战的新局面到来了。我恍然大悟，这就是毛泽东在开学时所讲的新局面啊!结业时。毛泽东对大家说，现在该是你们下山的时候了!”
我看过许许多多有关红大的回忆文章，但是没有一篇记载过毛泽东讲的这句话，父亲的回忆文章，初稿是在“文革”前写的。题目叫《亲切的教诲》，也没有提到“原始天尊”。我问他，他说，执笔的同志怕引起歧义，给删掉了。
这篇文章实际上就是父亲的感悟，一个人如果要成就大事，有三条，一个是才智，一个是勤奋，还有一个就是通神，什么叫做通神，那么多人听了毛泽东讲课，他们怎么没领悟呢?他觉得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是负有使命的，并且终生为此奋斗，成就这个民族，成就这个国家，在毛泽东的点拨之下境界升华了，不再是昏昏噩噩的一个人了。
“战争没能让女人走开”
当时苏北的土地是贫瘠的，但风光却很美，父亲在那里遇到了我母亲，母亲生下了我们兄妹四人，直到父亲去世，他们在一起走过了61年的时光。
对他们来说，这次结合，都已是第二次婚姻了。在这之前，妈妈一直在新四军皖南军部工作。年轻时的她端庄大气，温文尔雅，在和我父亲认识的时候，她的前夫在皖南事变中牺牲一年多了。我父亲的前妻也是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曾当过周恩来秘书的国家卫生部部长杨纯。在我们这代人看来，婚姻的变故虽然不幸，但也是很正常的，可他们老一代往往对此讳莫如深。
父亲似乎不很愿意谈论这样的话题，问起他怎么认识我妈妈的，为什么会看上她，父亲却答非所问，“我这一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你妈妈，她为我吃了很多的苦，我耽误她了。”
倒是我妈妈很愿意谈他们相爱的经过，这时候父亲就在一边默默听着，若有所思的样子。妈妈总会讲着讲着，冷不丁地问他一句，“是不是这样?”父亲会笑一下，但从没有点过头，或是摇摇头，那神态好像是不置可否，甚至使人感觉到他心里在嘀咕，都是过去的事情了，有什么好说的，婆婆妈妈的。
妈妈说她不是家属，而是一名抗日战士，她的丈夫还在和敌人厮杀，她要和他一起战斗。通向敌后的反程道路同样很艰险，妈妈说：“家里当然不让我再回去了，我就把自己的名字改了，把幼兰(曾用名，现名又兰)改为玉化。玉化这两个字，代表了我的决心，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民族存亡不做兰花，而是战士。”
哥哥8个月时，妈妈把他留给了外婆，先到了浙东谭启龙(时任浙东游击纵队政治委员)那里，陆路不敢走，就由海路返回苏北。船在途中遇上了风暴，桅杆折断了，只能随洋流飘零。风暴过后，一丝风都没有，渴得受不了，就喝海水，嘴上尽是盐花。只盼着下雨，所有能接水的东西都用上了，大雨过后又是暴晒。她们挣扎了两个月后，终于看到了地平线。
战争最后还是没能让女人走开，我弟弟曾向他的一些外国朋友谈起父母的这段故事，这些老外们怎么都听不明白，他们无法理解，世界上怎么还有这样一支军队，他们是带着老婆打仗的，还生儿育女。
“南街村是他的一个梦”
建国40周年的时候，国防科工委编辑了一本大部头的纪念册，邀父亲为此撰文，他写了篇《回顾与寄语》。这时他已经离休，他对代笔的同志讲了四条。其中有一条写的是，“最后转告我的同志们，商品社会了，不要把自己的人格也变成商品卖了!”，文章发表时，却改为了“发扬为民为国的无私奉献精神。”
我说你讲的不错，但不像是寄语。他厉声呵道，“我这是警告。”后来他在报纸上知道了南街村，似乎看到了他理想社会的影子，他非要亲自去一趟那里。
父亲拿着报纸，使劲地晃着，对我说：“你看看，你看看，你们几个都认真看看!”他给在郑州的解放军电子技术学院政治委员李殿仁打电话，说你赶快到实地考察一下，把真实情况告诉我。他很不相信现在的报纸。
几天后，李殿仁回话，哎呀，那地方确实好啊l比报纸上介绍的还要感人呢，还带来了一部南街村的纪实录像片。崭新的楼房，宽阔的马路，到处可见的绿树鲜花。分 配方式带有明显的“共产主义”色彩。
父亲于是给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分别写了一封信：
“心境愉悦，深受教育，并感慨万分。不禁想到恳请中央电视台把此片在全国普遍播放几次，让全国党政军民都了解南街村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特色，以受启迪和教益。……更望南街村的群众世代永远坚持，发扬这种革命精神，直到走上共产主义。”
1994年7月11日的《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发表了父亲的这封信。
父亲很执拗，一定要到南街村去看看。李长春那时是河南省委书记。陪同他一起考察。
父亲对南街村村支书王洪彬说，“你讲了很多，但我最欣赏的，是你们领导干部除工作外，能和群众一起劳动；一而所得报酬却是中等偏下的，不要把这个看成是小事，这是我们共产党的根子。”
南街村，或许只是个幻影，或许它会被周围市场经济的大潮淹没。但“共同富裕”这一点，却让父亲那颗日渐衰老的心感到了安慰，或许，这就是他的梦。
“他感到‘末日到了’”
2002年1月9日是他92岁的生日。全家都准备要好好为他庆祝一下，可是，前一天晚上，他突然发病了，而且很重。
他显得焦躁不安，一会儿要起来喝水，一会儿要起来小便，一会要坐着。一会儿又要躺下，医生劝他说。“不能再折腾了，必须静躺，现在保存体力比什么都重要。”
但父亲做不到。他自尊心太强了，他根本不允许任何人摆弄他的身体，他一次又一次挣扎着站起来，每次都气喘吁吁。
父亲几十年的习惯养成，你要他吃喝拉撒靠别人，对他来说，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也许这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军人，从穿上军装的第一天起，都要把自己视为社会的典范和楷模。
他是那样的固执，他不允许别人贴近他，在他眼里，生命是有尊严的，看得出。他在挣扎。很快。他身上残存的那一点力气都耗尽了。他再也站不起来，无法吃饭，无法喝水，甚至不能自主地呼吸，医生切开了他的气管，插上了鼻饲管。
后来，父亲示意拿一张纸来，颤抖的写了几个字：“末日来了。”
早些时候，我就有了预感，他的话越来越少。时常一个人呆呆地坐着，目视远方。有时看见他屋子里的一个小摆设，我会随口说，挺漂亮的呦。他会说，“拿去吧，作个纪念。”我不敢去看他的眼睛。只是感到由衷的酸楚。
我们父子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情感?他真的是我的父亲吗?还是老师?或是我心目中的偶像?甚至是神……说不清，也许是，也许都不是。
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在这个星球上确实发生过吗?从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到曾经烧红过半个地球的“劳工神圣”的共产主义运动。父亲这一代人心中的理想社会究竟是什么?我并不很清楚。也许历史自有它的运行规律，也许，今天的社会本来就应该与他所希望的相去甚远；也许，他终身怀抱的理想只存在于梦中……
2003年7月5日，他走了，墓碑上刻着一首他生前写的小诗：门前青山一老榕，风霜雨雪犹葱茏；岁月如流沧桑变，顶天立地做苍穹。除了这首诗，墓碑上没有功绩，也没有名姓。
采访手记：
感谢叶子女士的牵线，我们有幸运采访到了张胜先生，让广大读者得以重新认识那段历史，那个英雄辈出的年代。
张爱萍将军年轻时候读到了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开始决心追求心中的理想社会，后来遇到了孙中山和他的三民主义，最后见到了毛泽东，知道了共产主义，从此把它当作一生的事业。在张胜眼中，父亲是一个天真的共产主义者，一个一生只坚持一个理想的英雄，他说英雄最后终究是悲剧式的，一代人为之艰苦奋斗的事情在另一代人往往看得平淡无奇。
随着采访的深入，我越发开始对那个时代心怀向往，那些充满了青春激情和理想的岁月，中央苏区里那些充满热血的年轻人，我甚至想到了另一位理想主义者——切·格瓦拉。英国传教士薄复礼在阴差阳错地跟着红6军团在长征路上走了18个月之后写道：他们正年轻，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和革命的激情，他们的热情是真诚的，他们对新世界的追求和希望，对自己信仰的执着是前所未闻的，他们相信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在张爱萍将军身上似乎已经衍化成一种对真理的追求，而不是一个能否实现的问题，对他来讲更是一种信仰，这种信仰超越了共产主义本身，显然这些在当今社会早已失落了，而我试图在文章中展现的还远远不够。
张爱萍传记《从战争中走来》
严格讲，这本书不是正统认同的那种传记，写这本书，也不单纯是为纪念我的父亲。书中涵盖了我和父亲两代军人，对历史的解读和对未来的思考；是在时代更迭期和社会转型期，对我们民族价值观和信仰重建的企盼。我只是试图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告诉今天的人们，我们曾有过怎样的共产党人；中华民族之所以能从衰败走向振兴，正是源于我们民族曾有过这样的脊梁。也许新时代的人们会有完全区别于他们前辈的生活方式和理念，但我相信，以身许国，追求真理，伸张正义，保持自己做人的节操，不屈服于邪恶势力，这样的英雄，在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是能被认同的。
——张胜
张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战役局局长。1964年参军，曾在步兵连、营、团和合成军指挥机关任职。文革中发配农场劳动；当过5年钳工。中文专业毕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