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3月20日晚上10点左右，上海沪宁火车站，在黄兴、于右任等人的陪同下，宋教仁走出候车室，准备登上北上的火车进京。就在众人走到检票处时，斜里突然窜出一条黑影，接着就是“砰”、“砰”几声枪响，走在队伍前面的宋教仁表情痛苦，他扶着身边的铁栅栏，忍着痛叫道：“我中枪了！”
　　事发突然，凶手身手敏捷，转眼便消失在濛濛夜色之中。等到大家醒悟过来时，宋教仁已经歪倒在冰冷的地面，双手还紧紧捂着受伤的腰部，鲜血汩汩而出。很明显，凶手的行刺对象非常明确，那就是宋教仁。
　　凶手为什么选择这一时刻行刺？要知道，宋教仁此次北上，正有一桩极大的事情要办——那就是进京组阁，并极有可能出任新一任内阁总理。说起这事，还要从上一年的国会选举说起。武昌起义爆发后，在经过反复的战争、谈判和各种各样的钩心斗角与幕后交易后，国内各方势力最终达成协议：清帝退位，孙中山退职，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在这近半年的风云变幻中，清室完败、革命党虚胜，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系大获全胜。
　　袁世凯虽然获得了最终的胜利，但“总统”的前面毕竟还有“临时”二字。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总统，还有待其他的制度建设，而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国会选举。
　　为防止袁世凯擅权复辟，孙中山在宣布辞去临时大总统时曾下了三道“紧箍咒”：一是迁都南京，二是袁世凯南京就职，三是保证遵守《临时约法》。为迫使袁世凯就范，孙中山派出蔡元培、宋教仁等人作为“迎袁专使”亲赴北京，但就在专使团来到京城的次日晚上，曹锟所部北洋第三镇突然爆发“兵变”，北京乃至北方局势陷入“混乱”，袁世凯南下就职与迁都之事也就不了了之。
　　好在革命党人还有第三道“紧箍咒”，那就是《临时约法》。按《临时约法》规定，正式的国会选举应在1913年2月之前完成。只有在正式的国会选举完成后，才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中华民国的第一任大总统，而只有在正式大总统产生之后，新生的民国才能获得世界各国特别是列强们的承认。
　　按《临时约法》的政治构架，国会产生后，除选举新的大总统外，新一任内阁将由国会选举中获胜的政党来组织，而内阁总理也一般由获胜的政党党魁担任。按此制度设计，大总统统领全局，但具体的行政权却是由内阁总理掌握，大总统的命令非经内阁总理与阁员的副署不能生效。由此，国内各派政治力量都铆足了劲，力图在即将到来的国会选举中获胜。
　　选举是政党政治。民国成立后，各类政党如雨后春笋般成立。在这些政治力量中，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革命党人领导的同盟会成为民国初年势力最大的政党。为与同盟会竞争，其他新生党派掀起了大规模的并党浪潮，如在临时参议院改选中一时雄起的共和党，就是由统一党、民社、国民协进会、民国公会等几个政团合并而成，目的就是要在临时参议院及国会选举中联合对抗同盟会。
　　在此形势下，宋教仁提出改组同盟会，并打算像共和党一样将其他政治主张接近的党派合并而入。作为革命党人主要领袖的孙中山、黄兴在辞去公职后，政治上一度消极，他们对宋教仁的主张既不反对，但也不十分热心，由此让宋教仁得以施展手脚，对同盟会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组织更新。
　　在当时的临时参议院中，由蔡锷、吴景濂、谷钟秀等人组织的统一共和党占据了一定议席，与同盟会的立场也相对接近，由此成为同盟会的争取对象。以清末名臣岑春煊为首的国民公党及另外两个小党派共和促进会和国民共进会也派出代表到京参与合并谈判。
　　在宋教仁的多方斡旋下，同盟会、统一共和党等5党于1912年8月宣布合并成立新的国民党。合并后的国民党，干部队伍空前强大，会上共选出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9人为理事，孙中山被推为理事长。会后，宋教仁不无得意地说：“自斯而后，民国政党唯我独大。共和党虽横，其能与我争乎？”
　　话虽如此，梁启超在当年10月的回归给即将到来的国会选举增加了不小的变数。梁启超是戊戌变法中的大名人，又是大才子，在清末启蒙运动中享有盛名，其在国内拥趸众多。后来，一些党派如共和建设讨论会、国民协会等团体即在他的策划下合并成立民主党，一时间形成国民党、共和党、民主党三足鼎立之势。
　　宋教仁在10月中旬后离开北京南下，前往各省布置国民党的选举事宜。在宋教仁的努力下，国民党在各地的选举动员会都开得非常成功，特别是宋教仁的演说更是极具魅力，吸引了诸多的民众前来听讲。但前来聆听宋教仁演说的除国民党员、新闻记者和普通民众外，也混杂着袁世凯派来的探子。每次宋教仁演说完毕，袁世凯总能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国民党的最新动向。
　　袁世凯是北洋系的开山鼻祖，北洋军即由其一手打造，但在慈禧太后死后，新上台的摄政王载沣将他一脚踢回老家养病，如果不是武昌起义的话，他极可能终老林下，毫无作为。但在辛亥之变中，袁世凯借机东山再起，将清廷与革命党玩弄于股掌之间，并最终攫取了革命成果，当上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但是，袁世凯虽然是新派人物，底子却是旧官僚，对于革命党人在《临时约法》中所主张的内阁制，他是既不理解，也不赞同。对于民初政治体制中的三权分立、权力制衡，袁世凯更是感到极不适应。他向手下一位要员曾“精辟”地大发牢骚：“民主就是无主，共和就是不和！”
　　尽管有种种不满，但由于民国刚刚建立，袁世凯也不敢公然推翻《临时约法》，另搞一套，因此国内的政治仍旧按革命党人所设计的路径在往前推进，袁世凯也需要通过选举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在各方努力下，民国初年的选举活动开始如火如荼的在全国各地逐渐开展了起来。
　　在宋教仁的主持和积极奔走下，国民党在第一届国会选举中取得重大胜利。1913年3月，选举结果揭晓：众议院议员596人中，国民党当选269人；参议院议员274人中，国民党当选123席。换句话说，在参、众两院870个议席中，国民党占据392席，约占45%的比例。虽然没有获得超过半数的绝对优势，但他们所占的议席数已远远超过了其他单个政党。 　　国会选举的胜利令国民党全党上下一片欢腾，也令宋教仁十分的激动。在他看来，胜利的曙光已在眼前，组阁的梦想即将实现，他将登上历史的大舞台，与袁世凯展开宪政轨道上的较量。但是，他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一个可怕的阴谋已经张开，巨大的危险正向他慢慢逼近。
　　再回到“宋案”现场。等到黄兴、于右任等人赶到时，宋教仁已经痛得站不起身，而凶手却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察看了宋教仁的伤势后，黄兴等人一边组织人员报警追凶，一边派人就近寻找车辆。所幸的是，车站外停车场上就有一辆汽车，于右任等人急忙将宋教仁扶上汽车，令司机以最快的速度送往临近的沪宁铁路医院。
　　等到医院后，宋教仁已是奄奄一息。经医生检查，子弹是从背后击入并斜穿到腰部，肾脏、大肠均被击中，由于伤势严重，院方认为必须开刀救治。为争取时间，宋教仁于凌晨零时30分送入手术室开刀，一番努力后，医生用钳子从小腹处取出子弹，但令众人意想不到的是——子弹上竟然有毒！
　　手术完成后，宋教仁脸如白纸，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随后呻吟着对陪护在旁的于右任口授遗嘱：一是将他在南京、北京及东京寄存的书籍全部捐入南京图书馆；二是他家中一向贫寒，老母尚在，希望黄兴及各位友人在他死后代为照料；三是诸位同志要继续奋斗救国，勿以他为念而放弃责任。
　　说完这番话后，宋教仁一会儿双手抱肩，一会儿合成十字，似乎有说不尽的痛苦况，旁边一班友人，也都为之恻然落泪。在与黄兴等人商议后，院方决定对宋教仁进行第二次手术，把肠缝补清洗并取出食物及污血。这次手术后，宋教仁的伤情更加恶化，苦痛当中，他还呻吟着说：“我为了调和南北，费尽苦心，可是造谣者和一般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误解，我真死不瞑目。”
　　令人无语的是，宋教仁在临终之前还请黄兴代笔致电北京，向袁世凯报告了被刺经过。
　　3月22日凌晨4点，宋教仁在苦痛辗转中气绝而亡，年仅31岁。临终前，宋教仁双目直视不瞑，双拳紧握不张，眼眶中尚有泪珠，足见他对这个美好的世界是何等的眷恋和不舍。
　　宋教仁遇刺身亡的消息传出后，国内外舆论大为震惊，此时正在日本考察铁路政策的孙中山也发来唁电，并要求国民党人尽力查出刺杀宋教仁的凶手，为之昭雪平愤。
　　3月23日下午，国民党方面为宋教仁举行了隆重的出殡仪式。
　　由于国民党刚刚赢得国会选举的胜利，作为党魁的宋教仁极有可能出任新一届内阁总理，在此敏感时期，宋教仁的遇刺无疑是一桩精心策划的政治暗杀，目的就是要置其于死地。
　　（摘自山西人民出版社《退潮的革命：宋教仁的1913》 作者：金满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