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吴宏聪，1918年生，广东蕉岭人，毕业于西南联大，曾任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2011年8月去世。吴先生逝世后，中共中央组织部及习近平、张德江、李源潮、刘延东、汪洋等同志致送花圈表示悼念。 ——编 者
在吴宏聪教授的追悼会上，我凝视着他静静躺着的遗容，想到以后再不能看到他玉树临风的神采，想到他对中山大学中文系的贡献，想到他几十年对我的支持和栽培，想到我们曾经同欢乐、共患难，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不禁悲不可抑，无法自持。
在高等院校，既需要专心从事教学和研究的学者，也需要精通教育业务且具有管理能力，擅于团结师生的行政人才。吴宏聪教授毕业于西南联大，是著名文学家闻一多的高足。他讲课效果极佳，深受学生欢迎；对中国现代文学有深入的研究，也发表过不少有分量的学术著作。由于工作的需要，他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教育管理方面，牺牲了许多教学科研的时间，却为全系师生的发展，为树立中文系的良好学风，打下了基础。
在宏聪老师逝世后的那几天，我一直忙着帮助处理后事。等到目送遗体上了灵车，心神稍安，过去几十年与他相处的往事，便一幕幕奔来眼底。
我是在1956年毕业留校工作的。1957年，吴老师被调来中文系担任副主任，实际上，系里的教学科研工作，由他全面主管。以后，除了在“文革”时期，有几年他作为“走资派”靠边站以外，直到1983年，他一直以全副身心，负责领导全系的工作，特别是对年轻老师，一直注意细心培养。当年，我在教学和工作稍稍做出些成绩，他便鼓励表扬，让我增强信心。可以说，他和所有的青年教师、学生亲密无间，感情融洽。下乡劳动时，他和年轻人一起挑泥犁地，摸爬滚打。有一段时期，系里不知何故流行了“老”的称呼，连年轻老师也被称之为“老”，像我刚当上讲师，便被称为“黄天老”。吴老师当然比一般年轻教师年长，大家便戏称他为“吴老老”。这昵称，一直延续了几十年。
我最难忘的，是在“文革”期间，他和他太太黄慕兰同志，在天堂山半山腰抢救我的事。
1969年冬天，我们全系教工到粤北坪石附近的天堂山，参加“五七干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天堂山位于粤湘交界的金鸡岭附近，海拔900多米。一天，我们连队接到通知，要到坪石购买粮食，然后挑米上山。那时，我们每人要挑起几十斤大米，从山路往上走，劳动量实在不轻。不过，当时我还年轻，而且经历过一段时期的挑担锻练，负米上山，自我感觉还算良好。那天的天气不冷不热，我挑的两箩筐大米，也不算重，仗着年轻力壮，便迈开大步，一口气直上山腰。到了稍平的小坡上，才放下肩担歇息。
谁知不歇则已，一放下担子，顿觉天旋地转，两眼发黑，颓然倒地。和我一起挑米的同志大吃一惊，立刻招呼抢救。那时，吴老师夫妇恰好跟在我后面。事起仓促，他俩赶紧和同志们一起，把随身携带的药物塞进我嘴里。我则迷迷糊糊，什么也不知道，只觉眼前慢慢泛起一片黄色的雾，又觉得双腿渐冷，冷气往腹部上升，到了胸口，便失去一切知觉。后来不知是谁在我的“人中”穴位捏了一把，又不知是谁往我嘴里灌入“驱风油”，我才渐渐苏醒。我张开眼睛，只见黄慕兰同志蹲在地上，替我抹着额上的冷汗。我挣扎起来，半开玩笑地说：“今天我差一点真的上天堂了。”黄慕兰便批评我：“你这家伙死性不改，还有心思开玩笑！”话刚落，我忽然又昏了过去。以后同志们怎样心情紧张，怎样多方抢救，我全都不知道。又过了好一阵，我总算醒了过来。休息了好一会，大伙儿才扶起我，继续上山。
那时，吴老师夫妇搀扶着我，慢慢地往山上走。他俩一边批评我好胜逞能，不自量力，不知道不能一口气直奔山腰；一面和我开些玩笑，让我分散注意力。黄慕兰见我神色渐趋平复才告诉我，我的第二次昏厥，是同志们最为担心的时候。附小的何老师身躯肥大，还俯卧地上，让大家抬起我躺在他的背上，隔开冰凉的地气。那时，同志们真心关爱，患难相扶，使我既感激，又感动。而吴老师夫妇对我细心呵护的情景，也一直令我念念不忘。
1974年，学校“复课闹革命”，吴老师也已“解放”，被任命为中文系教改领导小组负责人之一。有一天，我忽然听说他晩上骑自行车，不小心摔了下来，身体受伤，便抽空前往探望。原来，那段时间黄慕兰因病住院，吴老师骑自行车给她送汤水，回家晚了，没看清路上的石阶。车子直冲过去，他跌倒在地，胸部疼痛难忍。到校医室诊治，才知道折断了两根肋骨，而校医水平有限，只能作一般处理。那时，我妹妹在广州市荔湾区医院工作，那里有擅长骨科的名医。我征得吴老师同意，立即陪他前往治疗。
吴老师伤势严重，作为系的负责人，是可以通知学校派车送往医院疗伤的。当时，我建议和有关方面商量，但吴老师坚决不同意，说疗伤是私事，不能动用公车。于是，我只好陪他坐上公共汽车。那个年代，中大前面的新港路还未铺上水泥，马路上坑坑洼洼，汽车上下颠簸，增加了吴老师的痛楚，但他一直强忍着。在疗伤的日子里，我们一直是坐公共汽车来来去去的。吴老师公私分明，不以私事耗费公帑的行为，使我深受教育。身教重于言教，那几个星期，与其说是我陪吴老师治伤，不如说是他给我上了一堂深刻的品德教育课。
一转眼，又到了1989年夏天，我忽然听到黄慕兰同志逝世的消息，十分震悼。我们接触虽不多，但总感觉到她对我常常关切，视我如弟。当时，我却不方便到吴府慰问，只好打听追悼会的时间，径自到殡仪馆参加追悼仪式。
那天，我刚到殡仪馆休息室，吴老师一眼瞥见，便走了过来，紧握着我的手，一面哭，一面说：“这个时候，怎么你也来了呀？”到现在，我已不记得自己是怎样回答的了（后来听钦俊说，当天接到通知要学习文件，全系党员教工都不能参加追悼会），只记得他的泪水滴在我的手背上。当时，吴老师有丧妻之痛，我则处境困难。古人有言，涸辙之鱼，相濡以沫。吴老师滴到我手上的泪珠，不正是我们相濡之沫么？廿多年过去，当我在殡仪馆追悼吴老师时，骤然想起了他曾在这里和我握手泪垂的情状，这一回，轮到我眼泪夺眶而出。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在黄慕兰同志追悼会上，吴老师对我说的几句话，也让我记了一辈子。 1999年，吴老师80岁了。中文系领导和历届毕业校友，出于对吴老的衷心爱戴，也为了感谢他对中文系发展作出的贡献，决定组织起来，举办吴宏聪教授八十大寿庆祝活动。校友们知道了，纷纷积极响应。到11月25日寿诞当天，400多位来自各地历届毕业同学的代表，齐集中大礼堂，大家兴高采烈地祝愿吴老健康长寿，深情回忆他在课内外对学生的教诲。寿庆十分隆重，喜气洋溢，许多校友还带来祝寿礼物，诸如寿屏、花瓶、贺联之类，堆满了整整一屋子。在许多礼品中，他尤其喜欢那套为他量身订制的蓝色西装。校友们想得也真周到，连同这套西装，还有新衬衣、新袜、新鞋、新领带等一整套装备。那天，为了让校友们高兴，他特地穿上了这套崭新的行头，出席庆祝活动。
祝寿会尽欢而散，校友们知道老人家会精神劳累，相约近期不要去打扰他，让他好好休息几天。谁知第二天早上，吴老师却匆匆来到我家。甫坐下，他便说：“这回麻烦了！汕头的几位校友，送来了一个红包，当时不以为意，以为是贺卡之类。昨晚回家打开一看，原来贺卡里夹带着人民币5000元。这怎么行呢？我怎能收红包呢？”我说，这是校友的心意，收下应是可以的。他说坚决不能收，可若是退回去，则拂了校友尊师之意，也不妥。我见他左右为难，气急败坏，只好和他认真研究。忽然想起，当时在读的学生，有不少人经济困难。既然他执意不收，如果把这寿礼用以帮助有需要的学生，未尝不是两全其美的办法。吴老师一听，高兴了。过两天，他就把校友的这笔贺金，转送有关方面。
吴老师爱美，总是衣冠楚楚。可是，他的心灵更美。校友们爱戴他，一起凑贺金以表心意，感情是纯洁的，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吴老师既感谢校友，又对金钱有自己的态度。在今天一些人看来，或许会觉得他似乎有点“迂”，但受过传统教育的人，他的“迂”，往往和清廉、狷介连在一起。从这件小事里，我看到吴老师的人生操守，感佩之情油然而生。
过了几天，我又见到吴老师，便和他开玩笑说，“您最喜欢那套崭新的西服吧！”他哈哈大笑，说：“知我者，黄天也！”跟着说：“其实我更喜欢你写的挂在小礼堂上的对联，因为它表达出中文系师生的情谊。”然后，他欣然背诵了这副对联：“数十载耕耘，喜看秀木成林，诚为人间乐事；三千士踊跃，同沐春风化雨，深感世上真情。”我看到他陶醉于师友之情的样子，一时兴起，就说，“秀才人情纸一张，以后按这意思，再给您写一对如何？”他说：“好呀！”
谁知道，此话竟成讖语。在他85岁的寿筵上，我没有写寿联。等到吴老师去世，突然想起了对他的承诺，便写了一副挽联。这挽联，就根椐吴教授生前喜欢的贺联，调整改写：“数十载耕耘，看秀木成林，更义厚情深，老园丁今生无憾；三千士爱戴，记春风化雨，忽梁摧柱折，众弟子今日同悲。”草拟这挽联的时候，百感交集——我想，吴老师在天之灵，是会知道我为什么如此下笔的。
杜甫有句云：“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月江花岂终极。”我平生不易流泪，但在吴老师的追悼会上却不能自已。今天，吴老师离开我们一年了，每想起他的音容笑貌，总忽忽如有所失。他和我，本属不同的辈分，但成了忘年之交。细想起来，也是人生中难得的缘分！
（作者系中山大学研究生院原常务副院长，中文系教授、博导，本刊编委）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5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在吴宏聪教授的追悼会上，我凝视着他静静躺着的遗容，想到以后再不能看到他玉树临风的神采，想到他对中山大学中文系的贡献，想到他几十年对我的支持和栽培，想到我们曾经同欢乐、共患难，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不禁悲不可抑，无法自持。
在高等院校，既需要专心从事教学和研究的学者，也需要精通教育业务且具有管理能力，擅于团结师生的行政人才。吴宏聪教授毕业于西南联大，是著名文学家闻一多的高足。他讲课效果极佳，深受学生欢迎；对中国现代文学有深入的研究，也发表过不少有分量的学术著作。由于工作的需要，他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教育管理方面，牺牲了许多教学科研的时间，却为全系师生的发展，为树立中文系的良好学风，打下了基础。
在宏聪老师逝世后的那几天，我一直忙着帮助处理后事。等到目送遗体上了灵车，心神稍安，过去几十年与他相处的往事，便一幕幕奔来眼底。
我是在1956年毕业留校工作的。1957年，吴老师被调来中文系担任副主任，实际上，系里的教学科研工作，由他全面主管。以后，除了在“文革”时期，有几年他作为“走资派”靠边站以外，直到1983年，他一直以全副身心，负责领导全系的工作，特别是对年轻老师，一直注意细心培养。当年，我在教学和工作稍稍做出些成绩，他便鼓励表扬，让我增强信心。可以说，他和所有的青年教师、学生亲密无间，感情融洽。下乡劳动时，他和年轻人一起挑泥犁地，摸爬滚打。有一段时期，系里不知何故流行了“老”的称呼，连年轻老师也被称之为“老”，像我刚当上讲师，便被称为“黄天老”。吴老师当然比一般年轻教师年长，大家便戏称他为“吴老老”。这昵称，一直延续了几十年。
我最难忘的，是在“文革”期间，他和他太太黄慕兰同志，在天堂山半山腰抢救我的事。
1969年冬天，我们全系教工到粤北坪石附近的天堂山，参加“五七干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天堂山位于粤湘交界的金鸡岭附近，海拔900多米。一天，我们连队接到通知，要到坪石购买粮食，然后挑米上山。那时，我们每人要挑起几十斤大米，从山路往上走，劳动量实在不轻。不过，当时我还年轻，而且经历过一段时期的挑担锻练，负米上山，自我感觉还算良好。那天的天气不冷不热，我挑的两箩筐大米，也不算重，仗着年轻力壮，便迈开大步，一口气直上山腰。到了稍平的小坡上，才放下肩担歇息。
谁知不歇则已，一放下担子，顿觉天旋地转，两眼发黑，颓然倒地。和我一起挑米的同志大吃一惊，立刻招呼抢救。那时，吴老师夫妇恰好跟在我后面。事起仓促，他俩赶紧和同志们一起，把随身携带的药物塞进我嘴里。我则迷迷糊糊，什么也不知道，只觉眼前慢慢泛起一片黄色的雾，又觉得双腿渐冷，冷气往腹部上升，到了胸口，便失去一切知觉。后来不知是谁在我的“人中”穴位捏了一把，又不知是谁往我嘴里灌入“驱风油”，我才渐渐苏醒。我张开眼睛，只见黄慕兰同志蹲在地上，替我抹着额上的冷汗。我挣扎起来，半开玩笑地说：“今天我差一点真的上天堂了。”黄慕兰便批评我：“你这家伙死性不改，还有心思开玩笑！”话刚落，我忽然又昏了过去。以后同志们怎样心情紧张，怎样多方抢救，我全都不知道。又过了好一阵，我总算醒了过来。休息了好一会，大伙儿才扶起我，继续上山。
那时，吴老师夫妇搀扶着我，慢慢地往山上走。他俩一边批评我好胜逞能，不自量力，不知道不能一口气直奔山腰；一面和我开些玩笑，让我分散注意力。黄慕兰见我神色渐趋平复才告诉我，我的第二次昏厥，是同志们最为担心的时候。附小的何老师身躯肥大，还俯卧地上，让大家抬起我躺在他的背上，隔开冰凉的地气。那时，同志们真心关爱，患难相扶，使我既感激，又感动。而吴老师夫妇对我细心呵护的情景，也一直令我念念不忘。
1974年，学校“复课闹革命”，吴老师也已“解放”，被任命为中文系教改领导小组负责人之一。有一天，我忽然听说他晩上骑自行车，不小心摔了下来，身体受伤，便抽空前往探望。原来，那段时间黄慕兰因病住院，吴老师骑自行车给她送汤水，回家晚了，没看清路上的石阶。车子直冲过去，他跌倒在地，胸部疼痛难忍。到校医室诊治，才知道折断了两根肋骨，而校医水平有限，只能作一般处理。那时，我妹妹在广州市荔湾区医院工作，那里有擅长骨科的名医。我征得吴老师同意，立即陪他前往治疗。
吴老师伤势严重，作为系的负责人，是可以通知学校派车送往医院疗伤的。当时，我建议和有关方面商量，但吴老师坚决不同意，说疗伤是私事，不能动用公车。于是，我只好陪他坐上公共汽车。那个年代，中大前面的新港路还未铺上水泥，马路上坑坑洼洼，汽车上下颠簸，增加了吴老师的痛楚，但他一直强忍着。在疗伤的日子里，我们一直是坐公共汽车来来去去的。吴老师公私分明，不以私事耗费公帑的行为，使我深受教育。身教重于言教，那几个星期，与其说是我陪吴老师治伤，不如说是他给我上了一堂深刻的品德教育课。
一转眼，又到了1989年夏天，我忽然听到黄慕兰同志逝世的消息，十分震悼。我们接触虽不多，但总感觉到她对我常常关切，视我如弟。当时，我却不方便到吴府慰问，只好打听追悼会的时间，径自到殡仪馆参加追悼仪式。
那天，我刚到殡仪馆休息室，吴老师一眼瞥见，便走了过来，紧握着我的手，一面哭，一面说：“这个时候，怎么你也来了呀？”到现在，我已不记得自己是怎样回答的了（后来听钦俊说，当天接到通知要学习文件，全系党员教工都不能参加追悼会），只记得他的泪水滴在我的手背上。当时，吴老师有丧妻之痛，我则处境困难。古人有言，涸辙之鱼，相濡以沫。吴老师滴到我手上的泪珠，不正是我们相濡之沫么？廿多年过去，当我在殡仪馆追悼吴老师时，骤然想起了他曾在这里和我握手泪垂的情状，这一回，轮到我眼泪夺眶而出。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在黄慕兰同志追悼会上，吴老师对我说的几句话，也让我记了一辈子。 1999年，吴老师80岁了。中文系领导和历届毕业校友，出于对吴老的衷心爱戴，也为了感谢他对中文系发展作出的贡献，决定组织起来，举办吴宏聪教授八十大寿庆祝活动。校友们知道了，纷纷积极响应。到11月25日寿诞当天，400多位来自各地历届毕业同学的代表，齐集中大礼堂，大家兴高采烈地祝愿吴老健康长寿，深情回忆他在课内外对学生的教诲。寿庆十分隆重，喜气洋溢，许多校友还带来祝寿礼物，诸如寿屏、花瓶、贺联之类，堆满了整整一屋子。在许多礼品中，他尤其喜欢那套为他量身订制的蓝色西装。校友们想得也真周到，连同这套西装，还有新衬衣、新袜、新鞋、新领带等一整套装备。那天，为了让校友们高兴，他特地穿上了这套崭新的行头，出席庆祝活动。
祝寿会尽欢而散，校友们知道老人家会精神劳累，相约近期不要去打扰他，让他好好休息几天。谁知第二天早上，吴老师却匆匆来到我家。甫坐下，他便说：“这回麻烦了！汕头的几位校友，送来了一个红包，当时不以为意，以为是贺卡之类。昨晚回家打开一看，原来贺卡里夹带着人民币5000元。这怎么行呢？我怎能收红包呢？”我说，这是校友的心意，收下应是可以的。他说坚决不能收，可若是退回去，则拂了校友尊师之意，也不妥。我见他左右为难，气急败坏，只好和他认真研究。忽然想起，当时在读的学生，有不少人经济困难。既然他执意不收，如果把这寿礼用以帮助有需要的学生，未尝不是两全其美的办法。吴老师一听，高兴了。过两天，他就把校友的这笔贺金，转送有关方面。
吴老师爱美，总是衣冠楚楚。可是，他的心灵更美。校友们爱戴他，一起凑贺金以表心意，感情是纯洁的，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吴老师既感谢校友，又对金钱有自己的态度。在今天一些人看来，或许会觉得他似乎有点“迂”，但受过传统教育的人，他的“迂”，往往和清廉、狷介连在一起。从这件小事里，我看到吴老师的人生操守，感佩之情油然而生。
过了几天，我又见到吴老师，便和他开玩笑说，“您最喜欢那套崭新的西服吧！”他哈哈大笑，说：“知我者，黄天也！”跟着说：“其实我更喜欢你写的挂在小礼堂上的对联，因为它表达出中文系师生的情谊。”然后，他欣然背诵了这副对联：“数十载耕耘，喜看秀木成林，诚为人间乐事；三千士踊跃，同沐春风化雨，深感世上真情。”我看到他陶醉于师友之情的样子，一时兴起，就说，“秀才人情纸一张，以后按这意思，再给您写一对如何？”他说：“好呀！”
谁知道，此话竟成讖语。在他85岁的寿筵上，我没有写寿联。等到吴老师去世，突然想起了对他的承诺，便写了一副挽联。这挽联，就根椐吴教授生前喜欢的贺联，调整改写：“数十载耕耘，看秀木成林，更义厚情深，老园丁今生无憾；三千士爱戴，记春风化雨，忽梁摧柱折，众弟子今日同悲。”草拟这挽联的时候，百感交集——我想，吴老师在天之灵，是会知道我为什么如此下笔的。
杜甫有句云：“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月江花岂终极。”我平生不易流泪，但在吴老师的追悼会上却不能自已。今天，吴老师离开我们一年了，每想起他的音容笑貌，总忽忽如有所失。他和我，本属不同的辈分，但成了忘年之交。细想起来，也是人生中难得的缘分！
（作者系中山大学研究生院原常务副院长，中文系教授、博导，本刊编委）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5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