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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结束之后，在荷兰与德国交界处竖着这样一处标识：“此地乃文明世界之尽头。”的确，那时的欧洲已沦为野蛮大陆。在战争的摧毁性打击下，“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秩序、法律甚至道德在不少地方早已荡然无存，是非对错失去意义，人们为了生存无所不用其极，在废墟中用暴力争抢着最后几块能填饱肚子的马铃薯——这景象很难让人相信竟会发生在20世纪的欧洲。在这世界末日般的景象中，唯一尚能令人欣慰的一点是：无论如何，这场可怕的战争总算结束了，尽管是以如此可怕的方式，但它终于结束了。
就像现在也有很多人警告核战争会带来极端可怕的结果一样，这一悲惨的境地并不是没有人预见过。雷蒙·阿隆曾把1914—1945年这个连续时段称为“第二次三十年战争”，但1890年老毛奇便曾严肃警告，大国之间的全面战争将极为可怕，“其延续以及结束的时间是无法预计的，可能是七年战争，也可能成为三十年战争”。更早一些，恩格斯在1887年就预言，德国必将卷入破坏程度极大的世界大战，可预期的结果是：“三十年战争造成的破坏将会缩短到三至四年，战争将遍及整个大陆，饥荒、瘟疫……军队及人民普遍变得野蛮，我们的贸易往来将出现无可救药的混乱，工业与信贷最终都普遍破产，古老国家将崩溃……简直不可能预计这一切将会怎样结束，谁将是战争的胜利者。”他说对了，但先知的悲剧在于：他们往往要到事后才被证明预言得多么正确。
何谓“野蛮”？我想就是人在极端处境下抛弃那些较高的精神需求、道德、礼节（它们又不能当饭吃），只不顾一切地紧紧抓住最基本、最原始的生理需求（按马斯洛理论来说，就是只剩最底下的一层），而这些在正常的日子里，是会让自己感到羞耻和厌恶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里莫·莱维曾说过，为了生存、思考和工作，当时他已培养了一种“古怪的无情”：“希望和无助的快速轮替，足以毁灭任何正常人。我们不正常，因为我们饥饿。那种饥饿和普通人错过一餐但会有下一餐的感觉完全不一样。那是一种已附身一年的欲求，深入骨髓，全面地控制我们的行动。吃，找吃的，是第一要事；远在其后的，才是生存的其他事；更后更远的，才是对家庭的回忆和对死亡的恐惧。”
虽然读来触目惊心，但这并不可笑，吊诡的是：也正是看起来“野蛮”而极端的求生意志，才使得“文明”能挺过战争可怕的打击从而延续下来，因为如果人类在肉体上被整体消灭，那也就谈不上文明的延续了。那时的西欧文明，的确算得上是命悬一线，民众是如此渴望那些最低的需求：食物、安全和基本保障，以至于别的都无暇顾及。1947年初，驻西德的美国占领军副司令卢修斯·克雷说：“在每天1500卡路里的共产主义者和每天1000卡路里的民主信仰者之间，选择是显而易见的。”
“战争就是地狱”的训诫，之前并不是没人说过，但只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才发展到如此惨烈的程度。因为现代的全面战争要求国家投入所有资源来赢得战争，这也就意味着要彻底摧毁并榨干对手最后的一点力量，才能迫使它无条件投降。在战争中竭力主张扩大对德轰炸的英国空军司令亚瑟·哈里斯曾坦言，轰炸造成的平民伤亡并不是不小心造成的“附带损害”，相反，“本来就是我们轰炸行动的目的”。“平民目标”和“军事目标”的区分其实经常是十分模糊的，就像英国的渔船和游艇会被征用来运送战士和军事物资、苏联的拖拉机厂被改成坦克厂一样，任何一个平民也可能是敌人力量的组成部分——考虑到纳粹曾让1800万德国人（约占德国男性的一半）穿上军装，这么说不算夸张。
正因为如此，在战后的欧洲，棘手的一点在于：几乎各方都有自己的“创伤性体验”，加害者也可能变成受害者，受害者在得到机会时又会迅速复仇而变身为加害者。各国都建构起自己在战争中所受不公的神话，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基思·罗威在《野蛮大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中所说：“真相是，战争造成的道德困境谁都不能幸免。所有民族群体、所有政治信念，尽管有着天壤之别，但都兼具受害者和施害者的双重身份。”只有在德国人和犹太人中，讨论这些问题是禁忌。然而在战争结束50多年后，关于德国是战争受害者的议题仍一度成为德国社会的焦点——关于当时德国城市遭受到的针对性轰炸、关于战后被强制迁移的1500万德国人，以及盟军在德国的种种暴行，以至于出现了某种“受害者崇拜”。其实，每个参战国都不缺这种记忆，就像日本也会突出自己受原子弹轰炸的受害者一面，而极力淡化在南京大屠杀中的加害者形象。德国人令人可敬之处也在于此：他们并未沉浸在“我也是战争受害者”的自怜中，而是迅速有人站出来批评“这种新出现的把德国看作受害者的危险倾向”（历史学家汉斯-乌尔里希·韦勒语），更不用说德国所受的磨难并不能抵消它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所犯下的罪孽。
因此，人们不仅在那些年里在战场上厮杀，在战争结束之后，仍在历史叙述和记忆上撕扯。托尼·朱特在《战后欧洲史》中曾说：“内战的创伤性特征之一是，敌人即使被打败，但他还在；只要他在，冲突的记忆就在。”从某种意义上说，二战的欧洲战场，对欧洲人而言也是一场至今未消散的欧洲内战。彼此不相容的记忆、无法妥协的叙述，足以使历史学家成为一个令人感到既丰富又痛苦的职业。第二次世界大战可能是有史以来被谈论得最多的一次战争，有关它的书籍、资料早已多到穷尽一个人的一生也看不完的地步。它继续充斥在书店、媒体版面、荧幕上，在这里，历史并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自动成为历史，它是活生生的当下的一部分，并继续搅扰着现在。
法国学者米歇尔·德塞都曾说过，被压抑的过去终将会作祟于现在。的确，如果没有现实中的和解，那人们只会记住那些有毒的历史或对自己有利的记忆，而正如基思·罗威所言：“试图忘记过去只会引起愤恨，最终引起对事实的危险歪曲。歪曲事实比事实本身要危险得多。”100多年前，德国哲学家威廉·狄尔泰说得明白：“我们把什么作为未来的目标，取决于对往昔的意义的制定。”从这一点上说，现在之所以能够这样坦率地谈论那段令人难堪的历史，是因为如今已有了一个决心走出这一历史困境的全新欧洲。
（小森林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5年第51期，王 青图）
就像现在也有很多人警告核战争会带来极端可怕的结果一样，这一悲惨的境地并不是没有人预见过。雷蒙·阿隆曾把1914—1945年这个连续时段称为“第二次三十年战争”，但1890年老毛奇便曾严肃警告，大国之间的全面战争将极为可怕，“其延续以及结束的时间是无法预计的，可能是七年战争，也可能成为三十年战争”。更早一些，恩格斯在1887年就预言，德国必将卷入破坏程度极大的世界大战，可预期的结果是：“三十年战争造成的破坏将会缩短到三至四年，战争将遍及整个大陆，饥荒、瘟疫……军队及人民普遍变得野蛮，我们的贸易往来将出现无可救药的混乱，工业与信贷最终都普遍破产，古老国家将崩溃……简直不可能预计这一切将会怎样结束，谁将是战争的胜利者。”他说对了，但先知的悲剧在于：他们往往要到事后才被证明预言得多么正确。
何谓“野蛮”？我想就是人在极端处境下抛弃那些较高的精神需求、道德、礼节（它们又不能当饭吃），只不顾一切地紧紧抓住最基本、最原始的生理需求（按马斯洛理论来说，就是只剩最底下的一层），而这些在正常的日子里，是会让自己感到羞耻和厌恶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里莫·莱维曾说过，为了生存、思考和工作，当时他已培养了一种“古怪的无情”：“希望和无助的快速轮替，足以毁灭任何正常人。我们不正常，因为我们饥饿。那种饥饿和普通人错过一餐但会有下一餐的感觉完全不一样。那是一种已附身一年的欲求，深入骨髓，全面地控制我们的行动。吃，找吃的，是第一要事；远在其后的，才是生存的其他事；更后更远的，才是对家庭的回忆和对死亡的恐惧。”
虽然读来触目惊心，但这并不可笑，吊诡的是：也正是看起来“野蛮”而极端的求生意志，才使得“文明”能挺过战争可怕的打击从而延续下来，因为如果人类在肉体上被整体消灭，那也就谈不上文明的延续了。那时的西欧文明，的确算得上是命悬一线，民众是如此渴望那些最低的需求：食物、安全和基本保障，以至于别的都无暇顾及。1947年初，驻西德的美国占领军副司令卢修斯·克雷说：“在每天1500卡路里的共产主义者和每天1000卡路里的民主信仰者之间，选择是显而易见的。”
“战争就是地狱”的训诫，之前并不是没人说过，但只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才发展到如此惨烈的程度。因为现代的全面战争要求国家投入所有资源来赢得战争，这也就意味着要彻底摧毁并榨干对手最后的一点力量，才能迫使它无条件投降。在战争中竭力主张扩大对德轰炸的英国空军司令亚瑟·哈里斯曾坦言，轰炸造成的平民伤亡并不是不小心造成的“附带损害”，相反，“本来就是我们轰炸行动的目的”。“平民目标”和“军事目标”的区分其实经常是十分模糊的，就像英国的渔船和游艇会被征用来运送战士和军事物资、苏联的拖拉机厂被改成坦克厂一样，任何一个平民也可能是敌人力量的组成部分——考虑到纳粹曾让1800万德国人（约占德国男性的一半）穿上军装，这么说不算夸张。
正因为如此，在战后的欧洲，棘手的一点在于：几乎各方都有自己的“创伤性体验”，加害者也可能变成受害者，受害者在得到机会时又会迅速复仇而变身为加害者。各国都建构起自己在战争中所受不公的神话，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基思·罗威在《野蛮大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中所说：“真相是，战争造成的道德困境谁都不能幸免。所有民族群体、所有政治信念，尽管有着天壤之别，但都兼具受害者和施害者的双重身份。”只有在德国人和犹太人中，讨论这些问题是禁忌。然而在战争结束50多年后，关于德国是战争受害者的议题仍一度成为德国社会的焦点——关于当时德国城市遭受到的针对性轰炸、关于战后被强制迁移的1500万德国人，以及盟军在德国的种种暴行，以至于出现了某种“受害者崇拜”。其实，每个参战国都不缺这种记忆，就像日本也会突出自己受原子弹轰炸的受害者一面，而极力淡化在南京大屠杀中的加害者形象。德国人令人可敬之处也在于此：他们并未沉浸在“我也是战争受害者”的自怜中，而是迅速有人站出来批评“这种新出现的把德国看作受害者的危险倾向”（历史学家汉斯-乌尔里希·韦勒语），更不用说德国所受的磨难并不能抵消它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所犯下的罪孽。
因此，人们不仅在那些年里在战场上厮杀，在战争结束之后，仍在历史叙述和记忆上撕扯。托尼·朱特在《战后欧洲史》中曾说：“内战的创伤性特征之一是，敌人即使被打败，但他还在；只要他在，冲突的记忆就在。”从某种意义上说，二战的欧洲战场，对欧洲人而言也是一场至今未消散的欧洲内战。彼此不相容的记忆、无法妥协的叙述，足以使历史学家成为一个令人感到既丰富又痛苦的职业。第二次世界大战可能是有史以来被谈论得最多的一次战争，有关它的书籍、资料早已多到穷尽一个人的一生也看不完的地步。它继续充斥在书店、媒体版面、荧幕上，在这里，历史并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自动成为历史，它是活生生的当下的一部分，并继续搅扰着现在。
法国学者米歇尔·德塞都曾说过，被压抑的过去终将会作祟于现在。的确，如果没有现实中的和解，那人们只会记住那些有毒的历史或对自己有利的记忆，而正如基思·罗威所言：“试图忘记过去只会引起愤恨，最终引起对事实的危险歪曲。歪曲事实比事实本身要危险得多。”100多年前，德国哲学家威廉·狄尔泰说得明白：“我们把什么作为未来的目标，取决于对往昔的意义的制定。”从这一点上说，现在之所以能够这样坦率地谈论那段令人难堪的历史，是因为如今已有了一个决心走出这一历史困境的全新欧洲。
（小森林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5年第51期，王 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