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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蓝皮书《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指出，截至2013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已突破2亿大关，达到2.02亿，老龄化水平达到14.8‰预计2025年之前，我国老年人口将以每年100万人的数量增长，中国将迎来第一个老年人口增长高峰。除此以外，自2011年以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也进入负增长的历史拐点，从9.40亿人的峰值数不断下降。所有数据都指向了同一个问题——我国人口结构正急速走向老龄化。
在当前普遍以在职者为退休者支付养老成本的现实环境下，人口老龄化的结构趋势亦即意味着我国将迎来极其复杂而严峻的养老形势。养老，必将成为牵动整个社会发展大局的命脉神经。
“9073养老格局”的逐渐成形，让养老机构在养老问题的解决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面对产业化尚不成熟的老年社会服务行业，各级政府争相出台的鼓励养老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是否能如所愿推动社会养老事业的健全与完菩？中国的养老难题将如何破解？民间资本在养老产业中究竟上演着怎样的戏码，在实际运转中又受困于怎样的发展魔咒？老年生活究竟面临着怎样的困境？这些都成为我们在正视养老问题时无法避开的话题。养老服务业：
蜜药还是毒药？
说到养老院的运作，董庆文眉头紧锁，在过去3年多时间里，他创办的大军老养所亏损已经超过100多万元，现在仍旧入不敷出。
2009年，董庆文提前体会到了老年生活的落寞，女儿考上外地的大学，家里瞬间冷清了下来，已到中年的董庆文萌发了办养老院的想法。
“当时就想办个养老院吧。”通过平时对自己父母生活的观察，董庆文意识到老年群体在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乏味感，“比如我们住了十几年的小区，大家都关着门，真正认识我父母的人不会超过5个，能说得上话的也不会超过3个。”在相对封闭的现代城市交流圈里，董庆文期冀打造一个适宜的养老场所，能够缓解老年群体的身心孤独。
“也没想着赚钱，就是玩票性质，不亏就好。”经过几个月的考察和商讨，董庆文筹办养老院的方案正式敲定。
作为进驻养老服务行业的民间资本，同其他所有民办养老院一样，大军老养所的最终落成也费尽周折。
在距离福州市区约1小时车程的闽侯县某郊区，周边群山环绕，大军老养所赫然而立，这是董庆文历经几个月奔波才找到的相对满意的场所。“我们最开始想办在武夷山。”董庆文说。但考虑到武夷山地区居住人口的流动情况，“有6个月的时间没有人住，老年人口不是很多”，董庆文不得已放弃了这条定址策略。在确定将大军老养所落户在闽侯前，董庆文还考察了南平、顺昌等地，但最终都否决了。
“我们想找一个环境好一点的。”董庆文说。事实上，董庆文的思路与不少老年群体的想法不谋而合。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居住环境的舒适度的确是不少老年人衡量是否入住的一项硬性指标。一位人住过多所养老院的老人坦言，“希望能在一个环境较好的地方养老”。
大军老养所依托于7栋依山而建的别墅楼，由几处烂尾楼改造而成，内部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初期投入达70多万元。老养所里分设了108个床位，但里面入住的老人却不足10人，其中还包括董庆文年迈的父母。据董庆文所言，自创办以来老养所的入住率始终都处于低迷状态，最不尽如人意的时候只有零星的一两个人入住，整个老养所空空荡荡。
“春节过后的那几个月最严重。”根据以往的经营状况，董庆文发现，每逢春节后的一两个月，老养所几乎都在“空转”中，“因为遇到福州的雨季，基本没什么人来住”，算上场地租金与人员工资，“差不多每个月4万多块钱你全得赔进去”，迫于无奈，董庆文已经好几个月没有给老养所的工作人员发工资了，为此他也感到很隗疚。作为自理型养老院，老养所在市场化运营中面对诸多竞争对手。据记者了解，目前在福州，自理型养老院的数量明显超于护理型养老院数量。
“办养老院哪有不贴钱的？”福州江滨老龄公寓的林院长一语道破，“基本上头两三年你都要贴钱。”在他看来，初期的收不抵支是民间资本进入养老服务业后走不出的怪圈。成立于2005年的江滨老龄公寓，隶属福州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是民办养老机构中为数不多的幸存者。即便如此，在过去9年的发展中，江滨老龄公寓也只能实现收支持平。
在这场或存或亡的马拉松式竞逐中，入住率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民间养老机构的命运走向。
“入住率当然是越高越好了，”从林院长的期待中，可以看出这一指标的重要性，“（如果入住率很低的话）就好比你租了房子没有住人，但还是得交房租，除此以外，我们还有人员工资、水电等要支出。”
据福州金太阳老年综合服务中心董事长黄小蓉的经验总结，入住率只有达到80%才能维持养老院的正常运营。但在现实运作中，能将入住率在短时间内提升至以上比例的民间养老院屈指可数。董庆文向记者表示，此前就有不少民间养老院因入住率过低而夭折。
养老不易，“养心”更难
走访中，记者发现养老院之间的入住情况存在着天壤之别。在一部分养老院出现大面积床位空置的同时，另一部分养老院却一床难求。采訪当天，一位前往江滨老龄公寓了解的询问者被告知人员已满，类似的情况也同样发生在金太阳老年综合服务中心旗下的鸿儒老年乐园。
导致两极化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则为硬件及软件方面的跟进。一位老人就向记者表示，“希望能够住进交通比较便利，各项基础设施配对也比较齐全的养老院”，而以上两家养老院均处于出行相对便利的地带。
除此以外，养老院人员服务质量的高低，也是大多数老年群体在做出选择时考量的重点。按黄小蓉的理解，民间对民办养老机构的认识仍存在信任之忧。而“信任”，则更多地言明了民间养老机构在提供养老服务时，是否契合老年群体的内心需求。
3年时间刘玉梅试住了3家养老院，频繁更换的原因是住得“不舒心”。2010年，73岁的刘玉梅同83岁的老伴一起住进了养老院。在第一家养老院，刘玉梅住了不到一个月就慌忙搬出。“当时他们还不让我搬出来，我后来跟他们说，我有心脏病再不把我送出去可能会出事，他们才同意让我出来的，”刘玉梅努了努嘴，“回家的行李也是我自己搬的。”在刘玉梅的观念里，养老机构服务人员的态度是她决定是否入住的重要门槛。 “在那里我们好像就低人一等一样，那些工作人员都不爱搭理你，我们跟他们讲话他们也不理。”刘玉梅向记者解释当初搬出那家养老院的原因。
事实上，像刘玉梅这样因接受不了养老机构工作人员冷淡态度转而另投他家，或索性抵触入住的老人并不在少数。
2014年1月1日，记者来到位于福州马尾区的文澳老年公寓。文澳老年公寓是由福建省民政厅筹集社会福利基金建设、民间资本承包的社会养老机构，属于公建民营性质。这里有着多数养老机构难以媲美的硬件设施。
刚进门，70多岁的王文力就急忙向记者倾诉“早上没吃饱”。“就一碗豆浆半根油条怎么能吃饱咯？”王文力提高了嗓音。王文力家住马尾区，在这所老年公寓里住了约有一年时间，当初因房子拆迁无处可住，选择暂入养老院挨过这段过渡期。“等房子弄好了，我就回去。”王文力的口气中带着些不满。
采访当天是元旦，据王文力介绍，按惯例逢年过节食堂会提供加餐，但人均每年要额外交付500元的加餐费。当记者继续询问“中午是否有吃饱时”，站在一旁的工作人员连忙抢过话头，代替王文力回答道：“中午吃了两荤两素，吃得很好。”并禁止记者同入住的老年人单独对话。而在另外一处养老院，记者同样遭遇了在同老人对话时被工作人员制止的情况。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老年群体对养老机构的优劣评价有着相对统一的衡量指标。“最重要是人好。”在访问中，老人们几乎不约而同地明确了这一渴望。
言及于此，担任过多家养老院院长的王琦强调，从业者“必须得有爱心”。但实际服务却大多同期盼相左。
董庆文向记者说起了这样一个事例。在某处养老院，当原本计划请教经验的董庆文问及“在养老院工作好吗”时，工作人员却给出了一个愤然的回应：“好什么好，我爸爸没本事，我才会到养老院来工作！”尔后这名工作人员又委托董庆文为其物色“更好”的工作。
在鸿儒老年乐园，黄小蓉也亲眼看见过护工斥骂老人的情形，后来这名护工被她开除。黄小蓉说，护理人员素质的高低，会导致服务效果的差异。“有些护工对老人确实不是很好。”但黄小蓉对此也颇感无力。
在部分养老院，工作人员拉帮结派，甚至出现了“派系斗争”的现象。一位亲身经历深受其苦的老人向记者吐露：
“有时候你和这一派好一点，那一派的人就不理你，和那一派好一点吧，这一派又不理你，弄得我们都不好做人。”老人一脸委屈。缺口极大的专业护工队伍
“如果有合适的人，你记得帮我们推荐啊，要勤快、有耐心的。”采访结束后，福州金秋老年护理院院长顾志萍嘱咐记者为其留意护工人选。金秋老年护理院是福建首家集康复护理与临终关怀为一体的民办老年机构，主要开放对象为高龄病残老人、失能失智老人以及空巢老人。
“我们院里老人平均年龄在85岁左右，其中95%的老人为全护理型。”已到80岁高龄的顾志萍介绍道。每到节假日，尤其是年关，她都要比平常加倍操心。“现在人不好招啊，劳动市场上根本都招不到人（做护工）。”顾志萍向记者吐露。
金秋老年护理院共有核定床位1 75张，但目前在院老人却已经突破了200位，为此顾志萍不得不加搭床位。在护理员仅有35名的前提下，护理员与老年人的配比只能平衡在1：6，低于福建省已经通过审定的《养老机构护理服务规范》中1：4的配备标准。但纵使如此，仍有不少老年人希望能被安排进来。
“老年人护理这份工作脏、重、累，很多人不愿意做，”顾志萍说，
“晚上老人沒睡，你就不能休息。”护理员不仅白天要照顾老人的生活起居，晚上还得巡逻查看。而在薪资方面，护理员的收入水平也相对较低，普遍在2000元至4000元之间浮动。“去医院当护工薪资水平当然会更高了。”据一名养老院行政经理介绍，不少优秀护理员都更倾向就职于医院。
在金秋护理院的历年护理员队伍组成结构资料上，记者看到其中绝大多数为小学文凭，而几年下来队伍结构也并未有大改观，顾志萍坦言养老院护理员素质普遍偏低，“很多根本不懂得如何照顾老人”。
采访多家养老院后，记者发现很多护工缺乏基本的专业护理知识，“很多都是下岗工人”。而专业护工队伍的缺乏，正是制约民间养老机构发展的一大因素。董庆文说，大军老养所之所以不敢接收护理型老人，就是因为没有配备专业的护理团队。
早在2002年，我国就出台了《养老护理员国家职业标准》，其中明确规定了护工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及专业技能。但据顾志萍介绍，规定中关于护理员必须持证上岗的要求，在部分情况下也存在浑水摸鱼的成分，“有些直接弄个假证就上岗了”。
一位计划将老父亲安置在金秋护理院的来访者，在同护理院沟通时，提出希望院方能安排一位“慈眉善目、和蔼可亲”的护理员来照料父亲，但这一点却让护理院执行院长吉顗麟有些为难：“现在不是老人挑护工，而是护工在挑老人。”
在顾志萍看来，专业、和谐的护工队伍建设同样需要来自各方的共同努力。“护工也是人，长期接触这些老人，他们（护工）也会有心理压力。”一次，院方将一位神智失常的老人固定在座椅上，以防其摔倒，却被家属误以为虐待。顾志萍认为家属的理解是护工队伍优质化的重要支撑。除此之外，福利待遇及工作环境的改善也起着保驾护航的作用。
任重道远的中国养老
94岁的邓宇清有5个春节是在养老院度过的。邓宇清的独生子远在迪拜，一年仅回来一次，两人平常的交流以电话为主，邓宇清说自己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
邓宇清属于典型的空巢老人，而在养老院中类似邓宇清这样情况的老人并不罕见。60岁出头的张艳园，最初产生住进养老院的念头就是因为“儿子儿媳长期出差，自己经常独自守家”。
沟通中，记者发现尽管部分养老院条件不尽人意，不少老年群体依然愿意选择入住养老院，理由大多是为了逃避家中的清冷寂寞。
自1993年起就入住养老院的86岁老人曾有发正是如此。“那个时候退休在家，儿子儿媳都上班去了，孙子们也都去上学了，家里没人跟我聊天，我只能看着天花板发呆，干脆就住到养老院来。”曾有发说。
在养老院，曾有发将自己的生活安排得井然有序。每天五点多起床后，他在房间活动一会儿，然后就到院里的空地晨练。而一天中最让他开怀的就是同院中的老人聊天。尽管儿子并不经常来看望，老人也能自得其乐。
在养老院并非每个老人都能如曾有发一般将生活合理安排。不少老人面临心灵空虚的老年危机。鸿儒老年乐园的张文清坦言，在养老院很难找到“有共同话题的人”。而在文澳老年公寓，常年住在其中的邓玉玲，因不擅长普通话，在与护工聊天的过程中，时常夹用福州方言，而护工为安徽人，难以辨析老人表述的含义，相互间的对话好似鸡同鸭讲，以致老人只好拍着腿烦躁不已。记者于是坐下与老人聊天，当邓玉玲得知记者即将离去时，老人焦急地拉住记者的手，企盼记者“不要走”，最后无奈只好让记者留下电话号码，再三确认后才放心，并一再嘱咐记者“一定”要给她打电话的，而此时老人的眼眶早已湿润。
纵使养老院所提供的服务能够满足老人生活的要求，然而在多数情况下，大部分老人依然存在，心理情感上的空缺，而这一部分也只有亲情的到位才能弥补。但当老年群体期冀在养老院获取一份晚年之乐时，部分年轻人却将送老人进养老院看做甩脱负担的“好办法”。
“有些人将老人送过来以后，就从来没来看过。”顾志萍说。一位居住在金秋护理院的老人，7年中无人探视，顾志萍打电话给家属，却只收到“很忙、抽不开身、出差、金融危机”等推诿之词。
事实上，老年群体养老问题的妥善解决不仅需要养老机构的不断完善，同样也需要富有温度的关怀。
在当前普遍以在职者为退休者支付养老成本的现实环境下，人口老龄化的结构趋势亦即意味着我国将迎来极其复杂而严峻的养老形势。养老，必将成为牵动整个社会发展大局的命脉神经。
“9073养老格局”的逐渐成形，让养老机构在养老问题的解决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面对产业化尚不成熟的老年社会服务行业，各级政府争相出台的鼓励养老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是否能如所愿推动社会养老事业的健全与完菩？中国的养老难题将如何破解？民间资本在养老产业中究竟上演着怎样的戏码，在实际运转中又受困于怎样的发展魔咒？老年生活究竟面临着怎样的困境？这些都成为我们在正视养老问题时无法避开的话题。养老服务业：
蜜药还是毒药？
说到养老院的运作，董庆文眉头紧锁，在过去3年多时间里，他创办的大军老养所亏损已经超过100多万元，现在仍旧入不敷出。
2009年，董庆文提前体会到了老年生活的落寞，女儿考上外地的大学，家里瞬间冷清了下来，已到中年的董庆文萌发了办养老院的想法。
“当时就想办个养老院吧。”通过平时对自己父母生活的观察，董庆文意识到老年群体在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乏味感，“比如我们住了十几年的小区，大家都关着门，真正认识我父母的人不会超过5个，能说得上话的也不会超过3个。”在相对封闭的现代城市交流圈里，董庆文期冀打造一个适宜的养老场所，能够缓解老年群体的身心孤独。
“也没想着赚钱，就是玩票性质，不亏就好。”经过几个月的考察和商讨，董庆文筹办养老院的方案正式敲定。
作为进驻养老服务行业的民间资本，同其他所有民办养老院一样，大军老养所的最终落成也费尽周折。
在距离福州市区约1小时车程的闽侯县某郊区，周边群山环绕，大军老养所赫然而立，这是董庆文历经几个月奔波才找到的相对满意的场所。“我们最开始想办在武夷山。”董庆文说。但考虑到武夷山地区居住人口的流动情况，“有6个月的时间没有人住，老年人口不是很多”，董庆文不得已放弃了这条定址策略。在确定将大军老养所落户在闽侯前，董庆文还考察了南平、顺昌等地，但最终都否决了。
“我们想找一个环境好一点的。”董庆文说。事实上，董庆文的思路与不少老年群体的想法不谋而合。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居住环境的舒适度的确是不少老年人衡量是否入住的一项硬性指标。一位人住过多所养老院的老人坦言，“希望能在一个环境较好的地方养老”。
大军老养所依托于7栋依山而建的别墅楼，由几处烂尾楼改造而成，内部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初期投入达70多万元。老养所里分设了108个床位，但里面入住的老人却不足10人，其中还包括董庆文年迈的父母。据董庆文所言，自创办以来老养所的入住率始终都处于低迷状态，最不尽如人意的时候只有零星的一两个人入住，整个老养所空空荡荡。
“春节过后的那几个月最严重。”根据以往的经营状况，董庆文发现，每逢春节后的一两个月，老养所几乎都在“空转”中，“因为遇到福州的雨季，基本没什么人来住”，算上场地租金与人员工资，“差不多每个月4万多块钱你全得赔进去”，迫于无奈，董庆文已经好几个月没有给老养所的工作人员发工资了，为此他也感到很隗疚。作为自理型养老院，老养所在市场化运营中面对诸多竞争对手。据记者了解，目前在福州，自理型养老院的数量明显超于护理型养老院数量。
“办养老院哪有不贴钱的？”福州江滨老龄公寓的林院长一语道破，“基本上头两三年你都要贴钱。”在他看来，初期的收不抵支是民间资本进入养老服务业后走不出的怪圈。成立于2005年的江滨老龄公寓，隶属福州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是民办养老机构中为数不多的幸存者。即便如此，在过去9年的发展中，江滨老龄公寓也只能实现收支持平。
在这场或存或亡的马拉松式竞逐中，入住率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民间养老机构的命运走向。
“入住率当然是越高越好了，”从林院长的期待中，可以看出这一指标的重要性，“（如果入住率很低的话）就好比你租了房子没有住人，但还是得交房租，除此以外，我们还有人员工资、水电等要支出。”
据福州金太阳老年综合服务中心董事长黄小蓉的经验总结，入住率只有达到80%才能维持养老院的正常运营。但在现实运作中，能将入住率在短时间内提升至以上比例的民间养老院屈指可数。董庆文向记者表示，此前就有不少民间养老院因入住率过低而夭折。
养老不易，“养心”更难
走访中，记者发现养老院之间的入住情况存在着天壤之别。在一部分养老院出现大面积床位空置的同时，另一部分养老院却一床难求。采訪当天，一位前往江滨老龄公寓了解的询问者被告知人员已满，类似的情况也同样发生在金太阳老年综合服务中心旗下的鸿儒老年乐园。
导致两极化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则为硬件及软件方面的跟进。一位老人就向记者表示，“希望能够住进交通比较便利，各项基础设施配对也比较齐全的养老院”，而以上两家养老院均处于出行相对便利的地带。
除此以外，养老院人员服务质量的高低，也是大多数老年群体在做出选择时考量的重点。按黄小蓉的理解，民间对民办养老机构的认识仍存在信任之忧。而“信任”，则更多地言明了民间养老机构在提供养老服务时，是否契合老年群体的内心需求。
3年时间刘玉梅试住了3家养老院，频繁更换的原因是住得“不舒心”。2010年，73岁的刘玉梅同83岁的老伴一起住进了养老院。在第一家养老院，刘玉梅住了不到一个月就慌忙搬出。“当时他们还不让我搬出来，我后来跟他们说，我有心脏病再不把我送出去可能会出事，他们才同意让我出来的，”刘玉梅努了努嘴，“回家的行李也是我自己搬的。”在刘玉梅的观念里，养老机构服务人员的态度是她决定是否入住的重要门槛。 “在那里我们好像就低人一等一样，那些工作人员都不爱搭理你，我们跟他们讲话他们也不理。”刘玉梅向记者解释当初搬出那家养老院的原因。
事实上，像刘玉梅这样因接受不了养老机构工作人员冷淡态度转而另投他家，或索性抵触入住的老人并不在少数。
2014年1月1日，记者来到位于福州马尾区的文澳老年公寓。文澳老年公寓是由福建省民政厅筹集社会福利基金建设、民间资本承包的社会养老机构，属于公建民营性质。这里有着多数养老机构难以媲美的硬件设施。
刚进门，70多岁的王文力就急忙向记者倾诉“早上没吃饱”。“就一碗豆浆半根油条怎么能吃饱咯？”王文力提高了嗓音。王文力家住马尾区，在这所老年公寓里住了约有一年时间，当初因房子拆迁无处可住，选择暂入养老院挨过这段过渡期。“等房子弄好了，我就回去。”王文力的口气中带着些不满。
采访当天是元旦，据王文力介绍，按惯例逢年过节食堂会提供加餐，但人均每年要额外交付500元的加餐费。当记者继续询问“中午是否有吃饱时”，站在一旁的工作人员连忙抢过话头，代替王文力回答道：“中午吃了两荤两素，吃得很好。”并禁止记者同入住的老年人单独对话。而在另外一处养老院，记者同样遭遇了在同老人对话时被工作人员制止的情况。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老年群体对养老机构的优劣评价有着相对统一的衡量指标。“最重要是人好。”在访问中，老人们几乎不约而同地明确了这一渴望。
言及于此，担任过多家养老院院长的王琦强调，从业者“必须得有爱心”。但实际服务却大多同期盼相左。
董庆文向记者说起了这样一个事例。在某处养老院，当原本计划请教经验的董庆文问及“在养老院工作好吗”时，工作人员却给出了一个愤然的回应：“好什么好，我爸爸没本事，我才会到养老院来工作！”尔后这名工作人员又委托董庆文为其物色“更好”的工作。
在鸿儒老年乐园，黄小蓉也亲眼看见过护工斥骂老人的情形，后来这名护工被她开除。黄小蓉说，护理人员素质的高低，会导致服务效果的差异。“有些护工对老人确实不是很好。”但黄小蓉对此也颇感无力。
在部分养老院，工作人员拉帮结派，甚至出现了“派系斗争”的现象。一位亲身经历深受其苦的老人向记者吐露：
“有时候你和这一派好一点，那一派的人就不理你，和那一派好一点吧，这一派又不理你，弄得我们都不好做人。”老人一脸委屈。缺口极大的专业护工队伍
“如果有合适的人，你记得帮我们推荐啊，要勤快、有耐心的。”采访结束后，福州金秋老年护理院院长顾志萍嘱咐记者为其留意护工人选。金秋老年护理院是福建首家集康复护理与临终关怀为一体的民办老年机构，主要开放对象为高龄病残老人、失能失智老人以及空巢老人。
“我们院里老人平均年龄在85岁左右，其中95%的老人为全护理型。”已到80岁高龄的顾志萍介绍道。每到节假日，尤其是年关，她都要比平常加倍操心。“现在人不好招啊，劳动市场上根本都招不到人（做护工）。”顾志萍向记者吐露。
金秋老年护理院共有核定床位1 75张，但目前在院老人却已经突破了200位，为此顾志萍不得不加搭床位。在护理员仅有35名的前提下，护理员与老年人的配比只能平衡在1：6，低于福建省已经通过审定的《养老机构护理服务规范》中1：4的配备标准。但纵使如此，仍有不少老年人希望能被安排进来。
“老年人护理这份工作脏、重、累，很多人不愿意做，”顾志萍说，
“晚上老人沒睡，你就不能休息。”护理员不仅白天要照顾老人的生活起居，晚上还得巡逻查看。而在薪资方面，护理员的收入水平也相对较低，普遍在2000元至4000元之间浮动。“去医院当护工薪资水平当然会更高了。”据一名养老院行政经理介绍，不少优秀护理员都更倾向就职于医院。
在金秋护理院的历年护理员队伍组成结构资料上，记者看到其中绝大多数为小学文凭，而几年下来队伍结构也并未有大改观，顾志萍坦言养老院护理员素质普遍偏低，“很多根本不懂得如何照顾老人”。
采访多家养老院后，记者发现很多护工缺乏基本的专业护理知识，“很多都是下岗工人”。而专业护工队伍的缺乏，正是制约民间养老机构发展的一大因素。董庆文说，大军老养所之所以不敢接收护理型老人，就是因为没有配备专业的护理团队。
早在2002年，我国就出台了《养老护理员国家职业标准》，其中明确规定了护工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及专业技能。但据顾志萍介绍，规定中关于护理员必须持证上岗的要求，在部分情况下也存在浑水摸鱼的成分，“有些直接弄个假证就上岗了”。
一位计划将老父亲安置在金秋护理院的来访者，在同护理院沟通时，提出希望院方能安排一位“慈眉善目、和蔼可亲”的护理员来照料父亲，但这一点却让护理院执行院长吉顗麟有些为难：“现在不是老人挑护工，而是护工在挑老人。”
在顾志萍看来，专业、和谐的护工队伍建设同样需要来自各方的共同努力。“护工也是人，长期接触这些老人，他们（护工）也会有心理压力。”一次，院方将一位神智失常的老人固定在座椅上，以防其摔倒，却被家属误以为虐待。顾志萍认为家属的理解是护工队伍优质化的重要支撑。除此之外，福利待遇及工作环境的改善也起着保驾护航的作用。
任重道远的中国养老
94岁的邓宇清有5个春节是在养老院度过的。邓宇清的独生子远在迪拜，一年仅回来一次，两人平常的交流以电话为主，邓宇清说自己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
邓宇清属于典型的空巢老人，而在养老院中类似邓宇清这样情况的老人并不罕见。60岁出头的张艳园，最初产生住进养老院的念头就是因为“儿子儿媳长期出差，自己经常独自守家”。
沟通中，记者发现尽管部分养老院条件不尽人意，不少老年群体依然愿意选择入住养老院，理由大多是为了逃避家中的清冷寂寞。
自1993年起就入住养老院的86岁老人曾有发正是如此。“那个时候退休在家，儿子儿媳都上班去了，孙子们也都去上学了，家里没人跟我聊天，我只能看着天花板发呆，干脆就住到养老院来。”曾有发说。
在养老院，曾有发将自己的生活安排得井然有序。每天五点多起床后，他在房间活动一会儿，然后就到院里的空地晨练。而一天中最让他开怀的就是同院中的老人聊天。尽管儿子并不经常来看望，老人也能自得其乐。
在养老院并非每个老人都能如曾有发一般将生活合理安排。不少老人面临心灵空虚的老年危机。鸿儒老年乐园的张文清坦言，在养老院很难找到“有共同话题的人”。而在文澳老年公寓，常年住在其中的邓玉玲，因不擅长普通话，在与护工聊天的过程中，时常夹用福州方言，而护工为安徽人，难以辨析老人表述的含义，相互间的对话好似鸡同鸭讲，以致老人只好拍着腿烦躁不已。记者于是坐下与老人聊天，当邓玉玲得知记者即将离去时，老人焦急地拉住记者的手，企盼记者“不要走”，最后无奈只好让记者留下电话号码，再三确认后才放心，并一再嘱咐记者“一定”要给她打电话的，而此时老人的眼眶早已湿润。
纵使养老院所提供的服务能够满足老人生活的要求，然而在多数情况下，大部分老人依然存在，心理情感上的空缺，而这一部分也只有亲情的到位才能弥补。但当老年群体期冀在养老院获取一份晚年之乐时，部分年轻人却将送老人进养老院看做甩脱负担的“好办法”。
“有些人将老人送过来以后，就从来没来看过。”顾志萍说。一位居住在金秋护理院的老人，7年中无人探视，顾志萍打电话给家属，却只收到“很忙、抽不开身、出差、金融危机”等推诿之词。
事实上，老年群体养老问题的妥善解决不仅需要养老机构的不断完善，同样也需要富有温度的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