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悲剧命运,是女性争取物质利益而畸变的悲剧。生活在张爱玲作品世界里的女人们,头顶宗法父权,在经济上不能独立,在人格上不能完善,无法摆脱传统的因袭重负。女人天生具有的妻性与母性,在出击乱世挑战男权的过程中,早已被剥落在世俗的泥潭里。造成这一悲剧的原因,固然是由于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女子处于受支配的地位,她们的劣根性是社会造成的,是夫权造成的。但张爱玲认为,这其中也不乏女性自身的原因。
　　张爱玲,这个20世纪40年代上海沦陷时期的乱世才女,以其凄艳的笔调、奇诡的意象、感伤的身世体验,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为世人塑造了二十几位性格迥异、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她笔下世俗男女婚恋离合的故事虽平凡琐屑,却伸入人性的深处,从张爱玲正式投发的第一篇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1943年4月),到她写于1957年的《五四遗事》,都没有放弃对女性悲剧命运的深切关注。
　　张爱玲的少女时代出身于钟鸣鼎食之家,虽然是锦衣玉食,却缺少父母的关爱,尤其是母亲离去之后,继母使她小小年纪便饱尝寄人篱下的艰辛。父亲的冷酷、自私和残忍给她早熟的心灵留下了抹不去的浓浓阴影,以至于影响到她后来的创作,她笔下的女儿们同样都生活在家庭的阴影之中,多少打上了作者身世、心灵的烙印。
　　《花凋》中川嫦生前卧病房中,全家人以“保护”的名义使她动弹不得,自由被剥夺却又不给她提供应有的医疗照顾,父亲认为:“我花钱可得花得高兴,苦着脸子花在医药上,够多冤。”精神的压抑较之肉体的病痛来得更为剧烈,最后一次走到街上,周围人惊骇、厌恶的眼光使她万念俱灰,失去了活下去的信念,她自己一寸一寸地死去了。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川嫦墓前的石碑及雕像则掩盖了女儿死亡的真正根源,这根源从某种意义上正在于家庭自身。在川嫦的墓碑上,出现了许多“爱”字, “无限的爱,无限的依依,无限的婉惜……安息罢,在爱你的人的心底下。知道你的人没有一个不爱你的”。其实“全然不是这回事”,一针见血地揭示了家庭的虚伪。
　　在人们津津乐道的“家庭”、“婚姻”、“爱情”抑或“友谊”中,张爱玲总是近于固执地从中发现人的比“动物”还令人恐怖的生命真相。
　　女儿们应得的幸福被她们的长者或尊者残忍地剥夺了,严厉的父权统治如一张黑色的网笼罩着女儿的生活,物欲横流的社会以巨大的阴影投注于她们的心灵。情感上那一点点希望的亮光破灭了,对此她们在充满自我的焦虑、不满与愤懑之后,只能是屈服与顺从。尽管潆珠大声质问:“你要我怎么样呢?你要我怎么样呢?”甚至于川嫦用生命所做的反抗相较于家庭或社会都是微不足道的,女儿们最后只能是“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
　　生活在张爱玲作品世界里的女人们,头顶宗法父权,在经济上不能独立,在人格上不能完善,无法摆脱传统的因袭重负。深受经济困扰的她们,首先面临的是经济危机,于是她们所有的人生愿望(包括爱情的期冀)都不得不让位,还原于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倾城之恋》里白流苏求取婚姻,以获得“经济上的安全”;《沉香屑:第一炉香》葛薇龙为求得“饮食”,而成为梁太太情网中的一个诱饵,投入乔琪的怀抱;《留情》里年轻守寡的敦凤嫁给年长很多的米晶尧,感情是冷淡的,但有了保障生存、衣食无虑的姨太太生活,因而“觉得很平稳”。
　　《连环套》里的霓喜,为了生存先后与三个男人姘居,她既没有婚姻作保障,又没有金钱作倚仗,生存问题每时每刻摆在她面前,所以霓喜的故事就是一段不断地用肉体及一些小小的狡猾甚至撒泼来换取“开饭时的那一声呼唤”的过程。正如张爱玲的自白:“霓喜的故事,使我感动的是霓喜对于物质生活的单纯的爱,而这种物质生活却需要随时下死劲去抓住。她要男性的爱,同时也要安全,可是不能兼顾,每致以两空。”单纯从求生存这一角度而言,身份、地位最低的霓喜求生的道路也最艰辛而漫长。
　　小说《金锁记》中,曹七巧对黄金的强烈嗜好和疯狂的占有欲使她很快泯灭了人性中一些正常健康的情感因素而滑到了人性扭曲的最底层。人们习惯于认为是七巧用黄金锁住了爱情,结果最终锁住了自己。其实恰恰相反,是虚假的爱使她更紧地攫住了黄金,为了“经济上的安全”,她驱逐了披着爱的外衣来谋取她黄金的男人,同时也永远地封锁了自己。再往后,便沿着自虐和他虐的恶性轨迹无可阻挡地往下滑,她不动声色地用鸦片和流言瓦解了儿子的家庭,破坏了大龄女儿的最后一次结婚良机。她完全丧失了母性、人性,真正展示了中国妇女破碎人格中最为惨烈的图景!曹七巧从被虐到自虐再到他虐的畸变过程,一定程度上映衬出中国几千年传统封建家庭制度下以及男权社会中女人的畸形生存状态。
　　婚姻是获得生存的保障,恋爱是获得保障的途径,谋爱是为了谋生。这就是张爱玲眼中男权制下、处于经济劣势的女人苍凉而又现实的人生。
　　女人无法摆脱对男人的依附,而男女关系的维系依靠的又是婚姻和爱情。在张爱玲的笔下几乎所有的女性都在追逐婚姻。旧式女性死守婚姻,受过新文化洗礼的新女性也逃不出婚姻这惟一的归宿。但婚姻并没有给女性带来幸福。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几乎都有“不安全感”,她们始终在寻找自身以外的依靠,她们必须依靠男人的施舍才能生存。因此她所描写的婚姻大都是做不了主的被动的婚姻,也正是这种被动婚姻注定了女性命运的悲剧性。这些作品集中概括了父权社会施加在女人身上的无声无息的残酷性和挣扎在这残酷之下女性的心理和生命的异化过程。
　　对于爱情,张爱玲表现出了深刻的无可奈何,她所写的爱情完全褪去了花前月下的浪漫情调,而和非常现实的谋生手段结合在一起,这里“爱情”已成了女性谋生的最基本方式。 “以美好的身体取悦于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也是极普遍的女子职业。为了谋生而结婚的女人全可以归在这一项下。”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大都少了女孩的纯洁、天真和浪漫,多了妇人的实际、世故和势利。她们不是为爱而结婚,而是为谋生而结婚。凭着青春、美色、甚至心机找一个靠得住的男人,换得生活上的保障,物质上的丰裕,就是她们一生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她们往往要付出惨痛的代价,在这一点上,出身低贱的乡下养女霓喜如此,小家碧玉的葛薇龙如此,连大家闺秀白流苏和淳于敦凤也如此。
　　如果说曹七巧、葛薇龙等女性是生活所迫而卖了自己,是女性争取物质利益而畸变的悲剧,那么完全有自立能力的吴翠远和孟烟鹂的自轻自贱、许小寒的恋父,则是女性精神上受奴役、习惯于依赖男性、盲目崇拜男性的结果。女人们的价值好像全由男性来判定。在面对男性时,被爱则身价倍增,失爱则心虑气短,自暴自弃甚至行为极端。张爱玲对她笔下大部分女性的生存状态是持否定态度的,又是悲悯的。通过这些人物形象的塑造来表明作者的人生观和女性意识。
　　其实,在张爱玲的记忆中:人生世事从来就没有圆满过,家庭、父爱与母爱、婚姻……也许,乱世人生本便如此,不应有什么奢求。于是我们看到了她的女性人物活在乱世的窘境中,不容她们做温柔敦厚的传统淑女,而只能做生理意义上的女人。女人天生具有的妻性与母性,在出击乱世挑战男权的过程中,早已被剥落在世俗的泥潭里。“女人”的意义对她们来说已成了一注赌本。她们揣着这赌本,挺而走险,换得生存。流苏、七巧、薇龙、娇蕊、曼璐、霓喜……她们从赌场里走出来,或人财两空,或虽赢了,却已身心俱伤,活像“鬼样”,面临着更广袤、更黑暗的人生虚空。
　　旧式教育的熏陶和西式教育的浸润,使张爱玲对所处时代中的芸芸众生有着透彻的认识。“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子,爬满了虱子。”她笔下的女性悲剧只是她所看到人间悲剧的一部分。造成这一悲剧的原因,固然是由于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女子处于受支配的地位,她们的劣根性是社会造成的,是夫权造成的。但张爱玲认为,这其中也不乏女性自身的原因,“女人当初之所以被征服,成为父系宗法社会的奴隶,是因为体力比不上男子。但是男子的体力也比不上豺狼虎豹,何以在物竞人择的过程中不曾为禽兽所屈服呢?可见单怪别人是不行的。”(《谈女人》)。
　　张爱玲对人生(尤其是女性)的真实感受是:“总之,生命是残酷的。看到我们缩小又缩小的愿望,我总觉得有无限的惨伤。”爱玲承认自己“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但却从中开掘出具有深长的“苍凉”意味的生命悲剧内容。无尽苍凉正是张爱玲小说给我们揭示的真实,而贯穿于这真实之间的则是那些所谓时代弃女求生的艰辛与内心的悲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