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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佩莹（1902—1989），壮族，广西天等县人，著名化学家、毒气学家。1927年毕业于国立武昌师范高等学校（武汉大学前身）化学系。1933年留学德国海德堡大学，后转入布列斯劳大学，学习和研究军事武器化学。1937年回国后，在广西军界任毒气学教官。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广西农学院、广西师范学院（今广西师范大学）任教，直至退休。著有《军队防毒纲要》《芥气制造新法》《炸药制备实验法》《有机化学简明教材》等。
20世纪20年代，广西龙茗县添等乡（今属南宁市天等县）的一个壮族青年在国立武昌师范高等学校化学系求学时，对武器制造产生了浓厚兴趣。毕业前夕，他主动要求去汉阳兵工厂的火药分厂实习，一点一滴地学习配药、装置，掌握了手榴弹等武器的制造工艺，“科学救国”的理想信念逐渐明晰起来。毕业后，他辗转多地从事教育工作，直到30年代初被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看中，从广西省立二中校长的职务上调进军队，开启了将近60年的化学人生。他就是赵佩莹，一位走出壮乡又报效壮乡的化学家。
1932年至1933年，趙佩莹在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一分校（即黄埔军校南宁分校）任中校化学教官，并兼任广西民众防空指导委员会委员。赵佩莹冒着生命危险，创新性地改进了军队自制的炮弹、子弹和手榴弹。经他改造的高效手榴弹正式投产使用后，在台儿庄等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赵佩莹深受李宗仁赏识，于1933年被送往德国学习军事武器化学。他先在海德堡大学化学院学习各种烈性炸药和无烟火药的配制，后于1935年秋转入布列斯劳大学化学研究院，研究毒气化学，得以探究各种军用毒气烟雾剂的秘密。同时，赵佩莹苦学德文、英文，以便阅读外文
书籍。
1937年秋学成回国后，作为广西第一代留洋的化学家，赵佩莹更加受到桂系当局重用。1937年10月至1938年7月任广西防空训练班上校防毒教官，并任国民革命军第五路军总司令部中校技术员；1938年8月至1939年7月在广西军医学校任毒气学上校主任教官。刻苦钻研的赵佩莹还写下了《军队防毒纲要》《芥气制造新法》《炸药制备实验法》等著作，在国内军工化学界崭露头角。
在台儿庄战役、南昌会战中，日军毫无人性地施放毒气筒、毒气弹。为此，国民党军委会在桂林举办了一期防毒训练班，请赵佩莹担任主讲教官。面对比自己级别高的军官们，赵佩莹毫不胆怯，他采用特殊的教学方法，先和受训军官们一起“以身试毒”，再帮他们解毒，最后教会他们防毒，给军官们留下了终生难忘的
印象。
李宗仁一直很欣赏赵佩莹。1946年，他从北平行营回到桂林，打听到早已从军队离职的赵佩莹在广西大学化学系任教，便去看望他。赵佩莹正在上课，突然见到李宗仁一行站立在教室后面，他立即立正致礼。李宗仁微笑着说：“赵教官，好久不见了，我来看看你就走。”
1948年，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时任广西大学总务长的赵佩莹被推选为“国大”代表。然而他无心政务，只想科学救国，亲自把代表证退了回去。
1966年，回归祖国的李宗仁重返桂林，提出想见赵佩莹。不巧的是，身为广西师范学院教授的赵佩莹已去北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了。
新中国成立后，赵佩莹愈发坚定了“科学救国”“科学兴国”的信念，在国防和农业、林业生产等方面为国家作出很多
贡献。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赵佩莹向国防部建议用重烟剂来应对美国发起的细菌战，受到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嘉奖。1955年，他又向中央农垦部建议用重烟剂消灭牲畜体外寄生虫、进行牧场消毒，经过施用，效果极佳，成为畜牧技术的一个重大突破。赵佩莹因此受邀登上天安门，参加当年国庆阅兵观礼。
1958年春，赵佩莹调到广西师范学院化学系任教。他和同校两位教师协作，研制出纯度达99.7%的无水酒精，超过了同时期北京、上海的产品，因而供不应求，远销港澳等地。
1962年至1964年，为了支援农业抗旱，赵佩莹和几位同事合作进行人工降雨试验，领导桂林市人工降雨实验小组取得成功。他大胆创新，研发出的人工降雨新技术领先美国同类技术十年。他将碘化银与镁铝粉末混合，以孔明灯为载体升至3500米，或发射土火箭升至3600米，带至高空云层燃烧，蒸发成烟，能随风飘荡，与过冷水汽接触形成雨滴。人们惊奇地称颂：“赵教授是雨神！”1964年，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南下视察工作时，曾对广西师院领导说：“全国人工降雨试验，以广西师范学院的成绩为最好，宜继续工作，不应
中断。”
1964年9月，广西师院和广西农垦局协作进行化学烟雾杀虫试验。赵佩莹作为技术总负责人，带领由学院老师、农垦局技师、农场技术员组成的试验工作组到龙州农场开展工作，攻克了烟雾杀虫剂的技术关键，杀虫效果令人满意。他对农场管理人员说：“这是我20年来的研究成果。”同年，赵佩莹作为技术总负责人，继续指导进行烟雾防霜冻、防治白粉病和烟雾杀虫等试验，也取得显著效果。
总之，新中国成立后，赵佩莹发挥所长，在发展农业生产和林业生产方面作出诸多贡献。根据广西师范大学档案馆收藏的一份档案，毛泽东主席曾赞扬他为“广西壮族的状元”。
1958年，“大跃进”运动全面开展，其中掀起了一场违背客观规律的“教育革命”。当时广西师院也贯彻执行了“左”的政策，推行“教学改革”，不仅出现了学生自编教材、教师几天教完一本书的激进做法，还提出“老师学生，亦工亦农”，大力推行勤工俭学、兴办工厂。许多教师投入其中，各自作自我检查，互相写大字报，召开辩论大会。“烧教学”成为当时广西师院的一个流行词。对此，赵佩莹认为，广西师院的教学工作“又挨了重重的一大棒”。他大胆直谏，指出所谓“教学改革”“不是相学相长，而是相磨相消”，还痛心地说：“愚者千虑，必有一得。但是你们这样做，我就是这么一‘得’也不拿出来，宁愿回公社放牛！”
赵佩莹在广西师范学院任教直至退休，曾开设有机化学、有机理论、国防化学、有机分析等课程。他授课生动幽默、与众不同。讲到淀粉，他就说：“用淀粉做面包，发得大大的，油亮亮，香喷喷，看到就想吃，特别是在困难时期，你们一看就会流口水。”讲到油脂化学，他说：“法国巴黎的香水世界闻名，买一瓶送给爱人，一定很喜欢。”讲到苯的结构，他说：“苯的结构是凯库勒梦到鬼围着一堆火跳舞，从而发现苯环结构的。”当然，在极左思潮肆虐的“文革”时期，这些内容不可避免地被批判为“大肆贩卖封、资、修黑货，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毒害青年学生”。对此，直率的赵佩莹愤慨地说：“以后我讲课就照书念阿弥陀佛好了！”
赵佩莹的儿子赵立宁（当时是广西师范学院助教）也受到了不公正待遇，被划为右派分子。赵佩莹直言不讳地说：“我儿子是我的替罪羊。”后来，师院出现了针对赵佩莹父子的大字报，领导找赵佩莹谈话时，他只是一笑了之，并说：“叫骂由他，好官自为。”这正如他1948年给《西大周报》的题词——“人能弘道，道亦
弘人”。
赵佩莹始终坚信正义与真理，真理也终究战胜了谬误。“文革”结束后，广西师院进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转入正常发展轨道，真正成为人民教师的摇篮，并于1983年升级为广西师范大学。此时的赵佩莹年事已高，但他仍像20多年前那样满怀热情地投身于教学和科研之中，直至1987年退休。1989年9月6日，赵佩莹病逝于广西南宁，走完了他曲折而又精彩的化学人生。（编辑 叶松）
作者：广西师范大学档案馆工作人员
20世纪20年代，广西龙茗县添等乡（今属南宁市天等县）的一个壮族青年在国立武昌师范高等学校化学系求学时，对武器制造产生了浓厚兴趣。毕业前夕，他主动要求去汉阳兵工厂的火药分厂实习，一点一滴地学习配药、装置，掌握了手榴弹等武器的制造工艺，“科学救国”的理想信念逐渐明晰起来。毕业后，他辗转多地从事教育工作，直到30年代初被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看中，从广西省立二中校长的职务上调进军队，开启了将近60年的化学人生。他就是赵佩莹，一位走出壮乡又报效壮乡的化学家。
深受李宗仁赏识的化学教官
1932年至1933年，趙佩莹在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一分校（即黄埔军校南宁分校）任中校化学教官，并兼任广西民众防空指导委员会委员。赵佩莹冒着生命危险，创新性地改进了军队自制的炮弹、子弹和手榴弹。经他改造的高效手榴弹正式投产使用后，在台儿庄等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赵佩莹深受李宗仁赏识，于1933年被送往德国学习军事武器化学。他先在海德堡大学化学院学习各种烈性炸药和无烟火药的配制，后于1935年秋转入布列斯劳大学化学研究院，研究毒气化学，得以探究各种军用毒气烟雾剂的秘密。同时，赵佩莹苦学德文、英文，以便阅读外文
书籍。
1937年秋学成回国后，作为广西第一代留洋的化学家，赵佩莹更加受到桂系当局重用。1937年10月至1938年7月任广西防空训练班上校防毒教官，并任国民革命军第五路军总司令部中校技术员；1938年8月至1939年7月在广西军医学校任毒气学上校主任教官。刻苦钻研的赵佩莹还写下了《军队防毒纲要》《芥气制造新法》《炸药制备实验法》等著作，在国内军工化学界崭露头角。
在台儿庄战役、南昌会战中，日军毫无人性地施放毒气筒、毒气弹。为此，国民党军委会在桂林举办了一期防毒训练班，请赵佩莹担任主讲教官。面对比自己级别高的军官们，赵佩莹毫不胆怯，他采用特殊的教学方法，先和受训军官们一起“以身试毒”，再帮他们解毒，最后教会他们防毒，给军官们留下了终生难忘的
印象。
李宗仁一直很欣赏赵佩莹。1946年，他从北平行营回到桂林，打听到早已从军队离职的赵佩莹在广西大学化学系任教，便去看望他。赵佩莹正在上课，突然见到李宗仁一行站立在教室后面，他立即立正致礼。李宗仁微笑着说：“赵教官，好久不见了，我来看看你就走。”
1948年，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时任广西大学总务长的赵佩莹被推选为“国大”代表。然而他无心政务，只想科学救国，亲自把代表证退了回去。
1966年，回归祖国的李宗仁重返桂林，提出想见赵佩莹。不巧的是，身为广西师范学院教授的赵佩莹已去北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了。
不断为新中国献计献策的化学专家
新中国成立后，赵佩莹愈发坚定了“科学救国”“科学兴国”的信念，在国防和农业、林业生产等方面为国家作出很多
贡献。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赵佩莹向国防部建议用重烟剂来应对美国发起的细菌战，受到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嘉奖。1955年，他又向中央农垦部建议用重烟剂消灭牲畜体外寄生虫、进行牧场消毒，经过施用，效果极佳，成为畜牧技术的一个重大突破。赵佩莹因此受邀登上天安门，参加当年国庆阅兵观礼。
1958年春，赵佩莹调到广西师范学院化学系任教。他和同校两位教师协作，研制出纯度达99.7%的无水酒精，超过了同时期北京、上海的产品，因而供不应求，远销港澳等地。
1962年至1964年，为了支援农业抗旱，赵佩莹和几位同事合作进行人工降雨试验，领导桂林市人工降雨实验小组取得成功。他大胆创新，研发出的人工降雨新技术领先美国同类技术十年。他将碘化银与镁铝粉末混合，以孔明灯为载体升至3500米，或发射土火箭升至3600米，带至高空云层燃烧，蒸发成烟，能随风飘荡，与过冷水汽接触形成雨滴。人们惊奇地称颂：“赵教授是雨神！”1964年，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南下视察工作时，曾对广西师院领导说：“全国人工降雨试验，以广西师范学院的成绩为最好，宜继续工作，不应
中断。”
1964年9月，广西师院和广西农垦局协作进行化学烟雾杀虫试验。赵佩莹作为技术总负责人，带领由学院老师、农垦局技师、农场技术员组成的试验工作组到龙州农场开展工作，攻克了烟雾杀虫剂的技术关键，杀虫效果令人满意。他对农场管理人员说：“这是我20年来的研究成果。”同年，赵佩莹作为技术总负责人，继续指导进行烟雾防霜冻、防治白粉病和烟雾杀虫等试验，也取得显著效果。
总之，新中国成立后，赵佩莹发挥所长，在发展农业生产和林业生产方面作出诸多贡献。根据广西师范大学档案馆收藏的一份档案，毛泽东主席曾赞扬他为“广西壮族的状元”。
坚信正义和真理的化学教授
1958年，“大跃进”运动全面开展，其中掀起了一场违背客观规律的“教育革命”。当时广西师院也贯彻执行了“左”的政策，推行“教学改革”，不仅出现了学生自编教材、教师几天教完一本书的激进做法，还提出“老师学生，亦工亦农”，大力推行勤工俭学、兴办工厂。许多教师投入其中，各自作自我检查，互相写大字报，召开辩论大会。“烧教学”成为当时广西师院的一个流行词。对此，赵佩莹认为，广西师院的教学工作“又挨了重重的一大棒”。他大胆直谏，指出所谓“教学改革”“不是相学相长，而是相磨相消”，还痛心地说：“愚者千虑，必有一得。但是你们这样做，我就是这么一‘得’也不拿出来，宁愿回公社放牛！”
赵佩莹在广西师范学院任教直至退休，曾开设有机化学、有机理论、国防化学、有机分析等课程。他授课生动幽默、与众不同。讲到淀粉，他就说：“用淀粉做面包，发得大大的，油亮亮，香喷喷，看到就想吃，特别是在困难时期，你们一看就会流口水。”讲到油脂化学，他说：“法国巴黎的香水世界闻名，买一瓶送给爱人，一定很喜欢。”讲到苯的结构，他说：“苯的结构是凯库勒梦到鬼围着一堆火跳舞，从而发现苯环结构的。”当然，在极左思潮肆虐的“文革”时期，这些内容不可避免地被批判为“大肆贩卖封、资、修黑货，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毒害青年学生”。对此，直率的赵佩莹愤慨地说：“以后我讲课就照书念阿弥陀佛好了！”
赵佩莹的儿子赵立宁（当时是广西师范学院助教）也受到了不公正待遇，被划为右派分子。赵佩莹直言不讳地说：“我儿子是我的替罪羊。”后来，师院出现了针对赵佩莹父子的大字报，领导找赵佩莹谈话时，他只是一笑了之，并说：“叫骂由他，好官自为。”这正如他1948年给《西大周报》的题词——“人能弘道，道亦
弘人”。
赵佩莹始终坚信正义与真理，真理也终究战胜了谬误。“文革”结束后，广西师院进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转入正常发展轨道，真正成为人民教师的摇篮，并于1983年升级为广西师范大学。此时的赵佩莹年事已高，但他仍像20多年前那样满怀热情地投身于教学和科研之中，直至1987年退休。1989年9月6日，赵佩莹病逝于广西南宁，走完了他曲折而又精彩的化学人生。（编辑 叶松）
作者：广西师范大学档案馆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