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外人文交流的活动中，无论是过去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是今天的“国学与汉学”，无论是“了解西方”，还是“理解中国”，我们几乎都有一个基本的共识，西方是理性的，中国是感性的。也就是说，西方哲学科学发达，中国文学艺术发达。
　　这种看法既然是共识，显然具有一定缘由和逻辑基础，具有一定合理性。比如，我们常因中国有先秦的《诗经》《楚辞》，有唐宋的诗词，而称中国是一个诗歌的王国;并因德国出现了大批的哲学家、思想家而将其称作一个哲学的国度。所以，华裔美国学者叶坦教授说，咏月的诗，最短的在中国唐代，最长的也在中国唐代，而中国唐代的时候，英语还没有产生呢，谈论诗，谈论文学，特别是谈论中国的唐诗，英语国家怎可匹敌！
　　由此，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中国古代，尽管交通不便，尽管“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但多数著名诗人，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原因使然，几乎没有足不出户、闭门造车的，甚至很多成功诗人是走遍中国或在很多地方留下足迹的。比如，李白、杜甫、白居易、李贺、高适、孟浩然等等;而再看看西方哲人，最据代表性的当属康德，据说一生都没有离开过他居住的哥尼斯堡小镇，生活半径极其有限，但康德哲学却不仅影响了欧洲，也影响了世界，不仅影响了他那个时代，也影响了随后的每个时代。
　　我们知道，哲学是对世界基本规律和普遍问题的发现和思考，而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理论表明，老庄孔孟与古希腊贤哲们由于时空限制从未谋面（也不可能谋面），但对世界基本规律和普遍问题却有着惊人且相似的见解与看法，以至于后来和今天每当人类遇到问题，都会回望他们，从他们的智慧当中寻找解决路径和答案……
　　我们再看中国文学最具代表性的唐诗宋词。
　　唐诗宋词当中尽管不乏一些富含哲理的诗句词句，比如“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比如“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等。但是，唐诗也好，宋词也好，绝非以哲理取胜，而是以形象和意境或曰文学性取胜。比如“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比如“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比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比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比如“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比如“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比如“古木阴中系短篷，杖藜扶我过桥东”，比如“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不一而足。阅读吟诵这些诗词，浮现在我们眼前的首先就是形象，就是意境，而事实上，即使是一些哲理诗，也基本都是用比兴手法先咏物造境，然后道出哲理。比如“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前两句是“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而“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前两句则是“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
　　可见，文学与哲学的区别是明显的。文学具有丰富的多样性特征，具有流動性流传性，文学“走出去”，首先需要文学家“走出去”。与此同时，从某种意义上看，异质文化接受他者的文学或许更加容易，而接受对方的哲学和价值观，或许就没那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