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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砖四国”(BRIC)指的是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这四大极具潜力的新兴经济体,它或许是投资领域最富有预见性、也最为知名的首字母缩略词之一。2001年,高盛(Goldman Sachs)前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Jim O’Neill)发明了这个缩略词。过去10年中,这四国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做出了很大贡献。2009年6月,正当许多发达国家深陷“大衰退”之际,“金砖四国”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召开了首次峰会,充分表明全球经济中的力量格局已发生转变。与会四国甚至宣称有必要创建一种新的国际储备货币,这给美元造成了不小的打击。2010年末,南非正式加入,名称相应变更为“金砖国家”(BRICS)。2012年,“金砖国家”承诺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增资750亿美元,以提升该机构的放贷能力,此举突显出金砖国家的实力和信心在不断上升。2013年3月,金砖国家宣布,其成员国已达成一致意见,决定创建一家全球性金融机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并筹备建立金砖国家外汇储备库。许多人清楚地意识到,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主导世界经济秩序的“七国集团”(G7)正逐渐让位于“二十国集团”(G20,成员国中包含11个发展中国家),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似乎加快了这一力量的转移过程。
大宗商品超级周期成就新兴市场“黄金时代”
尽管人们对新兴市场的经济奇迹议论纷纷,但上个10年新兴市场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中国对大宗商品的“好胃口”。中国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和消费增长促成了所谓的“大宗商品超级周期”,给巴西、秘鲁、印尼、南非等资源丰富的国家带去了福音。例如,铜价从2001年末到2011年2月见顶时累计上涨了6倍,如今虽然有所回落,但与2001年末相比仍高出4倍左右。
大宗商品超级周期引发的繁荣,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促成了良性循环。经济越繁荣,就有越多的资金流入这些国家,同时,推低了利率水平。而融资成本下降促进了企业扩张,也使消费者更有能力购买各类物品—从电子产品到汽车、房子等大宗商品。这个正向反馈回路还推动这些国家的货币升值,从而进一步增强了他们的购买力。
与此同时,新兴市场股票也吸引了全球投资者。反映全球新兴市场股票走势的“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新兴市场指数”(MSCI Emerging Markets Index)从2001年9月的低点大幅上涨,至2007年12月末按美元价格衡量大约上涨了5倍(年涨幅为33%)。反映全球发达市场股票表现的“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世界指数”(MSCI World Index)则相形见绌,同期内仅上涨了115%(按年为13%)。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新兴市场的跌幅大于发达市场(二者分别为54.5%和41%),但随后两年新兴市场的反弹则更加迅速。从2009年1月到2010年12月31日,MSCI新兴市场指数以美元计回升了113.5%,而世界指数回升了47%。总而言之,上个10年堪称投资新兴市场的“黄金时代”。
多重因素打破“良性循环”
风水轮流转,好时光不会永远持续,变化却是永恒的。新兴市场的繁荣之路似乎畅通无阻,但形势开始变化。转折点或许是2010年10月的中国意外加息。中国由此开启了一个货币紧缩周期,原因是政策制定者开始对国内经济过热感到担忧。一个月后,美联储启动了第二轮量化宽松(QE),结果也推高了新兴市场的通胀,迫使其中许多国家的央行在2011年收紧政策。有些国家还出现了更加严重的后果。2011年初,因粮价飙升而引发的抗议示威活动,最终导致了埃及、突尼斯和利比亚的政权更迭。由于双方的货币政策和通胀背道而驰,发达国家股市自2011年以来表现优于新兴市场。按美元计算,从2011年初到2013年7月末,MSCI世界指数上涨了27%,而MSCI新兴市场指数则下跌了11%。
中国的紧缩举措标志着新兴市场的“运道”开始转变,因为中国对整体大宗商品市场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尽管GDP增速放缓,但为避免加剧国内经济失衡,中国政策制定者并没有推出与基建相关的大规模刺激方案。中国新一届领导班子已经发出了信号,表明他们更加注重结构性改革,也能够接受实际GDP增长率降至7%左右。受此影响,大宗商品价格自2011年初创下历史新高后开始走弱,而新兴市场的经济增速也大幅下滑。
在逐渐适应大宗商品超级周期结束的同时,许多发展中国家紧接着遭遇了另一个经济挑战。受市场担忧美联储即将“缩减”资产购买计划的影响,这些国家的债券收益率快速上扬。美国国债收益率自2013年5月以来大幅攀升,无意间带动新兴市场债券收益率飙升,实际上等于给许多发展中国家制造了紧缩效果。这种情况发生得真不是时候。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在着手应对周期性经济低迷,需要的是更加宽松的利率环境。举例说明,从年初到8月中旬,全球各国央行共降息60余次,而加息仅为11次。在这11次加息中,有4次都紧跟着减息动作,有两次是印尼央行做出的,旨在支撑不断走弱的卢比,另外5次(突尼斯、加纳各1次,巴西3次)是在经济增长令人失望的背景下做出的,并非完全心甘情愿,目的就是为了抑制通胀,以及支持走势疲软的本国货币。
新兴市场债券遭到抛售也推动发展中国家货币贬值,因为外国投资者纷纷撤走了“热钱”。巴西里亚尔、南非兰特和印尼盾对美元汇率最近都触及了多年低位。印度卢比对美元汇率更是创下历史新低,迫使印度政府施行了包括抑制黄金进口措施的多项资本管制政策,以稳定卢比汇率。
一边是债券收益率上扬,一边是货币贬值,二者叠加可能产生一种与20世纪90年代的两场危机(墨西哥龙舌兰酒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类似的恶性循环。的确,当今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状况都好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一点或许值得欣慰。需要提出的是,90年代那两场危机爆发之前,墨西哥和泰国的金融形势表面上看起来也十分稳定。1993年墨西哥公共债务总额与GDP之比仅为34%,泰国这一比例最低的时候是在1996年,仅为14%。事后对这两场危机进行的分析表明,这两个国家都有庞大的经常账户赤字,而经济多年快速增长掩盖了银行业松散的放贷规则。此外,当时墨西哥政府过于依赖美元计值的短期融资。
改革决定新兴市场未来增长前景
我们绝不是在预言新兴市场即将爆发金融危机,按历史标准来看,尽管近期利率显著攀升,但全球各地的利率毕竟仍处于较低水平。从结构性因素来看,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某些方面也比发达国家有利,表现在债务与GDP比例相对较低、人口更为年轻并且仍在持续增长,以及拥有可观的外汇储备。然而,近期投资者在投资新兴市场时需要更加谨慎,因为构成新兴市场“良性循环”的因素正在逆转。投资者亦需忍受投资波动性加剧的结果,因为市场存在担心美联储政策转向以及中国转变增长模式引发系统性问题的可能。与从事任何一种投资一样,精心选择和保持耐心是关键。如果选择投资那些积累了大量经常账户赤字、高度依赖短期外部融资的国家(如南非和土耳其),需要慎重行事。另一方面,某些发展中国家也不乏令人感兴趣的投资机会。例如,墨西哥总统培尼亚·涅托(Pena Nieto)出台了涉及能源、税收等多项改革举措,如果成功实施,将可增强该国的增长潜力。哥伦比亚政府和游击组织“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的和平谈判最终可能终结长达50年的敌对状态,这将加快经济增长步伐。
总而言之,投资新兴市场的黄金时代似乎告一段落。未来新兴市场的核心增长动力将来自改革,但改革总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困难。我们认为,如果能够成功实施适当的改革,新兴市场真正的好日子还在后头。而现在,请系紧你的安全带,因为接下来的过渡期将是一段崎岖不平的旅途。
大宗商品超级周期成就新兴市场“黄金时代”
尽管人们对新兴市场的经济奇迹议论纷纷,但上个10年新兴市场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中国对大宗商品的“好胃口”。中国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和消费增长促成了所谓的“大宗商品超级周期”,给巴西、秘鲁、印尼、南非等资源丰富的国家带去了福音。例如,铜价从2001年末到2011年2月见顶时累计上涨了6倍,如今虽然有所回落,但与2001年末相比仍高出4倍左右。
大宗商品超级周期引发的繁荣,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促成了良性循环。经济越繁荣,就有越多的资金流入这些国家,同时,推低了利率水平。而融资成本下降促进了企业扩张,也使消费者更有能力购买各类物品—从电子产品到汽车、房子等大宗商品。这个正向反馈回路还推动这些国家的货币升值,从而进一步增强了他们的购买力。
与此同时,新兴市场股票也吸引了全球投资者。反映全球新兴市场股票走势的“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新兴市场指数”(MSCI Emerging Markets Index)从2001年9月的低点大幅上涨,至2007年12月末按美元价格衡量大约上涨了5倍(年涨幅为33%)。反映全球发达市场股票表现的“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世界指数”(MSCI World Index)则相形见绌,同期内仅上涨了115%(按年为13%)。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新兴市场的跌幅大于发达市场(二者分别为54.5%和41%),但随后两年新兴市场的反弹则更加迅速。从2009年1月到2010年12月31日,MSCI新兴市场指数以美元计回升了113.5%,而世界指数回升了47%。总而言之,上个10年堪称投资新兴市场的“黄金时代”。
多重因素打破“良性循环”
风水轮流转,好时光不会永远持续,变化却是永恒的。新兴市场的繁荣之路似乎畅通无阻,但形势开始变化。转折点或许是2010年10月的中国意外加息。中国由此开启了一个货币紧缩周期,原因是政策制定者开始对国内经济过热感到担忧。一个月后,美联储启动了第二轮量化宽松(QE),结果也推高了新兴市场的通胀,迫使其中许多国家的央行在2011年收紧政策。有些国家还出现了更加严重的后果。2011年初,因粮价飙升而引发的抗议示威活动,最终导致了埃及、突尼斯和利比亚的政权更迭。由于双方的货币政策和通胀背道而驰,发达国家股市自2011年以来表现优于新兴市场。按美元计算,从2011年初到2013年7月末,MSCI世界指数上涨了27%,而MSCI新兴市场指数则下跌了11%。
中国的紧缩举措标志着新兴市场的“运道”开始转变,因为中国对整体大宗商品市场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尽管GDP增速放缓,但为避免加剧国内经济失衡,中国政策制定者并没有推出与基建相关的大规模刺激方案。中国新一届领导班子已经发出了信号,表明他们更加注重结构性改革,也能够接受实际GDP增长率降至7%左右。受此影响,大宗商品价格自2011年初创下历史新高后开始走弱,而新兴市场的经济增速也大幅下滑。
在逐渐适应大宗商品超级周期结束的同时,许多发展中国家紧接着遭遇了另一个经济挑战。受市场担忧美联储即将“缩减”资产购买计划的影响,这些国家的债券收益率快速上扬。美国国债收益率自2013年5月以来大幅攀升,无意间带动新兴市场债券收益率飙升,实际上等于给许多发展中国家制造了紧缩效果。这种情况发生得真不是时候。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在着手应对周期性经济低迷,需要的是更加宽松的利率环境。举例说明,从年初到8月中旬,全球各国央行共降息60余次,而加息仅为11次。在这11次加息中,有4次都紧跟着减息动作,有两次是印尼央行做出的,旨在支撑不断走弱的卢比,另外5次(突尼斯、加纳各1次,巴西3次)是在经济增长令人失望的背景下做出的,并非完全心甘情愿,目的就是为了抑制通胀,以及支持走势疲软的本国货币。
新兴市场债券遭到抛售也推动发展中国家货币贬值,因为外国投资者纷纷撤走了“热钱”。巴西里亚尔、南非兰特和印尼盾对美元汇率最近都触及了多年低位。印度卢比对美元汇率更是创下历史新低,迫使印度政府施行了包括抑制黄金进口措施的多项资本管制政策,以稳定卢比汇率。
一边是债券收益率上扬,一边是货币贬值,二者叠加可能产生一种与20世纪90年代的两场危机(墨西哥龙舌兰酒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类似的恶性循环。的确,当今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状况都好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一点或许值得欣慰。需要提出的是,90年代那两场危机爆发之前,墨西哥和泰国的金融形势表面上看起来也十分稳定。1993年墨西哥公共债务总额与GDP之比仅为34%,泰国这一比例最低的时候是在1996年,仅为14%。事后对这两场危机进行的分析表明,这两个国家都有庞大的经常账户赤字,而经济多年快速增长掩盖了银行业松散的放贷规则。此外,当时墨西哥政府过于依赖美元计值的短期融资。
改革决定新兴市场未来增长前景
我们绝不是在预言新兴市场即将爆发金融危机,按历史标准来看,尽管近期利率显著攀升,但全球各地的利率毕竟仍处于较低水平。从结构性因素来看,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某些方面也比发达国家有利,表现在债务与GDP比例相对较低、人口更为年轻并且仍在持续增长,以及拥有可观的外汇储备。然而,近期投资者在投资新兴市场时需要更加谨慎,因为构成新兴市场“良性循环”的因素正在逆转。投资者亦需忍受投资波动性加剧的结果,因为市场存在担心美联储政策转向以及中国转变增长模式引发系统性问题的可能。与从事任何一种投资一样,精心选择和保持耐心是关键。如果选择投资那些积累了大量经常账户赤字、高度依赖短期外部融资的国家(如南非和土耳其),需要慎重行事。另一方面,某些发展中国家也不乏令人感兴趣的投资机会。例如,墨西哥总统培尼亚·涅托(Pena Nieto)出台了涉及能源、税收等多项改革举措,如果成功实施,将可增强该国的增长潜力。哥伦比亚政府和游击组织“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的和平谈判最终可能终结长达50年的敌对状态,这将加快经济增长步伐。
总而言之,投资新兴市场的黄金时代似乎告一段落。未来新兴市场的核心增长动力将来自改革,但改革总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困难。我们认为,如果能够成功实施适当的改革,新兴市场真正的好日子还在后头。而现在,请系紧你的安全带,因为接下来的过渡期将是一段崎岖不平的旅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