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世纪以来，西方国家的“权力政治”思维主导着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和各国对外政策的实践。
　　随着世界各个国家和人民之间的联系不断加深，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存”程度不断上升，传统的“权力政治”思维遭遇现实挑战。世界正在由“权力政治时代”转向“联系政治时代”。

世界进入“联系政治时代”

　　在人类拥有原子弹所代表的“终极武力”之前，世界政治是“武力为王”的时代——武力决定一切。即使为了禁止滥用武力达成和平条约，一些国家也可以在拥有足够强大的武力之后打破条约，发动战争。

　　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爆炸使人类看到了“终极武力”的可怕。核威慑成了后来70多年世界保持相对和平的主要原因，我们的世界里只出现了一些局部战争，没有发生世界大战。
　　冷战时期，美苏两国进行军备竞赛、太空竞赛、意识形态竞争，尽可能拉拢更多国家加入自己的阵营。不过，即便是在古巴导弹危机那种极端紧张的时刻，美苏两强最终也没敢动用核武器。
　　“冷战”结束后，美国拥有了“一超独霸”的强大实力，其在实力方面具备的全球优势不仅在过去30年里没有其他国家可以匹敌，在未来的几十年内，恐怕从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传统角度综合衡量，也难以有任何国家能够超越。
　　美国实力的绝对优势地位使世界发生了新变化。然而，按照物理学原理，有作用力必有反作用力。美国与极端伊斯兰教恐怖主义的斗争是典型例子。美国凭借武力占领阿富汗、伊拉克，杀死本·拉丹，扫平“伊斯兰国”大本营，但是，极端伊斯兰教恐怖主义的阴影却始终徘徊在美国本土。显然，仅凭自身实力，美国难以消除恐怖主义威胁。
　　随着世界各国和人民彼此联系的不断加深，权力的作用将越来越多地被联系所取代。正如武力被看作实力的组成部分一样，权力也可以被看作是国与国之间“联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联系政治时代”继续发挥作用。

出现七大重要特征

　　在“联系政治时代”，世界出现七大重要特征：
　　1.联系的重要性超过实力
　　美国对伊拉克和朝鲜的不同做法可以看做一个例证。在没有明确证据的情况下，美国以萨达姆政权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未经联合国授权将其推翻。金正恩公开表示“核武大业已经完成”，美国至今未敢对朝鲜动武。在这两个对比鲜明的事例背后，美国的实力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而“联系”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前者涉及美国政府与以色列的关系、美国对中东其他国家的影响力和与石油行业的关系，后者涉及朝鲜同中国、俄罗斯和韩国的关系。
　　2.继续增强自己各方面实力仍将是各国不变的追求，但是如何运用实力则需要转变思维
　　如果运用实力能够增强自己与其他国家的正效能联系，那么这种实力将对一国生存和发展起到积极促进作用;如果实力的运用不能增加自己与其他国家的正效能联系，反而只能增加负效能联系，恐怕就得重新考虑自己的对外政策。
　　3.衡量国际关系最重要的标准是国与国之间的“联系”
　　这种联系体现在诸多方面，除了地理联系，如共同边境、同一水域，和人员往来、贸易合作、思想文化与价值认同等传统意义上的相互联系之外，还将包括技术认同（使用同一技术手段、技术标准等）和网络空间的共享和交流。
　　4.最核心的理念是“合作共赢”
　　以合作共赢为宗旨的国与国互动将产生“正效能联系”，如共同繁荣、文明互鉴、相互尊重。而战争、摩擦、冲突只能对相关国家的发展形成“负效能”，尽管也是不同形式的“联系”，但是只能被视为“负效能联系”。
　　5.最具优势的国家将是与其他国家正效能联系最多的国家
　　它也许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实力大国，但却是最多国家“离不开”的伙伴。它与其他国家的联系可能是多种多样、多层次、多领域的，比如既有经济合作，又有共享技术标准，或是有共同的文化价值观。总体衡量下来，这样的国家不论大小，仅凭它与其他国家的联系，就让人无法轻视。
　　6.各国需要通过开放尽可能增加与其他国家的“正效能联系”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与世界的联系不断加深，如今一年出入境人数已达近6亿人次、货物进出口近30万亿元人民币。按照印度裔美国学者卡纳的统计，中国已经是全世界124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相当于美国（全世界56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的一倍还多。中国因为自上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不断增加与世界各国的联系，对世界的影响力相应不断增强。只有开放，才能增强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正效能联系。在开放的过程中，我们也必须努力减少摩擦等负效能联系。
　　7.需要新的国际交流沟通平台
　　过去“权力政治时代”建立的各种多边机制已经无法完全适应和满足“联系政治时代”的需要，能够服务于各种相互联系的新的合作交流平台将应运而生。
　　更重要的是，“联系政治时代”世界不再需要权力意义上的领导者，而是更需要合作共赢意义上的领导者。中国近年来提出的“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合作、“生态文明建设”等思想理念和中国长期坚持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都在世界范围引起强烈反响和高度关注。这与世界进入“联系政治时代”密切相关。

构建“联系基础上的和平”

　　联系政治逻辑下的发展观与权力政治逻辑下的发展观有很大不同。
　　权力政治逻辑下的发展是竞争性的：我不加速发展就会被别人超越，而在實力竞争中失败意味着被强者欺负甚至灭亡，因此最好是我发展，别人不要发展，至少是我要发展得比别人好、比别人快才行。为了自己发展得比别人好、比别人快，甚至不惜使用卑鄙手段。 　　在联系政治逻辑下，发展是互利共赢性的，会通过双方之间的正效能联系给对方带来好处，因此，彼此乐见对方发展，愿意助力别人发展，因为一方的发展会带动共同发展。
　　权力政治逻辑下的发展具有不可持续性：它关注不到很多相关联系，因此在发展过程中容易出现“顾头不顾尾”的现象，解决了一个问题的同时忽视了另外一个问题。比如，为了增强经济实力破坏了环境，为了解决国内就业问题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为了防范伊斯兰教极端主义恐怖分子限制穆斯林入境，等等。
　　联系政治逻辑下的发展关注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和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强调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这样的发展不仅是和谐的发展，而且是长期可持续的发展。
　　基于上述两点，权力政治逻辑下的发展观必定导致发展的不平衡、不公正、不正义。
　　人类对世界的看法决定人类的实践活动，而人类的实践活动又反过来促进人类对世界的认知。从联系的角度看世界，可能产生与从实力角度看世界完全不同的理解。中国正在通过外交理念、主张和实践引领人类形成新的世界观。
　　因此，联系政治时代的和平更加优越，集中体现在以下三点：
　　更加持久：不会出现实力对比变化和实力平衡破坏导致的冲突。由于现实世界的联系不断向广泛和深化发展，而且这一趋势还看不到逆转的可能，联系基础上的和平将是长久的和稳定的。
　　更加公正：它摒弃了实力政治时代强国威胁、欺凌弱国的弊端。它以互利共识为基础，强调彼此尊重，不带有弱国委曲求全、对强国依附靠拢的被迫色彩，因而也是更加人道的。
　　无条件：霸权下的和平往往附带有利于霸权国的条件，其他国家往往要做出巨大牺牲。而通过实力平衡实现和平，有关国家必定要通过各种手段削弱强者力量以实现实力平衡，这其中的斗争是激烈而残酷的，冷战期间美苏对峙就是鲜明写照。

中国外交的“联系”思维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是“联系”思维的突出体现。
　　“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全人类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将全人类的福祉视为一体。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是人类的共同追求，应对共同威胁是人类永续发展的共同需求。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蕴含的“联系”思维使人们具备追求共同目标、应对共同挑战的基础。
　　中国主张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这与西方大企业逐利驱动的全球化存在本质区别。全球化的历史潮流无法逆转，但是人类驾驭未来的航船必须坚持正义方向。
　　“一带一路”倡议加强了中国和相关国家的经济和文化联系，受到相关国家的普遍欢迎。在非洲、亚洲、欧洲，甚至拉美等地区的几十个国家，人们热切期待“一带一路”合作能够给当地经济发展带来机遇，能够搭上中国经济发展的“便车”。
　　生态文明建设强调了人类福祉与大自然之间的密切关联。这也与西方长期以来所走的“榨取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具有本质区别。由于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采取了切实有效的行动，中国正在成为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资源挑战的全球榜样。
　　中国所倡导的“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完全符合“联系政治时代”的国际关系特征和准则。中国外交政策和理念正在塑造适应“联系政治时代”需要的新的和平观与发展观。
　　长期以来，西方“实力政治”思维下的和平存在两种实现途径，一种是“霸权治下的和平”，另一种是“实力平衡导致的和平”。但是，按照“联系政治”的逻辑，人类可以实现“各国和人民紧密联系、相互依存基础上的和平”。
　　如果更多人认识到“联系政治时代”的主要特征，就会进一步认同“和平”的重要性。冲突是“负效能联系”。广泛而紧密的联系迫使人们努力维护“和谐”，以受益于正效能聯系的不断增加。联系的客观存在将使考虑发动战争的国家不得不计算“负效能联系”增加带来的成本和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