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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制造业到服务业，从一般制造业到高科技先进制造业是全球产业结构变迁的两大方向。现代服务业能为生产或最终消费提供中间投入，可以支撑制造业的循环架构，并进一步提升制造业的竞争优势。现代服务业的大发展不仅能使“中国制造”向研发、设计、品牌销售、售后服务等附加价值高的服务性业务的方向延伸，也必将对启动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正面临经济周期性调整和结构性调整的中国经济，要走出危机，需要新的产业动力引擎——现代服务业，特别是为制造业服务的生产性服务业。笔者以为，这一切换，将为破解中国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失衡，实现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切换找到关键路径。
今年以来中国工业经济遭遇了普遍的经济寒冬，企业利润下滑、产能过剩问题积聚，工业经济面临风险不断释放的经济下行压力。然而服务业却逆势而上，宏观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长三角16城市实现服务业增加值达到5822亿元，增速均值达到11.8％，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47.2％，比去年同期提高了42个百分点。可以说，作为新的产业引擎，现代服务业等新兴产业的加速发展为抵御经济危机，确保经济持续平稳回升，强力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增添发展后劲，实现可持续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全球产业轮动的经验表明，从制造业到服务业，从一般制造业到高科技先进制造业是产业结构变迁的两大方向。当前服务业在就业和GDP总值中的比重不断加大，全球产业结构呈现出“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型的总趋势。发达国家现代服务业的持续增长，大多被物化在数量不断增加的、用于最终消费和贸易的商品和劳务中，成为经济快速增长的强力支撑。
中国经济当前处于周期回落和结构调整的压力集聚期，全球性经济滞涨的压力和国内经济转型对经济的影响，同时体现在经济总量增长放慢和经济结构出现调整两个方面。从经济周期的动力机制与发展规律看，真正决定经济周期的是新兴技术、产业结构、要素结构特征等根本性因素。尽管中国经济短期内要负重前行，但从长期看，此次全球危机则赋予中国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实现产业结构调整的一次难得契机。制造业的成败对于中国举足轻重，但“低端制造”也成为这些年以来始终难以解开的困惑。30年间，我国的制造业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978年至2006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增加值，按可比口径计算，年均增长约15％，高于全部工业与GDP的年均增幅。2007年，我国制造业的GDP增加值按美元计算达到13000亿，在全球制造业中的比重从3％大幅提高到13.2％，占据了当今世界第二大制造业国家的位置。但客观地讲，虽然中国已经成为制造业贸易大国，但中国离制造业强国的地位还很遥远。尤其必须指出的是，我国在国际贸易的制造业利益分配中面临着严重的失衡。由于中国制造业经济创造力较低、制造业整体附加值不高，因而仍处于世界制造业产业链的中下游。
库兹涅茨理论表明，产值最大化(经济较快增长)是工业化发展特定时期的常态发展过程，但相比之下，我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值率较低，约为美国的4.38％、日本的4.37％和德国的5.56％。中国制造业在质量上与发达国家仍存在差距。从中间投入贡献系数来看，发达国家1个单位价值的中间投入大致可以得到1个单位或更多的新创造价值，而中国只能得到0.56个单位的新创造价值。
那么中国为何一直在“低端制造”区域间徘徊？事实上，根据产业链利润的变化曲线，制造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其利润必然会向研发、设计、咨询等生产性服务业转移，生产性服务业就会成为带动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特别是以金融、物流、信息等为主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系日益紧密，并呈现出互动发展的趋势。现代服务业能为生产或最终消费提供中间投入，可以支撑制造业的循环架构，降低可变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并进一步提升制造业的竞争优势。
十七大报告中就已明确提出，构建以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基础的新型产业体系。现代产业体系的建立是一个经济发展转型的过程，即将高能耗、高污染、高投入、低效益的粗放型发展方式转变为低能耗、低污染、低投入、高效益的集约型发展方式。事实上，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渗透，信息化与工业化高度融合后的先进制造业，不但不是资源消耗大户，而且以先进制造业为核心，高技术产业提供上游支撑，生产性服务业提供下游支撑，通过价值链的提升、微笑曲线的提升，就能形成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高技术产业三轮驱动的现代产业体系。眼下，以“整体规划、产业布局、结构调整”为特点的促进中国产业整体升级的十大产业规划已经尘埃落定，撬动中国经济新支点的产业调整与振兴框架十分清晰。但是还缺少针对现代服务业的产业规划。因此，笔者在此建议中央政府尽快制定服务业的整体发展规划。相信现代服务业的大发展不仅使“中国制造”从简单加工向研发、设计、品牌销售、售后服务等附加价值高的服务性业务的方向延伸，也必将对启动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正面临经济周期性调整和结构性调整的中国经济，要走出危机，需要新的产业动力引擎——现代服务业，特别是为制造业服务的生产性服务业。笔者以为，这一切换，将为破解中国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失衡，实现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切换找到关键路径。
今年以来中国工业经济遭遇了普遍的经济寒冬，企业利润下滑、产能过剩问题积聚，工业经济面临风险不断释放的经济下行压力。然而服务业却逆势而上，宏观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长三角16城市实现服务业增加值达到5822亿元，增速均值达到11.8％，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47.2％，比去年同期提高了42个百分点。可以说，作为新的产业引擎，现代服务业等新兴产业的加速发展为抵御经济危机，确保经济持续平稳回升，强力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增添发展后劲，实现可持续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全球产业轮动的经验表明，从制造业到服务业，从一般制造业到高科技先进制造业是产业结构变迁的两大方向。当前服务业在就业和GDP总值中的比重不断加大，全球产业结构呈现出“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型的总趋势。发达国家现代服务业的持续增长，大多被物化在数量不断增加的、用于最终消费和贸易的商品和劳务中，成为经济快速增长的强力支撑。
中国经济当前处于周期回落和结构调整的压力集聚期，全球性经济滞涨的压力和国内经济转型对经济的影响，同时体现在经济总量增长放慢和经济结构出现调整两个方面。从经济周期的动力机制与发展规律看，真正决定经济周期的是新兴技术、产业结构、要素结构特征等根本性因素。尽管中国经济短期内要负重前行，但从长期看，此次全球危机则赋予中国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实现产业结构调整的一次难得契机。制造业的成败对于中国举足轻重，但“低端制造”也成为这些年以来始终难以解开的困惑。30年间，我国的制造业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978年至2006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增加值，按可比口径计算，年均增长约15％，高于全部工业与GDP的年均增幅。2007年，我国制造业的GDP增加值按美元计算达到13000亿，在全球制造业中的比重从3％大幅提高到13.2％，占据了当今世界第二大制造业国家的位置。但客观地讲，虽然中国已经成为制造业贸易大国，但中国离制造业强国的地位还很遥远。尤其必须指出的是，我国在国际贸易的制造业利益分配中面临着严重的失衡。由于中国制造业经济创造力较低、制造业整体附加值不高，因而仍处于世界制造业产业链的中下游。
库兹涅茨理论表明，产值最大化(经济较快增长)是工业化发展特定时期的常态发展过程，但相比之下，我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值率较低，约为美国的4.38％、日本的4.37％和德国的5.56％。中国制造业在质量上与发达国家仍存在差距。从中间投入贡献系数来看，发达国家1个单位价值的中间投入大致可以得到1个单位或更多的新创造价值，而中国只能得到0.56个单位的新创造价值。
那么中国为何一直在“低端制造”区域间徘徊？事实上，根据产业链利润的变化曲线，制造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其利润必然会向研发、设计、咨询等生产性服务业转移，生产性服务业就会成为带动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特别是以金融、物流、信息等为主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系日益紧密，并呈现出互动发展的趋势。现代服务业能为生产或最终消费提供中间投入，可以支撑制造业的循环架构，降低可变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并进一步提升制造业的竞争优势。
十七大报告中就已明确提出，构建以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基础的新型产业体系。现代产业体系的建立是一个经济发展转型的过程，即将高能耗、高污染、高投入、低效益的粗放型发展方式转变为低能耗、低污染、低投入、高效益的集约型发展方式。事实上，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渗透，信息化与工业化高度融合后的先进制造业，不但不是资源消耗大户，而且以先进制造业为核心，高技术产业提供上游支撑，生产性服务业提供下游支撑，通过价值链的提升、微笑曲线的提升，就能形成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高技术产业三轮驱动的现代产业体系。眼下，以“整体规划、产业布局、结构调整”为特点的促进中国产业整体升级的十大产业规划已经尘埃落定，撬动中国经济新支点的产业调整与振兴框架十分清晰。但是还缺少针对现代服务业的产业规划。因此，笔者在此建议中央政府尽快制定服务业的整体发展规划。相信现代服务业的大发展不仅使“中国制造”从简单加工向研发、设计、品牌销售、售后服务等附加价值高的服务性业务的方向延伸，也必将对启动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具有重大战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