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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互文性概念自1966年由克里斯蒂娃创立起，便被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符号学等诸多理论流派所挪用并加以改造。解构主义一派，以德里达为例，由于意义的不在场，阅读成了对能指进行永恒编织的游戏；而巴特更是宣告了作者的死亡，赋予读者以无上地位。结构主义一派，如热奈特，重申了作者意图的重要性，里法泰尔则从读者阅读与接受的角度切入互文性，这些对读者追寻终极意义，成为作者所期待的隐含读者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本文主要从结构主义互文角度，加之以对解构主义一派的分析，试述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对文本意义的建构，以及读者对终极意义的追寻。
关键词：互文性；作者意图；读者接受
互文性是文本在文本生态环境中的生存特征，文本之间相互的指涉、吸收、参照、改编构成了一个生生不息的文本生态系统。根据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语言符号具有非指涉性和差异性。同样的，文本也具有非指涉性和差异性。以乔治艾略特《米德尔马契》为例，作者在每一章正文开始前都设置了题记，并且大部分为引文题记。第二章题记中，作者引用了《堂吉诃德》中桑丘与堂吉诃德的一段对话，而在原文中也有一段主人公多萝西娅与妹妹西莉亚的对话，就他们所认识的卡苏朋先生交换了各自的印象。如果说光读正文中的对话读者仅能判断多萝西娅对卡苏朋先生的盲目崇拜与疯狂迷恋，那么联系题记，我们便能将同样务实的桑丘与西莉亚对应起来，而多萝西娅则与堂吉诃德一样具有幻想的性质，并且心地善良。如此，我们所拥有的就不仅仅是《米德尔马契》这个文本，更扩充到《堂吉诃德》这一划时代的鸿篇巨制，从而在差异性共存中建构流动的文本意义。这一互文是显而易见的，由作者直接写出，这也印证了热奈特关于互文本的论述：“有时甚至提供了一种官方或半官方的评论”。[1]
托·斯·艾略特指出，“一个人写作时不仅对他自己一代了若指掌，而且感觉到从荷马开始的全部欧洲文学，以及在这个大范围中他自己国家的全部文学，构成一个同时存在的整体，组成一个同时存在的体系。”[2]联系克里斯蒂娃的文本观，即文本是不能孤立于产生它们的更大的语言和社会文本的，故而作者的创作不可避免地带上互文色彩，这也是我们通过互文本追踪作者意图与终极意义的理论依据。而从读者角度，互文本也是探寻作者意图的重要途径。
里法泰尔在《结构文体学》中提到“超级读者”概念，它代表一种特定类型的读者，这类读者仿佛具有火眼金睛，能够准确定位至文本中的关键位置，从显在的文本表面找到隐匿的文本信息，并将之与纵横交错的文本网络中广泛存在的若隐若现的互文本联系起来，从而确立文本事实。这样的读者设定比起“隐含读者”，提出的要求更高。且不管伊瑟尔将其视为为了阅读的进行而引入的一个工具，即一个能使文本理解成为可能的合作者，作为普通读者，正是要无限靠近“超级读者”，才能实现真正的阅读。其实，我们大可忽略“超级读者”是否存在的问题，而抓住里法泰尔提出此概念的本质问题：读者需要通过互文本来理解文本，预设互文本的查找是阅读过程中的关键。
但由于互文性概念的理论应变性较强，读者在追寻终极意义的过程中极易偏向虚无主义。以索绪尔差异性为基础和出发点，德里达却得出了一个与其背道而驰的结论，即能指并不指向所指，符号没有确定意义。如此，在文本的狂欢中，巴特提出“作者之死”这般惊世骇俗的说法倒也完全符合解构主义精神。他们将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观念发展到了一个极端，互文关系带来了交流互动，但这应该是一个不断建构文本意义的对话过程，而不是一场永恒的碎片编织游戏，最终使文本意义在不断流变中走向虚无。究其根本，德里达的阅读观并不以阐释为目的，而纯粹是为了证明解构，这与其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目的不无关系。而笔者更认同里法泰尔的阅读观，“作者扮演着限制和决定文本的相互指涉性的角色……在潜藏符谱、共同母体、作者意图都被寻获之前，读者无法宣称他的阅读是最终的阅读。”据此，萨莫瓦约总结了互文性阅读模式：“它以深层把握修辞现象为基础，主要是把文学材料里的其他文本当成是本体文本的参考对象。”[3]
再次回到《米德尔马契》文本，F.R.利维斯在《伟大的传统》中说道，“她（乔治·艾略特）最好的作品里有一种托尔斯泰式的深刻和真实”。[4]这种“托尔斯泰式的深刻和真实”，非通过互文性不能理解。文本意义的生成，一半在于作者，一半在于读者。通过互文，作者得以构建膨胀的文本时空，以单一的文本，创造双重甚至多重文本的效果，叙事内涵得以增值。而副文本（如题记）的运用，更明确地显示出作者意图，它本身就是作者选择的产物。就副文本自身而言，它亦有它指涉的互文本，文本得以无限地交流对话，从而产生丰富的意义。对于读者而言，互文是他们得以与隐含作者真正沟通的重要途径。首先要树立能够产生积极意义的互文性阅读观，而并非是文本碎片的拼贴；其次运用这样的阅读模式，成为一个理想的“超级读者”。
参考文献：
[1][法]热奈特.热奈特文论集[M].史忠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71.
[2][英]托·斯·艾略特著，李赋宁译.艾略特文学论文集[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2.
[3][法]帝费纳·萨莫瓦约著，邵伟译.互文性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13-14.
[4][英]F.R.利维斯.伟大的传统[M].袁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163.
关键词：互文性；作者意图；读者接受
互文性是文本在文本生态环境中的生存特征，文本之间相互的指涉、吸收、参照、改编构成了一个生生不息的文本生态系统。根据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语言符号具有非指涉性和差异性。同样的，文本也具有非指涉性和差异性。以乔治艾略特《米德尔马契》为例，作者在每一章正文开始前都设置了题记，并且大部分为引文题记。第二章题记中，作者引用了《堂吉诃德》中桑丘与堂吉诃德的一段对话，而在原文中也有一段主人公多萝西娅与妹妹西莉亚的对话，就他们所认识的卡苏朋先生交换了各自的印象。如果说光读正文中的对话读者仅能判断多萝西娅对卡苏朋先生的盲目崇拜与疯狂迷恋，那么联系题记，我们便能将同样务实的桑丘与西莉亚对应起来，而多萝西娅则与堂吉诃德一样具有幻想的性质，并且心地善良。如此，我们所拥有的就不仅仅是《米德尔马契》这个文本，更扩充到《堂吉诃德》这一划时代的鸿篇巨制，从而在差异性共存中建构流动的文本意义。这一互文是显而易见的，由作者直接写出，这也印证了热奈特关于互文本的论述：“有时甚至提供了一种官方或半官方的评论”。[1]
托·斯·艾略特指出，“一个人写作时不仅对他自己一代了若指掌，而且感觉到从荷马开始的全部欧洲文学，以及在这个大范围中他自己国家的全部文学，构成一个同时存在的整体，组成一个同时存在的体系。”[2]联系克里斯蒂娃的文本观，即文本是不能孤立于产生它们的更大的语言和社会文本的，故而作者的创作不可避免地带上互文色彩，这也是我们通过互文本追踪作者意图与终极意义的理论依据。而从读者角度，互文本也是探寻作者意图的重要途径。
里法泰尔在《结构文体学》中提到“超级读者”概念，它代表一种特定类型的读者，这类读者仿佛具有火眼金睛，能够准确定位至文本中的关键位置，从显在的文本表面找到隐匿的文本信息，并将之与纵横交错的文本网络中广泛存在的若隐若现的互文本联系起来，从而确立文本事实。这样的读者设定比起“隐含读者”，提出的要求更高。且不管伊瑟尔将其视为为了阅读的进行而引入的一个工具，即一个能使文本理解成为可能的合作者，作为普通读者，正是要无限靠近“超级读者”，才能实现真正的阅读。其实，我们大可忽略“超级读者”是否存在的问题，而抓住里法泰尔提出此概念的本质问题：读者需要通过互文本来理解文本，预设互文本的查找是阅读过程中的关键。
但由于互文性概念的理论应变性较强，读者在追寻终极意义的过程中极易偏向虚无主义。以索绪尔差异性为基础和出发点，德里达却得出了一个与其背道而驰的结论，即能指并不指向所指，符号没有确定意义。如此，在文本的狂欢中，巴特提出“作者之死”这般惊世骇俗的说法倒也完全符合解构主义精神。他们将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观念发展到了一个极端，互文关系带来了交流互动，但这应该是一个不断建构文本意义的对话过程，而不是一场永恒的碎片编织游戏，最终使文本意义在不断流变中走向虚无。究其根本，德里达的阅读观并不以阐释为目的，而纯粹是为了证明解构，这与其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目的不无关系。而笔者更认同里法泰尔的阅读观，“作者扮演着限制和决定文本的相互指涉性的角色……在潜藏符谱、共同母体、作者意图都被寻获之前，读者无法宣称他的阅读是最终的阅读。”据此，萨莫瓦约总结了互文性阅读模式：“它以深层把握修辞现象为基础，主要是把文学材料里的其他文本当成是本体文本的参考对象。”[3]
再次回到《米德尔马契》文本，F.R.利维斯在《伟大的传统》中说道，“她（乔治·艾略特）最好的作品里有一种托尔斯泰式的深刻和真实”。[4]这种“托尔斯泰式的深刻和真实”，非通过互文性不能理解。文本意义的生成，一半在于作者，一半在于读者。通过互文，作者得以构建膨胀的文本时空，以单一的文本，创造双重甚至多重文本的效果，叙事内涵得以增值。而副文本（如题记）的运用，更明确地显示出作者意图，它本身就是作者选择的产物。就副文本自身而言，它亦有它指涉的互文本，文本得以无限地交流对话，从而产生丰富的意义。对于读者而言，互文是他们得以与隐含作者真正沟通的重要途径。首先要树立能够产生积极意义的互文性阅读观，而并非是文本碎片的拼贴；其次运用这样的阅读模式，成为一个理想的“超级读者”。
参考文献：
[1][法]热奈特.热奈特文论集[M].史忠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71.
[2][英]托·斯·艾略特著，李赋宁译.艾略特文学论文集[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2.
[3][法]帝费纳·萨莫瓦约著，邵伟译.互文性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13-14.
[4][英]F.R.利维斯.伟大的传统[M].袁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