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安南伐勒秦兵，疏凿功将夏禹并。谁谓长渠千载后，水流犹入故宜城。”唐代诗人胡曾的一首《咏长渠》，道不尽长渠两千年的沧桑。长渠又名白起渠、荩忱渠，位于湖北襄阳，西起南漳，东至宜城，引蛮河泾流注入汉江，蜿蜒49.25公里，号称“百里长渠”。
　　长渠始建于公元前279年，距今已有2297年的历史，从开建时间来看，长渠比四川都江堰早23年，比陕西郑国渠早33年，比广西灵渠早65年，《中国水利之最》将长渠列为中国最早的灌溉渠，被称为“华夏第一渠”。
　　“战渠”变“灌渠”之先河
　　公元前279年，秦国“六国毕，四海一”的宏伟计划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秦军出兵楚国，大良造白起率军进逼楚国鄢郢二都，楚国为保卫鄢郢不失，调动主力部队与秦军在鄢决战。是役，秦军久攻鄢城不下，便在鄢城百里之外的蛮河上开渠筑坝，引蛮河之水，以水代兵，冲向鄢城，最终楚国城破兵败。北魏郦道元所著《水经注·沔水》中记载：“昔白起攻楚，引西山长谷水，旧碣去城百里许，水从城西灌城东，入注为渊，今熨斗坡是也。水溃城东北角，百姓随水流，死于城东者数十万。”战争之惨烈可见一斑。
　　此役过后，白起被封为“武安君”，武安镇也因此得名。为战事开凿的长渠则继续给后人讲述着“化战渠为灌渠、化干戈为玉帛”的传奇故事。经后世不断开发修缮，长渠具备了灌溉功能。“后人因其渠流，以结陂田……白起渠溉三千頃，膏粱肥美，更为沃壤也。”（《水经注·沔水》）自此，长渠的功能发生颠覆性的转变，襄阳成为江汉平原上产粮的丰腴之地，宜城也有了“天下膏腴”之称。
　　古渠千年润襄宜。时至今日，长渠灌区仍是襄阳市粮、棉、油的重要产地和农业经济发展的重点区域。长渠依旧发挥着水利兴利除害的作用，为抗御旱涝灾害，确保灌区粮食生产安全，实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取得了巨大的经济、社会、生态环境效益。
　　长渠“自白起资以祸楚，而后世顾赖其利”（清乾隆《襄阳府志》卷十五），成为中国历史上首个变“战渠”为“灌渠”的水利工程。
　　古代水利工程技术之典范
　　长渠是中国古代农业灌溉文明的代表性工程。灌区复杂的地形不仅对其建筑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大大增加了科学管理的难度。也正是这个原因，长渠在水利工程方面有很多前所未有的发明创造，其合理的规划、先进的技术、科学的管理等都成为后世的典范，其历史文化价值还有待进一步发掘。
　　一是“立碣、壅水、筑巨坝”的渠首工程。在蛮河上修筑拦河坝以提高水位，将河水引入渠中，再修筑巨坝储存水源。长渠渠首的筑坝技术类似现在水利的“竹笼工程”，《水经注》中有记载：“以竹筱石，葺土而为碣”。即用竹笼包住石块，以泥土填补石块、竹笼的空隙，这样筑成的拦河坝，既提高了抵御洪水冲击的能力，又给河渠泄水提供了方便，还能适应河床的变化。
　　二是“长藤结瓜”式灌溉方式。“长藤结瓜”式灌溉方式是我国南方丘陵山区特有的一种灌溉形式。该灌溉系统在输、配水渠系上连接有水库、池塘等设施，系统中的水道像瓜藤，水库、池塘像藤上的瓜，故称“长藤结瓜”式灌溉系统。长渠是中国水利史上第一个发明“陂渠相连、长藤结瓜”灌溉模式的古渠，其先进水利技术在我国多地推广并沿用至今，获得了很大的经济效益。
　　襄阳平原地处鄂西北，当地百姓以水稻为重要粮食作物。多年来，襄阳平原地区降雨量平均只有900毫米，一年内分布很不均匀，经常发生旱涝灾害，大大制约了当地农业生产发展。而长渠“长藤结瓜”式的灌溉系统有效地解决了当地水资源总量不足且分布不均衡的难题。“长渠起水门四十六，通旧陂四十有九”，《大元一统志》中记载长渠有49口堰塘与渠道相连。在修凿堰塘的同时，还开挖了很多支渠，互相连接成网，补充水源。把渠首拦河坝比作“瓜根”，渠道就是“瓜藤”，沿渠修建的陂塘是结出的“瓜”，用“藤”引水、“瓜”蓄水，有效提高了蓄水能力和灌溉面积。在非灌溉季节，拦河坝拦截河水入渠，渠道再引水入塘，积蓄水源。等到灌溉季节，长渠供水给塘，循环蓄水，以丰补歉、平衡水量，最大限度发挥了系统的潜力。
　　这种灌溉系统建成以后，整体工程就实现了以多补少、以大补小，互通有无、平衡水量，最大发挥了水利工程的潜力。通过沿渠水库、堰塘的有效利用，当地农田灌溉保证率达85%以上，灌区成为我国南方“长藤结瓜”灌溉工程的典型。
　　三是“分时灌溉”的管理制度。长渠采取“分时轮灌”制度，武汉大学石泉先生所著《宋元木渠考》记载中称为“立约束，均水利，井井有序”。在11世纪末，长渠就形成了行之有效的用水管理技术和制度。曾巩所著《长渠记》对此记述：“与民为之约束，时其蓄泄而止其侵争，民皆以为宜也。”北宋时长渠实施“分时轮灌”技术，供水时通过水门提高水位可直接灌溉，这个创新之举一直沿用至今。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当地结合灌区工程实际，不断对这一先进的灌溉方式进行完善。在1980年制定的《长渠灌区工程灌溉管理条例》中，形成了首部约束供需双方的节水灌溉管理制度。
　　废兴两千年，古渠换新颜
　　长渠两千年历尽沧桑，屡废屡兴。据史料记载，长渠先后经历五次大修。
　　唐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大历四年（公元769年），为发展农业生产，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首次复修长渠，并在渠首修建白马庙，庙中供奉白起塑像以示纪念。
　　北宋咸平二年（公元999年），京西转运使耿望主持长渠第二次大修。“请以农隙调夫五百筑堤堰，仍于荆湖市牛七百头，从之”（《宋会要稿·食货》）。
　　北宋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长渠第三次大修，时任宜城县令孙永主持修治。此次大修不仅修整了堤堰、疏浚了渠道，还制定了一套科学的蓄水、放水、用水管理制度，百姓纷纷拥护。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任襄州州官时为孙永主持修长渠一事补写了《襄州宜城县长渠记》：“长渠至宋至和二年，久废不治，而田数苦旱联，饮者无所取。令孙永曼叔率民田渠下者，理渠之湮塞，而去其浅隘，遂完固碣，使水还其中。”
　　南宋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长渠第四次大修。此次大修由督视湖北京西路军写汪澈主持，动用工人共计两万名，花费经费共十余万贯（《宋史》）。
　　元大德六年（公元1302年），长渠第五次大修。中政院同佥李英重修武安、灵溪二堰，二渠亦开工治理。“斩竹伐木，里士石，固堤防，障横溃，完崩缺，瀹壅塞”，用时数月即完工（元何文渊《重修武安、灵溪二堰记》）。
　　及至明清时期，由于疏于管理，长渠一度久废不治。历代官员屡次上书请修，或因属地两县矛盾，或因农民起义，均未告成。
　　1939年，抗日名将张自忠率部驻防宜城、南漳两县，见当地农田旱情严重，便电请湖北省政府复修长渠。“前方将士喋血奋斗，端赖后方大量生产以充实抗战资源。而田地丰歉，直接关系军食尤重”，拟请“加以审核，即转令宜、南两县，动工兴修”。1940年5月枣宜战役，张自忠将军在宜城县长山阻击日军时壮烈殉国，为纪念张自忠将军，长渠更名为荩忱渠（张自忠字荩忱）。后因日军多次侵扰，长渠修治工作半途而废。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长渠的修复工作，屡废屡兴的古渠终于迎来了春天。1949年10月，湖北省水利厅通过修复长渠的决议；1950年1月，国家水利部批准予以支持修复。经当地水利部门多次总结历史上长渠修治失败的教训，反复实地勘测，1952年1月，宜城、南漳两县发动劳动力4万名，全线开展长渠修治工程。1953年4月，长渠修治工作全部完工。此后几十年，当地水利部门又开展了修建结瓜水库、拓宽干渠、建设配套及节水改造工程。古老的长渠终于又焕发出新的活力，今天，长渠灌溉面积已达30.3万亩，灌区年均粮食产量达2.5亿公斤。
　　与此同时，长渠的文物保护工作也备受重视。2008年，长渠被列为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2017年，长渠又被评为“湖北省水情教育基地”；2018年8月13日，在国际灌排委员会第69届国际执行理事会上，长渠和都江堰、灵渠、姜席堰4个项目被列入2018年（第五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
　　长渠源远流长，千年润泽一方。因战事而起，因水利而兴，因文化而长盛。长渠，不愧为“华夏第一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