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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十九首》是南朝梁萧统编《文选》时，从传世的古诗中选录出的。这十九首五言抒情短诗出现后，得到了诗论家的广泛赞誉，比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称其为“五言之冠冕”，钟嵘在《诗品》中赞其“一字千金”，张戒在《岁寒堂诗话》中推其为“古诗第一”，并做出“其情真，其味长，其气胜”这样的评价，吕本中在《吕氏童蒙训》中则说“诗皆思远而有余意，言有尽而意无穷也”。可以说，《古诗十九首》是中国文学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后人往往将其与《诗经》相提并论。
谈到诗词，首先要说的就是作者和创作时间，然而《古诗十九首》中的诗歌在这两点上却是模糊甚至存在争议的。
当初萧统编选这十九首诗的时候，就是由于无法考证清楚诗的作者和创作年代，因而总题为“古诗”，并以诗的首句为题，列入“杂诗”一类。稍晚于萧统的南朝梁陈间的徐陵编纂了一部诗集叫《玉台新咏》，他将《古诗十九首》中的《西北有高楼》《东城高且长》《行行重行行》《涉江采芙蓉》《青青河畔草》《庭中有奇树》《迢迢牵牛星》《明月何皎皎》八篇题为“枚乘杂诗”，后来甚至有人认为这十九首诗都是枚乘的作品。
对于这个观点，学者在研究后给予了否定。钟嵘《诗品序》中说：“逮汉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诗眇邈，人世难详，推其文体，固是炎汉之制，非衰周之倡也。自王（褒）、扬（雄）、枚（乘）、马（司马相如）之徒，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说的是五言诗起自李陵，而枚乘的生活时代在李陵之前，那时还没有五言诗出现;而且枚乘是“吟咏靡闻”，就是说他没有从事过诗的创作。
另外，《文选》中有陆机《拟古诗》十二首，凡是《玉台新咏》中认为是枚乘的作品，均已擬及，如《拟行行重行行》《拟迢迢牵牛星》等;又刘铄《拟古诗》二首，也在《玉台新咏》枚乘诗之内。但陆、刘称其为“拟古诗”，而不是“拟枚乘诗”。陆机和刘铄生活的时代要早于徐陵，其说法应该是可信的。
正如钟嵘所说“古诗眇邈，人世难详”，《古诗十九首》中每首诗的作者如今已难知其详。当今学界一般认为，这些诗为中下层文人的作品，非一时一人之作。
至于这十九首诗的创作年代，从西晋陆机的拟作我们可以得知，这一类的诗在西晋初期已经在社会上广泛流传，肯定是西晋以前的作品。从《文选》的排序看，是认为这些诗创作于汉代，但不确定是西汉还是东汉。当今学者研究认为，从文学发展的角度并综合现存的汉代诗歌来看，不到东汉末期，没有而且也不可能出现像《古诗十九首》这样成熟的五言诗，这十九首诗虽然不是成于一人之手，但却是同时代的产物。
清初诗人、文学家王士祯在其《渔洋诗话》中说：“《风》《雅》后有《楚辞》，《楚辞》后有《十九首》，风会变迁，非缘人力，然其源流，则一而已矣。”这段话告诉我们一个文学现象，就是《古诗十九首》与《诗经》《楚辞》乃至乐府诗有着一个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弄清这个关系，对我们理解这十九首诗是很有帮
助的。
有学者提出：《古诗十九首》可以兴感人之情意，可以考见得失，观察流俗。其辞温柔敦厚，和而不流，言情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写家庭之情感，陈政治之得失，刺人伦之道，无不赅括，其中多托物比兴，用鸟兽草木为譬，足以资多识。凡诗之性情、倚托、比兴三者，莫不包涵，其所以能独高千古，盖得助于《三百篇》之遗意。《三百篇》指的就是《诗经》，这段话高度概括了《古诗十九首》与《诗经》的继承关系，无论是题材内容、情感抒发、诗歌风格还是写作手法都有《诗经》的遗风。
就题材内容来说，《古诗十九首》是以游子怀乡和思妇怀人为基本内容的，这类题材的作品在《诗经》中多有反映。如《诗经·小雅·采薇》就是一首典型的思乡诗，“曰归曰归，岁亦莫止”，唱出了从军将士的艰辛生活和思归情怀。《古诗十九首》还反映了士人对生命意义的探索以及人生观的转变。这类诗歌在继承《诗经》传统的同时，又融入了汉代士人阶层的生命意识，是因时代背景不同而产生的思想改变。
就情感表现方式来说，《古诗十九首》语言质朴凝练，有《诗经》之遗风。诗的作者还擅长引用和化用《诗经》中的诗句和典故。比如《迢迢牵牛星》中“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提到的牛郎星和织女星，在《诗经·小雅·大东》中就出现了：“跂彼织女，终日七襄”，“睆彼牵牛，不以服箱”。
就叙事和抒情手法来说，《古诗十九首》继承了《诗经》的“赋”“比”“兴”，像“思为双飞燕，衔泥巢君屋”，“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就是托物比兴。
就诗体来说，《诗经》以四言为主，《古诗十九首》对此有所突破，以五言为体。这是由于随着社会生活的丰富，人们情感的增加，四言的形式已经不能承载所要表达的内容了，于是必然要产生新的形式。这反映了文学表达形式和情感内容的辩证统一。
再说《古诗十九首》与《楚辞》的关系。《楚辞》以屈原的《离骚》《九章》《九歌》等为代表，从主题来看，主要反映了被流放之人的失意、求索、怅然，以及去国离乡的悲伤苦闷之情。《古诗十九首》同样是汉末失意文人的抒情作品，同样反映了去国怀乡的流离之苦以及被时代贻误的哀怨苦闷。这是与东汉末年的社会状况相符合的。当时，宦官、外戚把持朝政，社会动荡不安，卖官鬻爵之风盛行，一些有理想有抱负的文人由于没有门路，只能游宦于世，用诗歌将自己的失意、愤懑表达出来。
以《古诗十九首》中《涉江采芙蓉》为例。第一句“涉江采芙蓉”中的“涉江”就是《楚辞·九章·涉江》的题目，同时也活用了《涉江》的本意，即诗人起早贪黑在江畔求索，采鲜花和芳草，以寄托所思。后面的“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活用了《楚辞·九歌·山鬼》中的诗句“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句意相同，并且在诗中都起到了点明主旨的作用。
最后看《古诗十九首》与乐府诗的关系。这里有必要先解释一下什么是“乐府诗”。乐府初设于秦，是当时“少府”下辖的一个专门管理乐舞演唱教习的机构。汉初，乐府并没有保留下来。到了汉武帝时，重设乐府，职责是采集民间歌谣或文人的诗来配乐，以备朝廷祭祀或宴会时演奏之用。乐府搜集整理的诗歌，就叫“乐府诗”，简称“乐府”。 《古诗十九首》在语言上继承了乐府诗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平浅自然的特点，如“客从远方来，遗我一端绮”，“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等句，亲切而又朴素，浅近而又真切，无需注释，今人也能知道它所描述的意境和内容。同时，《古诗十九首》的语言还具有凝练和蕴藉的特点，契合了古代文人创作的习惯，其凝练来源于典故的运用，其蕴藉来自于真情实感的流露。
《古诗十九首》还继承了乐府诗的质朴之风。明代钟惺、谭元春合编的《古诗归》中则说“苏（武）李（陵）、《十九首》与乐府微异，工拙浅深之外，别有其妙。乐府能著奇想，著奥辞，而古诗以雍穆平远为贵。乐府之妙，在能使人惊;古诗之妙，在能使人思。然其性情光焰，同有一段千古常新、不可磨灭处”。这是道出了《古诗十九首》与乐府诗在格调、境界上的差异。
从诗的写作手法上来看，乐府诗长于叙事，《古诗十九首》长于抒情。前者多采用铺叙的手法，其人物形象比较鲜明;后者侧重融情于事，人物形象带有普遍性。前者多以事情本身的发展脉络和走向为结构，后者侧重以情感的起伏转换为线索。
总之，《古诗十九首》从《诗经》《楚辞》、乐府诗中汲取了充沛的营养，同时又有所发展，从而使五言诗成为一种成熟的文人诗体。
纵观这十九首古诗，其叙事内容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关于生命价值的叙事。《古诗十九首》中不乏对生命的描述，像《青青陵上柏》中“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就描述了人生命的短暂。对前两句诗，后人注解称：“前者就颜色言之，后者就形体言之，都是永恒不变的。用以兴起对生命短暂的感慨。”《回车驾言迈》中“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表达了作者见到花草树木容易凋谢，感叹人生易老，岁月易逝，而自己还不能功成名就。从中我们能够看出诗人的生活状态，以及他对生命的关注和思考。
此外，还有作者提出了不必因生命的长短而放弃人生乐趣的观点。如《生年不满百》中所说“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又如《驱车上东门》是诗人游经北邙山时，远远望见一片墓地，突发的感叹。诗中最后两句“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表达了作者对求仙、追求长生不老之术的反对，和对及时享乐的赞同。应该指出，这是诗人在东汉末年黑暗动荡的社会环境下所反映出的人生态度，难免带有消沉、消极的色彩，我们今天在读这些诗的时候对此应当有所注意。
其次，是思妇怀夫的叙事。《古诗十九首》中有各种离别情形，夹杂的也是不同的思念。以一個遭“弃捐”的女子的口吻写的《行行重行行》一诗，“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一连四个“行”字，写出了丈夫远行的漫长，也意味着归期未定。最后一句“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将对丈夫的思念、埋怨统归于切切的关怀，一片柔肠，令人动容。
思妇的情节在《古诗十九首》中往往呈现为内心的寂寞苦闷，对丈夫的无比思念。如《青青河畔草》一诗：“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昔为娼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其中“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写出了女主人内心的寂寞。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无视为淫词、鄙词者，以其真也。”表明了诗歌的人格魅力和真实性。南宋诗论家严羽也说：“一连六句，皆用叠词，今人必以为句法重复之甚。古诗正不当以错论也。”六个叠词，写出了思念的不间断性和延续性。其他像《客从远方来》《凛凛岁云暮》《孟冬寒气至》也是关于思妇在家中思念远行丈夫的诗，感人
至深。
第三，是对游子思归的叙事。对于每一个身处异乡的游子而言，回家往往成为一种奢侈。对家人的思念，对故乡的眷恋，成了漂泊异乡的游子心中的期盼。《古诗十九首》中的《涉江采芙蓉》一诗：“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作者睹物思归，看见路边的一草一木都会勾起自己那份浓浓的思归之情。
第四，是对士人失意的叙事。东汉末年，社会动荡，危机四伏，许多士人有能力却没有一展身手的机会，只能苦闷、忧郁、彷徨、苦叹，对社会的不公表示不满。《西北有高楼》这首诗叙述了诗人怀才不遇的情形，其中的“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表明诗人不苦恨自己的才华没人赏识，而是恨朝廷不能给有志之士施展的舞台，主人公的苦闷，恰恰反映了当时社会腐朽不堪的状态。
《古诗十九首》之所以能在中国诗歌史上产生巨大的影响，主要源于它的艺术性。
首先，如前文所说，乐府诗长于叙事，《古诗十九首》长于抒情。这十九首诗中有不少关于自然景物和环境的描写，但它不同于晋、宋以后的山水诗和咏物诗，而是为表现作者的主观心情而做出的必要渲染和衬托。比如《回车驾言迈》中“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四句，写的是春天野外的景色，但我们读过之后，会自然而然地体会到诗人在现实生活中空虚无着落的悲凉感。又如《生年不满百》中“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夜苦长，何不秉烛游”四句，表面看是在阐明一个道理，其实这是一种人生的感慨，是感情的波澜而非理性的观点。
这种抒情，《古诗十九首》用最点睛的笔墨将其描绘出来，有些是委婉含蓄，余意无穷;有些是慷慨激昂，淋漓尽致。在变化中寻求统一，在参差里取得和谐，表现出了高度的概括性。这种高度的概括性，源于诗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感受，使其全部的感情发酵、酝酿出来，这样，从他心底流露出的语言，就会像美酒一样，量越少，质越醇，越能使人沉醉。刘熙载《艺概》中说：“《十九首》凿孔乱道，读之自觉四顾踌躇，百端交集，诗至此，始可谓言之有物矣！”正因为作者把大量的生活材料加以高度的概括，才使人感到“言之有物”，同时在抒情效果上具有独特而深刻的感染力。 其次，具有高度艺术性的作品，其形象性必然很强，《古诗十九首》也不例外。《行行重行行》中用“衣带日已缓”“思君令人老”来写离别之情，使人从身体、容颜的具体变化中看出久别深思的苦痛。《今日良宴会》中的“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飆尘”，用暴风和被暴风卷起的尘土来形容人生短暂。《西北有高楼》中的“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是用音乐的旋律表现人内在心情的激动。《明月皎夜光》中的“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是用具体的行动和事物来形容曾经友情的深厚以及现在的漠不关心。这种例子还有很多。
尤其要指出的是，这十九首诗的每一篇都自然地构成了一个完整而鲜活的艺术形象。《青青陵上柏》描写洛阳，于是我们面前就浮现出一幅动乱时代都市生活的画面。《驱车上东门》描写墓地，它所展示的就是一个阴森萧瑟的世界。《今日良宴会》把失意之士酒酣耳热、慷慨激昂的场面刻画得十分逼真。无论哪一篇，都蕴藏着诗人的思想感情，诗中所体现的不仅是生活的具体画面，更是诗人的心灵感受。
《古诗十九首》所描绘的形象虽然丰富多样，但无论它的内涵如何复杂深广，其给予我们的感受却是异常的单纯与清新。陆时雍《古诗镜》中说：“《十九首》，深衷浅貌，短语长情。”“深衷”和“长情”是就诗的思想而言，“浅貌”和“短语”是就诗的形象而言，短短八个字的评语，体现了诗歌单纯清新的风格，以及诗人高度的概括能力。
最后，《古诗十九首》的作者是文人，诗的语言自然带有文人诗的色彩，但是，它不同于汉赋，这十九首诗的语言是质朴又生动自然的百姓口语的集中和提高。究其原因，大概缘于诗的作者是中下层失意文人，他们对自然或人生的体验是比较深刻的，又了解民间文学的特点，同时更愿意将自己的情感用诗的形式说给与自己身份、地位相似的人听。这就使《古诗十九首》呈现出民歌的气息，以及一种生动而自然的语言风格。正如谢榛《四溟诗话》中说：“《古诗十九首》格古调高，句平意远，不尚难字，而自然过人矣。”又说：“《古诗十九首》平平道出，且无用工字面，若秀才对朋友说家常话，略不作意。”举例来说，《孟冬寒气至》中“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上言长相思，下言久离别”，《明月何皎皎》中“出户独彷徨，愁思当告谁？引领还入房，泪下沾裳衣”，这些语句让我们感觉诗人像是透过文字在与我们对话，把诗的语言运用得像口语一样亲切质朴。
当然，由于诗的作者是富有才气的文人，所以诗中也运用了典故、成语，从而把丰富的内涵融入到简约的语言中。像《明月皎夜光》中作者用“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来述说他和友人今昔交情的变化。“携手好”，用的是《诗经》中的词语。《诗经·邶风·北风》中说：“北风其凉，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携手同行。其虚其邪，既亟只且。”后面的“遗迹”一词，是比喻的用法，说的是友人丝毫不顾念旧情。这个词来源于《国语·楚语下》：“（楚）灵王不顾其民，一国弃之，如遗迹焉。”我们了解了“遗迹”这个词的出处和含义，就能深刻体会到诗人对这位曾经的友人是多么怨恨了。
总之，从手法，到形象，再到语言，《古诗十九首》都有着很高的艺术性，这使它成为流传千古，至今仍被人们吟诵的经典。
《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及创作年代
谈到诗词，首先要说的就是作者和创作时间，然而《古诗十九首》中的诗歌在这两点上却是模糊甚至存在争议的。
当初萧统编选这十九首诗的时候，就是由于无法考证清楚诗的作者和创作年代，因而总题为“古诗”，并以诗的首句为题，列入“杂诗”一类。稍晚于萧统的南朝梁陈间的徐陵编纂了一部诗集叫《玉台新咏》，他将《古诗十九首》中的《西北有高楼》《东城高且长》《行行重行行》《涉江采芙蓉》《青青河畔草》《庭中有奇树》《迢迢牵牛星》《明月何皎皎》八篇题为“枚乘杂诗”，后来甚至有人认为这十九首诗都是枚乘的作品。
对于这个观点，学者在研究后给予了否定。钟嵘《诗品序》中说：“逮汉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诗眇邈，人世难详，推其文体，固是炎汉之制，非衰周之倡也。自王（褒）、扬（雄）、枚（乘）、马（司马相如）之徒，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说的是五言诗起自李陵，而枚乘的生活时代在李陵之前，那时还没有五言诗出现;而且枚乘是“吟咏靡闻”，就是说他没有从事过诗的创作。
另外，《文选》中有陆机《拟古诗》十二首，凡是《玉台新咏》中认为是枚乘的作品，均已擬及，如《拟行行重行行》《拟迢迢牵牛星》等;又刘铄《拟古诗》二首，也在《玉台新咏》枚乘诗之内。但陆、刘称其为“拟古诗”，而不是“拟枚乘诗”。陆机和刘铄生活的时代要早于徐陵，其说法应该是可信的。
正如钟嵘所说“古诗眇邈，人世难详”，《古诗十九首》中每首诗的作者如今已难知其详。当今学界一般认为，这些诗为中下层文人的作品，非一时一人之作。
至于这十九首诗的创作年代，从西晋陆机的拟作我们可以得知，这一类的诗在西晋初期已经在社会上广泛流传，肯定是西晋以前的作品。从《文选》的排序看，是认为这些诗创作于汉代，但不确定是西汉还是东汉。当今学者研究认为，从文学发展的角度并综合现存的汉代诗歌来看，不到东汉末期，没有而且也不可能出现像《古诗十九首》这样成熟的五言诗，这十九首诗虽然不是成于一人之手，但却是同时代的产物。
《古诗十九首》的诗歌渊源
清初诗人、文学家王士祯在其《渔洋诗话》中说：“《风》《雅》后有《楚辞》，《楚辞》后有《十九首》，风会变迁，非缘人力，然其源流，则一而已矣。”这段话告诉我们一个文学现象，就是《古诗十九首》与《诗经》《楚辞》乃至乐府诗有着一个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弄清这个关系，对我们理解这十九首诗是很有帮
助的。
有学者提出：《古诗十九首》可以兴感人之情意，可以考见得失，观察流俗。其辞温柔敦厚，和而不流，言情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写家庭之情感，陈政治之得失，刺人伦之道，无不赅括，其中多托物比兴，用鸟兽草木为譬，足以资多识。凡诗之性情、倚托、比兴三者，莫不包涵，其所以能独高千古，盖得助于《三百篇》之遗意。《三百篇》指的就是《诗经》，这段话高度概括了《古诗十九首》与《诗经》的继承关系，无论是题材内容、情感抒发、诗歌风格还是写作手法都有《诗经》的遗风。
就题材内容来说，《古诗十九首》是以游子怀乡和思妇怀人为基本内容的，这类题材的作品在《诗经》中多有反映。如《诗经·小雅·采薇》就是一首典型的思乡诗，“曰归曰归，岁亦莫止”，唱出了从军将士的艰辛生活和思归情怀。《古诗十九首》还反映了士人对生命意义的探索以及人生观的转变。这类诗歌在继承《诗经》传统的同时，又融入了汉代士人阶层的生命意识，是因时代背景不同而产生的思想改变。
就情感表现方式来说，《古诗十九首》语言质朴凝练，有《诗经》之遗风。诗的作者还擅长引用和化用《诗经》中的诗句和典故。比如《迢迢牵牛星》中“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提到的牛郎星和织女星，在《诗经·小雅·大东》中就出现了：“跂彼织女，终日七襄”，“睆彼牵牛，不以服箱”。
就叙事和抒情手法来说，《古诗十九首》继承了《诗经》的“赋”“比”“兴”，像“思为双飞燕，衔泥巢君屋”，“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就是托物比兴。
就诗体来说，《诗经》以四言为主，《古诗十九首》对此有所突破，以五言为体。这是由于随着社会生活的丰富，人们情感的增加，四言的形式已经不能承载所要表达的内容了，于是必然要产生新的形式。这反映了文学表达形式和情感内容的辩证统一。
再说《古诗十九首》与《楚辞》的关系。《楚辞》以屈原的《离骚》《九章》《九歌》等为代表，从主题来看，主要反映了被流放之人的失意、求索、怅然，以及去国离乡的悲伤苦闷之情。《古诗十九首》同样是汉末失意文人的抒情作品，同样反映了去国怀乡的流离之苦以及被时代贻误的哀怨苦闷。这是与东汉末年的社会状况相符合的。当时，宦官、外戚把持朝政，社会动荡不安，卖官鬻爵之风盛行，一些有理想有抱负的文人由于没有门路，只能游宦于世，用诗歌将自己的失意、愤懑表达出来。
以《古诗十九首》中《涉江采芙蓉》为例。第一句“涉江采芙蓉”中的“涉江”就是《楚辞·九章·涉江》的题目，同时也活用了《涉江》的本意，即诗人起早贪黑在江畔求索，采鲜花和芳草，以寄托所思。后面的“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活用了《楚辞·九歌·山鬼》中的诗句“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句意相同，并且在诗中都起到了点明主旨的作用。
最后看《古诗十九首》与乐府诗的关系。这里有必要先解释一下什么是“乐府诗”。乐府初设于秦，是当时“少府”下辖的一个专门管理乐舞演唱教习的机构。汉初，乐府并没有保留下来。到了汉武帝时，重设乐府，职责是采集民间歌谣或文人的诗来配乐，以备朝廷祭祀或宴会时演奏之用。乐府搜集整理的诗歌，就叫“乐府诗”，简称“乐府”。 《古诗十九首》在语言上继承了乐府诗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平浅自然的特点，如“客从远方来，遗我一端绮”，“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等句，亲切而又朴素，浅近而又真切，无需注释，今人也能知道它所描述的意境和内容。同时，《古诗十九首》的语言还具有凝练和蕴藉的特点，契合了古代文人创作的习惯，其凝练来源于典故的运用，其蕴藉来自于真情实感的流露。
《古诗十九首》还继承了乐府诗的质朴之风。明代钟惺、谭元春合编的《古诗归》中则说“苏（武）李（陵）、《十九首》与乐府微异，工拙浅深之外，别有其妙。乐府能著奇想，著奥辞，而古诗以雍穆平远为贵。乐府之妙，在能使人惊;古诗之妙，在能使人思。然其性情光焰，同有一段千古常新、不可磨灭处”。这是道出了《古诗十九首》与乐府诗在格调、境界上的差异。
从诗的写作手法上来看，乐府诗长于叙事，《古诗十九首》长于抒情。前者多采用铺叙的手法，其人物形象比较鲜明;后者侧重融情于事，人物形象带有普遍性。前者多以事情本身的发展脉络和走向为结构，后者侧重以情感的起伏转换为线索。
总之，《古诗十九首》从《诗经》《楚辞》、乐府诗中汲取了充沛的营养，同时又有所发展，从而使五言诗成为一种成熟的文人诗体。
《古诗十九首》的叙事内容
纵观这十九首古诗，其叙事内容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关于生命价值的叙事。《古诗十九首》中不乏对生命的描述，像《青青陵上柏》中“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就描述了人生命的短暂。对前两句诗，后人注解称：“前者就颜色言之，后者就形体言之，都是永恒不变的。用以兴起对生命短暂的感慨。”《回车驾言迈》中“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表达了作者见到花草树木容易凋谢，感叹人生易老，岁月易逝，而自己还不能功成名就。从中我们能够看出诗人的生活状态，以及他对生命的关注和思考。
此外，还有作者提出了不必因生命的长短而放弃人生乐趣的观点。如《生年不满百》中所说“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又如《驱车上东门》是诗人游经北邙山时，远远望见一片墓地，突发的感叹。诗中最后两句“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表达了作者对求仙、追求长生不老之术的反对，和对及时享乐的赞同。应该指出，这是诗人在东汉末年黑暗动荡的社会环境下所反映出的人生态度，难免带有消沉、消极的色彩，我们今天在读这些诗的时候对此应当有所注意。
其次，是思妇怀夫的叙事。《古诗十九首》中有各种离别情形，夹杂的也是不同的思念。以一個遭“弃捐”的女子的口吻写的《行行重行行》一诗，“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一连四个“行”字，写出了丈夫远行的漫长，也意味着归期未定。最后一句“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将对丈夫的思念、埋怨统归于切切的关怀，一片柔肠，令人动容。
思妇的情节在《古诗十九首》中往往呈现为内心的寂寞苦闷，对丈夫的无比思念。如《青青河畔草》一诗：“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昔为娼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其中“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写出了女主人内心的寂寞。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无视为淫词、鄙词者，以其真也。”表明了诗歌的人格魅力和真实性。南宋诗论家严羽也说：“一连六句，皆用叠词，今人必以为句法重复之甚。古诗正不当以错论也。”六个叠词，写出了思念的不间断性和延续性。其他像《客从远方来》《凛凛岁云暮》《孟冬寒气至》也是关于思妇在家中思念远行丈夫的诗，感人
至深。
第三，是对游子思归的叙事。对于每一个身处异乡的游子而言，回家往往成为一种奢侈。对家人的思念，对故乡的眷恋，成了漂泊异乡的游子心中的期盼。《古诗十九首》中的《涉江采芙蓉》一诗：“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作者睹物思归，看见路边的一草一木都会勾起自己那份浓浓的思归之情。
第四，是对士人失意的叙事。东汉末年，社会动荡，危机四伏，许多士人有能力却没有一展身手的机会，只能苦闷、忧郁、彷徨、苦叹，对社会的不公表示不满。《西北有高楼》这首诗叙述了诗人怀才不遇的情形，其中的“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表明诗人不苦恨自己的才华没人赏识，而是恨朝廷不能给有志之士施展的舞台，主人公的苦闷，恰恰反映了当时社会腐朽不堪的状态。
《古诗十九首》的艺术特色
《古诗十九首》之所以能在中国诗歌史上产生巨大的影响，主要源于它的艺术性。
首先，如前文所说，乐府诗长于叙事，《古诗十九首》长于抒情。这十九首诗中有不少关于自然景物和环境的描写，但它不同于晋、宋以后的山水诗和咏物诗，而是为表现作者的主观心情而做出的必要渲染和衬托。比如《回车驾言迈》中“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四句，写的是春天野外的景色，但我们读过之后，会自然而然地体会到诗人在现实生活中空虚无着落的悲凉感。又如《生年不满百》中“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夜苦长，何不秉烛游”四句，表面看是在阐明一个道理，其实这是一种人生的感慨，是感情的波澜而非理性的观点。
这种抒情，《古诗十九首》用最点睛的笔墨将其描绘出来，有些是委婉含蓄，余意无穷;有些是慷慨激昂，淋漓尽致。在变化中寻求统一，在参差里取得和谐，表现出了高度的概括性。这种高度的概括性，源于诗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感受，使其全部的感情发酵、酝酿出来，这样，从他心底流露出的语言，就会像美酒一样，量越少，质越醇，越能使人沉醉。刘熙载《艺概》中说：“《十九首》凿孔乱道，读之自觉四顾踌躇，百端交集，诗至此，始可谓言之有物矣！”正因为作者把大量的生活材料加以高度的概括，才使人感到“言之有物”，同时在抒情效果上具有独特而深刻的感染力。 其次，具有高度艺术性的作品，其形象性必然很强，《古诗十九首》也不例外。《行行重行行》中用“衣带日已缓”“思君令人老”来写离别之情，使人从身体、容颜的具体变化中看出久别深思的苦痛。《今日良宴会》中的“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飆尘”，用暴风和被暴风卷起的尘土来形容人生短暂。《西北有高楼》中的“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是用音乐的旋律表现人内在心情的激动。《明月皎夜光》中的“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是用具体的行动和事物来形容曾经友情的深厚以及现在的漠不关心。这种例子还有很多。
尤其要指出的是，这十九首诗的每一篇都自然地构成了一个完整而鲜活的艺术形象。《青青陵上柏》描写洛阳，于是我们面前就浮现出一幅动乱时代都市生活的画面。《驱车上东门》描写墓地，它所展示的就是一个阴森萧瑟的世界。《今日良宴会》把失意之士酒酣耳热、慷慨激昂的场面刻画得十分逼真。无论哪一篇，都蕴藏着诗人的思想感情，诗中所体现的不仅是生活的具体画面，更是诗人的心灵感受。
《古诗十九首》所描绘的形象虽然丰富多样，但无论它的内涵如何复杂深广，其给予我们的感受却是异常的单纯与清新。陆时雍《古诗镜》中说：“《十九首》，深衷浅貌，短语长情。”“深衷”和“长情”是就诗的思想而言，“浅貌”和“短语”是就诗的形象而言，短短八个字的评语，体现了诗歌单纯清新的风格，以及诗人高度的概括能力。
最后，《古诗十九首》的作者是文人，诗的语言自然带有文人诗的色彩，但是，它不同于汉赋，这十九首诗的语言是质朴又生动自然的百姓口语的集中和提高。究其原因，大概缘于诗的作者是中下层失意文人，他们对自然或人生的体验是比较深刻的，又了解民间文学的特点，同时更愿意将自己的情感用诗的形式说给与自己身份、地位相似的人听。这就使《古诗十九首》呈现出民歌的气息，以及一种生动而自然的语言风格。正如谢榛《四溟诗话》中说：“《古诗十九首》格古调高，句平意远，不尚难字，而自然过人矣。”又说：“《古诗十九首》平平道出，且无用工字面，若秀才对朋友说家常话，略不作意。”举例来说，《孟冬寒气至》中“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上言长相思，下言久离别”，《明月何皎皎》中“出户独彷徨，愁思当告谁？引领还入房，泪下沾裳衣”，这些语句让我们感觉诗人像是透过文字在与我们对话，把诗的语言运用得像口语一样亲切质朴。
当然，由于诗的作者是富有才气的文人，所以诗中也运用了典故、成语，从而把丰富的内涵融入到简约的语言中。像《明月皎夜光》中作者用“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来述说他和友人今昔交情的变化。“携手好”，用的是《诗经》中的词语。《诗经·邶风·北风》中说：“北风其凉，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携手同行。其虚其邪，既亟只且。”后面的“遗迹”一词，是比喻的用法，说的是友人丝毫不顾念旧情。这个词来源于《国语·楚语下》：“（楚）灵王不顾其民，一国弃之，如遗迹焉。”我们了解了“遗迹”这个词的出处和含义，就能深刻体会到诗人对这位曾经的友人是多么怨恨了。
总之，从手法，到形象，再到语言，《古诗十九首》都有着很高的艺术性，这使它成为流传千古，至今仍被人们吟诵的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