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警察维护了自己的尊严，法官维护了“法律的尊严”，而成为罪犯的克兰比尔却失去了尊严，失去了做人的尊严。它让我们反省：法律的功用到底应当定位在哪里？
　　法国作家阿纳托尔·法朗士的散文很著名，他写小说也十分在行，短篇小说《克兰比尔》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被誉为“世界必读的100篇短篇小说”之一。教科书上称“克兰比尔的冤案是影射德雷福斯事件。法朗士写这篇小说的用意，在于抗议对德雷福斯的诬告和陷害。” 德雷福斯事件，或称德雷福斯丑闻、德雷福斯冤案，是19世纪末发生在法国的一起政治事件，事件起于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一名法国犹太裔军官被误判为叛国，法国社会因此爆发严重的冲突和争议。此后经过重审以及政治环境的变化，事件于1906年7月12日获得平反，德雷福斯也成为国家的英雄。然而，现在用法律的眼光读这篇小说，也有深意在里边。
　　故事很简单。克兰比尔是蒙马特尔街上走街串巷的卖菜小贩。一天在等买主送菜钱时，一名警察责令他立即将车推走。克兰比尔辩称自己在等菜钱，警察连说三遍，随后便要办他个“违警罪”。克兰比尔叫道：“该死的母牛”、“上帝作证，我可不是那种藐视法律的人。”克兰比尔最终被定罪，“判处15天的监禁和50法郎的罚款”。
　　小说的震撼在于克兰比尔出狱之后。尽管他自己不以为荣，也不以为耻，甚至没有一个痛苦的回忆，但是他发现，人们开始对他冷淡。
　　他去找欠钱的贝尔亚太太讨要15个苏的菜钱时，她甚至没有瞧他一眼。就连过去最忠实的主顾洛尔太太，也瞧不起他了，人们都嫌弃他，说他是个犯人。人们骂他，逃避他，整个社会都这样对待他。他几乎跟所有的人都吵了架。由此他变成了一个说话粗鲁，蛮不讲理的人。他不断地酗酒，和人吵架，“他的精神瓦解了”。
　　从前他可以一天赚到100苏的银币，如今一个子儿也没有了。极端的贫困向他袭来，他被房主赶出，借住在停车房里，“恶臭的脏水，做伴的蜘蛛和老鼠”，让他想到了“不会挨冻、不会受饥饿”的监狱。于是他走到街上，对一个警察大声说：“该死的母牛，我骂你，你为什么不把我抓起来？”警察不予理睬：“把说浑话的酒鬼抓起来，又有什么用呢？”
　　小说的结尾是：“克兰比尔垂头丧气，冒雨向黑夜深处走去。”
　　小说的结尾富于喜剧性，类似《警察与赞美诗》，只是结局不同：前者的主人公想进监狱而不得，后者的主人公在不想进监狱的时候进了监狱。如果我们再做深一层的思考，后者想进监狱是为了躲避贫困，而在法朗士的笔下，克兰比尔的贫困却是成为犯人之后。
　　“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孔子教诲国人的一句话在克兰比尔身上完全应验，自从他成为“违警罪”的罪犯之后，他就被社会归为“异类”，社会不再接纳他，他开始贫困，开始堕落，开始向往监狱生活。而我们要问的是：是什么让一个正常人变成了社会的累赘，如果更通俗一点，是什么让一个好人变坏的？
　　这是一次并不严重的“违警”。他的车子阻碍了交通，并非有意，而是为了等顾主的菜钱；警察督促三次，他申辩三次，在警察看来就是对警察的不敬了，何况他还有一句“该死的母牛”的脏话，尽管这句脏话到底是警察先说的，还是克兰比尔先说的，在法庭上仍是莫衷一是。
　　警察维护了自己的尊严，法官维护了“法律的尊严”，而成为罪犯的克兰比尔却失去了尊严，失去了做人的尊严。它让我们反省：法律的功用到底应当定位在哪里？不错，是维护秩序，是维护公正，但归根结底是维护人的尊严，是让人有尊严地生活着。倘若离开了这个根本，那么即使是公正的法律也可能把“人”变成“鬼”，克兰比尔的蜕变经历，再一次告诉我们这个道理。试想一下，一个“鬼”多的社会，还会是一个良好的社会吗？而制造这样的社会，还会是法律的初衷吗？
　　也许是小说，也许是法朗士有意制造一种氛围。生活中不會有如此倒霉的克兰比尔，那是小说。但是放眼当下，类似的克兰比尔还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