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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富之路
甚至连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明确表示，调整经济结构已经成为首要任务，以便使经济更多地依靠内需，减少对出口和资本密集型国有企业投资的依赖，即便这样做会削弱短期经济增长。
2012年12月14日，主题为“重返民富之路”的第四届网易经济学家年会在北京举办。世界银行前行长、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与会并发表演讲，他认为，世界经济形势依旧不容乐观，欧元区危机仍然没有结束，主权债务危机，银行坏账国债窟窿，以及国际竞争压力，都将成为未来面对的紧迫问题。与此同时，因为拥有足够的资源和政策空间应对经济下滑，能够实现“软着陆”的中国已无法复制增长势头。“中国的整体结构需要进行大幅调整，改变国企主导态势并逐步允许由市场力量来决定经济发展，才能实现中国经济在未来10年里的持续扩张。”
事实上，在刚刚结束的年度“重头戏”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改革”一词在公布的报告中前后15次被提及，超越多年来出现频率长居首位的关键词“增长”。从就业岗位结构的困境到成本的压力，再到能源的优化难题，以至于国有企业的沉疴和旧疾，所有矛头最终指向的都是伴随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日益显现的增长方式难题。而会议中一再强调的“允许摸着石头过河”，更被解读为今后将有一连串更创新、更具体的措施出台，如税制、户籍、土地管理改革等。
在谈论未来之前，首先要知道当前的问题出在哪里，就像世行前行长佐利克所认为的，如果中国不改变它的发展战略，可能会滑入中等收入陷阱。他建议，首先中国应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中国需要重新定义政府的角色。同样，中国还需要进一步商业化其金融市场，并且要有独立的监管机构。中国的户籍制度也需要进一步的放开，并且农民的土地权益也应当得到保护，可以通过土地注册和租赁权益来得到保护。
佐利克表示，鉴于中国改革的历史进程，他认为未来中国的改革并不会是激进式的。比如说应当照顾短期的利益，鼓励公众的参与，建立起公众的支持，并且加强体制改革。
他认为，中国的官方已经开始愿意应对一些艰难的问题，尤其是涉及到中国未来增长的一些问题。经过30年高速增长之后，如果还想按照原来的方式进行发展是不可行的。中国政府仍然继承了邓小平改革的核心理念，就是开放，并且中国领导人也意识到，现在应该采取新的方式来继续前行。2013年将会是中国开启新的工作全新的一年，前景非常令人兴奋。
对话佐利克
中国OR美国，深陷财政悬崖
我不认为中国未来还可以再次达到10％左右的增长率。
BQ：在当前中国改革的关键时刻，请描述人民币国际化的路线图。
Z：中国政府已经强调了希望能够进一步开放资本账户。这是最终的目标。但是要达到这个目标需要采取不同的步骤，缓慢地转向自由货币贸易。同时，也需要中国内部在金融市场上的改革。除了银行在这方面做一些努力以外，我们需要其他的助力，在证券市场，包括股权投资和债券投资方面的一些努力。
关于人民币相对于美元以及其他货币价值的低估，解决它的一个途径就是让市场来决定，通过一个公开资本的方式，来对这个汇率进行调整。
BQ：关于美国经济，您认为是温和反弹，还是持续衰退，QE4推出对美国经济有帮助吗？
Z：我认为现在美国经济还是有一些中等适度反弹，但是很明显这种反弹还不够充足，还不足以让更多人重返就业岗位。美国经济最主要的恢复推动力还是来自于商业，直到上个月的时候，美国消费者加入到这个反弹进程当中，帮助了它的反弹。但是同样也是在上周报告当中，看到提示这种消费者介入实际上有潜在的风险，很明显消费的这种增长并不能够超过家庭的收入增长速度。
现在美国对于量化宽松有效性有非常多的辩论，可能经济学家也会为此研究多年。但是，就个人观点我觉得量化宽松效果已经开始越来越少。
BQ：2013年美国货币政策将会持续怎样的态势？
Z：我对广东兴趣浓一些，因为习近平总书记刚刚去了，同样我在那里见到了汪洋书记，因为他们提到非常有趣的改革的事情。我觉得美国货币政策当中最主要就是央行行长伯南克提出量化宽松的指引。在这个政策当中它所提示的就是更多地购买一些证券，或者保持利率的低水平，以及引导投资到其他一些资产类别，包括股权等等。从而能够更好地去解决关于失业率的问题。2013年的时候联储局会重新审视政策方面的挑战，这正是央行行长伯南克自己所说到的。
BQ：对中国宏观经济明年的预测是什么？
Z：首先我认为中国已经完成了软着陆，在2012年的时候有一个担心，就是通货膨胀，因为传统意义上来讲通货膨胀是非常大的扰乱因素，“十八大”会议我们看到控制通货膨胀的决心。而我认为中国人民银行和其他的各方已经完成了这个控制，同样我们也看到一些其他新的具体政策出台，所以在进入到2013年的过程当中，相信中国还会看到一个适度的增长。
举个例子，中国不应该继续依靠出口来推动增长，因为在国外一些国家包括美国它的增长已经非常缓慢了，所以中国应该通过其他领域，比如说内需推动经济的增长。这就又回到了老话题，我们要重新关注改革的方方面面，包括社保体系，企业、土地以及劳动力等等方面创新，以此进一步刺激经济增长。
BQ：中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为什么中国股市已经连续第二年跌幅排名第一？
Z：要预测中国这个股市是非常困难的，我觉得股市在中国也反映了中国经济的不确定性。同样在中国出口方面，也有一些不确定性，尤其是出口到欧盟国家还有日本和美国。实际上股市应该反映大家对于未来收益的一个预期，就是因为经济放缓还有非常多不确定性，导致整个股市下滑。只有重新让我们看到中国更广义上的改革问题，我不认为中国未来还可以再次达到10％左右的增长率。但是如果通过很好的改革，相信它一定会达到8％的增长率。 但值得注意的是，之所以中国经济能这么多年保持非常高速增长，就是因为有非常多的人口还有劳动力都流向劳动密集的市场当中。所以我们这个挑战可能并不是增长就业岗位数量，而是增长有收入的就业岗位，同时提高附加值的链条。
国企VS私企，方程式的两边
如果我们能够创造一个平等环境和资源享有一个平台，包括竞争和金融以及融资的平台，能够进一步帮助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竞争和创造就业机会。
BQ：您曾谈到中国经济需要重塑结构，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定位问题。请问您的具体意见和建议？
Z：我们可以将现代企业结构适用于国企，比如说我们可以将它的管理层和所有人进行一个分离，这样所有人是持有它的股份，而管理人是独立的。因为分离了所有人和管理层之间的职能，可以将所有人所有权进行多样化，其中一部分可以进行一些出售。从更广义层面来说最终还是要看国企在整个市场当中是否有相应的优势。希望私有企业可以和国企在更公平的平台上共同竞争。这是一个方程式的两面，一方面我们希望国企能够更向私营企业的这种运作方式运营，而另外一方面，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竞争。
BQ：世界银行新出的一个报告里面提到金砖国家，尤其是中国。现在创业成本逐渐降低，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Z：大部分世行这方面报告，都是关于去衡量到底整个过程需要多少时间，耗费多少资金，多少税收，多少时间才能雇佣到工作人员，以及对资本的可获得性。而对于这种富民，社会富裕方面实际上是有优势的。有一些老的制度，或者官僚可能限制年轻人崛起空间。
我最近看到中国在一些区域性节能项目上贷款。很多银行他们愿意放款都是基于抵押物，而不是基于新的技术，或者新的体系，这种技术和体系能够给他们带来现金流在未来的节省。所以我看到这家银行操作方式就是在节能项目上进行一个放贷，最终可以帮助在环境的保护上做到成本节约。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创造一个平等环境和资源享有一个平台，包括竞争和金融以及融资的平台，能够进一步帮助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竞争和创造就业机会。
BQ：低廉创业的成本，是否对于重返民富之路能够起到有效作用？
Z：跟大家分享我最后一个观察，我非常喜欢到硅谷访问，在那里人的思考方式，我称之为非继续性或者离散性思考。这在美国甚至全球都是如此，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全球软件的发展和变革看到。这完全改变了整个电子行业的局势，为什么我们看到一些重要的日企在市场当中逐渐失去市场份额。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给零售业所带来的变革，现在美国的书店也在逐渐消失，大家可以从网上购买图书。
而传统一些的零售商也必须重新评估自己的商业模式，这样才能够跟一些互联网企业进行竞争。这也会影响到制造业和其他领域，所以包括福特汽车企业当中的负责人已经说道，它更像一个软件型公司，而不再是一个制造业的公司。所以很难预测到底这些想法当中哪些是可以实现，哪些没有效果。如果硅谷当中10％的点子，都能够奏效，就会是非常巨大的效应。
应该进一步为新的增长创造空间，有一些会出现失败这是没有问题的，正是因为这种动态变化能够使中国进入一个高收入国家。它同样也会改变我们的媒体形态，大家可能已经非常熟悉了。
甚至连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明确表示，调整经济结构已经成为首要任务，以便使经济更多地依靠内需，减少对出口和资本密集型国有企业投资的依赖，即便这样做会削弱短期经济增长。
2012年12月14日，主题为“重返民富之路”的第四届网易经济学家年会在北京举办。世界银行前行长、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与会并发表演讲，他认为，世界经济形势依旧不容乐观，欧元区危机仍然没有结束，主权债务危机，银行坏账国债窟窿，以及国际竞争压力，都将成为未来面对的紧迫问题。与此同时，因为拥有足够的资源和政策空间应对经济下滑，能够实现“软着陆”的中国已无法复制增长势头。“中国的整体结构需要进行大幅调整，改变国企主导态势并逐步允许由市场力量来决定经济发展，才能实现中国经济在未来10年里的持续扩张。”
事实上，在刚刚结束的年度“重头戏”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改革”一词在公布的报告中前后15次被提及，超越多年来出现频率长居首位的关键词“增长”。从就业岗位结构的困境到成本的压力，再到能源的优化难题，以至于国有企业的沉疴和旧疾，所有矛头最终指向的都是伴随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日益显现的增长方式难题。而会议中一再强调的“允许摸着石头过河”，更被解读为今后将有一连串更创新、更具体的措施出台，如税制、户籍、土地管理改革等。
在谈论未来之前，首先要知道当前的问题出在哪里，就像世行前行长佐利克所认为的，如果中国不改变它的发展战略，可能会滑入中等收入陷阱。他建议，首先中国应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中国需要重新定义政府的角色。同样，中国还需要进一步商业化其金融市场，并且要有独立的监管机构。中国的户籍制度也需要进一步的放开，并且农民的土地权益也应当得到保护，可以通过土地注册和租赁权益来得到保护。
佐利克表示，鉴于中国改革的历史进程，他认为未来中国的改革并不会是激进式的。比如说应当照顾短期的利益，鼓励公众的参与，建立起公众的支持，并且加强体制改革。
他认为，中国的官方已经开始愿意应对一些艰难的问题，尤其是涉及到中国未来增长的一些问题。经过30年高速增长之后，如果还想按照原来的方式进行发展是不可行的。中国政府仍然继承了邓小平改革的核心理念，就是开放，并且中国领导人也意识到，现在应该采取新的方式来继续前行。2013年将会是中国开启新的工作全新的一年，前景非常令人兴奋。
对话佐利克
中国OR美国，深陷财政悬崖
我不认为中国未来还可以再次达到10％左右的增长率。
BQ：在当前中国改革的关键时刻，请描述人民币国际化的路线图。
Z：中国政府已经强调了希望能够进一步开放资本账户。这是最终的目标。但是要达到这个目标需要采取不同的步骤，缓慢地转向自由货币贸易。同时，也需要中国内部在金融市场上的改革。除了银行在这方面做一些努力以外，我们需要其他的助力，在证券市场，包括股权投资和债券投资方面的一些努力。
关于人民币相对于美元以及其他货币价值的低估，解决它的一个途径就是让市场来决定，通过一个公开资本的方式，来对这个汇率进行调整。
BQ：关于美国经济，您认为是温和反弹，还是持续衰退，QE4推出对美国经济有帮助吗？
Z：我认为现在美国经济还是有一些中等适度反弹，但是很明显这种反弹还不够充足，还不足以让更多人重返就业岗位。美国经济最主要的恢复推动力还是来自于商业，直到上个月的时候，美国消费者加入到这个反弹进程当中，帮助了它的反弹。但是同样也是在上周报告当中，看到提示这种消费者介入实际上有潜在的风险，很明显消费的这种增长并不能够超过家庭的收入增长速度。
现在美国对于量化宽松有效性有非常多的辩论，可能经济学家也会为此研究多年。但是，就个人观点我觉得量化宽松效果已经开始越来越少。
BQ：2013年美国货币政策将会持续怎样的态势？
Z：我对广东兴趣浓一些，因为习近平总书记刚刚去了，同样我在那里见到了汪洋书记，因为他们提到非常有趣的改革的事情。我觉得美国货币政策当中最主要就是央行行长伯南克提出量化宽松的指引。在这个政策当中它所提示的就是更多地购买一些证券，或者保持利率的低水平，以及引导投资到其他一些资产类别，包括股权等等。从而能够更好地去解决关于失业率的问题。2013年的时候联储局会重新审视政策方面的挑战，这正是央行行长伯南克自己所说到的。
BQ：对中国宏观经济明年的预测是什么？
Z：首先我认为中国已经完成了软着陆，在2012年的时候有一个担心，就是通货膨胀，因为传统意义上来讲通货膨胀是非常大的扰乱因素，“十八大”会议我们看到控制通货膨胀的决心。而我认为中国人民银行和其他的各方已经完成了这个控制，同样我们也看到一些其他新的具体政策出台，所以在进入到2013年的过程当中，相信中国还会看到一个适度的增长。
举个例子，中国不应该继续依靠出口来推动增长，因为在国外一些国家包括美国它的增长已经非常缓慢了，所以中国应该通过其他领域，比如说内需推动经济的增长。这就又回到了老话题，我们要重新关注改革的方方面面，包括社保体系，企业、土地以及劳动力等等方面创新，以此进一步刺激经济增长。
BQ：中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为什么中国股市已经连续第二年跌幅排名第一？
Z：要预测中国这个股市是非常困难的，我觉得股市在中国也反映了中国经济的不确定性。同样在中国出口方面，也有一些不确定性，尤其是出口到欧盟国家还有日本和美国。实际上股市应该反映大家对于未来收益的一个预期，就是因为经济放缓还有非常多不确定性，导致整个股市下滑。只有重新让我们看到中国更广义上的改革问题，我不认为中国未来还可以再次达到10％左右的增长率。但是如果通过很好的改革，相信它一定会达到8％的增长率。 但值得注意的是，之所以中国经济能这么多年保持非常高速增长，就是因为有非常多的人口还有劳动力都流向劳动密集的市场当中。所以我们这个挑战可能并不是增长就业岗位数量，而是增长有收入的就业岗位，同时提高附加值的链条。
国企VS私企，方程式的两边
如果我们能够创造一个平等环境和资源享有一个平台，包括竞争和金融以及融资的平台，能够进一步帮助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竞争和创造就业机会。
BQ：您曾谈到中国经济需要重塑结构，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定位问题。请问您的具体意见和建议？
Z：我们可以将现代企业结构适用于国企，比如说我们可以将它的管理层和所有人进行一个分离，这样所有人是持有它的股份，而管理人是独立的。因为分离了所有人和管理层之间的职能，可以将所有人所有权进行多样化，其中一部分可以进行一些出售。从更广义层面来说最终还是要看国企在整个市场当中是否有相应的优势。希望私有企业可以和国企在更公平的平台上共同竞争。这是一个方程式的两面，一方面我们希望国企能够更向私营企业的这种运作方式运营，而另外一方面，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竞争。
BQ：世界银行新出的一个报告里面提到金砖国家，尤其是中国。现在创业成本逐渐降低，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Z：大部分世行这方面报告，都是关于去衡量到底整个过程需要多少时间，耗费多少资金，多少税收，多少时间才能雇佣到工作人员，以及对资本的可获得性。而对于这种富民，社会富裕方面实际上是有优势的。有一些老的制度，或者官僚可能限制年轻人崛起空间。
我最近看到中国在一些区域性节能项目上贷款。很多银行他们愿意放款都是基于抵押物，而不是基于新的技术，或者新的体系，这种技术和体系能够给他们带来现金流在未来的节省。所以我看到这家银行操作方式就是在节能项目上进行一个放贷，最终可以帮助在环境的保护上做到成本节约。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创造一个平等环境和资源享有一个平台，包括竞争和金融以及融资的平台，能够进一步帮助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竞争和创造就业机会。
BQ：低廉创业的成本，是否对于重返民富之路能够起到有效作用？
Z：跟大家分享我最后一个观察，我非常喜欢到硅谷访问，在那里人的思考方式，我称之为非继续性或者离散性思考。这在美国甚至全球都是如此，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全球软件的发展和变革看到。这完全改变了整个电子行业的局势，为什么我们看到一些重要的日企在市场当中逐渐失去市场份额。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给零售业所带来的变革，现在美国的书店也在逐渐消失，大家可以从网上购买图书。
而传统一些的零售商也必须重新评估自己的商业模式，这样才能够跟一些互联网企业进行竞争。这也会影响到制造业和其他领域，所以包括福特汽车企业当中的负责人已经说道，它更像一个软件型公司，而不再是一个制造业的公司。所以很难预测到底这些想法当中哪些是可以实现，哪些没有效果。如果硅谷当中10％的点子，都能够奏效，就会是非常巨大的效应。
应该进一步为新的增长创造空间，有一些会出现失败这是没有问题的，正是因为这种动态变化能够使中国进入一个高收入国家。它同样也会改变我们的媒体形态，大家可能已经非常熟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