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手记:人类社会伴随着战争走到今天,但恐怕没有哪一次能像卢沟桥事变那样,如此长久而深刻地震撼着无数中国人的心灵。2007年7月7日,笔者在卢沟桥组织了全国范围内的29军老兵的最后一次集结。当时,笔者还公布了所能搜集到的差不多全国范围内的29军老兵资料。事后,笔者又写出报告文学《29军老兵在卢沟桥上的最后一次集结》。在这篇报告中,能调查到的29军老兵的姓名、年龄、军衔、历史、现住址、现在的经济状况、家庭状况、健康状况、基本心境等,全部记录在案了。笔者认为,王自治老人,应该是29军直接在卢沟桥事变中参战的最后一名老兵了。以后,即便是在神仙面前,这部浩瀚的抗战历史巨著,它最后活生生的一页,也永远合上了。
　　
　　我出生于1921年7月,今年整整90岁(陕西关中平原的人们都说虚岁)。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迅速沦陷。当时,关中平原风传东北军不战而退、荒落而逃的故事。这让关中地区的汉子们很是郁闷。1936年,我受到一位亲戚的影响,决定投笔从戎,参加了29军。12月12日,我刚刚参军一周,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逼蒋介石抗日的消息就传来了,这更加坚定了我抗日救国的决心。
　　我们是经过严格的考试才进入29军军事训练团的,之后我当了一名学员兵。之后我一直追随何基沣将军(地下党员,新中国成立后任水利部副部长等职)到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先后参加了抗战期间正面战场的一些著名战役如沧州战役、大名府战役、张自忠将军牺牲的枣宜会战等,直至参加了淮海战役的贾汪起义。
　　
　　血战卢沟桥
　　
　　卢沟桥事变发生时,我正在南苑兵营第14营房。战争打响后,29军全军投入紧张的备战,我所在的学兵军训团停止了一切课程。当时的29军学兵军事训练团约有学兵1500人,都是参军不久的学生。我们都是热血青年,大都没有经过任何战斗锻炼,没有任何实战经验,立刻上战场实在不恰当。但是我们学兵一再请缨杀敌,最后军部将我们编入了战斗序列。
　　7月28日,日寇侵犯南苑。南苑是平原地带,29军没有坚固的防御工事,部队没有重型武器。战斗到最激烈时,侵华日军已经在飞机的掩护下打进东门,双方展开激烈的白刃战,将士们都亮出大刀和鬼子拼杀。29军的大片刀三尺长、七斤重,锋利得很!大片刀一人一把,连伙夫都有。
　　此一战,我们学兵军事训练团阵亡了约800人,占全团人数的一半以上,我有幸活了下来。29军副军长佟麟阁和132师师长赵登禹都被日机炸死,部队仓促应战,损失惨重。
　　
　　击落两架日本飞机
　　
　　卢沟桥事变后,29军撤退,途径泊头镇。在那里,我已经是高射机枪排的排长。我在29军军事训练团学习的就是高射机枪。在泊头镇,我们使用的是立柱钢管高射机枪枪架,这样可以任意角度对空射击。使用的重机关枪则是当时的国民政府从德国购进的马克沁重机枪。
　　当时,每挺机枪普遍需要四人来完成操纵与射击。一人瞄准,一人供弹,一人进行观察瞭望,一人协调指挥。但这种配置并不是绝对的,必要的时候,三个人甚至两个人也可以完成射击。
　　我指挥我的排用三架重机枪对空射击。当时,日军的飞机飞得非常低,投弹时必须俯冲,大约距离地面300米,连日本飞行员的鼻子、眼睛我们都看得见。当几架日本飞机向我们俯冲而来的时候,我指挥三架重机枪同时对空扫射。当即击落一架,击伤一架!击落的飞机摔在地上引发爆炸,碎片溅落几里地!碎片中有飞机机身、携带的弹药、飞机燃油以及日本飞行员的尸体等等。
　　由于打下两架日本飞机,我得了奖章,还有纪念卢沟桥事变29军抵抗的奖章、证书,我都让勤务兵背着。谁知在纷飞的战火之中,连勤务兵都丢失了!
　　
　　转战各地
　　
　　此后,我跟随29军一路征战,参加了大名府、台儿庄、随枣、枣宜等战役。由于战争,我们学员兵都是边打仗边学习的。1939年正月,部队转战到湖北当阳一带的时候,干训团第一期、第二期学员同时毕业。毕业的学生大部分到了战区各部队任连长、排长。我毕业后成为179师537团一营的重机枪连连长。537团团长是过家芳,一营营长是刘庭勋。过家芳一直是77军军训团团长,后来77军和59军合编为第33集团军。撤销77军军训团时,把军训团编为537团。(77军军训团,过去由29军直接管辖,29军改为集团军后,为了纪念七七事变,番号改为77军。学员大部分是从平津撤出时的学生,学员毕业后,充任连排军官。)
　　当年,在29军官兵的心目中,军训团就是77军的黄埔军校。军训团也是何基沣将军一直亲手抓的,是他的王牌,他的根基、嫡系。在《何基沣将军传》和何基沣的卫士温文忠的回忆录里记载道:“1940年10月,何基沣率部队奉命开拔到湖北南漳、当阳一带去接替汤恩伯的防地。何基沣命令过家芳537团主动出击,途经南漳县消家堰时忽然遭到日军袭击,9架轰炸机轮番向只有弹丸之地的消家堰轰炸近一个小时,过家芳团阵亡130多人,被炸烂的四肢,血肉模糊地挂在墙上、树上,炸死的骡马内脏摊在地上。”
　　我的左眼瞎了,还有手指、脚面上的伤疤,就是这仗留下的。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我所在的部队由于被改编为何基沣领导的77军,始终没有和新四军发生任何冲突,实际成了共产党领导的武装。何基沣还多次拨出子弹、步枪送给在竹沟的新四军。我们出没于桐柏大洪山区,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生死岔路一瞬间
　　
　　白天,我们打不过日军,日本有飞机,他们的大炮火力非常猛,还有坦克,鬼子也非常多。相对于日军来说,我们中国国民革命军的武器装备差多了,我们虽有马克沁重机枪,但威力相对于鬼子的大炮要差远了。
　　因此,我们537团所采取的战术是,白天不打,躲在树林和深草间睡觉、休息,或者直接抱着枪靠在树上睡觉。夜晚来临,我们变被动为主动,偷袭日军。
　　一次我和两位抬担架的老乡执行任务,走到一个山脊时出现个岔路口。抬担架的老乡问:咱们走哪边呀。我说部队在南边,就走靠南的那条吧。又走了三里多路,南北两条岔路合一。
　　后来才知道,那个岔路口,是我生死的一个岔路口。我们一行三人走下山后得知,一个日军小分队刚刚从北面岔路上山了。
　　
　　贾汪起义
　　
　　淮海战役打响后,1948年11月8日,我随何基沣和张克侠将军、共产党的特殊党员在贾汪起义,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为淮海战役揭开了胜利的序幕。
　　何基沣与张克侠领导的前线起义成功后,1948年11月9日清晨,当毛主席接到起义电报时,对周恩来说:“何基沣、张克侠率部起义,淮海战役多了一分胜利的把握!”
　　起义以后,我的部队被共产党派来的领导整编,我被降级使用,从副团长降到连长。解放军没有军衔,只有现职。
　　之后,我随所在部队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4军,参加了渡江战役以及解放南京的战役。
　　
　　老伴儿
　　
　　我的老伴儿也在77军,过家芳所开的介绍信上有我和我老伴儿两个人的名字。我老伴儿比我小五岁,是77军战地医院的护士。1941年,20岁的我被提升为连长,上尉军衔。我们就是那时候结的婚。当时,77军有规定:野战医院护士在战斗稀疏期间,一定要上前线救护伤员。甚至,不管死活都要从战场上拖回来!同侵华日军血战,我们的伤兵、亡兵,都是我们77军的光荣。77军,就是纪念七七事变的意思。
　　77军野战医院尽是77军的家属,无论官职大小,一打起仗来,一律换上军服救护伤员。由于同吃、同睡、同呼吸,所以也同命运。多年同我们77军作战的日军都怕我们,甚至连我们77军野战医院的医生、护士都怕。卢沟桥事变之后,——你奶奶的!——啐!不是你日本兵死,就是我们活!
　　
　　退伍
　　
　　1950年6月,我父亲找到我所在的部队,说我母亲死后三年都没有下葬。我请假回到阔别13年的家乡葬母。我母亲去世后,家里人为了等我回来,一直把尸体停放三年未入土,此时只好三周年和入土一起过。为了使母亲尸体不腐烂,我哥哥常常用油漆刷棺材的表面,使之和外面保持隔绝。当时全国已经解放。我有部队的介绍信,所以,随之而来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没有危及我的生命。我去找过部队,可部队已经转移了。
　　当时,我的老团长,也就是在29军军事训练团时的团长是过家芳。是他给我开的介绍信。
　　过家芳是安徽人,西北陆军干部学校、陆军大学第13期毕业。他长期在西北军任职,1933年任第29军37师109旅217团3营营长,参加长城抗战,抗战爆发后任第29军军事训练团团长,参加徐州会战,1940年任第77军179师537团团长,参加枣宜会战,1943年9月兼任第77军179师副师长,抗战胜利后曾任第77军132师少将师长,1948年11月8日在淮海战役中于徐州北运河率部起义。后来任解放军第77军副军长兼132师师长,第34军副军长,南京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南京公安学校副校长,安徽省军区副参谋长,全国政协委员。1955年被授予解放军大校军衔。
　　我如果一直在部队,也能当上大干部啦!可我不但没当了大干部,“文革”时期,还天天挂大牌子挨批斗。
　　1986年,兰州军区给我发放了《起义人员证明书》,我才稍稍心安了一些。
　　
　　采访手记:90岁的29军上尉军官王自治是亲历卢沟桥事变的最后一个老兵。他丝毫没有荣誉感,他和其他丧失了劳动能力的老人一样,每月领取210元。王自治的老伴是原中国政府军77军的野战医院护士,经她抢救的同侵华日军作战致伤的伤员不计其数。1948年,77军贾汪起义之后,她随丈夫王自治回家务农至今,每月甚至连一分钱的补助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