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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4年美国华尔街投行高盛集团的高级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发表《北京共识》（The Beijing Consensus）一文以来，有关“中国模式”（the China model）的讨论骤然兴起，从欧美一路扩散到中国本土。参与讨论的中外学者中有赞成者和推动者，更不乏极力反对者，双方的激辩一直延续到现在，乃至于近期有人直接高调提出所谓“中国模式”就是“中国制度”的说法。综观双方的辩论，大都围绕着同一个问题在进行，即如何认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经济发展方面的成绩。换言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建设方面的巨大成绩本身，是诸家所公认的，但是如何看待这一骄人业绩的造成，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笔者作为一名历史学者，试图从历史的角度对此问题做一粗浅的讨论，目的在于增进我们对“中国模式”激辩现象的理解。
本篇首先从160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的角度，对中国过去30年做一个历史背景上的纵深观察，寻求过去30年间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绩的历史因素。在此背景之下，本文对所谓的“中国模式”，以及一些西方人士所呼喊的“中国统治世界”的说法进行横向地比较和检讨，认为中外对“中国模式”的认知早已出现了明显的差异，造成了中国之外的“救市中国”和中国本土之内的“救世中国”这两种表面看上去是同一个“中国”、而其内涵则全然不同的形象。本文认可中国所取得的成绩，但并不认为中国可以“统治世界”，也不认为中国在周边地域恢复以前的以中国为地域秩序中唯一的至高无上的中心的宗藩朝贡体系。
担忧、恐惧与兴奋：中外三位一体的“中国崛起”
近些年来，“中国崛起”已经成为世界周知的名词。但是，它在不同的世界中充当了不同的角色，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对西方世界而言，它代表着一种自1990年代初“冷战”结束以来的新的世界秩序再塑中的“红色国家”对西方“自由世界”的挑战。对东亚世界而言，它代表着一种东亚秩序重组中“红色中国”逐步由本地区的权力和秩序的边缘向中心靠拢的最大的、最不可抗拒的、对本国而言似乎又是最可怖的力量。对中国自身而言，“中国崛起”则代表着一种“民族崛起”的成功形象，这一形象标志着中国人最终摆脱了1840年以来因为近代史上的种种屈辱而造成的“屈辱者心态”。自西徂东，由内而外，今日的中国，似乎成了可能改变现行世界秩序的潜力最大的却又最不可捉摸的力量。西方世界的担忧、东亚世界的恐惧、中国本土的兴奋，掺杂在了一起，以“中国模式”这一名词为三元一体的媒介，在不同环境、语境中以不同的历史记忆为背景呈现出了多元的解读。
这一切的观察，根本上都是基于对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期以来、特别是1990年代初期以来中国内地推行改革开放和深化改革的诸多政策之后的经济快速发展情形的观察，特别是对中国这些年来的大幅度稳步增长的进出口国际贸易数额和外汇储备额的分析。最近几年，西方人士马丁·杰奎诗（Martin Jacques）和费瑞德·扎卡瑞（Fareed Zakeria）等人在其著作中也明确提出了一种“后西方时代的世界”（“the post-Western world”）以及“后美国时代的世界”（“the post-American world”）的观念，并都将视角放到了中国、印度、巴西等国家身上。他们认为未来的几十年内，这些国家将改变现行世界秩序，甚至目前经济力量最庞大的、被认为代表一种不同于西方国家类型的“文化国家”（“civilization-state”）的中国会像今天的美国那样，主导世界政治与经济秩序的话语权。但是这一切真的会发生吗？且让我们回过头去，观察一下过去30年的中国近世史就可以从中找到一些答案了。
1978年：17世纪以来中华帝国市场的第一次国家规模的主动开放
谈“中国模式”，自然要谈中国，主要是当今的中国，而观察现在的中国，必须要追溯到400年前的17世纪，因为中国最近一次对今天影响深远的历史性重塑恰恰是从那个时代开始的。从1610年代建立政权开始到1790年代乾隆晚年，清朝这个名副其实的大帝国，开疆拓土，从东北亚到中亚、从蒙古到云南和台湾、从山东到西藏和新疆，建成了一个中国历史上领土面积仅次于元朝（1271〜1368年）的庞大的帝国。问题是，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从1790年代清王朝基本完成了领土塑造并日臻全盛之时起，到1900年代清王朝在经历了数十年的屈辱和动荡以致整个帝国风雨飘摇之时止，从来没有主动以国家规模对亚洲的其他国家以及西方世界开放过其市场。在清朝对中国的重塑的过程中，“天朝”本身已经演变成了一个比明代更为广泛的国内市场，内部已经是一个很宽广的世界。因此她在大多数时候，看上去并不怎么需要外面的世界。
另一方面，“天朝”又以“万国来朝”为荣，所以清代中国允许其他国家通过朝贡贸易的方式来中国做生意，也就是所有来“天朝”做买卖的人，都应当以“贡使”的身份出现，方合天朝法度。双方的买卖交易，有的在边境上进行，有的在北京进行，都是定期的，也是有朝廷章法约束的，并非自由来往进行自由买卖的自由市场，所以无论是“贡使”本人或者是由此附生出来的若干贡使团的商人们，几乎无从渗透到帝国的内部省份去做生意。而此种双边贸易，在“天朝”的眼中则又是“怀柔远人”之举，而且“天朝”总是要站在道义的角度上施行“厚往薄来”的政策，所以从这样的贸易之中，“天朝”虽然也可以与其他国家互通有无，但大多数时候总是赔多赚少，此种双边贸易的所得也就并不能构成帝国财政收入的大宗。
不过，这并不是说中国市场因之而走向封闭。例如在东北亚地区，从清代入关的1644年到中日甲午战争结束的1895年，朝鲜王朝每年都派遣贡使团前往北京朝贡。这些使团动辄两三百人，其中有很多商人，常常携带价值几万两白银的货物前往中国做生意。从北京经过盛京（沈阳）而到朝鲜首都汉城的这条长达3,000余华里的陆路上，充斥着来来往往的朝鲜使团和生意人。而这些人手里的白银，又有一大部分是通过与日本做生意获取的，则日本的白银也就通过朝鲜而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有的学者以此认为日本的白银流入成为康雍乾“盛世”出现的推手之一。直到鸦片战争之前，从北京到汉城的这条陆路交通线，是中国和整个东北亚地区最为繁荣和繁忙的跨国商业贸易路线。根据日本学者滨下武志等人的研究，至少在清代中国国内市场已经开始逐步和东南亚等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其海上贸易更是通过琉球等地方延伸出去，形成多层的海洋贸易圈。即便是就清代中国的国内市场来看，它也相当地活跃。根据美国学者罗威廉（William Rowe）、高家龙（Sherman Cochran）等人对清代中期以及晚期的国内贸易情形的研究，即使国内的长途贸易的话，也可以超越美国人类学者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的“大区域”（macroregions）理论，走向全国规模，例如汉口等地方的商业发展以及诸如同仁堂这样的中国传统中医药商铺的向全国市场渗透等等。但是，隐藏在这一清代中国市场看似繁荣的现象的背后的最大问题，是当时的对外贸易主要还是通过广州等边境城市以及北京内所指定的特定馆所内来完成的，其活动范围仍然局限在帝国市场的边缘，从总体上看中华帝国的市场并不存在全盘地对外开放。上面提到的朝鲜的例子是在相当典型的宗藩朝贡的政治秩序下进行的，从某种程度上讲带有一定的不可复制性。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在西方列强的炮舰政策下被迫对列强开放通商口岸，由此开始被卷入到列强带来的条约体系以及由此附生的通商口岸体系之中。新体系的建立和对中国市场影响力的逐步增强，对原有的朝贡贸易体系形成了根本冲击（例如上面提到的清朝与朝鲜的朝贡贸易，在1876年朝鲜对日本开港通商之后，开始迅速衰落），西方的经济影响力也开始扩展到长江流域中游，并且开始深入华北各地。到1900年代初清政府在紫禁城的黄昏中进行“新政”改革的时候，中国已经由南而北、自西而东开放了几十个通商口岸。但是，这些口岸因为中国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以及分别为不同的列强所掌控而显得支离破碎，并不能形成一个统一的市场网络，加上帝国省份也面临被列强割据的局面，全国规模的统一的对外开放的市场最终并未形成。从1912年到1949年，中国战乱频仍，政局动荡，当时的国民政府根本无从推行统一的经济建设计划，也就从未有过集中的国家规模的经济市场的出现。即便是到了1930年代，日本企业的商业广告和中国本土企业的商业广告开始空前深入很多省份甚至东南亚国家的时候，中国仍旧没有形成一个像今天这样的在中央政府控制之下的30多个省份较为同步的全国市场，虽然中国看上去已经被卷入到全球化的过程中去了。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为止，中国内地完成了政治上的重塑，中国也以一个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姿态出现在世界面前。但是，中国的国内市场，实际上却仍是清代以来的中华帝国的国内市场的绝大部分。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是1600年以来中国中央政府主导之下第一次进行的国家规模的经济开放，是广袤中国的门户第一次主动地向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的开放。此前的从1949年到1976年中国进行的种种经济建设运动，包括 “大跃进”、“人民公社”、“农业集体化”等等，甚至包括青年学生的“上山下乡”等运动，自上而下，从省到县到乡到镇再到村，逐级重新塑造了中国的经济市场。同时，中央政府的行政系统根据计划经济体制，开始从中央扩展到省市地方，行政规划和经济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全国共进退，为1978年之后一体开放的国家规模的市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从国家建设的层面上，1949年到1976年的种种革命旗帜下的运动，完成了对清代以来的中国市场的重新整合。
因此，过去三十年间（1978〜2008年）的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其实是这个庞大市场自1600年以来累积了近400年来的经济能量的一种释放，而且是在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掌控之下的释放。1978年以来，社会主义的中国做到了之前400年中国政府所没有做到的事情，开放了一个自1790年代以来就被纳入到中央政府行政体系掌控之下的异常广袤的市场。以中国所拥有的庞大的人力、物力，在过去短短30年中经济持续发展，即使“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已经充斥了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实际上也并不能说明太多的问题，况且在此之前的差不多30年（1949〜1976年）间这个市场上曾经发生全面的经济贫困。再过200年之后，当人们重新回过头来检讨160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的话，1978年将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将中国刚刚过去的30年置于400年的历史长时段中进行观察，我们就可以知道，当今中国的经济，在未来的十几年中必然会继续发展下去，其在世界的经济影响力也必然越来越大。在庞大的中国经过一百多年的整合而开始围绕一种秩序安定下来之后，其繁荣便是不可避免的。但与此同时，我们应当看到中国经济早已深深踏上了西方经济学造的船，需要面对的是先前乘坐过这条船的其他国家已经出现过的通货膨胀、失业率增高、经济发展低迷、公民健康保险等等经济问题。30年过去了，如今越来越多的经济和民生问题开始暴露。中国如何应对这些问题，将会是对其经济发展模式的一次考验。也正因为这一层原因，未来的中国所面临的最大的危险，或将是一次不可预知的全国市场范围内的经济危机。假如我们说中国以一个民族国家的身份史无前例地开放了清代以来的中华帝国的市场的话，那么未来中国所要面对的，则是一场深刻的经济危机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在这个市场上无孔不入地扩展开来。在笔者看来，现在的中国，在空前的繁荣之时，面临着史无前例的危险。或许有一天，人们将会发现中国上演了何等大的一个“黑天鹅现象”（人们曾经一度以为天鹅都是白的，直到17世纪的时候欧洲人在澳大利亚发现了黑天鹅，彻底颠覆了人们对天鹅的理解；后来，“黑天鹅现象”指代看上去极度不可能但是却在实际中发生的现象）。中国人常讲“未雨绸缪”，笔者认为今天的确到了要好好地未雨绸缪的时候了。
恰恰也是在此背景下，笔者不可想象中国如何能够“统治世界”。外交上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本理念，也决定了中国不可能越过主权平等的理念而在周边地域重新恢复以中国中心的宗藩朝贡秩序。现在，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很多学者，认为现有的西方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以来奠定的国际政治秩序的基本理念不能很好地适用于中国当前的对外关系框架，所以试图谋求一种在中国传统对外理念基础上的新体系。这种努力无疑是在观察到了中国所面临的特殊历史和现实境遇之后所做的一种尝试。但以笔者对东亚近代世界的观察来看，这种新的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域政治体制的建设，很大程度上仍旧是一种美好的设想，并不能变成现实。与此同时，来自中、韩、日的很多思想者，例如在推动三国协动的过程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的韩国先锋学者兼近代中国史研究专家白永瑞，呼喊东亚国家走出“帝国”的历史记忆，建立和平的、开放的、地域性的“东亚共同体”，旨在放弃一国的单边理念，寻求多国共存共荣的发展空间和互动机制，抵消该地域内政治和经济大国作为该地域的中心所可能带来的霸权主义影响。但是这种理念是否能够付诸实施，或者说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行的，在各国都背负着沉重的近现代历史记忆——且不论这种记忆是否与“帝国”有关——的东亚世界，尤其成为问题。
在过去历史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一直不是世界的一部分，相反，中国本身便是一个世界。如今，中国无疑已经成了世界的一部分，不过，她本身仍旧是一个世界。当这个世界对外界以一个国家规模的单体市场开放的时候，其作用和冲击力是前所未见的。这是全球史发展到今日第一次见到的以国家规模对外开放的中国及其生命力。如果认不清这个问题，观察“中国模式”便很容易误入歧途。这是我们观察所谓“中国模式”所必须要建立的一个对中国近世历史的基本认识。带着这个认识，我们下面来观察所谓“中国模式”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西方的“救市”中国：“中国模式”的“东方主义”
“中国模式”或者“北京共识”的概念自2004年开始风靡全球，在过去的七年之中，很多学者对之进行了阐述。在这个过程中，中外对之的理解已经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差异，塑造了不同的中国形象。在中国之外，“中国模式”被塑造成了一个似乎能够挽救世界经济市场的救市中国的形象；而在中国本土，这一模式则历经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2009年的60周年国庆庆典以及中国在新近一轮的金融危机中没有像美国等国家那样受到深重影响等一系列事件，开始被解读为一个似乎能够改变世界命运的救世中国的形象。前者关心的主要是未来中国在世界上的所能够扮演的经济角色，而后者关心的则主要是未来中国自身的政治命运。他们都用了“中国模式”这个术语来进行表述，但究其实质内容，却是两个世界的对话。
在考察了中外人士对“中国模式”的不同解读之后，笔者最想问的几个问题是，“中国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否是中国之外的观察者制造出来的一个充满异域风情的中国形象而已？这一形象和爱德华·萨伊（Edward Said）所指出的西方世界中描绘出来的“东方”与实际的“东方”差别甚大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是否如出一辙呢？这一名词的流行，是否已经演变成了一种西方政治经济主导性话语霸权之下的话语游戏呢？笔者认为这种情形的确存在。“中国模式”在西方，已经被塑造成为一种对生活在西方社会体制之内的人而言充满了异国情调的中国形象。造成这一“东方主义”现象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个原因，是政治上的考虑，即时至今日仍旧继续流行的“后冷战时代”的“冷战”思维。根据这种思维，西方观察家们首先将今日中国视为一个不同道路上的“对手”或者“敌人”，然后分析未来中国的走向及对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改变的幅度的大小。“中国模式”之所以能够在全球造成如此大的影响，最基本的原因其实仍然是“冷战”思维的一种变相的、温和的延续和体现。19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似乎模糊了“冷战”所带来的意识形态上对立的影响。“地球村”概念的风靡，也似乎模糊了民族国家间的界限。乃至于在今天如果谁站出来继续高谈“冷战”以来的“意识形态”的对抗问题，似乎有一种逆世界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或者全球化敌人的感觉。很多人认为“冷战”随着前苏联的崩溃而结束了，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后冷战时代”。然而，“冷战”思维并没有随着“冷战”本身而同时消亡。相反，随着全球化的扩展，这种思维开始以另外一种方式表现出来，即以新的术语来界定“冷战”时期的“自由世界”的敌人。而1991年之后，在部分西方人眼中，“自由世界”的最大的敌人莫过于中国。西方的观察家之所以要惊呼“中国崛起”以及“中国模式”，归根到底，就是因为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之下的“红色中国”没有像前苏联那样崩溃，反而日益强盛起来。对于“后冷战时代”的人们而言，所谓“历史的终结”似乎已经是一种不可扭转的历史趋向，但是中国这个庞大的国家在成为世界经济火车头之余，却依旧是“红色”的。这不禁让中国以外的很多人倍感疑惑，也被迫对中国重新认识。
中国在1980年代以来的发展，真正出乎了西方的意料，到目前更构成了对“自由世界”模式的一个最大的挑战。对西方而言，“红色中国”没有崩溃这一点，已经不再是一个捉摸不透的“迷思”，而几乎转变成为一个令人感到吃惊的“奇迹”。社会主义革命之后的贫穷中国到底为什么能够生存下来，并且开始变得越来越强大？这是西方观察家最需要知道的问题。从这一角度来看，这批观察家关注“中国模式”的主要目的，并非要探讨这个模式是否能够超出中国本土、行之四海而皆准，而是要观察为何中国这样一个原本十分贫穷的社会主义政权下的国家不仅顽强地生存下来，并且日渐影响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
第二个原因，是经济上的原因，也是目前看来最直接、最明显和最重要的原因。自从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作用就日渐显现，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国开始快速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当中。在2001年底加入WTO之后，这种融入的步伐越来越快。从1992年到201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连续增高，外汇储备的数额更是别国望尘莫及的，这一切都应归功于中国的市场开放政策。如上所述，1978年中国市场的开放，是一种积蓄了400多年的中国市场的第一次开放，刚刚过去的30年不过是此种能量释放的前奏而已。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之后，英国商人面对大清帝国的庞大市场开始迷醉，但是直到1911年大清帝国崩溃的时候，这些商人也未能完成自己的心愿，因为他们在实际上并不能深入帝国的每一个角落。而1978年中国主动开放了这一庞大的市场之后，情形则和1842年之后完全不一样，在过去的短短30年间，西方商人便可以渗透进这个庞大国家的几乎每一个可能的角落，并且同每一个省、市、县的主管对外经济贸易交流的官员以及乐意合作的中国商人打交道，进行最大限度的经济合作，最大限度地拓展其在华市场业务。在西方市场开始疲软、经济发展迟缓的时候，中国的市场以一种似乎无穷的消费潜力为全球市场打开了一扇魔法之门。
我们现在拥有太多的实例，来证明中国市场如何给西方企业带来远大的前景。隶属美国著名饮食品牌百胜集团（Yum!Brands）旗下的肯德基(KFC)的在中国营运，便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这家美国企业最早于1987年在北京前门开设了第一家在华连锁店，离毛主席纪念堂只有一臂之遥。由于它当时是西方快餐连锁企业进驻中国的第一家分店，北京居民纷纷前往，感受“西方风味”。当时该店风靡京城，甚至有北京居民在店内举行新婚典礼。这在肯德基的全球发展史上，恐怕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地方有这种事情发生。甚至到现在恐怕连中国人自己都不敢相信竟然有国人选择在肯德基举行婚礼。截止2010年为止，肯德基已经在中国450多个城市开设了2,272家连锁店。这在中国经济史上恐怕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事情。相形之下，在肯德基的老家美国的很多城市中则很难找到肯德基的连锁店。甚至于在纽约市时代广场这样的全球黄金地段，可以找到很多麦当劳店，却很难找到一家肯德基店。中国市场真真正正地、脚踏实地地充当了肯德基的救命市场。肯德基所在的百胜集团设有包括“美国”、“百胜国际餐饮”以及“中国分部”在内的三个市场汇报系统，其中“中国分部”是一个被特别强调的部分。现在的营业额占该公司总营业额的40%左右，可见中国庞大的市场对这家企业生存是多么的重要。而中国市场如何能够挽救一家西方的企业，从这个例子中可以一览无余。同时，也正是在这样一种市场发展前景广阔的情形下，西方观察者对“中国模式”的主要着眼点，便是中国的市场和经济发展，并不强调政治意识形态层面的对立。如最早提出“北京共识”的乔舒亚·雷默，作为一名华尔街投行的高级顾问的他，又怎么会面对中国的钱袋子来大谈政治上的差异呢？
总而言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中的观察家，对“中国模式”的讨论，是从一种中西政治差异的角度上出发的，而他们对“中国模式”的具体解读，又着眼于中国的经济力量的增长及其影响。这一点，我们分别可以从研究中国史的学者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对雷默的批评，以及马丁·杰奎诗的有关“中国崛起”的著作中看得非常清楚。假如这种政治理解和经济阐释有什么相互重叠的地方的话，那就是中国的不同于西方很多国家的政体特征。这种政体使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所能够发挥的宏观调控的力度比西方国家要大许多，可以保证不让市场放任自流。可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西方观察家们在描绘“中国模式”的时候，很少提及这种所谓的“中国模式”下的市场发展和美国19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时期的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到底有多大差异。雷默在他的文章中。曾特别指出中国几乎是无法描述的，因为它太大，而且一直在流动之中。其实，雷默是在模糊中国现行的政府调控和西方曾经走过的国家资本主义道路的相似，是在从话语上制造一个不同于西方的、看上去充满了“中国味道”的“中国道路”。而这一点，也正是笔者所谈到的“中国模式”的“东方主义”的较明显的体现。
中国的“救世”中国：“中国模式”本土化之后
西方观察家们所提出来的“中国模式”到了中国之后，接受了中国学者们的本土化改造的洗礼。这一本土化的最根本的地方，在于中国学者的“中国模式”改变了其原本在西方被重点强调的“救市”的意味，开始延伸成为一种“救世”的路数，即一种国家治理模式，而且被进一步视为一个治国的模板来加以解读。这是西方的“中国模式”到了中国之后发生的最大变化，同时也是中国学者所解读的“中国模式”的最大问题。
这种延伸的最典型的体现，是诸如潘维等一些极力赞成“中国模式”的中国学者提出来的所谓“当代中华体制”等等相关说法。在政治学的领域中，从话语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模式’”，是这些要致力于建设所谓“中国学派”的学者们所致力的一个重要目标。这批学者基本上都是毕业于美国大学的政治学系，深受西方政治学观点、理论框架和分析路数的影响。在回到中国之后，他们试图淡化自身学术训练中所带有的西方色彩，尝试着回归中国历史，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可以和西方政治学的一些理念结合起来的因素，创造一种中国版的“中国模式”以及一套中国自身的政治学理出来，以期解决中国目前的政治话语和社会现实不同步的现象，同时拉近政治话语生产者同国家政权之间的距离。在笔者看来，他们所要建设的“中国学派”的原型，正是美国的“新保守主义”。服务于现政权的话语建设乃是其终极目的。
问题是，这批学者对“中国模式”的解读，已经远远超出经济层面。其理论架构是试图将“中国模式”与中国文明连接起来，进而赋予“中国模式”以中国传统文化上的正统性，将之塑造为一个中国自身产生出来的带有普世价值意义的治理国家的模式。他们所致力的“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模式’”，多少有些削足适履的意味，已经远远不再是雷默等人一开始所说的“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了。其结果也就显得有些适得其反，不仅未能生成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话语体系，而且未能勾勒出一个预期中的带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模式”，其中更掺杂了若干对中国历史的误读。
以秦晖等人为代表的被称为“自由主义”派别的中国学者，则很反对“中国模式”这种提法。他们认为“中国崛起”可以提，但是“中国模式”不应该提倡，因为它是建立在“非民主平台”上的，等等。但与此同时，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些学者并不否认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他们所关注的问题也同样是“民主”等等来自西方政治学和哲学的理念。他们之所以不赞成“中国模式”，根本上还是因为对“中国模式”照样进行了延伸式理解，将之视为一个普世性的治国模式来加以批判。就此而言，上述两派学者之间并没有根本区别，他们都将雷默等人的西方的“救市”的“中国模式”本土化为具有普世意义的“救世”的“中国模式”，同样充当了“中国模式”在中国的本土化的中介和推手。双方的争论愈激烈，其追寻普世价值的救世中国的理念便凸显的愈强烈，离“中国模式”本义也就愈远。
“中国模式”之所以会在中国出现如此重大的变形，是中国近代以来流行于知识分子群体之中的“经世治国”这一文化传统造成的。这一传统，远可追溯至鸦片战争之后的19世纪40年代，近可回溯到改革开放之后中西思想交汇碰撞的20世纪80年代。虽然1949年之后随着新中国政权的建立，近代中国持续混乱的政治局面开始空前地趋向稳定，但在亿万国民怀着满腔热血“继续革命”以便将自身的革命经验弘扬到全世界的梦想最终碰壁之后，“中国应该往何处去”的问题仍旧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关心的课题。20世纪80年代的中西思想大争辩，其实是一种中国近代以来处理“西化”问题的一次集中反映。只是这场争论随着1989年的政治风波的出现而最终未能形成思想上的结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开始进入所谓“学术的年代”，即知识分子大多已经丧失了对政治关怀的热情，开始进入具体的学术性研究中去，开启了一种类似“避世”一般的局面。由此同样造成了很多知识分子丧失了普世关怀。
后来，“新左派”和“自由主义派”的出现和两者在1999年前后的争辩，打破了这种平静。不过，究其实质，“新左派”同“自由主义派”的思想争论，更多地是一种中国内地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治思想层面左右派系彼此抗衡的结果。而且，这些冠以不同派系名号的知识分子，基本上都是改革开放前的青年学生，有着对20世纪80年代学生运动的无限缅怀，甚至有着对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毛泽东式的“革命”与“运动”的无比怀念。也恰恰是这一批知识分子，受20世纪80年代尊崇西方古典哲学的风气影响很大，所以在他们的辩论中，动辄要搬出希腊雅典时代的“民主”和“雅典城邦”来进行辩论。他们谈论希腊城邦、罗马帝国以及法国大革命的时候，远远比谈论中国自身的春秋战国、秦汉唐宋以及国民革命要多得多。对中国自身的历史思想资源，他们很少提及。
这一派人物，无论是“左”是“右”，也无所谓“新”或“旧”，基本上都是继续生活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是否应该西化”这一问题中的知识分子。他们绝大多数的思想辩论，是20世纪80年代的问题的重现。“新瓶装旧酒”，这便是我们在观察这一批现在基本上掌握了中国内地思想界话语权的、年龄在50到60岁左右的知识分子群体时候应该认清楚的问题。中国的“西化”问题，对他们来说，是用一生来思考和回答的一个问题。然而，据笔者观察，在很大程度上，这一问题在今天的中国，已经在实际上失去了它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这些人的讨论，基点仍旧是在想象中的“西方”。而中国目前最需要的，则是自身文化的重新回归。所以，笔者认为，中国未来思想界的希望，决然不会从现在这些思想派系中产生。中国未来思想界的唯一出路，是继承和重塑中国自身的历史传统。中国在市场上可以西化，这已经被中国自1949年以来的60年来的历史所证明；但是，中国在思想上自身不能走向西化，这也是为1949年以来的60年的历史所证明的。
清末重臣张之洞(1837〜1909年)，在1898年清廷进行“戊戌变法”（即“百日维新”）的时候，出台了洋洋洒洒四万余字的《劝学篇》，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他后来遭到了中国知识分子长达几十年的批判，被描述成一个是坚持孔孟教义、反对维新变法和改革的一个反面典型。但是，笔者在观察了1898年到2008年这110年的中国历史之后，感到张之洞并没有说错。中国在国体上施行从西方学来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上施行从西方学来的马克思主义，现在经济上又施行从西方学来的市场经济，但是今天中国却在思想上陷入了中西两难境地，一方面持续开放中国市场，深深卷入全球化之中，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开始复归中国自身历史传统，寻求自我认同。乃至于很多试图用西方理论建造“中国学派”的留洋的知识分子，也不得不回归中国历史来获取正统性。近些年来各地纷纷举行“祭孔大典”以及“穿汉服”等活动的兴起，又充当了一个文化方面的极好的写照。在这种“中体西用”论的困局之下，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传来的“中国模式”进行本土化改造，力求阐释一套可以解决中国未来命运的救世机制出来，也就可以理解了。但是，出路是否存在于其中，以及我们是否要追着这个所谓的“中国模式”不放并对之进行中国式的重新阐释以此来与西方话语角力，则是我们最需要认真加以考虑的问题。
余论：一纸中国地图的这边与那边
2010年，笔者曾在美国和一批美国本科生同读一本讨论有关“后美国时代”的书。书中曾就“中国崛起”大谈了一番。读罢，笔者发给这些学生每人一张白纸，请他们大体画一下中国地图。结果，除了一位曾经修过中国历史的男孩子画出了一张还算可以看得过去的中国地图之外，其余的三十几人无一画得出一副像样的中国地图来，甚至都不知如何下笔。笔者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女孩子画的“中国地图”：一个圆圈，中间画一道“^^^^^”状的波浪线，然后解释说，这个圆圈就是中国，里面这道波浪线则是长城。对此，笔者实在无言以对。在此情形下谈论“中国崛起”，情何以堪！笔者同时自我发问：为何自己在初中学习地理的时候就被要求达到较为精确地绘制若干个国家乃至世界地图的水平，而美国的大学本科生却连自己国家的最大的债权国之一乃至被认为是未来的头号世界强国的粗略的地图都画不出来呢？一纸中国地图的这边和那边，到底有多远？
这个距离有100年，如果从1911年大清国倒台的时候算起；
这个距离有170年，如果从1840年鸦片战争的时候算起；
这个距离有220年，如果从1790年乾隆皇帝庆贺八旬万寿的时候算起。
或许，生活在世界“中心”的人们，并不需要知道世界的“边缘”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大洋的这边与那边，地理距离早已算清，而文化和心理的距离则仍旧是无法算清的。
中国在过去的千年之中，曾自认是天下中心，近代以来受了太多的苦难，认清楚了自己原非天下之正中。可是在过去的十几年间，随着仓廪实、衣食足的实现，很多国人又开始认为中国将变成天下中心了，“天朝”在崩溃了一百多年后，如今似乎又摇摇晃晃地重新站起来了。在中国本土上发生的被“救世化”了的“中国模式”，是否恰恰充当了此种意识复起的依托呢？要说这种现象是“借尸还魂”的话，似乎有失文雅，但除此之外实在难以找到更为合适的词汇来形容。问题是，这种日趋复起的意识，是否只不过是一种已经膨胀了十几年的物欲狂欢之下的自我臆想呢？
我们今天所热衷谈论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对中国而言说白了就是以“美国化”（Americanization）为标尺的“西方化”（Westernization）。因此向此方向靠拢，对我们这些生活在“后鸦片战争”时代的人们而言，似乎是吾国吾民步入“文明”殿堂的一条光明大道。起码林语堂在1924年所批评的北京“哈德门”（即崇文门）外相比门内东交民巷的明亮整洁而让人“觉得立刻退化一千年”的中国的“土气”，今日在崇文门外已经全然不见了。去掉“土气”，做“文明”的人和“现代化”国度，早已成为我们的一种认同。于是，我们剥离自我越远，便自认和“文明”越近。只是当我们沿着这种轨道思考和前行的时候，被“救世化”了的“中国模式”的最终指向又能是什么呢？
本篇首先从160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的角度，对中国过去30年做一个历史背景上的纵深观察，寻求过去30年间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绩的历史因素。在此背景之下，本文对所谓的“中国模式”，以及一些西方人士所呼喊的“中国统治世界”的说法进行横向地比较和检讨，认为中外对“中国模式”的认知早已出现了明显的差异，造成了中国之外的“救市中国”和中国本土之内的“救世中国”这两种表面看上去是同一个“中国”、而其内涵则全然不同的形象。本文认可中国所取得的成绩，但并不认为中国可以“统治世界”，也不认为中国在周边地域恢复以前的以中国为地域秩序中唯一的至高无上的中心的宗藩朝贡体系。
担忧、恐惧与兴奋：中外三位一体的“中国崛起”
近些年来，“中国崛起”已经成为世界周知的名词。但是，它在不同的世界中充当了不同的角色，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对西方世界而言，它代表着一种自1990年代初“冷战”结束以来的新的世界秩序再塑中的“红色国家”对西方“自由世界”的挑战。对东亚世界而言，它代表着一种东亚秩序重组中“红色中国”逐步由本地区的权力和秩序的边缘向中心靠拢的最大的、最不可抗拒的、对本国而言似乎又是最可怖的力量。对中国自身而言，“中国崛起”则代表着一种“民族崛起”的成功形象，这一形象标志着中国人最终摆脱了1840年以来因为近代史上的种种屈辱而造成的“屈辱者心态”。自西徂东，由内而外，今日的中国，似乎成了可能改变现行世界秩序的潜力最大的却又最不可捉摸的力量。西方世界的担忧、东亚世界的恐惧、中国本土的兴奋，掺杂在了一起，以“中国模式”这一名词为三元一体的媒介，在不同环境、语境中以不同的历史记忆为背景呈现出了多元的解读。
这一切的观察，根本上都是基于对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期以来、特别是1990年代初期以来中国内地推行改革开放和深化改革的诸多政策之后的经济快速发展情形的观察，特别是对中国这些年来的大幅度稳步增长的进出口国际贸易数额和外汇储备额的分析。最近几年，西方人士马丁·杰奎诗（Martin Jacques）和费瑞德·扎卡瑞（Fareed Zakeria）等人在其著作中也明确提出了一种“后西方时代的世界”（“the post-Western world”）以及“后美国时代的世界”（“the post-American world”）的观念，并都将视角放到了中国、印度、巴西等国家身上。他们认为未来的几十年内，这些国家将改变现行世界秩序，甚至目前经济力量最庞大的、被认为代表一种不同于西方国家类型的“文化国家”（“civilization-state”）的中国会像今天的美国那样，主导世界政治与经济秩序的话语权。但是这一切真的会发生吗？且让我们回过头去，观察一下过去30年的中国近世史就可以从中找到一些答案了。
1978年：17世纪以来中华帝国市场的第一次国家规模的主动开放
谈“中国模式”，自然要谈中国，主要是当今的中国，而观察现在的中国，必须要追溯到400年前的17世纪，因为中国最近一次对今天影响深远的历史性重塑恰恰是从那个时代开始的。从1610年代建立政权开始到1790年代乾隆晚年，清朝这个名副其实的大帝国，开疆拓土，从东北亚到中亚、从蒙古到云南和台湾、从山东到西藏和新疆，建成了一个中国历史上领土面积仅次于元朝（1271〜1368年）的庞大的帝国。问题是，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从1790年代清王朝基本完成了领土塑造并日臻全盛之时起，到1900年代清王朝在经历了数十年的屈辱和动荡以致整个帝国风雨飘摇之时止，从来没有主动以国家规模对亚洲的其他国家以及西方世界开放过其市场。在清朝对中国的重塑的过程中，“天朝”本身已经演变成了一个比明代更为广泛的国内市场，内部已经是一个很宽广的世界。因此她在大多数时候，看上去并不怎么需要外面的世界。
另一方面，“天朝”又以“万国来朝”为荣，所以清代中国允许其他国家通过朝贡贸易的方式来中国做生意，也就是所有来“天朝”做买卖的人，都应当以“贡使”的身份出现，方合天朝法度。双方的买卖交易，有的在边境上进行，有的在北京进行，都是定期的，也是有朝廷章法约束的，并非自由来往进行自由买卖的自由市场，所以无论是“贡使”本人或者是由此附生出来的若干贡使团的商人们，几乎无从渗透到帝国的内部省份去做生意。而此种双边贸易，在“天朝”的眼中则又是“怀柔远人”之举，而且“天朝”总是要站在道义的角度上施行“厚往薄来”的政策，所以从这样的贸易之中，“天朝”虽然也可以与其他国家互通有无，但大多数时候总是赔多赚少，此种双边贸易的所得也就并不能构成帝国财政收入的大宗。
不过，这并不是说中国市场因之而走向封闭。例如在东北亚地区，从清代入关的1644年到中日甲午战争结束的1895年，朝鲜王朝每年都派遣贡使团前往北京朝贡。这些使团动辄两三百人，其中有很多商人，常常携带价值几万两白银的货物前往中国做生意。从北京经过盛京（沈阳）而到朝鲜首都汉城的这条长达3,000余华里的陆路上，充斥着来来往往的朝鲜使团和生意人。而这些人手里的白银，又有一大部分是通过与日本做生意获取的，则日本的白银也就通过朝鲜而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有的学者以此认为日本的白银流入成为康雍乾“盛世”出现的推手之一。直到鸦片战争之前，从北京到汉城的这条陆路交通线，是中国和整个东北亚地区最为繁荣和繁忙的跨国商业贸易路线。根据日本学者滨下武志等人的研究，至少在清代中国国内市场已经开始逐步和东南亚等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其海上贸易更是通过琉球等地方延伸出去，形成多层的海洋贸易圈。即便是就清代中国的国内市场来看，它也相当地活跃。根据美国学者罗威廉（William Rowe）、高家龙（Sherman Cochran）等人对清代中期以及晚期的国内贸易情形的研究，即使国内的长途贸易的话，也可以超越美国人类学者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的“大区域”（macroregions）理论，走向全国规模，例如汉口等地方的商业发展以及诸如同仁堂这样的中国传统中医药商铺的向全国市场渗透等等。但是，隐藏在这一清代中国市场看似繁荣的现象的背后的最大问题，是当时的对外贸易主要还是通过广州等边境城市以及北京内所指定的特定馆所内来完成的，其活动范围仍然局限在帝国市场的边缘，从总体上看中华帝国的市场并不存在全盘地对外开放。上面提到的朝鲜的例子是在相当典型的宗藩朝贡的政治秩序下进行的，从某种程度上讲带有一定的不可复制性。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在西方列强的炮舰政策下被迫对列强开放通商口岸，由此开始被卷入到列强带来的条约体系以及由此附生的通商口岸体系之中。新体系的建立和对中国市场影响力的逐步增强，对原有的朝贡贸易体系形成了根本冲击（例如上面提到的清朝与朝鲜的朝贡贸易，在1876年朝鲜对日本开港通商之后，开始迅速衰落），西方的经济影响力也开始扩展到长江流域中游，并且开始深入华北各地。到1900年代初清政府在紫禁城的黄昏中进行“新政”改革的时候，中国已经由南而北、自西而东开放了几十个通商口岸。但是，这些口岸因为中国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以及分别为不同的列强所掌控而显得支离破碎，并不能形成一个统一的市场网络，加上帝国省份也面临被列强割据的局面，全国规模的统一的对外开放的市场最终并未形成。从1912年到1949年，中国战乱频仍，政局动荡，当时的国民政府根本无从推行统一的经济建设计划，也就从未有过集中的国家规模的经济市场的出现。即便是到了1930年代，日本企业的商业广告和中国本土企业的商业广告开始空前深入很多省份甚至东南亚国家的时候，中国仍旧没有形成一个像今天这样的在中央政府控制之下的30多个省份较为同步的全国市场，虽然中国看上去已经被卷入到全球化的过程中去了。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为止，中国内地完成了政治上的重塑，中国也以一个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姿态出现在世界面前。但是，中国的国内市场，实际上却仍是清代以来的中华帝国的国内市场的绝大部分。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是1600年以来中国中央政府主导之下第一次进行的国家规模的经济开放，是广袤中国的门户第一次主动地向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的开放。此前的从1949年到1976年中国进行的种种经济建设运动，包括 “大跃进”、“人民公社”、“农业集体化”等等，甚至包括青年学生的“上山下乡”等运动，自上而下，从省到县到乡到镇再到村，逐级重新塑造了中国的经济市场。同时，中央政府的行政系统根据计划经济体制，开始从中央扩展到省市地方，行政规划和经济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全国共进退，为1978年之后一体开放的国家规模的市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从国家建设的层面上，1949年到1976年的种种革命旗帜下的运动，完成了对清代以来的中国市场的重新整合。
因此，过去三十年间（1978〜2008年）的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其实是这个庞大市场自1600年以来累积了近400年来的经济能量的一种释放，而且是在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掌控之下的释放。1978年以来，社会主义的中国做到了之前400年中国政府所没有做到的事情，开放了一个自1790年代以来就被纳入到中央政府行政体系掌控之下的异常广袤的市场。以中国所拥有的庞大的人力、物力，在过去短短30年中经济持续发展，即使“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已经充斥了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实际上也并不能说明太多的问题，况且在此之前的差不多30年（1949〜1976年）间这个市场上曾经发生全面的经济贫困。再过200年之后，当人们重新回过头来检讨160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的话，1978年将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将中国刚刚过去的30年置于400年的历史长时段中进行观察，我们就可以知道，当今中国的经济，在未来的十几年中必然会继续发展下去，其在世界的经济影响力也必然越来越大。在庞大的中国经过一百多年的整合而开始围绕一种秩序安定下来之后，其繁荣便是不可避免的。但与此同时，我们应当看到中国经济早已深深踏上了西方经济学造的船，需要面对的是先前乘坐过这条船的其他国家已经出现过的通货膨胀、失业率增高、经济发展低迷、公民健康保险等等经济问题。30年过去了，如今越来越多的经济和民生问题开始暴露。中国如何应对这些问题，将会是对其经济发展模式的一次考验。也正因为这一层原因，未来的中国所面临的最大的危险，或将是一次不可预知的全国市场范围内的经济危机。假如我们说中国以一个民族国家的身份史无前例地开放了清代以来的中华帝国的市场的话，那么未来中国所要面对的，则是一场深刻的经济危机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在这个市场上无孔不入地扩展开来。在笔者看来，现在的中国，在空前的繁荣之时，面临着史无前例的危险。或许有一天，人们将会发现中国上演了何等大的一个“黑天鹅现象”（人们曾经一度以为天鹅都是白的，直到17世纪的时候欧洲人在澳大利亚发现了黑天鹅，彻底颠覆了人们对天鹅的理解；后来，“黑天鹅现象”指代看上去极度不可能但是却在实际中发生的现象）。中国人常讲“未雨绸缪”，笔者认为今天的确到了要好好地未雨绸缪的时候了。
恰恰也是在此背景下，笔者不可想象中国如何能够“统治世界”。外交上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本理念，也决定了中国不可能越过主权平等的理念而在周边地域重新恢复以中国中心的宗藩朝贡秩序。现在，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很多学者，认为现有的西方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以来奠定的国际政治秩序的基本理念不能很好地适用于中国当前的对外关系框架，所以试图谋求一种在中国传统对外理念基础上的新体系。这种努力无疑是在观察到了中国所面临的特殊历史和现实境遇之后所做的一种尝试。但以笔者对东亚近代世界的观察来看，这种新的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域政治体制的建设，很大程度上仍旧是一种美好的设想，并不能变成现实。与此同时，来自中、韩、日的很多思想者，例如在推动三国协动的过程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的韩国先锋学者兼近代中国史研究专家白永瑞，呼喊东亚国家走出“帝国”的历史记忆，建立和平的、开放的、地域性的“东亚共同体”，旨在放弃一国的单边理念，寻求多国共存共荣的发展空间和互动机制，抵消该地域内政治和经济大国作为该地域的中心所可能带来的霸权主义影响。但是这种理念是否能够付诸实施，或者说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行的，在各国都背负着沉重的近现代历史记忆——且不论这种记忆是否与“帝国”有关——的东亚世界，尤其成为问题。
在过去历史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一直不是世界的一部分，相反，中国本身便是一个世界。如今，中国无疑已经成了世界的一部分，不过，她本身仍旧是一个世界。当这个世界对外界以一个国家规模的单体市场开放的时候，其作用和冲击力是前所未见的。这是全球史发展到今日第一次见到的以国家规模对外开放的中国及其生命力。如果认不清这个问题，观察“中国模式”便很容易误入歧途。这是我们观察所谓“中国模式”所必须要建立的一个对中国近世历史的基本认识。带着这个认识，我们下面来观察所谓“中国模式”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西方的“救市”中国：“中国模式”的“东方主义”
“中国模式”或者“北京共识”的概念自2004年开始风靡全球，在过去的七年之中，很多学者对之进行了阐述。在这个过程中，中外对之的理解已经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差异，塑造了不同的中国形象。在中国之外，“中国模式”被塑造成了一个似乎能够挽救世界经济市场的救市中国的形象；而在中国本土，这一模式则历经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2009年的60周年国庆庆典以及中国在新近一轮的金融危机中没有像美国等国家那样受到深重影响等一系列事件，开始被解读为一个似乎能够改变世界命运的救世中国的形象。前者关心的主要是未来中国在世界上的所能够扮演的经济角色，而后者关心的则主要是未来中国自身的政治命运。他们都用了“中国模式”这个术语来进行表述，但究其实质内容，却是两个世界的对话。
在考察了中外人士对“中国模式”的不同解读之后，笔者最想问的几个问题是，“中国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否是中国之外的观察者制造出来的一个充满异域风情的中国形象而已？这一形象和爱德华·萨伊（Edward Said）所指出的西方世界中描绘出来的“东方”与实际的“东方”差别甚大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是否如出一辙呢？这一名词的流行，是否已经演变成了一种西方政治经济主导性话语霸权之下的话语游戏呢？笔者认为这种情形的确存在。“中国模式”在西方，已经被塑造成为一种对生活在西方社会体制之内的人而言充满了异国情调的中国形象。造成这一“东方主义”现象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个原因，是政治上的考虑，即时至今日仍旧继续流行的“后冷战时代”的“冷战”思维。根据这种思维，西方观察家们首先将今日中国视为一个不同道路上的“对手”或者“敌人”，然后分析未来中国的走向及对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改变的幅度的大小。“中国模式”之所以能够在全球造成如此大的影响，最基本的原因其实仍然是“冷战”思维的一种变相的、温和的延续和体现。19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似乎模糊了“冷战”所带来的意识形态上对立的影响。“地球村”概念的风靡，也似乎模糊了民族国家间的界限。乃至于在今天如果谁站出来继续高谈“冷战”以来的“意识形态”的对抗问题，似乎有一种逆世界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或者全球化敌人的感觉。很多人认为“冷战”随着前苏联的崩溃而结束了，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后冷战时代”。然而，“冷战”思维并没有随着“冷战”本身而同时消亡。相反，随着全球化的扩展，这种思维开始以另外一种方式表现出来，即以新的术语来界定“冷战”时期的“自由世界”的敌人。而1991年之后，在部分西方人眼中，“自由世界”的最大的敌人莫过于中国。西方的观察家之所以要惊呼“中国崛起”以及“中国模式”，归根到底，就是因为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之下的“红色中国”没有像前苏联那样崩溃，反而日益强盛起来。对于“后冷战时代”的人们而言，所谓“历史的终结”似乎已经是一种不可扭转的历史趋向，但是中国这个庞大的国家在成为世界经济火车头之余，却依旧是“红色”的。这不禁让中国以外的很多人倍感疑惑，也被迫对中国重新认识。
中国在1980年代以来的发展，真正出乎了西方的意料，到目前更构成了对“自由世界”模式的一个最大的挑战。对西方而言，“红色中国”没有崩溃这一点，已经不再是一个捉摸不透的“迷思”，而几乎转变成为一个令人感到吃惊的“奇迹”。社会主义革命之后的贫穷中国到底为什么能够生存下来，并且开始变得越来越强大？这是西方观察家最需要知道的问题。从这一角度来看，这批观察家关注“中国模式”的主要目的，并非要探讨这个模式是否能够超出中国本土、行之四海而皆准，而是要观察为何中国这样一个原本十分贫穷的社会主义政权下的国家不仅顽强地生存下来，并且日渐影响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
第二个原因，是经济上的原因，也是目前看来最直接、最明显和最重要的原因。自从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作用就日渐显现，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国开始快速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当中。在2001年底加入WTO之后，这种融入的步伐越来越快。从1992年到201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连续增高，外汇储备的数额更是别国望尘莫及的，这一切都应归功于中国的市场开放政策。如上所述，1978年中国市场的开放，是一种积蓄了400多年的中国市场的第一次开放，刚刚过去的30年不过是此种能量释放的前奏而已。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之后，英国商人面对大清帝国的庞大市场开始迷醉，但是直到1911年大清帝国崩溃的时候，这些商人也未能完成自己的心愿，因为他们在实际上并不能深入帝国的每一个角落。而1978年中国主动开放了这一庞大的市场之后，情形则和1842年之后完全不一样，在过去的短短30年间，西方商人便可以渗透进这个庞大国家的几乎每一个可能的角落，并且同每一个省、市、县的主管对外经济贸易交流的官员以及乐意合作的中国商人打交道，进行最大限度的经济合作，最大限度地拓展其在华市场业务。在西方市场开始疲软、经济发展迟缓的时候，中国的市场以一种似乎无穷的消费潜力为全球市场打开了一扇魔法之门。
我们现在拥有太多的实例，来证明中国市场如何给西方企业带来远大的前景。隶属美国著名饮食品牌百胜集团（Yum!Brands）旗下的肯德基(KFC)的在中国营运，便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这家美国企业最早于1987年在北京前门开设了第一家在华连锁店，离毛主席纪念堂只有一臂之遥。由于它当时是西方快餐连锁企业进驻中国的第一家分店，北京居民纷纷前往，感受“西方风味”。当时该店风靡京城，甚至有北京居民在店内举行新婚典礼。这在肯德基的全球发展史上，恐怕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地方有这种事情发生。甚至到现在恐怕连中国人自己都不敢相信竟然有国人选择在肯德基举行婚礼。截止2010年为止，肯德基已经在中国450多个城市开设了2,272家连锁店。这在中国经济史上恐怕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事情。相形之下，在肯德基的老家美国的很多城市中则很难找到肯德基的连锁店。甚至于在纽约市时代广场这样的全球黄金地段，可以找到很多麦当劳店，却很难找到一家肯德基店。中国市场真真正正地、脚踏实地地充当了肯德基的救命市场。肯德基所在的百胜集团设有包括“美国”、“百胜国际餐饮”以及“中国分部”在内的三个市场汇报系统，其中“中国分部”是一个被特别强调的部分。现在的营业额占该公司总营业额的40%左右，可见中国庞大的市场对这家企业生存是多么的重要。而中国市场如何能够挽救一家西方的企业，从这个例子中可以一览无余。同时，也正是在这样一种市场发展前景广阔的情形下，西方观察者对“中国模式”的主要着眼点，便是中国的市场和经济发展，并不强调政治意识形态层面的对立。如最早提出“北京共识”的乔舒亚·雷默，作为一名华尔街投行的高级顾问的他，又怎么会面对中国的钱袋子来大谈政治上的差异呢？
总而言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中的观察家，对“中国模式”的讨论，是从一种中西政治差异的角度上出发的，而他们对“中国模式”的具体解读，又着眼于中国的经济力量的增长及其影响。这一点，我们分别可以从研究中国史的学者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对雷默的批评，以及马丁·杰奎诗的有关“中国崛起”的著作中看得非常清楚。假如这种政治理解和经济阐释有什么相互重叠的地方的话，那就是中国的不同于西方很多国家的政体特征。这种政体使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所能够发挥的宏观调控的力度比西方国家要大许多，可以保证不让市场放任自流。可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西方观察家们在描绘“中国模式”的时候，很少提及这种所谓的“中国模式”下的市场发展和美国19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时期的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到底有多大差异。雷默在他的文章中。曾特别指出中国几乎是无法描述的，因为它太大，而且一直在流动之中。其实，雷默是在模糊中国现行的政府调控和西方曾经走过的国家资本主义道路的相似，是在从话语上制造一个不同于西方的、看上去充满了“中国味道”的“中国道路”。而这一点，也正是笔者所谈到的“中国模式”的“东方主义”的较明显的体现。
中国的“救世”中国：“中国模式”本土化之后
西方观察家们所提出来的“中国模式”到了中国之后，接受了中国学者们的本土化改造的洗礼。这一本土化的最根本的地方，在于中国学者的“中国模式”改变了其原本在西方被重点强调的“救市”的意味，开始延伸成为一种“救世”的路数，即一种国家治理模式，而且被进一步视为一个治国的模板来加以解读。这是西方的“中国模式”到了中国之后发生的最大变化，同时也是中国学者所解读的“中国模式”的最大问题。
这种延伸的最典型的体现，是诸如潘维等一些极力赞成“中国模式”的中国学者提出来的所谓“当代中华体制”等等相关说法。在政治学的领域中，从话语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模式’”，是这些要致力于建设所谓“中国学派”的学者们所致力的一个重要目标。这批学者基本上都是毕业于美国大学的政治学系，深受西方政治学观点、理论框架和分析路数的影响。在回到中国之后，他们试图淡化自身学术训练中所带有的西方色彩，尝试着回归中国历史，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可以和西方政治学的一些理念结合起来的因素，创造一种中国版的“中国模式”以及一套中国自身的政治学理出来，以期解决中国目前的政治话语和社会现实不同步的现象，同时拉近政治话语生产者同国家政权之间的距离。在笔者看来，他们所要建设的“中国学派”的原型，正是美国的“新保守主义”。服务于现政权的话语建设乃是其终极目的。
问题是，这批学者对“中国模式”的解读，已经远远超出经济层面。其理论架构是试图将“中国模式”与中国文明连接起来，进而赋予“中国模式”以中国传统文化上的正统性，将之塑造为一个中国自身产生出来的带有普世价值意义的治理国家的模式。他们所致力的“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模式’”，多少有些削足适履的意味，已经远远不再是雷默等人一开始所说的“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了。其结果也就显得有些适得其反，不仅未能生成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话语体系，而且未能勾勒出一个预期中的带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模式”，其中更掺杂了若干对中国历史的误读。
以秦晖等人为代表的被称为“自由主义”派别的中国学者，则很反对“中国模式”这种提法。他们认为“中国崛起”可以提，但是“中国模式”不应该提倡，因为它是建立在“非民主平台”上的，等等。但与此同时，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些学者并不否认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他们所关注的问题也同样是“民主”等等来自西方政治学和哲学的理念。他们之所以不赞成“中国模式”，根本上还是因为对“中国模式”照样进行了延伸式理解，将之视为一个普世性的治国模式来加以批判。就此而言，上述两派学者之间并没有根本区别，他们都将雷默等人的西方的“救市”的“中国模式”本土化为具有普世意义的“救世”的“中国模式”，同样充当了“中国模式”在中国的本土化的中介和推手。双方的争论愈激烈，其追寻普世价值的救世中国的理念便凸显的愈强烈，离“中国模式”本义也就愈远。
“中国模式”之所以会在中国出现如此重大的变形，是中国近代以来流行于知识分子群体之中的“经世治国”这一文化传统造成的。这一传统，远可追溯至鸦片战争之后的19世纪40年代，近可回溯到改革开放之后中西思想交汇碰撞的20世纪80年代。虽然1949年之后随着新中国政权的建立，近代中国持续混乱的政治局面开始空前地趋向稳定，但在亿万国民怀着满腔热血“继续革命”以便将自身的革命经验弘扬到全世界的梦想最终碰壁之后，“中国应该往何处去”的问题仍旧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关心的课题。20世纪80年代的中西思想大争辩，其实是一种中国近代以来处理“西化”问题的一次集中反映。只是这场争论随着1989年的政治风波的出现而最终未能形成思想上的结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开始进入所谓“学术的年代”，即知识分子大多已经丧失了对政治关怀的热情，开始进入具体的学术性研究中去，开启了一种类似“避世”一般的局面。由此同样造成了很多知识分子丧失了普世关怀。
后来，“新左派”和“自由主义派”的出现和两者在1999年前后的争辩，打破了这种平静。不过，究其实质，“新左派”同“自由主义派”的思想争论，更多地是一种中国内地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治思想层面左右派系彼此抗衡的结果。而且，这些冠以不同派系名号的知识分子，基本上都是改革开放前的青年学生，有着对20世纪80年代学生运动的无限缅怀，甚至有着对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毛泽东式的“革命”与“运动”的无比怀念。也恰恰是这一批知识分子，受20世纪80年代尊崇西方古典哲学的风气影响很大，所以在他们的辩论中，动辄要搬出希腊雅典时代的“民主”和“雅典城邦”来进行辩论。他们谈论希腊城邦、罗马帝国以及法国大革命的时候，远远比谈论中国自身的春秋战国、秦汉唐宋以及国民革命要多得多。对中国自身的历史思想资源，他们很少提及。
这一派人物，无论是“左”是“右”，也无所谓“新”或“旧”，基本上都是继续生活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是否应该西化”这一问题中的知识分子。他们绝大多数的思想辩论，是20世纪80年代的问题的重现。“新瓶装旧酒”，这便是我们在观察这一批现在基本上掌握了中国内地思想界话语权的、年龄在50到60岁左右的知识分子群体时候应该认清楚的问题。中国的“西化”问题，对他们来说，是用一生来思考和回答的一个问题。然而，据笔者观察，在很大程度上，这一问题在今天的中国，已经在实际上失去了它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这些人的讨论，基点仍旧是在想象中的“西方”。而中国目前最需要的，则是自身文化的重新回归。所以，笔者认为，中国未来思想界的希望，决然不会从现在这些思想派系中产生。中国未来思想界的唯一出路，是继承和重塑中国自身的历史传统。中国在市场上可以西化，这已经被中国自1949年以来的60年来的历史所证明；但是，中国在思想上自身不能走向西化，这也是为1949年以来的60年的历史所证明的。
清末重臣张之洞(1837〜1909年)，在1898年清廷进行“戊戌变法”（即“百日维新”）的时候，出台了洋洋洒洒四万余字的《劝学篇》，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他后来遭到了中国知识分子长达几十年的批判，被描述成一个是坚持孔孟教义、反对维新变法和改革的一个反面典型。但是，笔者在观察了1898年到2008年这110年的中国历史之后，感到张之洞并没有说错。中国在国体上施行从西方学来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上施行从西方学来的马克思主义，现在经济上又施行从西方学来的市场经济，但是今天中国却在思想上陷入了中西两难境地，一方面持续开放中国市场，深深卷入全球化之中，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开始复归中国自身历史传统，寻求自我认同。乃至于很多试图用西方理论建造“中国学派”的留洋的知识分子，也不得不回归中国历史来获取正统性。近些年来各地纷纷举行“祭孔大典”以及“穿汉服”等活动的兴起，又充当了一个文化方面的极好的写照。在这种“中体西用”论的困局之下，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传来的“中国模式”进行本土化改造，力求阐释一套可以解决中国未来命运的救世机制出来，也就可以理解了。但是，出路是否存在于其中，以及我们是否要追着这个所谓的“中国模式”不放并对之进行中国式的重新阐释以此来与西方话语角力，则是我们最需要认真加以考虑的问题。
余论：一纸中国地图的这边与那边
2010年，笔者曾在美国和一批美国本科生同读一本讨论有关“后美国时代”的书。书中曾就“中国崛起”大谈了一番。读罢，笔者发给这些学生每人一张白纸，请他们大体画一下中国地图。结果，除了一位曾经修过中国历史的男孩子画出了一张还算可以看得过去的中国地图之外，其余的三十几人无一画得出一副像样的中国地图来，甚至都不知如何下笔。笔者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女孩子画的“中国地图”：一个圆圈，中间画一道“^^^^^”状的波浪线，然后解释说，这个圆圈就是中国，里面这道波浪线则是长城。对此，笔者实在无言以对。在此情形下谈论“中国崛起”，情何以堪！笔者同时自我发问：为何自己在初中学习地理的时候就被要求达到较为精确地绘制若干个国家乃至世界地图的水平，而美国的大学本科生却连自己国家的最大的债权国之一乃至被认为是未来的头号世界强国的粗略的地图都画不出来呢？一纸中国地图的这边和那边，到底有多远？
这个距离有100年，如果从1911年大清国倒台的时候算起；
这个距离有170年，如果从1840年鸦片战争的时候算起；
这个距离有220年，如果从1790年乾隆皇帝庆贺八旬万寿的时候算起。
或许，生活在世界“中心”的人们，并不需要知道世界的“边缘”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大洋的这边与那边，地理距离早已算清，而文化和心理的距离则仍旧是无法算清的。
中国在过去的千年之中，曾自认是天下中心，近代以来受了太多的苦难，认清楚了自己原非天下之正中。可是在过去的十几年间，随着仓廪实、衣食足的实现，很多国人又开始认为中国将变成天下中心了，“天朝”在崩溃了一百多年后，如今似乎又摇摇晃晃地重新站起来了。在中国本土上发生的被“救世化”了的“中国模式”，是否恰恰充当了此种意识复起的依托呢？要说这种现象是“借尸还魂”的话，似乎有失文雅，但除此之外实在难以找到更为合适的词汇来形容。问题是，这种日趋复起的意识，是否只不过是一种已经膨胀了十几年的物欲狂欢之下的自我臆想呢？
我们今天所热衷谈论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对中国而言说白了就是以“美国化”（Americanization）为标尺的“西方化”（Westernization）。因此向此方向靠拢，对我们这些生活在“后鸦片战争”时代的人们而言，似乎是吾国吾民步入“文明”殿堂的一条光明大道。起码林语堂在1924年所批评的北京“哈德门”（即崇文门）外相比门内东交民巷的明亮整洁而让人“觉得立刻退化一千年”的中国的“土气”，今日在崇文门外已经全然不见了。去掉“土气”，做“文明”的人和“现代化”国度，早已成为我们的一种认同。于是，我们剥离自我越远，便自认和“文明”越近。只是当我们沿着这种轨道思考和前行的时候，被“救世化”了的“中国模式”的最终指向又能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