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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为了消除来自功臣宿将对皇位的任何威胁，做天子的也只好放开手屠戮功臣，且不管对方是否真的有叛逆谋反之心，反正“拣在篮里都是菜”，不管三七二十一，有枣没枣先打一竿子，抓起来杀了再说。这正是“玉石俱焚”、“靡无孑遗”的釜底抽薪之法。
当年宋高宗赵构授意大奸臣秦桧制造冤狱，风波亭残杀爱国名将、民族英雄岳飞，其中固然有抗金问题上战和政治路线上存在歧见的因素，但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忌恨岳飞手握重兵，功高震主，对自己的宝座构成潜在的威胁。
而从功臣宿将这一面来讲，既然颈上人头很难保全，下场之悲惨可以预料，那么如陈涉所言“等死（一样是死），死国可乎！”（《史记·陈涉世家》）也不免破罐子破摔，干脆豁出去操起武器造反，“杀上东京，夺了鸟位”（《水浒传》中李逵语）。成功了固然走运，“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即便失败，也无非一死而已，“除死无难事，讨饭不再穷”，没有更多可以失去的。于是，许多原先并没有谋逆反叛之心的功臣到一定的时候也会铤而走险，成为朝廷的“乱臣贼子”。
可见，封建君主专制条件下人人自危的恐怖氛围，对功臣宿将的主动或被动叛逆，起着“为渊逐鱼，为丛驱雀”的推动作用。用一句古话来形容，便是“卿本佳人，奈何作贼”。总而言之，当皇上做天子的百般猜忌，害得众多功臣宿将犹如惊弓之鸟，整日里处于自疑不安、朝不保夕的状态之中，一有蛛丝马迹，风吹草动，就狗急跳墙，狠下心扯旗造反犯上，以求反败为胜，绝处逢生。
汉初大功臣、淮南王英布，就是处于自疑震怖境地不能自拔，最终被逼造反作乱的悲剧人物中的一个典型。
英布（即黥布）是楚汉之际一名骁勇的猛将，原为项羽手底下的主要将领。巨鹿之战他赤膊打头阵，新安坑卒他杀人不眨眼，后因他人游说，在刘邦与项羽角逐天下的关键时刻，摇身一变，叛楚投汉，成为整个汉军之中除韩信、彭越之外的第三号统帅人物。他开辟汉军对楚作战的南方战场，在项羽身后猛捅刀子，骚扰攻击楚军的翼侧，给楚军制造了不少的麻烦，在刘邦翦灭项羽，建立汉王朝统治的斗争中立下卓著功勋。大局甫定，刘邦论功行赏，英布加官晋爵，被册立分封为淮南王。
英布本人虽然不乏军事才能，然而，在政治上并无多大的野心。这一点通过以下的一件小事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当年他背叛项羽赴荥阳前线谒见刘邦时，满心以为会受到刘邦的隆重欢迎（关键时刻在项羽身后捅刀子，对刘邦而言不啻是雪中送炭），可结果事与愿违，刘邦是在踞床洗脚（终究是无赖本色）时召见了他。英布顿时大失所望，很是不爽，感到受了莫大污辱，后悔自己所作的背楚归汉之选择，甚至一度还萌生了自杀的念头。然而当英布来到刘邦为他安排的馆舍歇息，发现“帐御饮食以官如汉王居”，有山珍海味可以享受，有歌姬美女可以偎抱，又立即抛弃烦恼，“大喜过望”了。
由此可见，英布的眼界仅仅局囿于生活享受方面，兴趣嗜好专注吃喝嫖赌，至于政治上倒是没有什么大的抱负，至少他从来没有当皇帝的固有意念。
不过，对于汉高祖刘邦来说，英布这样的枭雄不能不加以防范，更何况，诛灭异姓诸侯王乃是他既定的国策，所以，英布尽管没有什么政治野心，可是也无奈被逼到死角，只好树起叛帜，兴兵犯阙。
可以说，英布的叛乱完全是被汉高祖逼出来的。公元前196年春，异姓诸侯王中功劳最大、拥兵最多、占地最广、威望最高，但建国不久即被废为淮阴侯的韩信，被刘邦、吕后等人扣上“谋反”的罪名而殒命未央宫钟室，并诛灭九族。英布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颇有兔死狐悲之感，心中充满疑惧不安。同年三月，第二号大功臣梁王彭越也为蛇蜴心肠的刘邦、吕雉所残杀，而且其骨肉被菹为醢（肉酱），装进陶钵遍赐诸侯王以示警告。
当盛装着彭越肉酱的饭钵送达到淮南王都城的时候，英布正在田野中狩猎。看到肉酱之后，英布的脸色顿时变成死灰，一种不祥的预感立即袭上心头。他唯恐汉朝中央派兵突袭淮南，使自己步韩信、彭越的后尘，不明不白地做屈死的冤鬼。于是，他密令部将集合士卒，加强王国边境的警戒。
正在此时，英布疑心其爱姬与大夫贲赫私通，决定逮捕贲赫加以惩罪。谁知走漏了消息，贲赫提前一步逃出淮南国辖境，乘驿站车马飞奔至京都长安，向刘邦举报英布“谋反有端”。刘邦闻讯即与丞相萧何商议对策。萧何认为英布一贯奉公守法，表现良好，怀疑是贲赫因个人私怨而行诬陷，建议刘邦先将告密者贲赫囚禁起来，然后派人去淮南秘密侦察，等搞清真实情况后再决定处置办法。
英布本来就对贲赫的出逃告密心存疑惧，惶惶不可终日，这时又发现朝廷派员前来侦察，便陷入自疑而无法排遣，认为自己的阴事已经为刘邦所知悉，朝廷就要对自己痛下杀手，离家破人亡已为期不远。既然横竖都是一死，与其束手待毙，还不如干脆撞一个鱼死网破，痛痛快快拼一场。仓促之间，英布遂下令夷灭贲赫的家族，公开打出了反叛的旗帜。
到了这个时候，英布才决定以武力夺取政权，取代刘邦君临天下，“欲为帝耳”。
从表面上看，英布的反叛是由于贲赫告密的一次偶然事故。可是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一根导火线而已。英布的反叛乃是历史的必然，这就是刘邦诛戮功臣、削平异姓王既定国策逼得英布深陷自疑的巨大恐惧之中，使得他不得不以叛乱的途径（这当然是下下策，但有策总归比没有策来得好）来求得自己身家的安全。
这一点，当时就为楚国故令尹薛公所一针见血道破。当英布反叛的消息传出之后，滕侯夏侯婴表示不解，向薛公询问说：“上裂地而王之，疏爵而贵之，南面而立万乘之主，其反何也？”薛公从容回答说：“往年杀彭越，前年杀韩信，此三人者同功一体之人也。自疑祸及身，故反耳。”（《史记·黥布列传》）这番话揭示了一个历史的真实情况，即历史上许多功臣的谋反作乱，主要原因在于“自疑祸及身”，不惜孤注一掷、铤而走险，寻求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像英布这一类因自疑恐惧而被逼无奈造反的事例，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更是层出不穷。这或许是与当时政局动荡、互相残杀不已、人人朝不保夕的险恶形势直接有关。就南朝四代来讲，刘宋、萧齐、萧梁、南陈的江山都是凭恃武力从他人手中抢夺来的，生怕有朝一日人家照猫画虎，把大好河山再从自己的手中给夺了去。所以，对手握重兵、军功卓著的大将格外猜忌，必欲除之而后快。这样一来，功臣宿将人人自危，不得已而举兵反抗，欲成帝业。因此，在南朝四代中，功臣宿将因自疑恐惧而被逼造反的情况也就特别普遍。
刘宋末年大将沈攸之的叛乱是典型的一例。
沈攸之是名将沈庆之的侄儿。他早年从军后，“万里赴戎机，关山渡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在平定“南贼”刘胡、薛安都的反叛和镇压南方地区少数民族的反抗中，骁勇善战，多所建功，是当时享有盛名的大将。他因而官至镇西将军，都督荆、湘、雍、益、梁、南秦、北秦诸州军事，几乎掌握了近半个国家的军事力量。作为位尊权重的军事统帅，沈攸之自然懂得功高震主的道理，为避免“树大招风”的无妄之灾，他处处刻意表现谦让大度和对朝廷的高度忠诚：立下战功推与他人，别人反叛他去弹压，别人引诱他置之不理，一再向朝廷表白自己尽忠报国的心迹。皇帝怕沈攸之“自控阃外”，时间长了尾大不掉，局面失控，征召他入朝，就近控制。为避嫌疑，沈攸之“一片冰心在玉壶”，二话不说，轻车简从，立即入朝为官。总之，只要能取信于皇帝，什么委屈他都能忍受，怎么能显示忠诚他就怎么表现。
然而，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随着沈攸之的功劳越来越大，权势越来越重，刘宋的皇帝们对他的猜忌与整肃也日甚一日。废帝苍梧王听说“沈攸之欲反”的消息，当即下了手诏，命令直阁高道庆派遣刺客去暗杀沈攸之。沈攸之在狩猎时遇刺，幸亏利箭只射中了他的马障泥，才捡得性命一条。
这样蹊跷的事情接二连三发生，使得沈攸之不胜烦恼和愤慨。他眼见皇帝如此报答他，把他的好心肠当作驴肝肺，心便彻底凉了，渐渐也就萌生了反心。宋顺章即位，命沈攸之留在京城做人质的儿子沈元琰拿了废帝剖割人腹的工具给沈攸之看，算是一个严厉的威胁和警告。这下沈攸之再也按捺不住了，终于把心一横，“是你先不仁休怪我不义”，举兵反叛，忠臣转眼变成了逆臣。这场反叛导致一场大动乱，使得本来就上下离心、风雨飘摇的刘宋政权雪上加霜，“屋漏更兼连夜雨，船破偏遇顶头风”。最后虽然得以平定，但刘宋王朝亦元气耗尽，不久便灭亡了。
其实，这本来是一场完全可以避免的叛乱，就是因为刘宋王朝一再猜忌逼得沈攸之自疑恐惧、无路可走才有这个变故。这堪称为“君逼臣反”的一个实例。
南齐大将王敬则的反叛又是一例。
王敬则是南齐明帝时的著名大将，官至征西大将军、豫州刺史、南兖州刺史。他曾为南齐朝廷东征西讨，所向披靡，屡立战功。他不但军事才能出众，而且对朝廷也忠心耿耿，别无贰意。
可是在刻薄残暴的齐明帝萧鸾眼中，王敬则再低调、再乖顺，也是一个潜在的巨大威胁，故而处处提防，时时警惕。为了窥知王敬则的动态，齐明帝经常派人探听他的饮食起居情况，看到他年老力衰才稍稍安心，暂时不下杀手。但是在临死前，他还是决定对王敬则实行肉体消灭政策。适逢王敬则的乘龙快婿、诗人谢向朝廷举报他萌发“异志”，齐明帝就顺水推舟，马上对王敬则作出“具体安排”。王敬则闻讯大为“怖惧”，不得已只好起兵反抗，旋遭残杀。
他这么一反，可就“拔起萝卜带出泥”，使得齐明帝对另一外大将，时任江州刺史的陈显达更为猜忌。陈显达闻报朝廷在打自己的算盘，要让自己径向死路前行，于是也仿效王敬则的做法，起兵反叛。这真可谓是“卿本佳人，奈何作贼”的又一出好戏。
当然，也有少数功臣宿将能利用各种途径，跳出“自疑”之地，摆脱天子处心积虑设下的谋杀圈套。在刘宋末年任南兖州刺史，后来成为南齐开国皇帝的萧道成算是一个。当其他功臣宿将如檀道济、沈庆之、沈攸之、吴喜、臧质等人先后遭受屠戮后，同为功臣的萧道成自然而然成为“兔死狗烹”的候补对象。当时的情况的确对他非常不利，因为民间有传言（至于这传言是否是其政敌故意制造和散布的，则是疑案），萧道成“龙颡钟声，鳞文遍体”，身有异相，日后当为天子。宋明帝本来就因为萧道成在军中日久，怕其萌生异心，觊觎非望，正打算收拾他呢，就愁找不到冠冕堂皇的借口，如今一听有这传言，便就坡下驴，立即下诏要萧道成脱离军队，来朝廷担任黄门侍郎、越骑校尉的虚职，这实际上是诛戮的先兆。
不过，萧道成“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他不仅仅是军事家，更是了不得的政治家，终于借“挟寇自重”的高招，躲过了这一劫。到了后来干脆用兵逼宫，取代刘宋自立为帝。然而，像萧道成这样的幸遇，仍是个别的现象，并不具有普遍性意义。
由此可见，依靠武力夺取并维持政权的天子，始终会对掌控兵权、雄踞一方的功臣宿将分外的猜忌，生怕他们效仿自己来个“马上取天下”。他们 禀奉的是“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的人际交往哲学。他们心里都很清楚，所有人都是讲求现实的，也即十分功利与势利的。这一点，连父母与子女的关系都不例外：“且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此俱出父母之怀衽，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 (《韩非子·六反》)
有血缘骨肉之亲的父母子女关系尚且如此，那就更不必说没有血缘骨肉之亲的常人关系了。君臣关系也好，君民关系也罢，就本质而言，都是赤裸裸的利害关系、买卖关系，“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君臣之际，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 (《韩非子·难一》)。
因为人本来就是动物，人性的本质都是恶的，都是丑陋的，人人都有“自为心”，也即“计算之心”。人与人之间没有任何温情的成分，有的只是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彼此之间都千方百计、处心积虑算计他人来满足自己的私欲。鉴于这样的认识，他们总是把防范和诛杀功臣宿将摆在首要位置。
而功臣宿将身处嫌疑之地，耳闻目睹前人或身边同僚“兔死狗烹”的悲剧，也深受刺激，导致精神失常，歇斯底里，格外地敏感惊恐，常常杯弓蛇影、“自疑”不安。一有风吹草动，感受到斧钺加颈的危险，就难免使出“狗急跳墙”、“鱼死网破”的招法，抱着与其束手待毙，不如先下手为强的侥幸心态，铤而走险，以求一逞，绝处逢生，进而峰回路转，所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这样皇帝一方百般猜忌，功臣一方如惊弓之鸟，两下一凑合，不反也反了。中国的传统政治，就这样在君臣互相猜忌、互相残杀的过程当中，一天天地延续了下来，“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孙子兵法·势篇》）。这无疑是历史的悲哀，更是苍生的不幸。因为君臣之间互相残杀导致社会大动荡的后果，最终要由千千万万平头胝足的普通民众来承受、来买单。这就是元曲中所唱出的万古永恒的真理：“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当年宋高宗赵构授意大奸臣秦桧制造冤狱，风波亭残杀爱国名将、民族英雄岳飞，其中固然有抗金问题上战和政治路线上存在歧见的因素，但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忌恨岳飞手握重兵，功高震主，对自己的宝座构成潜在的威胁。
而从功臣宿将这一面来讲，既然颈上人头很难保全，下场之悲惨可以预料，那么如陈涉所言“等死（一样是死），死国可乎！”（《史记·陈涉世家》）也不免破罐子破摔，干脆豁出去操起武器造反，“杀上东京，夺了鸟位”（《水浒传》中李逵语）。成功了固然走运，“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即便失败，也无非一死而已，“除死无难事，讨饭不再穷”，没有更多可以失去的。于是，许多原先并没有谋逆反叛之心的功臣到一定的时候也会铤而走险，成为朝廷的“乱臣贼子”。
可见，封建君主专制条件下人人自危的恐怖氛围，对功臣宿将的主动或被动叛逆，起着“为渊逐鱼，为丛驱雀”的推动作用。用一句古话来形容，便是“卿本佳人，奈何作贼”。总而言之，当皇上做天子的百般猜忌，害得众多功臣宿将犹如惊弓之鸟，整日里处于自疑不安、朝不保夕的状态之中，一有蛛丝马迹，风吹草动，就狗急跳墙，狠下心扯旗造反犯上，以求反败为胜，绝处逢生。
汉初大功臣、淮南王英布，就是处于自疑震怖境地不能自拔，最终被逼造反作乱的悲剧人物中的一个典型。
英布（即黥布）是楚汉之际一名骁勇的猛将，原为项羽手底下的主要将领。巨鹿之战他赤膊打头阵，新安坑卒他杀人不眨眼，后因他人游说，在刘邦与项羽角逐天下的关键时刻，摇身一变，叛楚投汉，成为整个汉军之中除韩信、彭越之外的第三号统帅人物。他开辟汉军对楚作战的南方战场，在项羽身后猛捅刀子，骚扰攻击楚军的翼侧，给楚军制造了不少的麻烦，在刘邦翦灭项羽，建立汉王朝统治的斗争中立下卓著功勋。大局甫定，刘邦论功行赏，英布加官晋爵，被册立分封为淮南王。
英布本人虽然不乏军事才能，然而，在政治上并无多大的野心。这一点通过以下的一件小事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当年他背叛项羽赴荥阳前线谒见刘邦时，满心以为会受到刘邦的隆重欢迎（关键时刻在项羽身后捅刀子，对刘邦而言不啻是雪中送炭），可结果事与愿违，刘邦是在踞床洗脚（终究是无赖本色）时召见了他。英布顿时大失所望，很是不爽，感到受了莫大污辱，后悔自己所作的背楚归汉之选择，甚至一度还萌生了自杀的念头。然而当英布来到刘邦为他安排的馆舍歇息，发现“帐御饮食以官如汉王居”，有山珍海味可以享受，有歌姬美女可以偎抱，又立即抛弃烦恼，“大喜过望”了。
由此可见，英布的眼界仅仅局囿于生活享受方面，兴趣嗜好专注吃喝嫖赌，至于政治上倒是没有什么大的抱负，至少他从来没有当皇帝的固有意念。
不过，对于汉高祖刘邦来说，英布这样的枭雄不能不加以防范，更何况，诛灭异姓诸侯王乃是他既定的国策，所以，英布尽管没有什么政治野心，可是也无奈被逼到死角，只好树起叛帜，兴兵犯阙。
可以说，英布的叛乱完全是被汉高祖逼出来的。公元前196年春，异姓诸侯王中功劳最大、拥兵最多、占地最广、威望最高，但建国不久即被废为淮阴侯的韩信，被刘邦、吕后等人扣上“谋反”的罪名而殒命未央宫钟室，并诛灭九族。英布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颇有兔死狐悲之感，心中充满疑惧不安。同年三月，第二号大功臣梁王彭越也为蛇蜴心肠的刘邦、吕雉所残杀，而且其骨肉被菹为醢（肉酱），装进陶钵遍赐诸侯王以示警告。
当盛装着彭越肉酱的饭钵送达到淮南王都城的时候，英布正在田野中狩猎。看到肉酱之后，英布的脸色顿时变成死灰，一种不祥的预感立即袭上心头。他唯恐汉朝中央派兵突袭淮南，使自己步韩信、彭越的后尘，不明不白地做屈死的冤鬼。于是，他密令部将集合士卒，加强王国边境的警戒。
正在此时，英布疑心其爱姬与大夫贲赫私通，决定逮捕贲赫加以惩罪。谁知走漏了消息，贲赫提前一步逃出淮南国辖境，乘驿站车马飞奔至京都长安，向刘邦举报英布“谋反有端”。刘邦闻讯即与丞相萧何商议对策。萧何认为英布一贯奉公守法，表现良好，怀疑是贲赫因个人私怨而行诬陷，建议刘邦先将告密者贲赫囚禁起来，然后派人去淮南秘密侦察，等搞清真实情况后再决定处置办法。
英布本来就对贲赫的出逃告密心存疑惧，惶惶不可终日，这时又发现朝廷派员前来侦察，便陷入自疑而无法排遣，认为自己的阴事已经为刘邦所知悉，朝廷就要对自己痛下杀手，离家破人亡已为期不远。既然横竖都是一死，与其束手待毙，还不如干脆撞一个鱼死网破，痛痛快快拼一场。仓促之间，英布遂下令夷灭贲赫的家族，公开打出了反叛的旗帜。
到了这个时候，英布才决定以武力夺取政权，取代刘邦君临天下，“欲为帝耳”。
从表面上看，英布的反叛是由于贲赫告密的一次偶然事故。可是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一根导火线而已。英布的反叛乃是历史的必然，这就是刘邦诛戮功臣、削平异姓王既定国策逼得英布深陷自疑的巨大恐惧之中，使得他不得不以叛乱的途径（这当然是下下策，但有策总归比没有策来得好）来求得自己身家的安全。
这一点，当时就为楚国故令尹薛公所一针见血道破。当英布反叛的消息传出之后，滕侯夏侯婴表示不解，向薛公询问说：“上裂地而王之，疏爵而贵之，南面而立万乘之主，其反何也？”薛公从容回答说：“往年杀彭越，前年杀韩信，此三人者同功一体之人也。自疑祸及身，故反耳。”（《史记·黥布列传》）这番话揭示了一个历史的真实情况，即历史上许多功臣的谋反作乱，主要原因在于“自疑祸及身”，不惜孤注一掷、铤而走险，寻求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像英布这一类因自疑恐惧而被逼无奈造反的事例，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更是层出不穷。这或许是与当时政局动荡、互相残杀不已、人人朝不保夕的险恶形势直接有关。就南朝四代来讲，刘宋、萧齐、萧梁、南陈的江山都是凭恃武力从他人手中抢夺来的，生怕有朝一日人家照猫画虎，把大好河山再从自己的手中给夺了去。所以，对手握重兵、军功卓著的大将格外猜忌，必欲除之而后快。这样一来，功臣宿将人人自危，不得已而举兵反抗，欲成帝业。因此，在南朝四代中，功臣宿将因自疑恐惧而被逼造反的情况也就特别普遍。
刘宋末年大将沈攸之的叛乱是典型的一例。
沈攸之是名将沈庆之的侄儿。他早年从军后，“万里赴戎机，关山渡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在平定“南贼”刘胡、薛安都的反叛和镇压南方地区少数民族的反抗中，骁勇善战，多所建功，是当时享有盛名的大将。他因而官至镇西将军，都督荆、湘、雍、益、梁、南秦、北秦诸州军事，几乎掌握了近半个国家的军事力量。作为位尊权重的军事统帅，沈攸之自然懂得功高震主的道理，为避免“树大招风”的无妄之灾，他处处刻意表现谦让大度和对朝廷的高度忠诚：立下战功推与他人，别人反叛他去弹压，别人引诱他置之不理，一再向朝廷表白自己尽忠报国的心迹。皇帝怕沈攸之“自控阃外”，时间长了尾大不掉，局面失控，征召他入朝，就近控制。为避嫌疑，沈攸之“一片冰心在玉壶”，二话不说，轻车简从，立即入朝为官。总之，只要能取信于皇帝，什么委屈他都能忍受，怎么能显示忠诚他就怎么表现。
然而，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随着沈攸之的功劳越来越大，权势越来越重，刘宋的皇帝们对他的猜忌与整肃也日甚一日。废帝苍梧王听说“沈攸之欲反”的消息，当即下了手诏，命令直阁高道庆派遣刺客去暗杀沈攸之。沈攸之在狩猎时遇刺，幸亏利箭只射中了他的马障泥，才捡得性命一条。
这样蹊跷的事情接二连三发生，使得沈攸之不胜烦恼和愤慨。他眼见皇帝如此报答他，把他的好心肠当作驴肝肺，心便彻底凉了，渐渐也就萌生了反心。宋顺章即位，命沈攸之留在京城做人质的儿子沈元琰拿了废帝剖割人腹的工具给沈攸之看，算是一个严厉的威胁和警告。这下沈攸之再也按捺不住了，终于把心一横，“是你先不仁休怪我不义”，举兵反叛，忠臣转眼变成了逆臣。这场反叛导致一场大动乱，使得本来就上下离心、风雨飘摇的刘宋政权雪上加霜，“屋漏更兼连夜雨，船破偏遇顶头风”。最后虽然得以平定，但刘宋王朝亦元气耗尽，不久便灭亡了。
其实，这本来是一场完全可以避免的叛乱，就是因为刘宋王朝一再猜忌逼得沈攸之自疑恐惧、无路可走才有这个变故。这堪称为“君逼臣反”的一个实例。
南齐大将王敬则的反叛又是一例。
王敬则是南齐明帝时的著名大将，官至征西大将军、豫州刺史、南兖州刺史。他曾为南齐朝廷东征西讨，所向披靡，屡立战功。他不但军事才能出众，而且对朝廷也忠心耿耿，别无贰意。
可是在刻薄残暴的齐明帝萧鸾眼中，王敬则再低调、再乖顺，也是一个潜在的巨大威胁，故而处处提防，时时警惕。为了窥知王敬则的动态，齐明帝经常派人探听他的饮食起居情况，看到他年老力衰才稍稍安心，暂时不下杀手。但是在临死前，他还是决定对王敬则实行肉体消灭政策。适逢王敬则的乘龙快婿、诗人谢向朝廷举报他萌发“异志”，齐明帝就顺水推舟，马上对王敬则作出“具体安排”。王敬则闻讯大为“怖惧”，不得已只好起兵反抗，旋遭残杀。
他这么一反，可就“拔起萝卜带出泥”，使得齐明帝对另一外大将，时任江州刺史的陈显达更为猜忌。陈显达闻报朝廷在打自己的算盘，要让自己径向死路前行，于是也仿效王敬则的做法，起兵反叛。这真可谓是“卿本佳人，奈何作贼”的又一出好戏。
当然，也有少数功臣宿将能利用各种途径，跳出“自疑”之地，摆脱天子处心积虑设下的谋杀圈套。在刘宋末年任南兖州刺史，后来成为南齐开国皇帝的萧道成算是一个。当其他功臣宿将如檀道济、沈庆之、沈攸之、吴喜、臧质等人先后遭受屠戮后，同为功臣的萧道成自然而然成为“兔死狗烹”的候补对象。当时的情况的确对他非常不利，因为民间有传言（至于这传言是否是其政敌故意制造和散布的，则是疑案），萧道成“龙颡钟声，鳞文遍体”，身有异相，日后当为天子。宋明帝本来就因为萧道成在军中日久，怕其萌生异心，觊觎非望，正打算收拾他呢，就愁找不到冠冕堂皇的借口，如今一听有这传言，便就坡下驴，立即下诏要萧道成脱离军队，来朝廷担任黄门侍郎、越骑校尉的虚职，这实际上是诛戮的先兆。
不过，萧道成“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他不仅仅是军事家，更是了不得的政治家，终于借“挟寇自重”的高招，躲过了这一劫。到了后来干脆用兵逼宫，取代刘宋自立为帝。然而，像萧道成这样的幸遇，仍是个别的现象，并不具有普遍性意义。
由此可见，依靠武力夺取并维持政权的天子，始终会对掌控兵权、雄踞一方的功臣宿将分外的猜忌，生怕他们效仿自己来个“马上取天下”。他们 禀奉的是“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的人际交往哲学。他们心里都很清楚，所有人都是讲求现实的，也即十分功利与势利的。这一点，连父母与子女的关系都不例外：“且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此俱出父母之怀衽，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 (《韩非子·六反》)
有血缘骨肉之亲的父母子女关系尚且如此，那就更不必说没有血缘骨肉之亲的常人关系了。君臣关系也好，君民关系也罢，就本质而言，都是赤裸裸的利害关系、买卖关系，“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君臣之际，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 (《韩非子·难一》)。
因为人本来就是动物，人性的本质都是恶的，都是丑陋的，人人都有“自为心”，也即“计算之心”。人与人之间没有任何温情的成分，有的只是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彼此之间都千方百计、处心积虑算计他人来满足自己的私欲。鉴于这样的认识，他们总是把防范和诛杀功臣宿将摆在首要位置。
而功臣宿将身处嫌疑之地，耳闻目睹前人或身边同僚“兔死狗烹”的悲剧，也深受刺激，导致精神失常，歇斯底里，格外地敏感惊恐，常常杯弓蛇影、“自疑”不安。一有风吹草动，感受到斧钺加颈的危险，就难免使出“狗急跳墙”、“鱼死网破”的招法，抱着与其束手待毙，不如先下手为强的侥幸心态，铤而走险，以求一逞，绝处逢生，进而峰回路转，所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这样皇帝一方百般猜忌，功臣一方如惊弓之鸟，两下一凑合，不反也反了。中国的传统政治，就这样在君臣互相猜忌、互相残杀的过程当中，一天天地延续了下来，“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孙子兵法·势篇》）。这无疑是历史的悲哀，更是苍生的不幸。因为君臣之间互相残杀导致社会大动荡的后果，最终要由千千万万平头胝足的普通民众来承受、来买单。这就是元曲中所唱出的万古永恒的真理：“兴，百姓苦；亡，百姓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