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前夕,尽管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但以国王为首的特权阶级依然过着醉生梦死的幸福生活。在一次由国王举行的晚宴上,一个贵族以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口吻说:“我们正坐在火山口上。”显然,生活在距离法国万里之遥的大清国官员张集馨不可能知道这个法国贵族近乎预言的感叹。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讲,作为清朝道光、咸丰年间的高级官员,张集馨通过他的自订年谱向我们展示的他所见证的晚清危局,同样让我们清晰地看到,和大革命前夜的法国一样,道咸年间的中国,也是一个火山口上的国家。这个貌似强大,时时以天朝大国自诩的帝国,它赖以立足的,不过是一座暂时还没有爆发的活火山。虽然谁也说不清这座火山到底什么时候喷发,但是,谁都可以肯定的是,这座火山一定会喷发,而端坐于火山口的社会精英们,必将成为火山吞噬的首选目标。
　　张集馨,字椒云,江苏仪征人,三十岁中进士。从翰林院编修外放后,先后任过山西朔平府知府、福建汀漳龙道、陕西督粮道、四川按察使、贵州布政使、甘肃布政使、河南按察使、湖北按察使、直隶布政使、福建布政使、江西布政使、陕西按察使、署理陕西巡抚等职。从张集馨的履历可知,他在清朝治下的十多个省做过高级官员,其中主要是管理司法和监察的按察使(略相当于今天分管政法和监察的副省长),以及管理民政和财政的布政使(略相当于今天的常务副省长)。作为地方大员,张集馨比大多数同代人更深刻地接触和了解官场的规则与潜规则,而且,他是从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京官,通过自身的努力一步步升迁为方面大员的,他的经历,使得他见证了当时整个官场的原生态。从个人品行上讲,张集馨既不算以清廉和操守自命的清官廉吏,但也绝不是只顾中饱私囊的贪官污吏,而是介乎于清与贪、廉与污之间的中间派。随大流,识时务,不刻意索贿求贿,但也不放过可以捞钱的陋规,这就是他的行事准则。从某种意义上说,张集馨正是大清运行体制内一个高级官员的标本。惟其如此,当我们今天透过他晚年自订的年谱和他留下的与同僚、朋友之间的书信时,便更能客观而又触目惊心地还原一个病态的社会、一个病态的时代和一个病态的国家。
　　任何一个成型的社会,其人员构成不外乎官、兵、民三种。在张集馨笔下,道咸时代中国的官场、军队和民众,都显现出了几乎是不可救药的病变。诸种病变的摧枯拉朽,已使这个国家病入膏肓。即便是最不敏感、最缺乏判断力的人,也能从张集馨的所见、所闻、所历得出一个结论:这个国家行将就木。表面来看,这个国家和这个政权似乎牢不可摧,但其实这是一座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如同白蚁般的诸种社会问题早就掏空了大厦的基石与梁柱,只要有一场足够大的风雨,这座大厦一定会毁然倒塌。
　　
　　 官患
　　官员成为社会最大的祸患,这与官员产生的初衷和旨义完全背道而驰。任何一个社会、一个政权走向没落的开始,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从吏治上出问题的。作为社会的中流砥柱,官员的贪与廉、高效与低能、忠诚与离心,直接关系到国家机器的运转是否正常有序。显而易见,道咸时代的中国官员们,几乎概莫能外地交叉感染了恶性病毒。这些病毒包括——
　　陋规成为显规则,贪墨公行。众所周知,清朝在许多制度上沿袭了明朝,在官员的薪水上,明清两代实行的都是低工资制,而清朝甚至比明朝还要低。如果官员们真的安心于这种低收入的话,他们的生活水准将比大多数平头百姓还低。——明代清官海瑞,官至方面大员,却无法给自己多买一套衣服;母亲庆生,不过买两斤肉吃,还被上司拿来开玩笑。至于京官,收入更是低得可怜。清朝末年,刘光第被任命为刑部主事,就因为知道京官薪水极低,如果不是有一个联宗的盐商每年给他提供几百两银子的补贴,他只能选择辞官不就。
　　作为对这种低工资的补偿,清代的官员们有许多被称为陋规的灰色收入。陋规中最大的项目,莫过于官员之间的相互馈赠——说是馈赠,其实是有着半合法外衣的公然贿赂。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是进京办事的地方官向京官行贿,和京官到地方公干时打秋风,此外,则是京官被放为地方官时,向同僚行贿。道光二十七年(1847),张集馨被任命为四川按察使,晋见咸丰皇帝时,咸丰勉励他做一个曲突徙薪的能臣,并要求他赶快赴任。但前脚从紫禁城出来,后脚就得按照已成显规则的陋规办事——向各个相关部门的官员送礼,称为“别敬”。此别敬范围之广,耗费银两之多,令人咋舌:军机大臣,每人白银四百两;军机章京,每位十六两,其中有交情,或者有较大实权的,则八十到一百两不等;六部尚书、总宪,一百两;侍郎、大九卿,五十两;同乡、同年及年家世好,均要一一送礼。也就是说,他的这些别敬,几乎把整个中央政府稍微有点权力和地位的官员都送了个遍——幸好当时官员的数额不像今天这样众多。这一番送下来,一共花去银子一万五千余两。
　　这次别敬说明了两个问题:其一,作为正三品的按察使,张集馨向品级比自己低的军机章京送礼(军机章京一般从各部门的中下级官员中抽调,比如清末主持变法的军机四卿,虽然在任命为军机章京后都得到了破格提拔,但品级仍不能和按察使相比,只是正四品),这说明赠送别敬已蔚然成风,并不仅限于向比自己级别高的官员送礼即可,还得向虽然级别比自己低,但手里有一定实权的官员行贿。别敬敬的不是人品,不是感情,甚至也不是级别,而是权力。同时,这也是对陋规这种大家已经约定俗成的游戏规则的尊重,否则,你就没法在这个圈子里混下去。第二,如果这些别敬从张集馨的薪水里拿,他一家人只能去喝西北风。作为正三品级别的高级官员,张集馨的合法收入为岁俸银一百三十两、米一百三十斛,加上从雍正年间开始发放的因官位不同而数额极其不等,但大约为岁俸十倍的养廉银,他的年收入大概在两千多两银子左右。这笔钱,不仅要负责他和家人的生活,还得支付手下一大批为他工作的幕友的工资。两相对比,可谓杯水车薪。因此,张集馨送礼的这些钱,显然来自于他薪水以外的收入,说白了,不外乎是在地方上做官时捞到的好处。
　　如前所述,京官的实际收入和名义收入都很低,地方官实际收入高而名义收入低,京官因时时接近权力中枢而有合法伤害地方官的能力,因此,地方官得约定俗成地向京官馈赠别敬——此外还有夏天的冰敬、冬天的炭敬等各种名目,这其实是对官员们从民众那里捞来的钱进行的二次分配。说到底,不论是坐在京城里守株待兔收取别敬的京官,还是深入民间捞钱的地方官,从本质上讲,他们都是一群贪腐之辈,贪腐的能力和机会来自于他们手中掌握的权力。值得格外一提的是,张集馨记载说,他的这次大规模送礼,只有一个人坚决不收。这个人就是军机大臣赛尚阿。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里,他曾经被描绘成与林则徐针锋相对的投降派。
　　作为一个地方官,他每次进京——尤其像张集馨这种级别的高级官员,进京的次数相当频繁——都得向大大小小的官员送礼,因此,他们肩负的捞钱的任务相当重。那么,地方官如何巧取豪夺地为整个官员集团捞钱呢?张集馨年谱中,颇多此类记载,兹举两例一说:其一,陕甘总督乐斌,是从一品的封疆大吏,此人的生财之道之一便是从省财政的国库里,提银一万两,通过中间人借给典当行,所收取的利息,则成为其小金库的源头活水。其二,官员要去任之前,宣布所收税赋打折,以此提前收取次年税赋,这种做法称为放炮。一般情况下,经济好点的县份,放炮一次,官员可能收入白银五六千两到一万两不等;有时候,官员并没有去任之实,谎称将要去任,也减价催税,老百姓不明就里,也纷纷交税,称为太平炮。此外,还有些官员甫一上任,就宣布减介催税,称为倒炮。如此炮来炮去,国家的税赋成了官员手里的变形金刚,而流入官员口袋里的到底有多少,永远是个谜。张集馨曾任过陕西粮道,这是一个当时官员视为肥缺的差事:陕西粮道的主要职责是掌管军粮,每年向军队发放的军粮约十九万余石,但实际向民众征收的粮食则有二十万石。这样,其中盈余的一万石军粮,就落入了陕西粮道的腰包。张集馨的前任方某仍感不足,怂恿他的侄子们,在军粮中掺入麦壳四千石,几乎引起军队哗变。
　　腐败触目惊心,官场视为理所当然。与贪污贿赂相伴相生的必然是腐败。在张集馨年谱里,对腐败的记载多如牛毛。但从他平淡无奇的记述文字来分析,作为清政府的高级官员,他本人早就对腐败见惯不惊,甚至还隐约有几分炫耀。
　　张集馨在陕西粮道任上时,由于西安乃进入西藏、新疆、甘肃和四川、云南等地的交通要道,往来官员络绎不绝。到了一定级别的官员,就得由当地负责接待,而张集馨因为手里的钱最多,大多时候都由他买单。凡是有官员到来,官署里就张灯结彩,每次备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的菜品里一定得有燕窝,中席的菜品里也得有海参和鱼翅。西安本不产大鱼,但上席必须得有大鱼一尾,每一尾,就需制钱四五千文。其他菜品则包括白鳝、鹿尾,“皆贵重难得之物,亦必设法购求”,否则客人就会怪主人吝啬,如此一来,岂不名声大坏?况且,大家都在官场上混,保不准哪一天这客人就成为自己的同事乃至上司,岂可因一时招待疏忽,给自己的前途埋下隐患?至于饮宴之时,必然得有戏班助兴,每次需请两个戏班子对台演出。等到次日客人动身上路时,还得赶到城外相送,并馈赠盘缠,“其馈送之厚薄,则视官职之尊卑”。每次宴会的开支,除了赠送的盘缠外,需要白银二百余两。酒局之多,以至于张集馨感叹:“大宴会则无月无之,小应酬则无日无之。”除了迎来送往外,本地的官员们也有许多相袭已久的腐败惯例:每逢年节,粮道必请将军、副都统及中丞、司道府县,以及本省内其他府县到省城办事的官员吃酒看戏。有时十天半月没有需要接待的过往官员,则又由粮道出面,邀约按察司、布政司和盐道的大小官员“传戏小集”,“不如是不足以联友谊也”。总而言之,政以贿成的另一种衍生物则是,帝国的运作几乎都在酒桌上。对于张集馨和他的同僚们来说,革命就是请客吃饭,就是收钱送钱。
　　张集馨统计他在陕西粮道任上的腐败花销,发现连同进京的炭敬在内,一年需要五万两白银。张自承,他每年的入项为六万余两白银。——按照清制,他在这一职位的工资应该是年薪为银一百零五两、米一百零五斛,加上大约十倍于此的养廉银,其所有收入也不过银两千两。两相比较,差距竟然达三十倍,可见作为贪墨的陋规带来的好处,要远远高于看似廉洁的低薪。如果说低薪是海面上的冰山,那么陋规才是海水下面那更庞大的基座。张集馨本人似乎也觉得这种迎来送往,吃吃喝喝的官场生活过于奢侈,在回朋友的信时,曾自我批评说,“终日送往迎来,听戏宴会,有识者耻之”,然而,“耻之”不过是一种口头的说辞,骨子里,他和这种腐败生活已经水乳交融,片刻不可分离。
　　与富庶的陕西相比,甘肃是个不折不扣的穷地方。但即便是在积贫积弱的穷地方,官员们的腐败兴致依然生机勃勃:张集馨任甘肃布政使时,他的顶头上司是陕甘总督乐斌,此人粗通文墨,“公事例案,阅之不甚了了”,最大的兴趣是“听戏宴会”,“终日酣嬉淋漓,彻夜不休”。上行下效,虽然时事艰难,连军队上的普通士兵和下级军官也常常领不到军饷,但以总督和按察使为首的官员们却“俱尚浮靡”,“两暑笙歌,竟无虚月”。官员们聚众泥饮看戏,往往通宵达旦,秋冬春三季,兰州天气寒冷,侍候他们的仆从不得不忍饥受冻,瑟瑟立于风雪之中。张集馨感叹:“而欲不被恶名,其可得乎?”——是啊,如此腐败无人性的官员,想要不被民众痛骂,有可能吗?
　　张集馨任福建汀漳龙道时,其上司闽浙总督伯焘被革职,这位为官一任却没造福一方的封疆大吏返回故乡广东时,必经之地是张集馨治下的漳城。数天前,张即接到通知,要求他做好伯焘过境的接待工作。初一到初十,每天都有为伯焘运送家财的夫役过境,每天多达六七百名。初十,伯焘及其卫兵、苦力、家属和仆人到境,人数多达三千余名。张集馨为此每天得安排酒席达四百桌之多。伯焘一行在漳城驻扎了四天,漳城县令蒋某向张集馨诉苦,说是县中供应“实不能支”。张集馨不得不贿赂伯焘最信任的黄守备,巧妙地让伯焘及时上路。张集馨对伯焘行李之多感到奇怪,蒋某告诉他,除了伯焘自家的行李外,伯焘随行的警卫和仆人,争相去包揽了一些商人和客栈的货物,代为运输。这当然不是警卫和仆人在学雷锋做好事,而是他们可以通过伯焘的身份,合法地利用驿站免费运输,而商人们的运费,则成了警卫和仆人的外快。
　　张集馨被任命为陕西粮道时,因家境尚不殷实,——当然更大的原因在于,需要别敬的人数实在太多,他不得不借了一万七千余两银子去送礼。在粮道任上仅一年,他不仅还清了借款,还寄回老家仪征一万多两银子。两项合计,就达三万余两。张集馨在清朝高级官员中,还算是相对有良知并守规矩的,渠亦如此,况乎他人?
　　官员颟顸无能,愚昧无知。如此贪墨腐朽的官员,如果他们在治理国家的本职工作上还算称职的话,也许民众的气愤会稍微减轻一些,就好比养了一只贪吃的猫,如果它还能捉老鼠,主人家大抵会容忍它。但非常遗憾的是,张集馨的同僚们,几乎都是一些尸位素餐的颟顸之辈,不仅无能,而且无知。
　　张集馨在汀漳龙道任上时,恰好遇上了英军入侵的鸦片战争,而他的上司伯焘之所以从闽浙总督位子上被革职,乃因其对英军的抵抗荒唐可笑:英军入侵福建前,守土有责的伯焘认为英军根本就不堪一击,——他好像对英军此前在广东和浙江的战绩一无所知。为了守卫厦门,他下令把各地的巨炮全部集中于厦门海口。这些早年所铸的巨炮极其沉重,要几十个人才能拉得动。伯焘为了节约经费,拒不造炮车。手下人劝告说,炮台在城墙外边,如果在打完一炮后,不用炮车把炮拉回来,兵丁是不敢出墙去装药的。伯焘非常自信地说,英军不堪一击,只需打一炮即可灭贼,何须再装药?等到英军进攻厦门时,守城的士兵远远地看到英军的帆影就开始放炮,炮放完后,全都躲到城墙上。结果,皮毛无损的英军军舰对着炮台一阵狂轰滥炸,清军除了挨打,完全没有还手之力。至于伯焘本人,“衣物并失,仅以身免”。
　　与伯焘对英军的轻敌相映成趣的,是另一个位列总督的高级官员,即两江总督牛鉴。“先是夷船在上海,总督牛鉴见敌辄奔。”牛鉴逃到镇江,英军也接踵而至,牛鉴不作任何抵抗,又逃往南京,“夷亦尾追”。这位守土有责的封疆大吏,几乎成了英军进入内地的称职的导游。
　　张集馨显然是一个不屑与伯焘、牛鉴之流为伍的人,他自视甚高,有意无意地把自己视作当时腐败无能官场中罕见的能吏和干才。但从他的行状看,他其实并不比当时的大多数官员更高明。或者说,他的识见说明,当时的绝大多数官员都是闭关锁国的基本国策下圈养的无知无能之辈。有什么样的国策,就有什么样的官员;有什么样的官员,就会有什么样的闹剧。
　　张集馨守卫漳城时,手下的城守游击琳润悄悄向他献计,说他认识一个会魔法的咒蛊人。此人能够对芥子大小的牛皮诅咒,凡是经他诅咒后的牛皮,一旦人吃入肚中,必死无疑,“试之而验,思以中敌”。张集馨对这种不经之谈,竟深以为然。他属咒蛊人依法咒之,然后把牛皮渗进面粉里,吩咐一个机灵的士兵担了面粉到泉州的英军军舰停泊处贩卖。由于面粉白净,价格又低,英军果然买了数石。卖了面粉之后,咒蛊人“昼夜咒之”。这些诅咒是否真有作用,张集馨承认“不得知也”,但他又曲笔说:“后买得广东新闻纸,云:夷酋白某,在厦门宴客中毒死;夷兵被毒死者几及百人,以粪汁救灌,得生者仅一二人。计其时日,恰在售面之后。”也就是说,张集馨不但相信他的诅咒可以令英军死伤,而且死伤惨重。但考诸史料,任何稍有智商的人,也不会相信所谓夷人中毒死亡几百人,得生者仅一二人的鬼话是真实的历史。张集馨此举表明,当西方已经把中国的国情摸得一清二楚时,中国的高级官员们所理解的世界却依然是以他们的帝国为中心,周边不过是一些不足为怪,可以通过民间伎俩就能略施小惩的蛮夷之国。
　　
　　 兵患
　　军队是捍卫一个国家主权和使其政令能够得以畅通无阻的暴力机器。历史上,八旗兵向来以骁勇善战著称。想当年,努尔哈赤和他的继任者们能够以满洲区区数万之众席卷中原,可见其勇猛。不过,时过境迁,两百多年后的满洲铁骑已成为一盘散沙,铁骑已蜕变为病马。道咸时代的清军,不但不能作为国家抵御外患和维持国内和平的有力武器,反而成为社会动荡的一大诱因,成为病骨支离的老大帝国的另一种无法治愈的痛。
　　将领昏庸,军纪败坏。张集馨在任汀漳龙道时即发现,福建这个原本比内地更得风气之先的地方,却是一个强凌弱、众暴寡的弱肉强食之地。剽悍好斗的民风,决定了邻里之间也常突发血腥之争。如果一家人想不被人欺负,最好的办法是到军队上去挂个名,门口悬挂某营的旗灯,也就是戴顶红帽子,“凶便不敢滋拢”。即便受到诈害,只要到军队上去报告一声,也会有人帮助出头。这样,福建境内大多数地方,只要家境尚可的人,“必谋入营,以保全门户”。当然,军队的红帽子不是谁都有资格戴的,必须得用银子打通关节。久而久之,平民向军队各级将佐行贿,买顶红帽子当护身符竟形成了一个固定的产业。军方在同意某人挂名营伍时,所收取的费用,也随行就市,根据当地的经济状况和本人的经济能力来决定,从十余两白银到数十两白银不等。这是一笔庞大的经常性收入,千总、把总、都司、守备之类的中下级军官负责具体办理,而参与分肥的则包括总兵、提督这样的高级将领。
　　胜保带兵攻打太平军时,手下有一个叫琦龄的将领。此人原本是甘肃的地方官,因贪污被免职,通过走后门的方式投到胜保营中。“借带勇为名,无非为侵渔之计。”此人“随营至人村庄,掳掠甚至于盗贼”。更耸人听闻的是,他在把守临清河时,凡是从他的防区经过的往来客商,一律被诬为太平军奸细。其目的就是要把这些倒霉客商携带的货物“概行留下,干没入己”。后来,此人因与手下人为了一个妓女争风吃醋,被手下人暗中击毙。胜保作为统军大帅,对琦龄的所作所为心知肚明,却向朝廷汇报说琦龄乃是阵亡殉国。胜保手下的另一个将领尹绍烈,曾经做过刑部郎中,因违禁放债和强娶寡妇,被降职调到胜保军中效力。用张集馨的话说,此人“卑鄙无耻,所到之处,无不搜刮”。当时河南、山东一带,因清军与太平军连续作战,难民不绝于途。尹绍烈作为政府军将领,竟然拦路抢劫,连女性难民的衣服也要悉数剥去。当他返乡路过济南时,被当地官员盘获,连同其子一起锁拷在济南府中。后来经过胜保说情,方才被释放。尹本人为了得到升迁,多次捏造自己作战受伤的“事迹”:一次宣称颈项受了枪伤,用绢帛缠裹,不到三天却完好如初;一次宣称子弹从其嘴里射入,竟已由大便泻出。此等荒诞不经的光荣负伤情节,“人皆窃笑”,但作为大帅的胜保却深信不疑,反而给以六品翎顶。其实,与其说这是胜保的糊涂,不如说是胜保得到好处之后的装糊涂。
　　胜保所率军队乃从各地抽调,其中带领山东单县乡勇的叫黄良楷,此人“极不安顿,奸淫抢掠,无所不为”。黄良楷出阵作战时,随营亲兵把他的酒菜盛在食盒里跟随,士兵们在前线作战,他在帐外饮酒作乐。太平军见状,突然冲往黄的营帐,黄大窘狂奔。太平军把黄的营帐焚毁,并把他来不及带走的顶戴拿去,钉在城墙上以示羞辱。然而就是这么一个无能之辈,却被清军将领们认为是奋勇之士,乃至于张集馨长叹,“真不值一笑”。来自吉林的几个骑兵,在驻地附近的庄稼地里,纵马食麦,并闯进村庄敲诈勒索。村民们气不过,把这几个骑兵绑起来痛打了一顿。骑兵们回到军营,向胜保哭诉挨打,胜保不问事情因由,即令一位副都统率兵三百,打算血洗村庄。幸好村民们事先逃到了附近山上,才免遭一劫,然而他们的财物悉数被抄掳,房屋悉数被烧毁。
　　兵无斗志,反成公害。张集馨曾以粮道的身份,参与了清军对太平军李开芳所部北伐军的围剿,对清军从高级将领到普通士兵的各种荒唐情状,所见不鲜。是故,在年谱里,这类记载比比皆是。有胜保这样的大帅,也就必然有琦龄、尹绍烈和黄良楷这样的将领;有琦、尹、黄这样的将领,也就必然有了无所斗志,反成公害的下级军官和普通士兵。
　　清朝军队分为八旗和绿营两个体系。其中,八旗略似于中央军,绿营略似于地方部队。两者都属于正规军。两者之外,还有民兵性质的乡勇。清末战乱频仍,朝廷四处用兵,渐渐捉襟见肘,因此各地纷纷招募乡勇送往前线。然而,这些近似于乌合之众的乡勇,非但不能成为国家机器的有效部分,反而突变为民间之祸害。以天津为例,此地民风浮动,闲人极多。年轻男人里,大多以娼赌为业,“俗名混混子”,他们被招为乡勇,目的不是为了报效国家,而是“贪图口粮”。此外,还可“借勇名以肆其攘夺耳”——希望以军人的身份帮助他们巧取豪夺。因此,这些乡勇私斗则勇,真正冲锋陷阵却怯弱无能,而以由这种人组成的军队为国之干城,岂有不败之理?
　　乡勇如此,作为正规军的八旗满兵和绿营兵则有过之而无不及。经过清初到道咸时期两百年的承平,当年英勇善战的满洲铁骑早已腐化堕落为养尊处优的八旗子弟。此外,由于清政府所施行的优待旗人政策,使得满兵的跋扈横行更在乡勇之上。张集馨在代理太原知府时,太原城驻防的八旗军“兵丁剽悍,窝盗为匪,肆无忌惮”,以至于市民都把八旗兵居住的满城称为梁山泊。地方官对八旗兵的违法行为,根本不敢过问。有天晚上,几名八旗兵违禁闯入大街栅栏,负责看守栅栏的更役依照规定不肯打开,八旗兵就用石头将更役打伤。次日,县令李廷扬和理事通判麟耀对此进行会审。麟耀是旗人,他不但偏袒满兵,并把忠于职守的更役杖责痛打。虽然民众对此议论纷纷,但“未敢争也”,而满兵“益无顾忌”。不久,李县令带了一个仆从上街查夜,在一家旅店门口,几名八旗兵跳将出来,拉住李县令就是一顿痛打。李县令急忙亮明身份,八旗兵却假装没听见,反而诬李县令想“欲入店强奸”。虽然不明不白地挨了顿黑打,但李县令“深知满营骄悍,不敢追究”。
　　
　　民患
　　在清朝这座即将倒塌的大厦里,亿万民众无疑是最底层的基石。他们地位最为低下,人数最为众多。当大乱来临时,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将成为吞噬整个社会和时代的火山岩浆,一部分则将成为炙热岩浆的受害者。在作为上层建筑的政府和作为暴力机器的军队走向不可救药的病变时,这个国家赖以存在的民众作为肌体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已不复旧时的健康。通过张集馨平淡而忠实的记载,我们看到了道咸时代普通中国人的疼痛与恐惧、麻木和无奈。
　　司法不公,民命如草。司法不公的实质,仍然是官场的腐败。不过,与官场腐败相比,司法不公给民众带来的不满和恐惧更甚,对帝国统治基础的危害也更大。
　　张集馨曾做过四川等几个省的按察使,这个职位的主要责任就是司法和监察。张集馨的前任是山东人刘燕庭,此人乃著名的金石学家、古钱学家和藏书家,其书斋名为十七树梅花山馆,看上去似乎是一个优雅博学之士。然而,就是这个优雅博学之士,在四川按察使任上,所干的都是些血腥而野蛮的勾当。张集馨说,每当有罪犯——其实以今天的观点来看,只能说是犯罪嫌疑人——解到省上,刘燕庭的处置办法有两种:其一,不论有罪无罪,也无论男女老幼,先行重打四百板。打得皮开肉绽之后,再行审问。如此酷刑之下,当然是想要什么样的供词,就能得到什么样的供词。所谓:“三木之下,何求不得也。”其二,同样不论有罪无罪,也无论男女老幼,径直押到城隍庙里,令犯人跪在神前,自行抽取一筊——所谓筊,是一种用木块或龟骨制成的块状物,分为阳筊和阴筊两种——抽到阳筊的,哪怕是犯了杀人越货的大罪,也一律免死;抽到阴筊的,哪怕只是偷了邻居仨瓜俩枣,也当即在神像前杖毙。这些可怜的人,有的被打得脑浆迸出,有的被打得肢体断折,“残酷不可言状”。——这种类似于鬼判或神判的断案方式,乃是上古时代在部分地区流传的野蛮之举,但在19世纪中期,当人权精神已经在欧美深植人心时,古老中国的封疆大吏居然以此为日常功课,这不仅是底层民众之大不幸,也是高级官员对《大清律》的公然挑衅。
　　在四川,令张集馨感到震惊和不忍的,还有一种称为卡房的黑牢。当时四川几乎所有州县,都设有卡房。大县的卡房里,长期非法关押了几百人之多,小县的卡房里,则从十数人到几十人不等。这些被关押于黑牢中的倒霉蛋,其中固然有犯下弥天大罪的江洋大盗,但更多的却是民间因婚姻、田土、借贷等民事而引发诉讼的证人和当事人,他们也被无辜地关押在黑牢里,与真正的犯罪嫌疑人同处一室。卡房里,每人每天只给稀饭一瓮,终年不见天日,其苦楚比之正式监狱,更甚百倍。
　　比卡房更令川人闻风丧胆的,当数木笼。木笼是一种用实木制成的笼子,被处罚之人驱入笼中后,既不能站,也不能坐,更不能躺,只能半弯着身子。因此又称为站笼或坐笼。这些被认为有罪的民众被关进木笼后,“断其水食,一日而毙”。这些冤死的民众里,哪怕真有犯下该当偿命罪行的罪犯,也涉及不讯而诛的程序非正义,何况其中更多的不过是因为与乡绅和保甲长有隙,即被诬并扭送至州县的。然而,对于这种骇人听闻的酷刑,“州县习以为常,各上司恬不为怪”。张集馨认为,在当时的各省中,四川刑名之繁重,甲于海内。但在酷吏们如此严刑峻法之下,则是执法者们利益驱使下的贪赃枉法:有的把强奸逼认为和奸,有的把仇杀说成是奸杀,有的把小偷小摸上升为江洋剧盗。成绵道徐有壬,在他的辖区内,不到半年,就处死了八十多人。有的人在行刑前,还预先重打两三千板子。至于双流候补知县毛某,吊打犯罪嫌疑人犹嫌不够狠,有时竟然用大锅蒸煮。张集馨评论说:“国家无此典章,而酷吏任意惨虐,罗钳结网,不是过矣。”
　　如此残酷惨烈的司法,却只能激起底层民众对官员和政府的仇恨,只能加快这座巨型活火山喷发的时间。以简州为例,此地一年之间发生的抢劫案即多达三百余起。当时的四川总督恶闻此类事件,“专务粉饰”,因此手下人也就报喜不报忧。虽然盗贼充斥、生灵涂炭,但自总督到朝廷,都以为四川仍然是丰衣足食、人民恭谨、深沐皇恩的天府之国。
　　民多戾气,基层不稳。苟且于如此乱世之下的民众,与承平的盛世相比,没有了自信、博大和宽容,多的是仇恨、凶狠和好斗。可以说,道咸时代的中国基层,弥漫着一股无法肃清的暴戾之气。福建的漳州一带,“其俗专以械斗为强”,其中以下属的龙溪、漳浦和云霄三县为最。当地人大多聚族而居,不同的宗族之间,相互绑票索赎、纠众残杀,是司空见惯的家常便饭。至于冤冤相报,则根本就没有停歇之时。每逢两个宗族之间发生械斗,相互之间像两军交战一样,先下战书,定下日期。届时,“大姓则合族相帮,小族则合帮相助”。如果本族的壮丁不够,就出钱到外面招募雇佣兵。丈夫和儿子出斗之时,妻子和母亲不以为忧,反而喜笑相送,“不望生还”。有时候,父亲受雇于甲方,儿子受雇于乙方,甲乙双方一旦交锋,父子均红眼相拼,“若不相识”。至于在械斗中的死亡者,则由主事者付给洋银三十元——这就是当时一条人命的价钱,以张集馨在陕西粮道上的进项而言,他的年收入可以买断两千条人命。如果说这种合族械斗尚是民间行为的话,那么政府的举措更可谓离谱之极:械斗时,政府坐山观虎斗,等到械斗结束,政府必然出面向双方征收一笔费用,名为械斗费。如果不肯交纳的话,政府就会调集武装人员前往洗庄,“房屋树木,一概毁伐”。张集馨的前任告诉他,单是漳州一地,十一年之间发生的凶案,就多达九千余起。
　　至于张集馨任过按察使的四川,自清初开始,基层就是一个帮会林立的温床。其中,最大的帮会乃是亦正亦邪或者说邪大于正的哥老会——张集馨时代称之为“啯匪”。哥老会的起源,据说和郑成功领导的反清复明有关,但经过两百年的变异,到道咸时代,基本已沦为社会动乱的诱因。张集馨在四川按察使任上时,关于啯匪的所见所闻,大多是“杀人于市,掳抢勒赎”,“无日无之,逼近省城,肆无忌惮”。啯匪如此横行不法,和地方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或从中收受好处不无关系。乃至于张集馨的按察使官署中的属员,竟然也有通匪之人——所谓“蛇鼠同眠,警匪一家”,盖如是也。所以,有时当局打算派兵清剿,但还没开始行动或是行动刚开始,啯匪就已经得到情报,早就逃之夭夭了。这种多年来的养痈贻害,乃至于张集馨这个四川司法的最高领导人出门到庙里烧香,也深感啯匪威胁——“非以重兵围护,不敢出暑”。张集馨这种封疆大吏,也对动荡的社会颇感不安,何况普通民众呢?因此,动荡的社会里,当人心思乱,而当局却完全无能力控制时,我敢打赌,这样的政府的存在时间绝对不会长久。
　　官、兵、民,三者俱已完全烂掉,大清王朝粉饰太平的所谓长治久安,不过是痴人说梦。张集馨在见证大清帝国面临的种种危局时,他虽然没有、也不可能断言他所效忠的这个王朝即将走上不归之路,但事实上,他所描述的诸种山雨欲来,火山将喷的细枝末节,却让我们看到了比改朝换代更可怕的社会现实:有时候,改朝换代给普通民众带来的并不完全是痛苦,而是痛苦中的希望与新生。但像道咸时代那种改朝换代的前夜,普通民众所承受的则完全是痛苦和不幸,根本看不到希望的火种在何处。张集馨死于同治六年(1867)。在他身后,大清王朝在风雨飘摇中又走过了四十余年。也就是说,火山口上的动荡,还要折磨这个古老国度的子民们长达近半个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