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以后增加经济自由，人往高处走，他要往较高的收入方向去努力。城镇化不到20%，到了去年50%多，这个脉络很清楚。新的问题是什么？新的问题是经济自由的发展，在不同方面不平衡。因为经济自由要靠权利去规范它，不能说你一个自由去妨碍其他人的自由，但是不同的资产权利规范难度不一样了。
　　人身上的资产是比较容易规范的，我打工的能力，或者我的人力资本，我背起来就可以走。哪里收入高就可以到哪里去。中国几亿人，这些年就完成了从低收入区往较高收入区移动。
　　但是土地资产麻烦得多，不能背起来就走。我前两天去了贵州湄潭，他家里有很多地，但是七万人都到外面去打工。土地不能背起来就走，人移动容易，土地移动非常难，土地的权利界定比人资产的权利界定看起来困难，现在的问题是这两个东西不匹配。人口的流动性和土地资源配置的灵活性之间有冲突。现在我们国家的土地制度主要的特点是半行政、半市场。是行政权利和市场机制过渡时期、转型时期的一种。我们现在不能说没有市场，1987、1988年开始土地拍卖，这对我们国家土地资源的配置起了巨大的作用，问题是问题，成就是成就。要是没有这么一拍，完全是划拨，高兴给谁就给谁，中国没有今天这个层次。
　　但是什么地可以拍？第一，必须是国有土地，国有土地哪来的呢？“征”这个字很了不得，他不讲价钱，一画规划，无偿怎么付是政府定的。资源一拿到政府手里，有个市场可以拍。而城市化涨得很快的，有一个好的位置的城市土地，价格涨得非常好，这样带来非常普遍的经济冲突，我多挣一点地，多储备，不断往市场卖，发展很快。农民原来说你这个地拿去搞基地了，那算了。农民现在看你拿去卖那么高的价，他也慢慢懂这个东西了。这条路怎么走出来？土地改革不是为了改土地而改土地。它要和城市化配合起来，要跟人口的流动重新进去要有一个很好的配合。
　　怎么让它配合，高度行政化的土地配置和人的较大流动。行政主导的土地制度是讲级别的。香港就是一个城市政府，大陆这里是中央省市县乡镇五级政府，每级政府都有一个半市场化的土地制度，这对于土地资源的影响非常大。所以你怎么改呢？让我想起过去改革。过去粮食是统购统销，政府拿了农民的粮食过来再付给城里，所以价格非常低。他怎么改呢？统购统销保护了城市、军队。这个轨一天可以把它拆掉，国民经济就乱套了。所以当时就要找一个适合中国情况的渐进的改革方案，就认真地去调查。这个潜力可以挖的。当时在地方的研究中发现两个东西是可以挖的。第一，一定要让他种粮食，他有些地方不适合种粮食，他能不能用应该收入的钱交货币税。政府拿这个钱去收购粮食。统购统销没有动摇，但是增加了弹性，使一个刚性的制度增加一点弹性。
　　第二，在国家规定的收入上的粮食保大城市的供应、保军队的粮食之外，增加的粮食可以市场化。双轨，所以后来统购统销的改革基础基本是在这两个基础上慢慢地改过来。先稳固，达到实际成熟再变。完成一个市场化。这个经验很可能在土地改革中是可以长期的。当然土地问题要为粮食问题负责。现在第一位的问题不是说你收缩征地法，你收缩以后起不来了。工业用地、城市是要用地的。如果你只懂征地，又把它收缩，这个经济怎么办？更重要的是除了征地我们还有没有别的方法来处理土地资源。
　　最后，关键是地方实践的东西不可能是完美的。你要去批评都可以批评，而且批评也是对地方很好的帮助。但是在北京制定政策、研究制度变化应该充分去吸取这个底层变革、又不能完全靠我们顶层设计，关起门来想应该怎么样。一定要找到在中国什么路是走出来的，走出来的东西地方行得通，做一点修整能不能变成一个立法的根据，能不能变成一个地方的模板。地方上已经做了很多的尝试，应该在这里面吸取经验。因为中国的问题确实很大，而且复杂，完全靠我们想象哪样是最好的，这也有意义，但是更有意义的是从实践中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