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多作家描写煤和煤矿工人的散文中，沈从文（1902—1988）的《辰溪的煤》（原载《湘西》，商务印书馆1937年出版）当是最为独到、精彩的一篇。这既是出于他对于煤炭资源的特殊珍爱，对于煤矿工人的特别感情，也由于那里是他的故乡，他从小就熟悉煤炭以及煤矿的种种情形。
　　《辰溪的煤》一开始就对家乡煤炭资源的丰富情况有详细的描写：
　　湘西有名的煤田在辰溪。一个旅行者若由公路坐车走……旅行者一瞥的印象，在车站旁所能看到的仅仅是无数煤堆，以及远处煤堆间几个黑色烟筒。
　　地方为产煤区，似乎无处无煤，故山前山后都可以见到用土法开掘的煤洞煤井。沿河两岸常有百十只运煤船停泊，无时不有若干黑脸黑手脚汉子，把大块黑煤运送到船上，向船舱中抛去。
　　然而，令沈从文扼腕痛惜的是，在“国内許多地方的煤田都丢送给日本人了”的情况下，湘西宝贵的煤炭资源却得不到重视。他说，当地人宁可烧柴草，而不喜欢用煤，只好以极低的价格将煤运到外地。因此，“在当地交货两块钱一吨还无买主。运到一百四十里距离的沅陵去，两毛钱一百斤很少有人用它”。“廉价的燃料，只好用本地民船运到五百里外的常德，每吨一块半钱到二块六毛钱”。对此，他无限感慨地说：“这种热力大、质量纯的燃料，于是同过去当地的青年优秀分子一样，在湘西竟成为一种肮脏累赘毫无用处的废物。”作者由煤及人，对压抑青年人才的痛惜，对弃置地下富源的感叹，深蕴了他对旧制度的痛恨。
　　那么，家乡的矿工又是怎样的呢？《辰溪的煤》用一句话概括：“富源虽在本地，到处都是穷人”。而挖煤人则处在穷人层中的最底层。作者把煤窑比喻为地狱。
　　若到一个取煤的斜井边去，就可见到无数同样黑脸黑手脚人物，全身光裸，腰前围一片破布，头上戴一盏小灯，向那个俨然地狱的黑井爬进爬出。矿坑随时可能坍陷或被水灌入。坍了、灌了，这些到地狱讨生活的人，自然也就完事了。
　　下井挖煤的十分穷困，每天只能靠一点点收入，一家人挤塞在一个破烂、狭窄、又湿又脏的小房子里住，无望无助地混下去。
　　他们既得不到任何帮助，又无任何期望。作者讲：“读书人的同情，专家的调查，对这种人有什么用？”这沉甸甸的发问，振聋发聩，令人“想得很远很远”。
　　作者还如泣如诉地向读者介绍了后坡某煤矿公司第三号井矿工向大成一家的悲惨遭遇。这个44岁的煤工，每天要坐箩筐下降到43丈的井下工作12小时以上，收入只有1毛8分钱。老婆给人补衣，生7个孩子死了5个，只剩下两个女儿。大女儿“13岁时就被驻防军排长看中，出了两块钱引诱破了身”。15岁就去卖淫，16岁被用26块钱“押给一个老怪物”，“在河边一个小房子里接待当地军、警、商、政各界”嫖客，“五毛钱关门一回”。不久嫖客争风吃醋，把她痛打一顿，把她“裤子也扒脱抛到河中去”。走投无路的大女儿“咽了三钱烟膏，到第二天便死掉了”。而同样命运的二女儿也将重蹈姐姐的覆辙。这还不算，在活地狱中挖煤的向大成后来也“在煤井里被煤块砸死了”，公司只给了12块钱“安埋费”了事。沈从文特别强调，这种情况在辰溪县不是个别的：“这种家庭是很普遍的，故事是随处可以掇拾的。”
　　至此，作者愤怒地写道：“这就是我们所称赞的劳工神圣”，“这种人永远用血和泪在同样情形中打发日子，地狱俨然就是为他们而设的。他们的生活，正说明‘生命’在无知与穷困包围中必然的种种。”他还说：“读书人面对这种人生时，不配说‘同情’，实应当‘自愧’。”作者对煤矿工人的热爱，对旧制度的愤怒，以及深深的社会责任感跃然纸上，它像一把重重的锤子，敲击着读者的心灵。
　　沈从文不是悲观论者，他基于深彻的洞察力，在发出“这应当是谁的责任”这一诘问之后，明确指出了希望的所在：“答复这个问题，应在青年本身。”要“有一群结实精悍的青年，心怀雄心与大愿来担当这个艰苦伟大的工作”。作者寄希望于青年人，依靠他们去创造美好的未来，这是沈从文一贯的思想，也是历史的结论。
　　今天，作者的家乡已旧貌变新颜，湘西大地的煤矿已不再有当年那样的惨景，沈从文所希望的“使多数人活得稍像活人一点儿”也成为现实。五十多年前沈从文所讲的青年人，今天已经老态龙钟了，他们为改变湘西面貌出了力，洒了汗，流了血。今天的青年人应该继续奋斗，为自己、为湘西、为祖国的美好未来不停顿地奋斗！
　　（1998年1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