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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咸新区的建设能够对大遗址保护产生多方面的影响。在西咸新区大遗址保护工作中应避免传统的静态保护模式，转变思路，划紫线进行保护、设立管理机构、整治环境、探索大遗址展示与保护的多种模式、协调多个利益主体关系等，以促进该区域大遗址可持续利用、保护、传承的结合。西咸新区大遗址保护的创新和探索有利于发挥地域文化优势，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
关键词：西咸一体化；城市发展；大遗址保护与利用
中途分类号：K87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西咸新区的建设，是有效快速实现西咸一体化的关键环节，从长远目标来看，是建设西安国际化大都市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新区涉及西安、咸阳两地7个区县、23个乡镇和街办，由泾河新城、空港新城、秦汉新城、沣东新城、沣西新城组成。西安、咸阳两地同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作为陕西省的经济、文化、科技、教育、旅游核心地区，分布着从史前到周秦汉唐各个历史时期遗留下来的多处大型遗址。西咸新区内文物古迹众多，目前西咸新区内共有41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其中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15处（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8处，县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8处。文物遗迹的集中分布意味着在考虑城市建设的同时，更要注重于对大遗址的保护与合理利用。
一、西咸新区的建设对大遗址保护产生的影响
1.突破以往行政区划所造成的限制，两地大遗址保护工作合作力度将大大增强。这种合作将是多方面的：在科研方面，西安有众多的学术研究机构。强大的学术团队和专业队伍无疑是保护工作的关键。相比较而言，咸阳的科研力量就比较薄弱，西咸新区的建成可以促进两地工作的合作与交流，一方面西安文化遗产保护的先进技术与经验可以为咸阳地区大遗址保护提供借鉴，咸阳西汉帝陵，秦咸阳城，唐帝陵等多处大遗址保护思路得以拓宽，保护手段趋向多元化；另一方面，两地的大遗址资源经过整合之后，种类更加丰富，有利于更多保护、展示、利用模式的探索。随着保护工作的不断推进，将不仅仅局限于“考古遗址公园”一种成功模式，可能还会产生更多种成功的展示模式。管理方面，在对这一区域历史文化资源进行统一重新整合之后，规划将更具有全局性和针对性，大遗址文化内涵得以充分展示，大遗址的社会效益充分发挥，地区整体形象得到提升。新区建设的推进是西安、咸阳交界地区的多处大遗址资源整合的重要基础，将这些大遗址集中在一个区域内进行统一管理，管理的效率大大提高，管理的难度相应减小。
2.有利于大遗址多方利益主体之间的协调，增加受益的群体，进而促进大遗址保护的探索。西咸新区内分布的丰镐两京、秦咸阳宫、阿房宫、西汉帝陵、汉长安城等遗址，具有规模大、蕴含的历史信息丰富、价值重大等特点，也正是由于这些特点，遗址保护与利用涉及到的利益相关者也是多方面的，包括遗址所在地的政府部门、专业的遗址管理机构、遗址区的居民、科研机构、媒体以及其他潜在的利益相关者，[1]他们的参与都会对大遗址的保护与管理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西咸新区的建设不仅能够为遗址的保护与遗址区的管理工作带来新的机遇，也能够改善当地的环境与居民的生活条件，使更多的人从大遗址保护中受益，以往大遗址保护中的“多方利益主体博弈”局面能够得到改善。
3.改善大遗址保护区的环境，实现大遗址保护与民生的结合。大遗址主要分布在城郊地区，对遗址进行合理利用与开发，可以促进城乡一体化建设，改善保护区环境及居民的生活，提高公众参与的积极性与自觉性。以往“为保护而保护”的静态保护模式使当地群众的生产建设活动受到限制，遗址区的经济发展受到制约，同时，保护区不断增加的人口使生态环境不断恶化。新区的建设能够推动遗产旅游等文化产业的发展，人们对于土地的依赖性不再像以前那样强烈，保护区的产业结构将会发生改变，人口对土地所产生的压力也会得到缓解。
西咸新区范围内的大型遗址有周丰镐、秦阿房宫、秦咸阳宫、汉长安城、西汉帝陵等，多年来一直呈分散状分布，新区的建设有助于对众多遗址进行合理利用，适度发展遗产旅游，可以带动当地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为保护区群众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随着第三产业在经济增长中的比重不断加大，该区域居民的生活品质大大提升，群众参与大遗址保护的积极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提高，以往大遗址保护工作与社会经济、民生的冲突局面得以扭转，真正实现了大遗址为人民所共有，保护成果由人民所共享。
4.新区建设涉及的大型拆迁、建设工程将会对遗址及环境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这种破坏造成的损失是不可挽回的。在以往的城市扩张过程中，由于对“发展”的一味追求与文物保护监管不力等因素，许多文物遗迹在城镇化建设的背景下遭到了破坏。西咸新区大遗址区的经济发展长期受到文物保护的制约，与城市非保护区域的生产生活水平差距较大，这种改变落后面貌的发展需要十分急切。在新区的规划建设中，若不采取有效措施对文物遗迹进行保护，大遗址区很可能会难以幸免于建设活动带来的强烈冲击和破坏。
二、西咸新区大遗址保护现状
1.资源分析。西咸新区内文物古迹众多，目前西咸新区内共有41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其中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15处（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8处，县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8处。其中大型遗址共有周丰、镐两京，秦阿房宫、咸阳宫，汉长安城，9座西汉帝陵等共17处周、秦、汉、唐时期的遗址。其中国家级文化保护单位有11处。[2]
周丰镐位于西安沣河两岸，50年代至今，经过多次考古发掘与勘探，发现了宫殿基址及大量的墓葬，出土了丰富的青铜器与其他文物，珍贵的考古资料为确定丰镐两京的范围与布局提供了重要条件。丰镐遗址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规模宏大、布局规整的都城遗址，开创了古代都城的规划设计模式，其“面朝后市”的格局影响了汉、元明清时期的都城模式，成为古代城市规划布局的典范。
秦阿房宫位于西安市三桥镇，面积约11平方公里，与渭河北岸的秦咸阳城隔水相望，地上文物与地下文物均十分丰富。上世纪50年代开始，考古工作者就对该遗址进行过多次的调查、勘探、发掘工作，曾出土秦代的高足玉杯、高奴铜石权、西汉上林铜器群等，现存地面的主要遗迹有前殿、上天台、磁石门、烽火台及后围寨遗址等。[3]阿房宫规模宏大，气势雄伟，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有很重要的影响力，历史传说与《阿房宫赋》等文学作品更为它增添了神秘色彩与独特魅力。咸阳宫遗址位于咸阳市东渭河北岸的黄土塬上，始建于公元前350年秦孝公迁都时，秦始皇执政之后经过扩建。共分布有十多处宫殿基址，其中1号基址经过考古发掘，平面呈长方曲尺形，经过复原研究，这是一座多层夯台为基础建起的高台建筑。 西汉的11座帝陵，如“东方金字塔”一样分布在汉长安附近，其中9座位于五陵塬上，成为汉代遗留下来的珍贵文物古迹，[4]地上地下文物遗存非常丰富，是汉代物质文化的重要研究资料。2001年，西汉帝陵被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西汉长安城位于西安市西北角，是西汉200多年的都城，是当时全国的整治、经济、文化中心，面积约36平方公里，是我国现存范围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古代都城遗址，是我国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存的地上遗迹有城墙、未央宫前殿、椒房殿、官署、少府、天禄阁等遗址，曾出土大量汉代的建筑材料、陶俑、封泥等文物，是研究汉代物质文明的实物资料。
2.考古遗址公园的成功模式。考古遗址公园是在我国现阶段经济迅速发展、城市不断扩张的背景下探索出的一种大遗址保护模式，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长期以来大遗址保护工作中的种种难题，实现了考古研究、区域经济发展、遗址区环境改善、居民生活水平提升与遗址保护之间的和谐局面。考古遗址公园模式将大遗址以公园的形式展示，增加了公众对其内涵的理解，提升了城市的形象，使文化遗产的公益性质得到进一步的体现，这是我国大遗址保护工作理念与方法的有益创新。
在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中，汉阳陵考古遗址公园入选。汉阳陵遗址是汉景帝与王皇后的合葬陵园，规模宏大、布局规整、历史文化价值突出，它由帝、后陵园，南、北区从葬坑，陵庙等礼制建筑遗址，陪葬墓园，刑徒墓地及陵邑遗址等部分组成，是研究汉代帝陵的重要资料。汉阳陵遗址保护规划中注重生态景观、遗址保护、文物旅游的结合，并采用高科技手段建成地下遗址博物馆，使文物遗址与参观者处于两种不同的环境之中，并运用虚拟成像技术再现真实的历史故事，为游览者更直观、形象地展示了遗址的历史文化内涵，也为周边其他遗址的保护提供了有利的借鉴，汉长安城与秦咸阳宫的遗址公园建设目前也在规划之中。
3.城郊大遗址的艰难处境。除汉阳陵之外，丰、镐两京、西汉帝陵中的另外8座以及其他的遗址，由于大都分布在城郊区，远离城市中心，现阶段受到城市建设的影响不大。然而，在西咸新区建设过程中，在遗址保护区生活的居民所从事的农业生产以及中小型企业进行的工业生产给遗址区的坏境承载带来负担，加之缺乏环境整治，使保护区成为城市中经济、文化、环境落后地区，一方面使当地居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另一方面，大遗址的环境受到不利的影响，文化遗产的展示也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三、西咸一体化过程中大遗址群面临的问题
西安、咸阳两地具有丰富的文物资源，两地地理位置相接，大遗址保护工作中也存在诸多的共同之处，随着关天一体化与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建设的推进，西安沣渭新区、咸阳泾渭新区的格局逐渐被打破，两地的合作成为趋势。在西咸新区建设的过程中，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1.区域经济发展与遗址保护之间的矛盾需要缓解。遗址区的经济水平落后，与城市其他区域及城市化过程中经过改造的城中村存在一定的差距，而且这种差距还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进一步扩大。根据文物保护法的规定：“应当保持古遗址的历史风貌和原始地形；禁止挖沙取土、挖建池塘，不得进行与遗址保护无关的工程建设或者从事其他有损遗址的活动。”按照遗址保护的要求，遗址区的经济建设长期以来一直受到限制，居民生产仍以传统的农业为主，而遗址区以外的地区在城市化进程中得到迅速发展，据统计，遗址区的居民人均收入均低于所在区、市的平均发展水平，[5]遗址区内外的差距明显。
2.遗址区内庞大的人口压力增加了遗址保护管理的难度。据统计，西咸新区范围内有90万居民，其中68万农民，汉长安城范围内现有5万居民，阿房宫遗址范围内有2万居民，[3]遗址区存在的大量的棚户、农田、村镇，与遗址的风貌与环境不协调。在新区大遗址保护规划工作中会涉及到大量的人口迁移、土地利用调整、房屋的拆迁改建、环境的整治等工作，这些都与城市居民与农民的切身利益紧密相关，而要协调好每一项工作，兼顾考虑城市建设的需要、文物保护的需求、居民的利益，一定程度上加大了遗址区管理与规划的难度。
3.遗址区居民的文物保护意识淡薄。遗址区居民的日常生产活动对遗址本体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占压，日常的生活也对遗址环境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威胁到遗址的安全与完整。比如在西汉帝陵附近，居民私自占用陵区作为自家的坟地，从陵墓取土，破坏了遗址本体的风貌；另外，居民日常生活产生的废水与垃圾污染了遗址区的环境，或多或少威胁到了地下文物遗迹的安全。
4.公众参与的力度远远不够。大遗址是全民公有的文化遗产，西安、咸阳两地作为周秦汉唐文明的发源地，文化遗产资源丰富，然而，一些在遗址保护区生活或者附近居住的居民，对于当地大遗址了解少之又少，大遗址的社会公益价值未得到充分体现。原因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在现有的管理与展示方法体系下，对于遗产遗址价值的解读还不够。二是公众参与、了解遗址保护工作动态的途径有限。我国的古代建筑以土木结构为主，不易保存，遗留下来的以土遗址为主，与其它的文化遗产相比较，土遗址的展示难度大、展示方式比较单一。过去对土遗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遗址的安全和保护上，很少涉及遗址的展示问题，遗址的社会文化价值一直没有发挥出来，[6]如此公众对遗址文化内涵的理解也受到了限制。
四、西咸新区大遗址保护与利用的对策
新区包括五个部分，泾河新城、空港新城、秦汉新城、沣东新城、沣西新城，遗址分别分布在沣东新城、沣西新城、秦汉新城，其中以秦汉新城为主，形成“人”字形大遗址保护带，这对于秉承历史脉络、塑造城市文化特色意义非凡。
在社会经济快速增长、城市发展日新月异的背景下，针对保护区产业结构单一、环境面貌落后的状况，如何才能避免大遗址保护区成为城市建设过程中远远落后的区域，同时又完整、真实地展示大遗址的文化价值呢？笔者认为，在西咸新区的建设过程大遗址保护工作应采取以下方面的对策： 1.加强考古勘探工作，明确遗址的范围，划定紫线，保护遗址的原真性和完整性。在西咸新区的大遗址保护工作中应以“紫线”[7]理论作为指导，将大遗址区的保护纳入城市总体规划体系中，优先将遗址划入保护范围，并明确遗址周围建设控制地带的范围，保证遗址的原真性和完整性。划紫线保护，应根据新区范围内各大遗址的性质、类型和级别确定其保护范围，形成专项的紫线管理办法，并将遗址保护纳入法律轨道，制定相关保护条例。划入保护范围的区域不得进行对遗迹原貌以及环境造成影响的大面积改造或者与遗址保护无关的大型建设活动，禁止破坏保护规划确定保护的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紫线之外的区域根据城市规划进行适当的改造，建立生态、低碳的城市功能新区，使大遗址与现代城市共生共荣。[8]通过“划紫线”的方式，既能够避免城市建设对大遗址造成不利影响，使文物遗址得到严格的保护；而且，在保护范围之外，可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借助大遗址的影响力，适度发展相关的文化产业，优化产业结构，逐渐实现大遗址保护与区域经济发展、城镇化建设并举。
2.设立大遗址管理机构，并制定专项的规章制度，健全监督体制，为新区大遗址保护提供有力的保障。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尚在不断探索中，管理体制还不够完善，在城市建设过程中，应进一步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法律法规的建设。避免类似北京琉璃河和南京夫子庙等以文化遗产保护为名，以获取经济利益为主要目的，最终给文化遗产造成不可挽回之损失的悲剧再次发生。在西咸新区建设过程中，应由政府机构组织设立一个大遗址专项管理机构来对新区的大遗址进行管理，同时由有关部门与考古、文化遗产管理等学科的专业人士共同制定出新区大遗址保护的专项管理办法，健立健全大遗址保护监督机制，确保在今后的文保工作中有明确的保障制度，为新区的大遗址保护工作创造一套比较完善的制度体系。
3.将环境建设纳入到大遗址保护中来，加大遗址区环境整治的力度。按照大遗址保护工作整体性思路，遗址本体与周围的环境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二者都应纳入保护范围。1964年颁布的《威尼斯宪章》中提到“历史古迹的保护包含着对一定规模环境的保护”。2005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西安通过的《西安宣言》中把环境对遗址影响的认识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强调了遗址周边环境对于遗址保护、展示、管理等多方面的重要性。在西咸新区建设的过程中，应将环境治理作为大遗址保护规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不改变遗址原貌的前提下，对遗址区的环境进行整治，改善以往许多大型遗址分布区域由于缺乏管理与规划，环境脏、乱、差的面貌，为遗址保护与展示、区域居民生活创造一个优美的环境。
4.在保护的前提下，借助高科技手段完善大遗址展示，促进遗址保护与展示的紧密结合。两地作为周秦汉唐文明的发源地，文化遗产资源丰富，然而，目前公众对于当地大遗址却了解得少之又少，大遗址的社会公益价值未得到充分体现。如今，在西咸新区的建设背景之下，这种状况逐渐发生改变。新区除了大遗址集中分布的秦汉新城之外，还有以新兴产业与高新技术研发等为主要特色的其他四个新城，五个新城各有侧重，互相交流融合，这将会增强大遗址保护的多学科性，吸引更多不同专业的研究人员参与到大遗址的保护中来，集思广益，如此对大遗址多种展示方法的探索是极为有利的，遗址保护与展示也会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
5.在保护遗址真实性的前提下，发展遗产旅游，协调遗址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基于大遗址与多方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联，应尽可能地协调他们之间的利益，使其各自发挥在大遗址保护中的作用，进而促进大遗址保护的探索。如果能够协调好多方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那么就可以充分调动他们参与与遗址保护相关工作的积极性，推动遗址保护事业的进步。所以处理好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实现多方利益主体协调，在大遗址保护工作中是极为关键的。
就遗产地的管理机构而言，周秦汉遗址保护带的建设将会带来更多的旅游收入。按照旅游动机可以把游客分为“被动型遗产旅游者”和“主动型遗产旅游者”，有的游客参观遗产地，仅仅是参观其他景点之后顺路而来，被称为“被动型遗产旅游者”；而有的游客对于历史遗迹具有浓厚的兴趣，可以称为“主动性遗产旅游者”。[9]新区的秦汉新城不仅会吸引众多对历史遗迹兴趣浓厚的“主动性遗产旅游者”，也为很多在周边地区游览其他自然景观之后的游客提供了了解古代历史文化的机会，吸引大量“被动型遗产旅游者”前来参观，久而久之，随着游客的增多，在遗产旅游为该区域带来经济收益的同时，管委会保护大遗址的积极性也可以得到激发；旅游业发展之后，必然会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尤其是诸如餐饮业这样的第三产业的发展，这会为当地居民提供创业和就业的机会，群众从中获得了经济利益，以往所存在于遗址保护和居民利益之间的矛盾也会得到缓解；就科研机构而言，由于不再受到行政区划的限制，两地的众多考古、文保、规划设计等研究部门来往更加方便，这为多学科合作交流创造了便利条件。目前，文化遗产保护的多学科性越来越明显，大遗址保护的参与者也不再仅仅局限于考古、文保学者，还有经济、管理、地理、规划等其他多个学科专家学者的参与，不同专业学者的参与能够拓宽大遗址保护的思路，提出更为合理、周密的管理方案，多学科性也成为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不断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
参考文献：
[1]周剑虹，张妍.浅谈文化遗产的利益相关者—以曹操墓为例[J].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1）.
[2]胡宏，付敏，马君豪.西咸新区，西北大开发的战略中枢—专访陕西省副省长吴登昌[J].中国西部，2011，（21）.
[3]赵中枢.名城城郊型大遗址保护规划初探—以咸阳西汉帝陵群为例[J].城市发展研究，2007，（5）.
[4]山银萍.秦阿房宫遗址保护之我见[J].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11，（3）.
[5]张明皓，张艳峰，李海健.“西汉帝陵”大遗址的保护与规划构想[J].规划师，2004，（4）.
[6]陶亮.土遗址展示方式的初步探讨[D].西北大学，2008.
[7]黄数敏.城市紫线的经济学分析及对策[J].城市发展研究，2009，（3）.
[8]高阳，刘罗军，黄卓.紫线划定的程序和方法初探—以《珠海市“紫线”规划为例》[C].2008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7.
[9]张林鹏，王新文.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遗产旅游可持续发展初探[J].丝绸之路，2010，（24）.
作者简介：田原曦（1989-），女， 陕西乾县人，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文化遗产管理研究。
（责任编辑：鸣一）
关键词：西咸一体化；城市发展；大遗址保护与利用
中途分类号：K87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西咸新区的建设，是有效快速实现西咸一体化的关键环节，从长远目标来看，是建设西安国际化大都市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新区涉及西安、咸阳两地7个区县、23个乡镇和街办，由泾河新城、空港新城、秦汉新城、沣东新城、沣西新城组成。西安、咸阳两地同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作为陕西省的经济、文化、科技、教育、旅游核心地区，分布着从史前到周秦汉唐各个历史时期遗留下来的多处大型遗址。西咸新区内文物古迹众多，目前西咸新区内共有41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其中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15处（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8处，县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8处。文物遗迹的集中分布意味着在考虑城市建设的同时，更要注重于对大遗址的保护与合理利用。
一、西咸新区的建设对大遗址保护产生的影响
1.突破以往行政区划所造成的限制，两地大遗址保护工作合作力度将大大增强。这种合作将是多方面的：在科研方面，西安有众多的学术研究机构。强大的学术团队和专业队伍无疑是保护工作的关键。相比较而言，咸阳的科研力量就比较薄弱，西咸新区的建成可以促进两地工作的合作与交流，一方面西安文化遗产保护的先进技术与经验可以为咸阳地区大遗址保护提供借鉴，咸阳西汉帝陵，秦咸阳城，唐帝陵等多处大遗址保护思路得以拓宽，保护手段趋向多元化；另一方面，两地的大遗址资源经过整合之后，种类更加丰富，有利于更多保护、展示、利用模式的探索。随着保护工作的不断推进，将不仅仅局限于“考古遗址公园”一种成功模式，可能还会产生更多种成功的展示模式。管理方面，在对这一区域历史文化资源进行统一重新整合之后，规划将更具有全局性和针对性，大遗址文化内涵得以充分展示，大遗址的社会效益充分发挥，地区整体形象得到提升。新区建设的推进是西安、咸阳交界地区的多处大遗址资源整合的重要基础，将这些大遗址集中在一个区域内进行统一管理，管理的效率大大提高，管理的难度相应减小。
2.有利于大遗址多方利益主体之间的协调，增加受益的群体，进而促进大遗址保护的探索。西咸新区内分布的丰镐两京、秦咸阳宫、阿房宫、西汉帝陵、汉长安城等遗址，具有规模大、蕴含的历史信息丰富、价值重大等特点，也正是由于这些特点，遗址保护与利用涉及到的利益相关者也是多方面的，包括遗址所在地的政府部门、专业的遗址管理机构、遗址区的居民、科研机构、媒体以及其他潜在的利益相关者，[1]他们的参与都会对大遗址的保护与管理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西咸新区的建设不仅能够为遗址的保护与遗址区的管理工作带来新的机遇，也能够改善当地的环境与居民的生活条件，使更多的人从大遗址保护中受益，以往大遗址保护中的“多方利益主体博弈”局面能够得到改善。
3.改善大遗址保护区的环境，实现大遗址保护与民生的结合。大遗址主要分布在城郊地区，对遗址进行合理利用与开发，可以促进城乡一体化建设，改善保护区环境及居民的生活，提高公众参与的积极性与自觉性。以往“为保护而保护”的静态保护模式使当地群众的生产建设活动受到限制，遗址区的经济发展受到制约，同时，保护区不断增加的人口使生态环境不断恶化。新区的建设能够推动遗产旅游等文化产业的发展，人们对于土地的依赖性不再像以前那样强烈，保护区的产业结构将会发生改变，人口对土地所产生的压力也会得到缓解。
西咸新区范围内的大型遗址有周丰镐、秦阿房宫、秦咸阳宫、汉长安城、西汉帝陵等，多年来一直呈分散状分布，新区的建设有助于对众多遗址进行合理利用，适度发展遗产旅游，可以带动当地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为保护区群众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随着第三产业在经济增长中的比重不断加大，该区域居民的生活品质大大提升，群众参与大遗址保护的积极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提高，以往大遗址保护工作与社会经济、民生的冲突局面得以扭转，真正实现了大遗址为人民所共有，保护成果由人民所共享。
4.新区建设涉及的大型拆迁、建设工程将会对遗址及环境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这种破坏造成的损失是不可挽回的。在以往的城市扩张过程中，由于对“发展”的一味追求与文物保护监管不力等因素，许多文物遗迹在城镇化建设的背景下遭到了破坏。西咸新区大遗址区的经济发展长期受到文物保护的制约，与城市非保护区域的生产生活水平差距较大，这种改变落后面貌的发展需要十分急切。在新区的规划建设中，若不采取有效措施对文物遗迹进行保护，大遗址区很可能会难以幸免于建设活动带来的强烈冲击和破坏。
二、西咸新区大遗址保护现状
1.资源分析。西咸新区内文物古迹众多，目前西咸新区内共有41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其中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15处（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8处，县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8处。其中大型遗址共有周丰、镐两京，秦阿房宫、咸阳宫，汉长安城，9座西汉帝陵等共17处周、秦、汉、唐时期的遗址。其中国家级文化保护单位有11处。[2]
周丰镐位于西安沣河两岸，50年代至今，经过多次考古发掘与勘探，发现了宫殿基址及大量的墓葬，出土了丰富的青铜器与其他文物，珍贵的考古资料为确定丰镐两京的范围与布局提供了重要条件。丰镐遗址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规模宏大、布局规整的都城遗址，开创了古代都城的规划设计模式，其“面朝后市”的格局影响了汉、元明清时期的都城模式，成为古代城市规划布局的典范。
秦阿房宫位于西安市三桥镇，面积约11平方公里，与渭河北岸的秦咸阳城隔水相望，地上文物与地下文物均十分丰富。上世纪50年代开始，考古工作者就对该遗址进行过多次的调查、勘探、发掘工作，曾出土秦代的高足玉杯、高奴铜石权、西汉上林铜器群等，现存地面的主要遗迹有前殿、上天台、磁石门、烽火台及后围寨遗址等。[3]阿房宫规模宏大，气势雄伟，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有很重要的影响力，历史传说与《阿房宫赋》等文学作品更为它增添了神秘色彩与独特魅力。咸阳宫遗址位于咸阳市东渭河北岸的黄土塬上，始建于公元前350年秦孝公迁都时，秦始皇执政之后经过扩建。共分布有十多处宫殿基址，其中1号基址经过考古发掘，平面呈长方曲尺形，经过复原研究，这是一座多层夯台为基础建起的高台建筑。 西汉的11座帝陵，如“东方金字塔”一样分布在汉长安附近，其中9座位于五陵塬上，成为汉代遗留下来的珍贵文物古迹，[4]地上地下文物遗存非常丰富，是汉代物质文化的重要研究资料。2001年，西汉帝陵被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西汉长安城位于西安市西北角，是西汉200多年的都城，是当时全国的整治、经济、文化中心，面积约36平方公里，是我国现存范围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古代都城遗址，是我国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存的地上遗迹有城墙、未央宫前殿、椒房殿、官署、少府、天禄阁等遗址，曾出土大量汉代的建筑材料、陶俑、封泥等文物，是研究汉代物质文明的实物资料。
2.考古遗址公园的成功模式。考古遗址公园是在我国现阶段经济迅速发展、城市不断扩张的背景下探索出的一种大遗址保护模式，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长期以来大遗址保护工作中的种种难题，实现了考古研究、区域经济发展、遗址区环境改善、居民生活水平提升与遗址保护之间的和谐局面。考古遗址公园模式将大遗址以公园的形式展示，增加了公众对其内涵的理解，提升了城市的形象，使文化遗产的公益性质得到进一步的体现，这是我国大遗址保护工作理念与方法的有益创新。
在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中，汉阳陵考古遗址公园入选。汉阳陵遗址是汉景帝与王皇后的合葬陵园，规模宏大、布局规整、历史文化价值突出，它由帝、后陵园，南、北区从葬坑，陵庙等礼制建筑遗址，陪葬墓园，刑徒墓地及陵邑遗址等部分组成，是研究汉代帝陵的重要资料。汉阳陵遗址保护规划中注重生态景观、遗址保护、文物旅游的结合，并采用高科技手段建成地下遗址博物馆，使文物遗址与参观者处于两种不同的环境之中，并运用虚拟成像技术再现真实的历史故事，为游览者更直观、形象地展示了遗址的历史文化内涵，也为周边其他遗址的保护提供了有利的借鉴，汉长安城与秦咸阳宫的遗址公园建设目前也在规划之中。
3.城郊大遗址的艰难处境。除汉阳陵之外，丰、镐两京、西汉帝陵中的另外8座以及其他的遗址，由于大都分布在城郊区，远离城市中心，现阶段受到城市建设的影响不大。然而，在西咸新区建设过程中，在遗址保护区生活的居民所从事的农业生产以及中小型企业进行的工业生产给遗址区的坏境承载带来负担，加之缺乏环境整治，使保护区成为城市中经济、文化、环境落后地区，一方面使当地居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另一方面，大遗址的环境受到不利的影响，文化遗产的展示也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三、西咸一体化过程中大遗址群面临的问题
西安、咸阳两地具有丰富的文物资源，两地地理位置相接，大遗址保护工作中也存在诸多的共同之处，随着关天一体化与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建设的推进，西安沣渭新区、咸阳泾渭新区的格局逐渐被打破，两地的合作成为趋势。在西咸新区建设的过程中，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1.区域经济发展与遗址保护之间的矛盾需要缓解。遗址区的经济水平落后，与城市其他区域及城市化过程中经过改造的城中村存在一定的差距，而且这种差距还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进一步扩大。根据文物保护法的规定：“应当保持古遗址的历史风貌和原始地形；禁止挖沙取土、挖建池塘，不得进行与遗址保护无关的工程建设或者从事其他有损遗址的活动。”按照遗址保护的要求，遗址区的经济建设长期以来一直受到限制，居民生产仍以传统的农业为主，而遗址区以外的地区在城市化进程中得到迅速发展，据统计，遗址区的居民人均收入均低于所在区、市的平均发展水平，[5]遗址区内外的差距明显。
2.遗址区内庞大的人口压力增加了遗址保护管理的难度。据统计，西咸新区范围内有90万居民，其中68万农民，汉长安城范围内现有5万居民，阿房宫遗址范围内有2万居民，[3]遗址区存在的大量的棚户、农田、村镇，与遗址的风貌与环境不协调。在新区大遗址保护规划工作中会涉及到大量的人口迁移、土地利用调整、房屋的拆迁改建、环境的整治等工作，这些都与城市居民与农民的切身利益紧密相关，而要协调好每一项工作，兼顾考虑城市建设的需要、文物保护的需求、居民的利益，一定程度上加大了遗址区管理与规划的难度。
3.遗址区居民的文物保护意识淡薄。遗址区居民的日常生产活动对遗址本体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占压，日常的生活也对遗址环境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威胁到遗址的安全与完整。比如在西汉帝陵附近，居民私自占用陵区作为自家的坟地，从陵墓取土，破坏了遗址本体的风貌；另外，居民日常生活产生的废水与垃圾污染了遗址区的环境，或多或少威胁到了地下文物遗迹的安全。
4.公众参与的力度远远不够。大遗址是全民公有的文化遗产，西安、咸阳两地作为周秦汉唐文明的发源地，文化遗产资源丰富，然而，一些在遗址保护区生活或者附近居住的居民，对于当地大遗址了解少之又少，大遗址的社会公益价值未得到充分体现。原因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在现有的管理与展示方法体系下，对于遗产遗址价值的解读还不够。二是公众参与、了解遗址保护工作动态的途径有限。我国的古代建筑以土木结构为主，不易保存，遗留下来的以土遗址为主，与其它的文化遗产相比较，土遗址的展示难度大、展示方式比较单一。过去对土遗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遗址的安全和保护上，很少涉及遗址的展示问题，遗址的社会文化价值一直没有发挥出来，[6]如此公众对遗址文化内涵的理解也受到了限制。
四、西咸新区大遗址保护与利用的对策
新区包括五个部分，泾河新城、空港新城、秦汉新城、沣东新城、沣西新城，遗址分别分布在沣东新城、沣西新城、秦汉新城，其中以秦汉新城为主，形成“人”字形大遗址保护带，这对于秉承历史脉络、塑造城市文化特色意义非凡。
在社会经济快速增长、城市发展日新月异的背景下，针对保护区产业结构单一、环境面貌落后的状况，如何才能避免大遗址保护区成为城市建设过程中远远落后的区域，同时又完整、真实地展示大遗址的文化价值呢？笔者认为，在西咸新区的建设过程大遗址保护工作应采取以下方面的对策： 1.加强考古勘探工作，明确遗址的范围，划定紫线，保护遗址的原真性和完整性。在西咸新区的大遗址保护工作中应以“紫线”[7]理论作为指导，将大遗址区的保护纳入城市总体规划体系中，优先将遗址划入保护范围，并明确遗址周围建设控制地带的范围，保证遗址的原真性和完整性。划紫线保护，应根据新区范围内各大遗址的性质、类型和级别确定其保护范围，形成专项的紫线管理办法，并将遗址保护纳入法律轨道，制定相关保护条例。划入保护范围的区域不得进行对遗迹原貌以及环境造成影响的大面积改造或者与遗址保护无关的大型建设活动，禁止破坏保护规划确定保护的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紫线之外的区域根据城市规划进行适当的改造，建立生态、低碳的城市功能新区，使大遗址与现代城市共生共荣。[8]通过“划紫线”的方式，既能够避免城市建设对大遗址造成不利影响，使文物遗址得到严格的保护；而且，在保护范围之外，可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借助大遗址的影响力，适度发展相关的文化产业，优化产业结构，逐渐实现大遗址保护与区域经济发展、城镇化建设并举。
2.设立大遗址管理机构，并制定专项的规章制度，健全监督体制，为新区大遗址保护提供有力的保障。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尚在不断探索中，管理体制还不够完善，在城市建设过程中，应进一步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法律法规的建设。避免类似北京琉璃河和南京夫子庙等以文化遗产保护为名，以获取经济利益为主要目的，最终给文化遗产造成不可挽回之损失的悲剧再次发生。在西咸新区建设过程中，应由政府机构组织设立一个大遗址专项管理机构来对新区的大遗址进行管理，同时由有关部门与考古、文化遗产管理等学科的专业人士共同制定出新区大遗址保护的专项管理办法，健立健全大遗址保护监督机制，确保在今后的文保工作中有明确的保障制度，为新区的大遗址保护工作创造一套比较完善的制度体系。
3.将环境建设纳入到大遗址保护中来，加大遗址区环境整治的力度。按照大遗址保护工作整体性思路，遗址本体与周围的环境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二者都应纳入保护范围。1964年颁布的《威尼斯宪章》中提到“历史古迹的保护包含着对一定规模环境的保护”。2005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西安通过的《西安宣言》中把环境对遗址影响的认识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强调了遗址周边环境对于遗址保护、展示、管理等多方面的重要性。在西咸新区建设的过程中，应将环境治理作为大遗址保护规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不改变遗址原貌的前提下，对遗址区的环境进行整治，改善以往许多大型遗址分布区域由于缺乏管理与规划，环境脏、乱、差的面貌，为遗址保护与展示、区域居民生活创造一个优美的环境。
4.在保护的前提下，借助高科技手段完善大遗址展示，促进遗址保护与展示的紧密结合。两地作为周秦汉唐文明的发源地，文化遗产资源丰富，然而，目前公众对于当地大遗址却了解得少之又少，大遗址的社会公益价值未得到充分体现。如今，在西咸新区的建设背景之下，这种状况逐渐发生改变。新区除了大遗址集中分布的秦汉新城之外，还有以新兴产业与高新技术研发等为主要特色的其他四个新城，五个新城各有侧重，互相交流融合，这将会增强大遗址保护的多学科性，吸引更多不同专业的研究人员参与到大遗址的保护中来，集思广益，如此对大遗址多种展示方法的探索是极为有利的，遗址保护与展示也会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
5.在保护遗址真实性的前提下，发展遗产旅游，协调遗址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基于大遗址与多方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联，应尽可能地协调他们之间的利益，使其各自发挥在大遗址保护中的作用，进而促进大遗址保护的探索。如果能够协调好多方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那么就可以充分调动他们参与与遗址保护相关工作的积极性，推动遗址保护事业的进步。所以处理好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实现多方利益主体协调，在大遗址保护工作中是极为关键的。
就遗产地的管理机构而言，周秦汉遗址保护带的建设将会带来更多的旅游收入。按照旅游动机可以把游客分为“被动型遗产旅游者”和“主动型遗产旅游者”，有的游客参观遗产地，仅仅是参观其他景点之后顺路而来，被称为“被动型遗产旅游者”；而有的游客对于历史遗迹具有浓厚的兴趣，可以称为“主动性遗产旅游者”。[9]新区的秦汉新城不仅会吸引众多对历史遗迹兴趣浓厚的“主动性遗产旅游者”，也为很多在周边地区游览其他自然景观之后的游客提供了了解古代历史文化的机会，吸引大量“被动型遗产旅游者”前来参观，久而久之，随着游客的增多，在遗产旅游为该区域带来经济收益的同时，管委会保护大遗址的积极性也可以得到激发；旅游业发展之后，必然会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尤其是诸如餐饮业这样的第三产业的发展，这会为当地居民提供创业和就业的机会，群众从中获得了经济利益，以往所存在于遗址保护和居民利益之间的矛盾也会得到缓解；就科研机构而言，由于不再受到行政区划的限制，两地的众多考古、文保、规划设计等研究部门来往更加方便，这为多学科合作交流创造了便利条件。目前，文化遗产保护的多学科性越来越明显，大遗址保护的参与者也不再仅仅局限于考古、文保学者，还有经济、管理、地理、规划等其他多个学科专家学者的参与，不同专业学者的参与能够拓宽大遗址保护的思路，提出更为合理、周密的管理方案，多学科性也成为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不断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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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高阳，刘罗军，黄卓.紫线划定的程序和方法初探—以《珠海市“紫线”规划为例》[C].2008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7.
[9]张林鹏，王新文.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遗产旅游可持续发展初探[J].丝绸之路，2010，（24）.
作者简介：田原曦（1989-），女， 陕西乾县人，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文化遗产管理研究。
（责任编辑：鸣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