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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羽东渡乌江,亭长舣船以待,然而项羽不肯过江东,直言“天之亡我,我何渡为”。此时此情,项羽当泣,且“数行下”,司马迁此时却以一“笑”字来写项羽,表面看来,令人费解。但人物形象却千载如生,心理刻画生动。
项羽已死,鲁国亦降,此时汉高祖刘邦心患已除,天下已定,应是得意之时。然而面对项羽的死却“泣”之而去”。一“泣”字,刘邦心理毕现,细而咀嚼,意味无穷。
当泣而“笑”,当笑而“泣”,一“笑”一“泣”,写尽了《项羽本纪》中人物的心理。
一
文本:于是项王乃欲渡乌江。乌江亭长舣船待,谓项王曰:“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
(一)认命心理。
项羽在垓下之围之后,又进行了一次反抗。当然这种反抗对于大势已去的项羽霸业已无影响。他不过做了一个英雄最后该做的挣扎。以杀汉之二将、数十百人来挽回点可怜的尊严,在左右大呼“如大王言”中完成了最后一次个人英雄的表演。表演之后,换得可怜的尊严之后,一切无补于事。于是发出了“天之灭我”的感慨。既然灭项羽是天意,项羽自然也就认命了,认命了就坦然了,坦然了心理也就放松了,“笑”也就很自然了。所以“笑”的背后是一种认命心理。
(二)英雄心理
由于项羽秉承楚文化的精神,代表的是楚文化的思想传统,即英雄时代的传统,尚力不尚德,因此,在国家动荡之际,他认为可以凭借武力“马上得天下”,楚文化的基础滋长了他的英雄主义。而且在项羽身上体现的英雄主义,更多的是个人英雄主义。“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从这段文字我们不难看出,项羽想以一己“私智”成就霸业,这“私智”其实就是个人英雄主义。项羽至死也不忘个人英雄主义。杀汉二将后,谓其骑曰“何如?”骑皆伏曰“如大王言!”一个“伏”淋漓尽致的写出了项羽的个人英雄主义在蔓延。个人英雄主义害了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完成了“非战之罪也”的证明,也埋下了“天之灭我”的思想的种子。完成了对英雄的证明,项羽内心对自己不再是谴责,相反地多了点心安理得了,于是“笑”了,这种“笑”是英雄末路的笑,是在生命的最后证明了自己的某种价值后的笑。
(三)羞愧心理
乌江亭长对项羽不过江产生了疑惑,项羽作了以下的解释:“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由此可见“面目”在项羽心中占有很重的位置。在这里,他的荣誉,他的尊严,他的人格,他的血性,他绝不苟且偷生的英雄骨气,他的有耻、知愧、责任都有了。一个有了羞耻心的人,此时的“笑”是对内心困窘的掩饰,是种苦笑,是种无可奈何的笑。司马迁不同于流俗,不以成败论英雄。他对项羽的评价,自然有自己的标准。对末路英雄的心理历程作了最忠实的记录。也正是这最忠实的记录,点出项羽的人物形象,他是一个个人色彩浓厚的人,在他心目中,脸面极其重要,羞耻是必须的。
(四)仁义心理
项羽的“仁”要和他的“义”联系起来分析。项羽生长在楚国项氏大族,他的早年生活环境也就是这个宗族社会,培养了他“言必行,行必果”的诚信守义知恩图报的品质。霍尔巴赫有这样一句话“人在他所爱的对象中,只爱他自己;人对于和自己同类的其他存在物的依恋只是基于对自己的爱。”司马迁把未做帝王的项羽列入本纪的范围,原因很多,但不可否定的是司马迁想在项羽的身上寄托着某种感情,这种感情是以仁义为基础的。项羽在自己的江山、自己的生命都将结束时,却依然不忘江东父兄的感情,却依然要把自己的头给故人汉骑司马吕马童。如此种种不能不说项羽是仁义的。就连项羽的对手韩信,都曾经评价项羽说:“项王事人,仁而爱人。”韩信的评价应该说是中肯的,韩信曾经和项羽共过事,清楚地了解项羽的为人。因此此时生命走向终点的项羽的“笑”是自然的,是必须的。一“笑”而本性出,仁义之心不言而喻。
二
文本:始,楚怀王初封项籍为鲁公,及其死,鲁最后下,故以鲁公礼葬项王谷城。汉王为发哀,泣之而去。
(一)虚伪心理
刘邦是个目的性,意志力极为坚强的人。为了实现他的梦想他不惜任何代价。他否定他身上的一切可能阻碍他的因素,他谦虚的接受别人的意见,他会掩藏起自己真实的想法,而用一种有效的当时社会能接受的手段,去向自己的终极目标奋进。这个终极目标就是得民心,成霸业。因此在刘邦前进的途中,虚伪成了一种手段,也成了一种政治需要。项羽死了,的确解除了他的心患。如果此时他得意忘形,无论是对于得民心,还是对于成霸业,都是不利的。政治的需要,社会的需要,民心的需要,让他掩藏起真实的情感,而以“泣”面对项羽的死。值得指出的是,刘邦的虚伪,对于自己的内心并没有承受多大的痛苦,因为在他身上实现私利的手段是与自己的道德标准是和谐的,因此“泣”也成了刘邦的本能的反应,当然这种本能是刘邦从一个布衣到帝王过程中磨练而成的。
(二)宽厚心理
我们可以看到刘邦在一统天下之后,“高祖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礼”;当太公家令劝说太公后,“太公拥,迎门却行”。此时,“高祖大惊,下扶太公”,并尊太公为太上皇。这一场面是很有人情味的。还有他击败英布后的还乡,免沛税,伤怀悲歌,足见对故乡的感情深厚。这种感情还体现在项羽死后,刘邦并没有诛杀项羽的宗族,相反封侯赐姓。如此众多的事情,也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刘邦。尽管有时是残酷的,无赖的,但隐藏在帝王之心背后的宽厚之心,也能逐渐浮出在人们的视野。刘邦也是个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刘邦后,他的“泣”也就很正常了。他与项羽之间不仅仅只有厮杀和欺诈,也有英雄相惜的感情,也有一般人的情感。司马迁认为刘邦身上具有的“仁而爱人”的品质并没有在成就霸业之后完全消失,“泣”项羽就是最好的证明。
(三)隐忍心理
刘邦是一个机智权变,能够隐忍的人物。项羽不能理解刘邦的为人,刘邦却能掌握项羽的性格。刘邦在衣锦还乡后曾经歌曰: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即使在取得天下后,他并没有安逸,仍然有忧患意识。他志在天下,虑在深远。长期的磨练中,他形成了隐忍的心理。项羽的死去,是他一直努力的目标,当他的目标实现了。他对项羽一“泣”而去,就是隐忍心理的结果。隐忍有小大之分,刘邦的隐忍是大隐忍,隐忍于心,形成于性,和虚伪一样,它们是相辅相成的,隐忍也成了刘邦性格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当笑而“泣”本身就是一种隐忍精神。
互见法是司马迁首创的一种述史的方法,这种方法是把一个人的生平事迹,一桩历史的来龙去脉,分散在数篇之中,参差互见,相互补充。将《高祖本纪》和《项羽本纪》两篇文章联系来看,的确能参差互现,相互补充。将刘邦和项羽两个核心人物联系起来看,更能从整体上了解《史记》中人物的心理及性格,人物形象也显得更加丰满!项羽生命终结时的“笑”与刘邦理想实现时“泣”真是参差互现!
项羽已死,鲁国亦降,此时汉高祖刘邦心患已除,天下已定,应是得意之时。然而面对项羽的死却“泣”之而去”。一“泣”字,刘邦心理毕现,细而咀嚼,意味无穷。
当泣而“笑”,当笑而“泣”,一“笑”一“泣”,写尽了《项羽本纪》中人物的心理。
一
文本:于是项王乃欲渡乌江。乌江亭长舣船待,谓项王曰:“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
(一)认命心理。
项羽在垓下之围之后,又进行了一次反抗。当然这种反抗对于大势已去的项羽霸业已无影响。他不过做了一个英雄最后该做的挣扎。以杀汉之二将、数十百人来挽回点可怜的尊严,在左右大呼“如大王言”中完成了最后一次个人英雄的表演。表演之后,换得可怜的尊严之后,一切无补于事。于是发出了“天之灭我”的感慨。既然灭项羽是天意,项羽自然也就认命了,认命了就坦然了,坦然了心理也就放松了,“笑”也就很自然了。所以“笑”的背后是一种认命心理。
(二)英雄心理
由于项羽秉承楚文化的精神,代表的是楚文化的思想传统,即英雄时代的传统,尚力不尚德,因此,在国家动荡之际,他认为可以凭借武力“马上得天下”,楚文化的基础滋长了他的英雄主义。而且在项羽身上体现的英雄主义,更多的是个人英雄主义。“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从这段文字我们不难看出,项羽想以一己“私智”成就霸业,这“私智”其实就是个人英雄主义。项羽至死也不忘个人英雄主义。杀汉二将后,谓其骑曰“何如?”骑皆伏曰“如大王言!”一个“伏”淋漓尽致的写出了项羽的个人英雄主义在蔓延。个人英雄主义害了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完成了“非战之罪也”的证明,也埋下了“天之灭我”的思想的种子。完成了对英雄的证明,项羽内心对自己不再是谴责,相反地多了点心安理得了,于是“笑”了,这种“笑”是英雄末路的笑,是在生命的最后证明了自己的某种价值后的笑。
(三)羞愧心理
乌江亭长对项羽不过江产生了疑惑,项羽作了以下的解释:“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由此可见“面目”在项羽心中占有很重的位置。在这里,他的荣誉,他的尊严,他的人格,他的血性,他绝不苟且偷生的英雄骨气,他的有耻、知愧、责任都有了。一个有了羞耻心的人,此时的“笑”是对内心困窘的掩饰,是种苦笑,是种无可奈何的笑。司马迁不同于流俗,不以成败论英雄。他对项羽的评价,自然有自己的标准。对末路英雄的心理历程作了最忠实的记录。也正是这最忠实的记录,点出项羽的人物形象,他是一个个人色彩浓厚的人,在他心目中,脸面极其重要,羞耻是必须的。
(四)仁义心理
项羽的“仁”要和他的“义”联系起来分析。项羽生长在楚国项氏大族,他的早年生活环境也就是这个宗族社会,培养了他“言必行,行必果”的诚信守义知恩图报的品质。霍尔巴赫有这样一句话“人在他所爱的对象中,只爱他自己;人对于和自己同类的其他存在物的依恋只是基于对自己的爱。”司马迁把未做帝王的项羽列入本纪的范围,原因很多,但不可否定的是司马迁想在项羽的身上寄托着某种感情,这种感情是以仁义为基础的。项羽在自己的江山、自己的生命都将结束时,却依然不忘江东父兄的感情,却依然要把自己的头给故人汉骑司马吕马童。如此种种不能不说项羽是仁义的。就连项羽的对手韩信,都曾经评价项羽说:“项王事人,仁而爱人。”韩信的评价应该说是中肯的,韩信曾经和项羽共过事,清楚地了解项羽的为人。因此此时生命走向终点的项羽的“笑”是自然的,是必须的。一“笑”而本性出,仁义之心不言而喻。
二
文本:始,楚怀王初封项籍为鲁公,及其死,鲁最后下,故以鲁公礼葬项王谷城。汉王为发哀,泣之而去。
(一)虚伪心理
刘邦是个目的性,意志力极为坚强的人。为了实现他的梦想他不惜任何代价。他否定他身上的一切可能阻碍他的因素,他谦虚的接受别人的意见,他会掩藏起自己真实的想法,而用一种有效的当时社会能接受的手段,去向自己的终极目标奋进。这个终极目标就是得民心,成霸业。因此在刘邦前进的途中,虚伪成了一种手段,也成了一种政治需要。项羽死了,的确解除了他的心患。如果此时他得意忘形,无论是对于得民心,还是对于成霸业,都是不利的。政治的需要,社会的需要,民心的需要,让他掩藏起真实的情感,而以“泣”面对项羽的死。值得指出的是,刘邦的虚伪,对于自己的内心并没有承受多大的痛苦,因为在他身上实现私利的手段是与自己的道德标准是和谐的,因此“泣”也成了刘邦的本能的反应,当然这种本能是刘邦从一个布衣到帝王过程中磨练而成的。
(二)宽厚心理
我们可以看到刘邦在一统天下之后,“高祖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礼”;当太公家令劝说太公后,“太公拥,迎门却行”。此时,“高祖大惊,下扶太公”,并尊太公为太上皇。这一场面是很有人情味的。还有他击败英布后的还乡,免沛税,伤怀悲歌,足见对故乡的感情深厚。这种感情还体现在项羽死后,刘邦并没有诛杀项羽的宗族,相反封侯赐姓。如此众多的事情,也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刘邦。尽管有时是残酷的,无赖的,但隐藏在帝王之心背后的宽厚之心,也能逐渐浮出在人们的视野。刘邦也是个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刘邦后,他的“泣”也就很正常了。他与项羽之间不仅仅只有厮杀和欺诈,也有英雄相惜的感情,也有一般人的情感。司马迁认为刘邦身上具有的“仁而爱人”的品质并没有在成就霸业之后完全消失,“泣”项羽就是最好的证明。
(三)隐忍心理
刘邦是一个机智权变,能够隐忍的人物。项羽不能理解刘邦的为人,刘邦却能掌握项羽的性格。刘邦在衣锦还乡后曾经歌曰: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即使在取得天下后,他并没有安逸,仍然有忧患意识。他志在天下,虑在深远。长期的磨练中,他形成了隐忍的心理。项羽的死去,是他一直努力的目标,当他的目标实现了。他对项羽一“泣”而去,就是隐忍心理的结果。隐忍有小大之分,刘邦的隐忍是大隐忍,隐忍于心,形成于性,和虚伪一样,它们是相辅相成的,隐忍也成了刘邦性格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当笑而“泣”本身就是一种隐忍精神。
互见法是司马迁首创的一种述史的方法,这种方法是把一个人的生平事迹,一桩历史的来龙去脉,分散在数篇之中,参差互见,相互补充。将《高祖本纪》和《项羽本纪》两篇文章联系来看,的确能参差互现,相互补充。将刘邦和项羽两个核心人物联系起来看,更能从整体上了解《史记》中人物的心理及性格,人物形象也显得更加丰满!项羽生命终结时的“笑”与刘邦理想实现时“泣”真是参差互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