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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一次会议后的聚餐，云南省某市市长和市重点高中的校长同桌就座，中间不断有隔壁桌的人上来敬酒，许多人都意外地先敬校长后敬市长。尽管市长的随从不断提醒来人：“这位是市长。”来人答：“知道，我敬完了校长后就敬市长。”
重点学校的“校长”比“市长”更受追捧，是最近几年中国社会现状的一大新变化，原因自然是背后的“无限发展潜力”。在“可怜天下父母心”的传统文化里，为了能让子女进入更好的学校，有更好的前途可盼，许多中国父母已经陷于其洪流中无法自拔。在正常途径越来越狭窄和稀少的现实里，各种各样的怪异、贪腐行为竞相而生。
云南省教育厅厅长罗崇敏表示，地方教育局长的权力大于省里的教育厅长，重点学校校长的权力大于教育局长，已经成为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他认为，目前中国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严重影响了社会公平，而社会不公平又造成许多地区差异，其背后往往导致滋生腐败的土壤，最终损害了中国教育事业的良性发展。
资源不均影响教育公平
《南风窗》：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已经成为中国教育的重要特征，其中甚至隐藏着巨大的不公平，您认为其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
罗崇敏：教育公平是人类社会追求的理想，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是社会公平的起点。尽管公平是相对的，但是必须看到教育公平是整个社会公平的基础。有了这样的认识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就应该肩负起国家与历史的责任。中国的实际情况是：政府的权力很大，职责也很神圣，这就意味着如果公平问题处理不好，将引发一系列消极反应，所以每一届政府都应该认真思考和应对好这些问题。
教育配置不均衡、不公平，有历史的原因。也有区域的原因，更有体制的原因。可以这样说，目前中国30％的城市孩子占有着70％国家配置的优质资源，年复一年使得城乡差距不断拉大，同时也使东、西部地区的差距持续拉大。
一个典型的情况是，东部的大学数量明显比西部多，高考入学率也明显比西部高，无论从历史、文化、政策和体制方面都对东部有利。
我一直认为，国家对资源配置不公平必然影响教育公平。首先，从政府的主观工作上，总是对城市、对东部有着倾斜。仅以云南和辽宁两省2009年的数据对比来看：高考入学率分别是17.75％和35.8％；高中入学率分别是58％和90％；学前3年入学率分别是47％和85％。两者间的差距，很大、很明显，这样状况的原因并不完全是云南自身不努力，更多是因为国家的传统政策更照顾辽宁。
其次，国家招生考试的评价体制也不合理，具体说就是对招生指标进行全面控制。
第三是国家政策对教育公平支持力度不够，尤其是面向西部、面向农村的支持还非常不足。
《南风窗》：作为长期工作在西部地区的教育主管部门官员，您认为西部地区落后的教育状况如何改变?
罗崇敏：目前，教育成本高、效益低是客观存在的。政府的管理应该有粗有细，向宏观管理转变，充分调动办学的积极性、创造性和效益性。除了政府和学校，还应该积极鼓励包括慈善机构在内的社会民间力量办教育，这样会让教育更有活力。另外，学校独立办学，校长公开选拔，教师职业化、社会化，后期服务社会化等方面的工作要推进。
同时，西部要提高办学质量，仅靠自身的努力肯定不行，急需政府的加大投入——除了西部自己要投入，也建议中央加大投入，尤其是对于边疆、民族、贫困地区的投入，为公平、均衡发展教育创造条件。要实现国家——宏观，地方——中观，学校——微观三者的系统推进。改革已经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西部地区的教育如何实现跨越式发展，让全国的孩子共同成长、共同发展，应该成为今后一段时期各级政府的教育工作重点。
《南风窗》：您如何看待现在出生率、高考人数都有所下降的趋势?
罗崇敏：尽管目前高考人数有下降趋势，幼儿园、小学都呈减少趋势，但是考虑到西部、农村和贫困地区的入学率很低，如果这些方面的工作得到了加强，未来至少20年里大学不会出现学生人数减少的问题。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尽管目前出生率、高考人数都有所下降，但其只是政府教育工作不到位背后的一种假象，绝对不能简单地说教育领域的供求矛盾已经趋于缓解。假如全国，尤其是西部、贫困地区的孩子全部能够进学校上学，那么无论小学、中学还是大学都仍然不堪重负，各种新矛盾还将产生，因此目前在这个问题的思考上不能进入误区。
如何治理教育腐败
《南风窗》：中国发展到现在的阶段，各种各样的腐败案件层出不穷，教育领域也未能独善其身，您怎么看待其成因?
罗崇敏：教育界、学校历来被认为是社会净土、神圣殿堂，因此人们通常将洁身自好的学校视为引领社会风气的殿堂，将为人师表的教师视为社会文明的标志，将充当社会良心的学者视为社会道德的楷模。无论从任何角度看，教育系统都应该成为反腐倡廉建设的首善之区。
随着国家教育资源配置、权力和利益的不断调整，教育资金投入的不断增加，尤其高校办学规模、形式、资金来源的多元化，学校与社会的联系越来越深，廉政风险也在随之扩大。其中，社会上一些消极、不健康的所谓“潜规则”对学校、教师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这些都成为了教育系统产生腐败现象的主要原因。
以云南省为例，近几年来全省高校系统共受理信访举报434件，共有30人因职务犯罪受到惩处，共查处各种乱收费1203.8万元，共清退违规资金1067.3万元。其中2006年的教材图书采购商业贿赂案件，涉及全省20多所高校近100人，引发了社会的关注和谴责，损害了教育的形象和声誉。
这些情况的发生需要引起全社会的高度警惕，教育系统特别是高校违纪违法案件仍然处于多发阶段，大案要案居高不下，涉及校级领导干部的案件时有发生。
如果教育精神和价值日益功利化、世俗化、商品化，教育源头遭到污染，社会文明程度和道德状况如何将不言而喻。这也是教育腐败区别于其他行业腐败的显著标志。客观事实是，现在教育净土已经受到污染，一些地方的腐败问题也不断出现。当然，教育系统的腐败问题相比其他领域并不算严重，但是也呈不断蔓延的趋势，必须尽快遏制。
目前，教育系统内容易造成腐败的环节也越来越多：基建、教材、招生、择校、项目审批和学校收费等都不同程度存在，“教书育人”的神圣殿堂已经被玷污。由于体制监督不够强势，使教育系统的腐败条件越来越多，对物质的占有欲望强烈，把教育机会当作赚钱途径等情况使教育的价值在流失。
教育腐败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还是一种文化现象，其影响是一代接一代的，最终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危机。
《南风窗》：教育腐败有哪些不同于其 它行业腐败的具体特征?
罗崇敏：现在，“学校官场化”、“学术市场化”、“学习情场化”的情况已经很突出，令人担忧的是，由于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的深刻变化，教育精神出现了退化，教育观念产生变异，教育价值正在流失。
一些老师和教授不得不默认“学而优则仕”、“官大学问大”等错位评价方法和衡量标准，信奉行政权力才是“硬通货”。一些学者以什么有市场、什么有利可图、什么能赚钱就研究什么为准则，一方面使学术本真精神和创新动力流失，另一方面使学术研究陷入盲目与媚俗；还有一些教师和学生抄袭他人论文、篡改他人成果、伪造实验数据等学术不端行为屡禁不止，使学术诚信陷入危机，创新受到抑制。
另外，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学习态度普遍情绪化、功利化，缺乏爱心、恒心和信心，教师的心思用于谋取专业技术职称和行政职务，学生把精力投入谋取毕业文凭和赚钱职业，在教育品格异化的同时也使学生成才概率大大降低。
《南风窗》：目前教育系统内的权力格局让外界越来越看不明白了，被看作教育家的太少，被看作掌握一定权力的官员的多，您作为教育厅长有什么样的评价?
罗崇敏：现在教育系统内的权力格局的确发生了许多变化，和以往不尽相同了。现实中，地方的教育局长的权力其实大于省里的教育厅长，校长的实际权力也大于教育局长。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招收、调动教师的人事权，招录择校的学生，部分资金的安排等都掌握在地方局长、个别校长手中。
众所周知在一些规模小、就业机会少的县城里，吃财政饭的人绝大多数是教师，这就意味着教育局长将成为更多人巴结的对象，进而自然就是学校的校长了。如果教育局长自身不谨慎，或者制度对其监督不力，也很容易产生问题，比如有些地方已经出现教育局长借教师工作调动敛财，离任前批发教师调令等恶劣情况，不断引起社会的关注和批评。
当然，在校长里面也有着差别，即重点学校的校长往往活动空间更大，现在的社会竞争很激烈，如前面我所说国家投入不够、不均衡，使得所有地区好学校、优质学校一直处于不同程度稀缺的状态，甚至像上海、广州那样的大城市都突出——数量很少的名校被挤破门，大量普通学校、民办学校门庭冷清。由于正常就学道路很狭窄，许多学生和家长不得不千方百计寻觅进入好学校的机会，之间稍有不慎，权力与金钱相交织的腐败问题就会出现。
必须指出的是，各地区形成所谓的“变相收费名校”，责任更多在于政府，即没有公平、合理、科学地配置教育资源，甚至任其无序发展，结果往往形成“好学校越来越好，差学校越来越差”的恶性循环，而且这些情况在短期内是无法扭转的。
《南风窗》：腐败问题是各种社会病态的综合反映，既然教育行业也身陷泥潭，那么您有什么应对建议?
罗崇敏：有关部门要坚决查处，决不能手软，尤其对于“一把手”、“重点人物”、“重点部位”要加强监督。同时，完善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确立师生在学校管理中的主体地位，落实师生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从而提高依法治校能力，畅通权益救济渠道，保障师生合法权益。
现在，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乱收费、教辅材料散滥等问题仍然很突出，只有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负担，努力提高教学质量，才能改变群众对这些问题的强烈反应。
教育部已经在研究制定规范高校基建工程管理和物质设备采购招投标的具体意见，各高校也要完善相关制度。同时，高校要完善特殊类型招生政策，规范招生行为，对于财务开支、学科带头人、科研项目负责人、评审专家的教育、管理和监督也要加大力度。
学校要去行政化
《南风窗》：温家宝总理多次说要教育家办学，而现实情况是教育的独立品格越来越稀缺，目前教育管理部门和各种学校的行政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您认为学校的行政化级别是否应该去除?
罗崇敏：众所周知教育是以人为主体，追求真理、培育爱心的社会活动，学校自然就是真理的殿堂和求知的摇篮。由此，无论对于学校本身的建设，或是其中教育承担者的选拔都是非常关键的环节。
中国现行政治体制和干部任用制度不可能使学校去行政化，即“官本位”是根本原因。权力行政化的体制造成“表面上喊去，实际上去不了”的局面。
由于各级党委、政府对于利益的调控都是通过行政手段来完成，如果学校没有行政化背景，将使其与社会、与政府对话的能力削弱，同时社会影响力和社会公信力也会受到影响，这样的现实情况就使得学校去行政化非常难，或者说不能去行政化。
尽管很难，但是我个人一直主张学校要去行政化。当然，这首先需要国家总体政治体制、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如果其它社会单位不改，仅教育行业改是不行的，即必须全员身份社会化；其次，目前教师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待遇仍然偏低，必须进一步努力提高。
《南风窗》：您对未来教育工作的建议和期待是什么?
罗崇敏：人们常说，“技术设备可以引进，国民素质却不能引进”，表明了教育事业的特殊功能和作用。中国目前正在办世界规模最大的教育，现在国家经常提的“以人为本”，就是应该以教育公平为基础，即起始公平、过程公平、结果公平。换言之就是人人都应该享有基本教育的权利：不分民族、不分地域、不分性别。
政府一是要加大财政投人，让义务教育涉及面更高、更广；二是要引导更多优质资源到西部、到农村，尤其注重现代化学校示范管理，以提高教学质量；三是必须改革现行考试制度，尤其是高考制度，具体讲就是要逐步取消全国统一高考，由各个地区、学校自主进行高考程序，变一次性高考为学业考，变一张试卷定终生为综合素质选拔。
我一直在呼吁，国家应该大胆放手让更多民间资本进入教育体系，而不是靠政府财政的苦苦支撑，或者从中突出办几所“名校”。要知道这些数量稀少的名校其实往往会造成社会上的不正常、不公平竞争，甚至大量滋生腐败。要实现教育公平，适当地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是可行的，只要之前定好各种游戏规则，之后认真遵守、执行即可。
以上的这些工作，发达国家都在做，我认为中国同样也可以做，可以做得很好。
重点学校的“校长”比“市长”更受追捧，是最近几年中国社会现状的一大新变化，原因自然是背后的“无限发展潜力”。在“可怜天下父母心”的传统文化里，为了能让子女进入更好的学校，有更好的前途可盼，许多中国父母已经陷于其洪流中无法自拔。在正常途径越来越狭窄和稀少的现实里，各种各样的怪异、贪腐行为竞相而生。
云南省教育厅厅长罗崇敏表示，地方教育局长的权力大于省里的教育厅长，重点学校校长的权力大于教育局长，已经成为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他认为，目前中国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严重影响了社会公平，而社会不公平又造成许多地区差异，其背后往往导致滋生腐败的土壤，最终损害了中国教育事业的良性发展。
资源不均影响教育公平
《南风窗》：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已经成为中国教育的重要特征，其中甚至隐藏着巨大的不公平，您认为其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
罗崇敏：教育公平是人类社会追求的理想，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是社会公平的起点。尽管公平是相对的，但是必须看到教育公平是整个社会公平的基础。有了这样的认识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就应该肩负起国家与历史的责任。中国的实际情况是：政府的权力很大，职责也很神圣，这就意味着如果公平问题处理不好，将引发一系列消极反应，所以每一届政府都应该认真思考和应对好这些问题。
教育配置不均衡、不公平，有历史的原因。也有区域的原因，更有体制的原因。可以这样说，目前中国30％的城市孩子占有着70％国家配置的优质资源，年复一年使得城乡差距不断拉大，同时也使东、西部地区的差距持续拉大。
一个典型的情况是，东部的大学数量明显比西部多，高考入学率也明显比西部高，无论从历史、文化、政策和体制方面都对东部有利。
我一直认为，国家对资源配置不公平必然影响教育公平。首先，从政府的主观工作上，总是对城市、对东部有着倾斜。仅以云南和辽宁两省2009年的数据对比来看：高考入学率分别是17.75％和35.8％；高中入学率分别是58％和90％；学前3年入学率分别是47％和85％。两者间的差距，很大、很明显，这样状况的原因并不完全是云南自身不努力，更多是因为国家的传统政策更照顾辽宁。
其次，国家招生考试的评价体制也不合理，具体说就是对招生指标进行全面控制。
第三是国家政策对教育公平支持力度不够，尤其是面向西部、面向农村的支持还非常不足。
《南风窗》：作为长期工作在西部地区的教育主管部门官员，您认为西部地区落后的教育状况如何改变?
罗崇敏：目前，教育成本高、效益低是客观存在的。政府的管理应该有粗有细，向宏观管理转变，充分调动办学的积极性、创造性和效益性。除了政府和学校，还应该积极鼓励包括慈善机构在内的社会民间力量办教育，这样会让教育更有活力。另外，学校独立办学，校长公开选拔，教师职业化、社会化，后期服务社会化等方面的工作要推进。
同时，西部要提高办学质量，仅靠自身的努力肯定不行，急需政府的加大投入——除了西部自己要投入，也建议中央加大投入，尤其是对于边疆、民族、贫困地区的投入，为公平、均衡发展教育创造条件。要实现国家——宏观，地方——中观，学校——微观三者的系统推进。改革已经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西部地区的教育如何实现跨越式发展，让全国的孩子共同成长、共同发展，应该成为今后一段时期各级政府的教育工作重点。
《南风窗》：您如何看待现在出生率、高考人数都有所下降的趋势?
罗崇敏：尽管目前高考人数有下降趋势，幼儿园、小学都呈减少趋势，但是考虑到西部、农村和贫困地区的入学率很低，如果这些方面的工作得到了加强，未来至少20年里大学不会出现学生人数减少的问题。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尽管目前出生率、高考人数都有所下降，但其只是政府教育工作不到位背后的一种假象，绝对不能简单地说教育领域的供求矛盾已经趋于缓解。假如全国，尤其是西部、贫困地区的孩子全部能够进学校上学，那么无论小学、中学还是大学都仍然不堪重负，各种新矛盾还将产生，因此目前在这个问题的思考上不能进入误区。
如何治理教育腐败
《南风窗》：中国发展到现在的阶段，各种各样的腐败案件层出不穷，教育领域也未能独善其身，您怎么看待其成因?
罗崇敏：教育界、学校历来被认为是社会净土、神圣殿堂，因此人们通常将洁身自好的学校视为引领社会风气的殿堂，将为人师表的教师视为社会文明的标志，将充当社会良心的学者视为社会道德的楷模。无论从任何角度看，教育系统都应该成为反腐倡廉建设的首善之区。
随着国家教育资源配置、权力和利益的不断调整，教育资金投入的不断增加，尤其高校办学规模、形式、资金来源的多元化，学校与社会的联系越来越深，廉政风险也在随之扩大。其中，社会上一些消极、不健康的所谓“潜规则”对学校、教师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这些都成为了教育系统产生腐败现象的主要原因。
以云南省为例，近几年来全省高校系统共受理信访举报434件，共有30人因职务犯罪受到惩处，共查处各种乱收费1203.8万元，共清退违规资金1067.3万元。其中2006年的教材图书采购商业贿赂案件，涉及全省20多所高校近100人，引发了社会的关注和谴责，损害了教育的形象和声誉。
这些情况的发生需要引起全社会的高度警惕，教育系统特别是高校违纪违法案件仍然处于多发阶段，大案要案居高不下，涉及校级领导干部的案件时有发生。
如果教育精神和价值日益功利化、世俗化、商品化，教育源头遭到污染，社会文明程度和道德状况如何将不言而喻。这也是教育腐败区别于其他行业腐败的显著标志。客观事实是，现在教育净土已经受到污染，一些地方的腐败问题也不断出现。当然，教育系统的腐败问题相比其他领域并不算严重，但是也呈不断蔓延的趋势，必须尽快遏制。
目前，教育系统内容易造成腐败的环节也越来越多：基建、教材、招生、择校、项目审批和学校收费等都不同程度存在，“教书育人”的神圣殿堂已经被玷污。由于体制监督不够强势，使教育系统的腐败条件越来越多，对物质的占有欲望强烈，把教育机会当作赚钱途径等情况使教育的价值在流失。
教育腐败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还是一种文化现象，其影响是一代接一代的，最终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危机。
《南风窗》：教育腐败有哪些不同于其 它行业腐败的具体特征?
罗崇敏：现在，“学校官场化”、“学术市场化”、“学习情场化”的情况已经很突出，令人担忧的是，由于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的深刻变化，教育精神出现了退化，教育观念产生变异，教育价值正在流失。
一些老师和教授不得不默认“学而优则仕”、“官大学问大”等错位评价方法和衡量标准，信奉行政权力才是“硬通货”。一些学者以什么有市场、什么有利可图、什么能赚钱就研究什么为准则，一方面使学术本真精神和创新动力流失，另一方面使学术研究陷入盲目与媚俗；还有一些教师和学生抄袭他人论文、篡改他人成果、伪造实验数据等学术不端行为屡禁不止，使学术诚信陷入危机，创新受到抑制。
另外，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学习态度普遍情绪化、功利化，缺乏爱心、恒心和信心，教师的心思用于谋取专业技术职称和行政职务，学生把精力投入谋取毕业文凭和赚钱职业，在教育品格异化的同时也使学生成才概率大大降低。
《南风窗》：目前教育系统内的权力格局让外界越来越看不明白了，被看作教育家的太少，被看作掌握一定权力的官员的多，您作为教育厅长有什么样的评价?
罗崇敏：现在教育系统内的权力格局的确发生了许多变化，和以往不尽相同了。现实中，地方的教育局长的权力其实大于省里的教育厅长，校长的实际权力也大于教育局长。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招收、调动教师的人事权，招录择校的学生，部分资金的安排等都掌握在地方局长、个别校长手中。
众所周知在一些规模小、就业机会少的县城里，吃财政饭的人绝大多数是教师，这就意味着教育局长将成为更多人巴结的对象，进而自然就是学校的校长了。如果教育局长自身不谨慎，或者制度对其监督不力，也很容易产生问题，比如有些地方已经出现教育局长借教师工作调动敛财，离任前批发教师调令等恶劣情况，不断引起社会的关注和批评。
当然，在校长里面也有着差别，即重点学校的校长往往活动空间更大，现在的社会竞争很激烈，如前面我所说国家投入不够、不均衡，使得所有地区好学校、优质学校一直处于不同程度稀缺的状态，甚至像上海、广州那样的大城市都突出——数量很少的名校被挤破门，大量普通学校、民办学校门庭冷清。由于正常就学道路很狭窄，许多学生和家长不得不千方百计寻觅进入好学校的机会，之间稍有不慎，权力与金钱相交织的腐败问题就会出现。
必须指出的是，各地区形成所谓的“变相收费名校”，责任更多在于政府，即没有公平、合理、科学地配置教育资源，甚至任其无序发展，结果往往形成“好学校越来越好，差学校越来越差”的恶性循环，而且这些情况在短期内是无法扭转的。
《南风窗》：腐败问题是各种社会病态的综合反映，既然教育行业也身陷泥潭，那么您有什么应对建议?
罗崇敏：有关部门要坚决查处，决不能手软，尤其对于“一把手”、“重点人物”、“重点部位”要加强监督。同时，完善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确立师生在学校管理中的主体地位，落实师生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从而提高依法治校能力，畅通权益救济渠道，保障师生合法权益。
现在，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乱收费、教辅材料散滥等问题仍然很突出，只有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负担，努力提高教学质量，才能改变群众对这些问题的强烈反应。
教育部已经在研究制定规范高校基建工程管理和物质设备采购招投标的具体意见，各高校也要完善相关制度。同时，高校要完善特殊类型招生政策，规范招生行为，对于财务开支、学科带头人、科研项目负责人、评审专家的教育、管理和监督也要加大力度。
学校要去行政化
《南风窗》：温家宝总理多次说要教育家办学，而现实情况是教育的独立品格越来越稀缺，目前教育管理部门和各种学校的行政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您认为学校的行政化级别是否应该去除?
罗崇敏：众所周知教育是以人为主体，追求真理、培育爱心的社会活动，学校自然就是真理的殿堂和求知的摇篮。由此，无论对于学校本身的建设，或是其中教育承担者的选拔都是非常关键的环节。
中国现行政治体制和干部任用制度不可能使学校去行政化，即“官本位”是根本原因。权力行政化的体制造成“表面上喊去，实际上去不了”的局面。
由于各级党委、政府对于利益的调控都是通过行政手段来完成，如果学校没有行政化背景，将使其与社会、与政府对话的能力削弱，同时社会影响力和社会公信力也会受到影响，这样的现实情况就使得学校去行政化非常难，或者说不能去行政化。
尽管很难，但是我个人一直主张学校要去行政化。当然，这首先需要国家总体政治体制、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如果其它社会单位不改，仅教育行业改是不行的，即必须全员身份社会化；其次，目前教师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待遇仍然偏低，必须进一步努力提高。
《南风窗》：您对未来教育工作的建议和期待是什么?
罗崇敏：人们常说，“技术设备可以引进，国民素质却不能引进”，表明了教育事业的特殊功能和作用。中国目前正在办世界规模最大的教育，现在国家经常提的“以人为本”，就是应该以教育公平为基础，即起始公平、过程公平、结果公平。换言之就是人人都应该享有基本教育的权利：不分民族、不分地域、不分性别。
政府一是要加大财政投人，让义务教育涉及面更高、更广；二是要引导更多优质资源到西部、到农村，尤其注重现代化学校示范管理，以提高教学质量；三是必须改革现行考试制度，尤其是高考制度，具体讲就是要逐步取消全国统一高考，由各个地区、学校自主进行高考程序，变一次性高考为学业考，变一张试卷定终生为综合素质选拔。
我一直在呼吁，国家应该大胆放手让更多民间资本进入教育体系，而不是靠政府财政的苦苦支撑，或者从中突出办几所“名校”。要知道这些数量稀少的名校其实往往会造成社会上的不正常、不公平竞争，甚至大量滋生腐败。要实现教育公平，适当地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是可行的，只要之前定好各种游戏规则，之后认真遵守、执行即可。
以上的这些工作，发达国家都在做，我认为中国同样也可以做，可以做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