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的安身立命之处就是做研究。”59岁的王小鲁说，当然。还在于做什么样的研究。人生已过知天命。现近耳顺之年，这位性格温和的经济学者近几年频揭灰色收入问题，其研究报告引发外界强烈反响。
　　2007年至2010年，中国改革基金会周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两次发布关于灰色收入的调查统计课题报告，2010年就灰色收入问题与两位同家统计局官员的论辨，更为外界热议。保持理性、独立的研究态度和见解，不仅仅是因为这场论辩，更在于他所做出来的独立调查分析。王小鲁获得外界广泛的好评。
　　
　　正视
　　
　　“有些人不想让你去碰灰色收入这个东西，说敏感。但你不去研究，它不存在了吗?对灰色收入问题不能视而不见。”12月8日，王小鲁对本刊记者说。
　　2005年，王小鲁与中国改革基金会秘书长樊纲利用统计数据做收入分配变动趋势的《收入分配与公共政策》课题研究，但他们在研究中发现，中国关于居民收入的统计数据是不完整的。根据2005年的统计显示，我国城镇居民最高收入10％这组人，人均可支配年收入只有2.8万多元，但按当时汽车拥有量、高档住宅购买、居民银行存款等指标来看，这个数据显然是不真实的。
　　基于此，王小鲁对统计数据遗漏的隐性收入产生了兴趣，组织其团队对灰色收入问题展开了调查研究。由于大部分的高收入人群并不愿意透露自己的真实收入情况，王小鲁借用了社会学调查方法，培训调查人员，对自己熟悉的亲朋好友收入情况进行收入调查统计和数据分析。
　　他们调查的样本遍及全国27个省会城市和直辖市，也覆盖了一批中小城市和县镇。与此同时，他还依据家用汽车拥有量、商品住宅销售量、出国旅游人数、银行存款分布等数据分别对高收入居民的收入进行了推算，以对调查分析的结果进行多方面验证。这些结果互相之间有比较高的一致性，以此来说明他们的估计结果是基本可信的。
　　2007年，他们的调查分析报告《国民收入分配状况与灰色收入》发表，在这份报告中，“初步推算，占城镇居民家庭10％的最高收入居民(约1900万户，5000万人)，2005年人均可支配收入9.7万元，相当于原有统计数据(不到2.9万元)的3倍多。其他中高收入居民的收入也高于原有统计。推算城乡居民收入总额约13.5万亿，而不是8.3万亿。全国城镇居民收入中没有统计到的隐性收入总计约4.8万亿元，相当于当年GDP的26％。”
　　这份报告还对统计局统计的收入差距和基尼系数提出了质疑。报告一经发布。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引起学界和公众的热议。
　　但在学术界和政府官员中，当时对这项调查报告存在诸多不同的看法，“一是质疑结果，二是质疑调查方法。质疑结果主要是对灰色收入这个概念怎么定义有争议，有没有这么大的灰色收入也有争议。二是对调查方法有争议。”王小鲁说。
　　对于这些质疑，王小鲁认为，不管灰色收入如何准确定义，但它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统计局的调查由于系统性偏差，也不能真实地反映国民收入分配问题。而所谓“灰色收入”，主要指两种收入：第一是法律法规没有明确界定其合法或非法的收入，也包括那些违规违纪但不违法的收入；第二是实际上非法，但没有明确证据证明非法的收入。这是国民收入分配体系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但不能仅纠缠于概念，对这些问题视而不见，不去研究”。
　　
　　论辩
　　
　　“相比2007年，现在大家对灰色收入问题的严重性、紧迫性共识提高了很多，对分析结果也比较认可。”王小鲁说。
　　2010年，在4000多户家庭调查样本的基础上，王小鲁再次公布了2008年《国民收入分配状况与灰色收入》研究报告，报告估算，2008年中国居民“隐性收人”高达9.3万亿元，其中“灰色收入”达5.4万亿元。与其对2005年的测算相比，分别扩大了近一倍。而20％的城镇高收入家庭的“隐性收入”占全部城镇居民“隐性收入”的80％。
　　根據其报告，灰色收入的来源主要有几方面：财政资金和其他公共资金的漏失、金融腐败普遍存在、行政许可和审批中的寻租行为、土地收益流失，以及垄断行业收入。这些灰色收入的来源大量的和腐败有关，和权力有关。
　　但这一次的报告，遭到了来自统计局两位官员的质疑，一为国家统计局城市调查可住户处处长王有捐，一为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社会资金处处长施发启。这二人在肯定王小鲁的调查途径有可借鉴之处的同时，也对报告的统计方法和统计途径提出了质疑，认为其采用了滚雪球调查办法不尽合理，样本量太小，间接推算方法有缺陷，推算结果明显偏高等。
　　王小鲁对这一些质疑一一进行了回应，认为研究报告所推算的隐性收入的分布，与2007年报告所推算的分布具有相当高的相似性，同时与居民储蓄存款、买房、买车等数据基本上能相互吻合。而用统计局的居民收入统计来计算，这些数据之间严重冲突。
　　王小鲁认为调查“只能对现有统计样本收入数据的系统性偏差给予校正”。虽然在统计上搞清灰色收入是个很困难的事情，但鉴于目前灰色收入泛滥的情况，收入统计避开灰色收入就很难不失实。而从这两位官员所提出的质疑根据来看，并没有提出对灰色收入估计过高的质疑依据。报告的测算更可能是偏低的。
　　
　　呼吁改革
　　
　　“有争议是正常的，如果一项研究没有引起讨论和争议，对别人有所触动，那价值就大打折扣了。”王小鲁坦言自己在这些质疑中没有受到太大压力。如果自己的调查研究方法能为统计局所借鉴，当然是他这一研究的一个收获，可以弥补常规统计的不足，但这一研究的“最终目标是希望能够改革收入分配体制问题”。
　　作为一名学者，王小鲁认为自己就是改革的亲历者和参与者，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热衷贯穿了其学术研究生涯。
　　1968年，王小鲁在山西汾阳插队，其后回城当过铝厂工人。1984年，王小鲁成为了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成员，自1986年后，他担任体改所发展研究室主任，研究范围紧贴着中国改革路径：农村包产到户、乡镇企业发展、沿海地区开放、深圳特区发展、国有企业改革等。
　　1989年2月，王小鲁以访问学者身份前往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后于该大学学习经济学，并赴日本进行一年学术研究。1998年，他受樊纲之邀，回国加入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
　　“在国外做的也是中国经济研究，但终归要在国内这个大环境中才能真正摸到中国经济改革的大脉搏。”他说。
　　对于一些认为目前灰色收入问题估计过高的观点，学者偏左或偏右的看法，他认为如果把这么多老百姓的不满情绪简单地看成非理性，这种看法本身就是非理性的。至少应该看到为什么会有这种不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如果看不到，那么不是眼睛有毛病，就是屁股坐歪了。
　　虽然收入分配改革目前仍然面临着诸多的掣肘，“既得利益越多，改革就越难”，但王小鲁相信学者多年来的研究和呼吁还是起到了一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