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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是行政官员治校，还是学术治校，这与大学校长本身有很大的关系，同样也与中国大学的前途，国家的前途休戚与共。
中国大学校长们近年来一直是社会批判的靶子。在2009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大学校长们的“官员化”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猛烈轰炸”。
“大學越来越像行政单位而非独立的教学科研机构!”3月8日，在全国政十一届二次会议第三次全会上，16位政协委员做主题发言，痛批大学衙门化。“大学校长不是官僚，不能把大学弄得像一个衙门；大学校长应该是民主楷模；大学校长应该充分尊重学生人格；大学校长应该秉持学术独立之坚定信念；大学校长应该有先进的办学理念”。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邵鸿建议：淡化行政权力对高等院校的约束和干预，明确取消高等院校的行政级别，改变大学校长的产生方式，民主遴选大学校长。他表示，大学行政化，事实上改变了大学的性质，否定了老师和学术的主体地位，“使真正追求教育工作和学术创新的人才，在大学中不断被边缘化”。
令人关注的是：一方面社会各界对大学、对大学校长拼命进行质疑甚至指责；另一方面作为大学校长们也积极发言论、作文章，阐述对大学的理解，倡导大学的精神，个别也同样在指责大学存在各种弊端。留意近年来一些大学校长的公开言论，也可以深切感受到一股抗争的力量。全国人大代表或委员的身份，也让大学校长们有了抗争的便利。
云南大学教授石鹏飞就认为，并非所有大学校长都该被指责，比如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对高校扩招的抵制、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对高校本科评估的质疑，均可视作高校力图摆脱不必要束缚与行政干扰之范例，“有什么样的大学，就有什么水平的校长，有什么样的校长，就有什么水平的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曾表示，中国的大学大部分都是公立大学，政府代表社会公众对大学进行管理，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现在有个现象值得警惕，有些人将项目的思维、工头的思维带到大学的管理中来，把大学管得越来越紧。按照我国高等教育法的规定，大学拥有七项办学自主权，但是这些自主权的落实应当说还远未到位”。
而中国科技大学前校长朱清时回顾自己当校长的历程时“悟出了一个真理”：“几年来我们满怀豪情地去争经费、争人才、争硬件，猛然回头一看，一些学校慢慢在失去它最根本的东西，校园里的人已经静不下心来读书想问题了。我做了10年大学校长，最后悟到大学可持续发展最基本的真理，就是学校一定要让师生们能静下心来读书想问题。如果一所大学没有这种氛围，我们得到的东西可能都是虚的。”
广西乡村社区治理研究中心学者郑明怀认为，行政级别实际上遮蔽了中国高校的等级制，方便有关方面重点扶持一些行政级别的大学。但校长和教授们在社会交往中，很少有人会刻意提出自己是副部级、副局级的干部。校长们也清楚，上级任命的校长是很难与师生建立起一个荣辱与共的学术共同体的。
四川大学校长谢和平的被任命过程，可谓典型的“中国大学校长产生方式”：“2003年6月5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干部三局副局长夏崇源宣布了四川大学新一届领导班子的任免决定：经中组部、教育部的审议，与四川省委商议，报请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决定由卢铁城继任校党委书记，谢和平院士任校长；教育部党组副书记张保庆、省委副书记陶武先、副省长柯尊平以及教育厅有关领导出席了任免大会。”
类似的情况千篇一律。2008年末至今年初，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布任免决定，调整了全国多所重点大学的校长和党委书记，“吉林大学校长周其凤调任北京大学校长，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出任山东大学校长，山东大学校长展涛出任吉林大学校长，武汉大学党委书记顾海良转任武大校长，湖南省教育厅厅长路钢出任华中科技大学党委书记……
这些大学都是中国老百姓熟知的“重点大学”——其党委书记和校长都是“副部级”的干部，他们无一例外都是由“中组部”任命的。
“我觉得大学校长有两点很关键：一要有很强的筹钱能力，能为学校争取资金；二应该是一个出色的职业化的教育管理者。大学校长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在大学管理和发展，校长一定要以治校为主。”郑明怀说，“非常遗憾，目前在中国高校，教育家当校长的人数太少，一个校长如果不懂教育，在校长的位置上就会不断折腾这所学校。”
但他同时表示，虽然目前对校长产生有过不少的争论，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校长的产生只能是上级任命，这一点在短时期内是不可能得到根本改变的；上级任命大学校长这完全符合“党管干部”、“党管人才”的规定，那种想要党不管高校的校长或者少管大学校长，希望由教授选举产生校长的愿望短期内恐怕很难实现。
然而在现实中，不乏有识之士锐意改革。近两年云南省已经有10多所大学院校进行了校长、书记的公开选拔，共18个职位吸引了1120人笔试，92名优胜者进入面试，最后18人顺利产生，在全国尚属为首。为此，本刊专访了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教育厅厅长罗崇敏。
大学行政化越来越严重
《南风窗》：作为一位教育厅长，你怎样评价中国大学的现况?
罗崇敏：国家实现改革开放已经30年，到今天中国大学的发展成就很辉煌，可以说是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改变，按照国际上的一种通行标准，大学生毛入学率达到15％就算大众化，而2008年中国的这个数据是23％，在校大学生人数接近3000万，已经是世界第一位。云南省虽然地处边陲，但是大学生毛入学率也达到了16.17％。
教育是最大的民生事业，是最大的德政工程，是最大的发展战略。高等教育更是国家文明进步的旗帜和先导，其既要适应发展，更要引领国家未来的方向。历史证明，没有高水平的大学，就不会有一个进步的国家和开放健康的社会。
但是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一些不足。一些大学里的“管理官场化、学术市场化和学习情场化”非常突出，“官场化”是指高校及领导们都有了很高的行政级别；“市场化”是指大家都在朝钱看，学术可以用金钱来交换；“情场化”是指学生老师都带着不正常的学习情绪，而不是理性的，充满激情地学习知识。
《南风窗》：是什么原因使中国的大学包括校长们目前社会评价普遍很低?
罗崇敏：中国大学的改革、发展成就，已经得到了全社会的认可，应该说总体情况是健康的，但是目前不少大学被评价很低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尤其近年来大学生就业难所引发的危机。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应该不在于校长，而在于大学的建设和管理体制，或者说干部机制的不灵活使大学的声望没有达到应有的社会地位。
现在，不要说云南省内的一些大学，甚 至连北大、清华等著名高校的声望也和它们应有的地位不协调；如果再说到大学校长的声望，我认为也与他们的神圣职责不相协调。
怎么才能改变这些消极的状况呢?只有通过改革，通过积极地创新高校管理机制，提高大学和校长的质量，更多地为社会培养出新型人才，中国的大学必须重点把握好两方面的任务：既要培养精英人才，也要培养合格的劳动者、创业者。所谓“精英”，简单地说就是人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方面的各种大师；同时，各种守法、诚信、道德、正义的劳动者也应该不断从大学里走出来。
至于目前大学普遍被评价很低的情况，我觉得除了体制的原因外，还有社会评价方式和体系的原因，事实上这在中国是一个普遍情况了：被评价很低的不仅仅是大学，几乎所有的部门、行业都或多或少地面临着这样的尴尬。
《南风窗》：目前高等院校都存在行政级别，以及大学校长均由上级任命有何利弊?
罗崇敏：目前中国的大学行政化倾向越来越严重，这样的管理状况已经严重违背了教育规律，其方式、方法都非常不妥。不可否认，学校的工作里肯定有着行政管理的因素，但是如果完全使用行政管理方法那就大错特错了。大学肩负着培养人才、服务社会和传承文明的功能，其每一项功能都要求必须按照教育规律来做，否则就不可能达到目的。
由于政府行政干预日益强化，一些大学越来越像行政单位而非独立的教学科研机构，高校办学自主权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中国的大学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即校长由党委直接考察、任命，其必须对党委负责，必须执行党委的决议，这是不容回避的现实。结合中国国情和历史客观现实，对于这样的体制不能作简单的否定，但是需要积极地探索，需要建立面向全社会选拔、聘用校长的新思路和新方法，更加开阔大学的视野，开阔党委和政府的视野。
纵观世界的高校教育，每一所成功的著名大学，肯定都与其校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全社会都应该清楚，没有优秀的校长就很难有优秀的大学，而国家的进步，就会失去赖以持续发展的核心动力。大学需要那种忠诚于教育事业，又具有崇高学术地位的校长，事实上国内已经有部分大学在做这方面的尝试，进行校长公开招聘，只是其影响力和覆盖面还远远不够。
公选校长是趋势
《南风窗》：现在大学校长既应该对社会负责，也要对上级负责，似乎很尴尬。
罗崇敏：校长是大学的灵魂，一名校长的形象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已经代表了一所大学的形象。作为一名大学校长，绝不能顾此失彼，必须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很好的结合点，努力使意识形态教育与多元的大学文化实现有机统一。事实上，统一的意识形态是任何国家都存在的，即各种国家都会希望指导思想的一元性与大学文化的多元性实现统一，这些情况并非中国独有。
在今年的“两会”上，许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已经对这些问题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大家的各种发言和建议已经引起了社會反应，掀起了许多讨论，事实上，在这些情况出现之前，大学里已经积累了不少需要解决的问题了。大学校长除了要准确地把握国家政策，更应该积极发扬大学所包含的多元文化。中国大学是行政官员治校，还是学术治校，这与大学校长本身有很大的关系，同样也与中国大学的前途，国家的前途休戚与共。
《南风窗》：你觉得大学校长应该如何产生?
罗崇敏：政府和大学都应该积极探索，向全社会公开选拔大学校长，要开阔视野、广纳人才，同时积极接受民主监督。
需要提醒的是，中国大学校长的公开选拔，必须处于党委的领导下’而不是独自行舟。比如省管大学须由省委来制定规则和条件，再由组织部门、教育部门来具体实施。具体地说就是由党委来制定公开选拔大学校长的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前者主要是指什么样条件的人能够入围，后者主要是指需要经过什么样的程序产生校长。这样的方式就可以满足两方面的现实条件：党委领导和人才竞步理顺政府与大学的管理关系。政府重点管办学方向、主要负责人的聘用、办学评估和资金拨付。
对大学的评估要进一步探索大学评估新思路、新方式、新方法，转变评估观念，从单一的行政评估向社会、行政、中介评估相结合转变，实现对学校的办学质量和效益等方面作出综合性评估。
总之，政府要对大学和校长主要是依法实施监管，大学和校长应依法履行职责。在这个过程中，任何随意性和长官意志都是不应该出现的。
《南风窗》：作为一位教育厅长，有推动大学校长制度改革的机遇和力量吗?
罗崇敏：大学校长制度改革是一项非常复杂和系统性的工作，其关系到国家对干部的任用制度和对民主政治的追求。就现实的情况而言，国家既要考虑完善大学校长的任命制度，同时也必须进行公开选拔的探索。
在云南省委的领导和支持下，近两年云南省已经有10多所大学院校进行了校长、书记的公开选拔，共18个职位吸引了1120人笔试，92名优胜者进入面试，最后18人顺利产生，目前都在各所大学院校里任职了。云南高校的公选级别之高、规模之大、争。至少会比目前由组织考察、直接任命的方式要进步，所推出的人选也会在社会接受程度上好了许多。这样的方式如果可以在省里推广，实际上也可以在国家重点大学里进行。
按照我的设想，建立党委领导下的学校董事会要比校长负责制好很多，因为一个成熟、规范的董事会推举出来的校长肯定不会太差，从工作能力和效果上考虑，一个董事会肯定要比一名校长有效得多。我的建议是国家可以先拿出几所大学来做试点，不断探索新的校长产生方式，只要不脱离党委的领导，任何改革尝试都应该被容忍。
我个人认为，一名合格的大学校长至少应该具备“两高两强”四个方面的条件：较高的政治素质、较高的学术地位和管理能力强、沟通能力强。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对于政治素质的概念，我希望大家能够从广义的角度来理解，而不是狭义的政治派别观念，事实上，一名大学校长如果还能够是一名优秀的政治家，那么其对于大学、对于社会发展都是有利的。
《南风窗》：你认为，在现行体制下政府应怎样对大学和校长进行评价与监管?
罗崇敏：政府要进一步简政放权，进一范围之广，在全国尚属为首，遗憾的是这些选拔活动还局限于教育体制之内，而没有彻底放开。
公开选拔大学院校领导已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我认为云南高校尤其是重点院校的校长，应面向全国乃至全球进行公开选拔。我更希望中国的一些国际威望很高的大学能够率先行动起来，真正面向全世界范围进行校长的招聘实验，把党委领导下的学校董事会选拔、聘用校长的新型机制创立起来，如果有了成功的带头示范，其他的大学就更容易开展改革。
作为我工作的教育厅，也进行了机关的改革：由全体党员投票直接选举产生厅机关党委领导班子，首开云南省直机关“公推直选”党委领导班子的先例；另外厅机关81个处级岗位全部公推竞岗，凡年满55岁以上的干部将不再担任领导职务，也不能参加本次竞岗。
在今年“两会”期间出现了许多针对大学和大学校长的讨论与争议，可以理解为是国家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验积累或成果显示，全社会对于中国大学现代化改革的强烈呼唤，也是促使中国大学必须继续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改革新探索的强烈信号。
中国大学校长们近年来一直是社会批判的靶子。在2009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大学校长们的“官员化”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猛烈轰炸”。
“大學越来越像行政单位而非独立的教学科研机构!”3月8日，在全国政十一届二次会议第三次全会上，16位政协委员做主题发言，痛批大学衙门化。“大学校长不是官僚，不能把大学弄得像一个衙门；大学校长应该是民主楷模；大学校长应该充分尊重学生人格；大学校长应该秉持学术独立之坚定信念；大学校长应该有先进的办学理念”。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邵鸿建议：淡化行政权力对高等院校的约束和干预，明确取消高等院校的行政级别，改变大学校长的产生方式，民主遴选大学校长。他表示，大学行政化，事实上改变了大学的性质，否定了老师和学术的主体地位，“使真正追求教育工作和学术创新的人才，在大学中不断被边缘化”。
令人关注的是：一方面社会各界对大学、对大学校长拼命进行质疑甚至指责；另一方面作为大学校长们也积极发言论、作文章，阐述对大学的理解，倡导大学的精神，个别也同样在指责大学存在各种弊端。留意近年来一些大学校长的公开言论，也可以深切感受到一股抗争的力量。全国人大代表或委员的身份，也让大学校长们有了抗争的便利。
云南大学教授石鹏飞就认为，并非所有大学校长都该被指责，比如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对高校扩招的抵制、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对高校本科评估的质疑，均可视作高校力图摆脱不必要束缚与行政干扰之范例，“有什么样的大学，就有什么水平的校长，有什么样的校长，就有什么水平的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曾表示，中国的大学大部分都是公立大学，政府代表社会公众对大学进行管理，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现在有个现象值得警惕，有些人将项目的思维、工头的思维带到大学的管理中来，把大学管得越来越紧。按照我国高等教育法的规定，大学拥有七项办学自主权，但是这些自主权的落实应当说还远未到位”。
而中国科技大学前校长朱清时回顾自己当校长的历程时“悟出了一个真理”：“几年来我们满怀豪情地去争经费、争人才、争硬件，猛然回头一看，一些学校慢慢在失去它最根本的东西，校园里的人已经静不下心来读书想问题了。我做了10年大学校长，最后悟到大学可持续发展最基本的真理，就是学校一定要让师生们能静下心来读书想问题。如果一所大学没有这种氛围，我们得到的东西可能都是虚的。”
广西乡村社区治理研究中心学者郑明怀认为，行政级别实际上遮蔽了中国高校的等级制，方便有关方面重点扶持一些行政级别的大学。但校长和教授们在社会交往中，很少有人会刻意提出自己是副部级、副局级的干部。校长们也清楚，上级任命的校长是很难与师生建立起一个荣辱与共的学术共同体的。
四川大学校长谢和平的被任命过程，可谓典型的“中国大学校长产生方式”：“2003年6月5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干部三局副局长夏崇源宣布了四川大学新一届领导班子的任免决定：经中组部、教育部的审议，与四川省委商议，报请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决定由卢铁城继任校党委书记，谢和平院士任校长；教育部党组副书记张保庆、省委副书记陶武先、副省长柯尊平以及教育厅有关领导出席了任免大会。”
类似的情况千篇一律。2008年末至今年初，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布任免决定，调整了全国多所重点大学的校长和党委书记，“吉林大学校长周其凤调任北京大学校长，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出任山东大学校长，山东大学校长展涛出任吉林大学校长，武汉大学党委书记顾海良转任武大校长，湖南省教育厅厅长路钢出任华中科技大学党委书记……
这些大学都是中国老百姓熟知的“重点大学”——其党委书记和校长都是“副部级”的干部，他们无一例外都是由“中组部”任命的。
“我觉得大学校长有两点很关键：一要有很强的筹钱能力，能为学校争取资金；二应该是一个出色的职业化的教育管理者。大学校长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在大学管理和发展，校长一定要以治校为主。”郑明怀说，“非常遗憾，目前在中国高校，教育家当校长的人数太少，一个校长如果不懂教育，在校长的位置上就会不断折腾这所学校。”
但他同时表示，虽然目前对校长产生有过不少的争论，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校长的产生只能是上级任命，这一点在短时期内是不可能得到根本改变的；上级任命大学校长这完全符合“党管干部”、“党管人才”的规定，那种想要党不管高校的校长或者少管大学校长，希望由教授选举产生校长的愿望短期内恐怕很难实现。
然而在现实中，不乏有识之士锐意改革。近两年云南省已经有10多所大学院校进行了校长、书记的公开选拔，共18个职位吸引了1120人笔试，92名优胜者进入面试，最后18人顺利产生，在全国尚属为首。为此，本刊专访了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教育厅厅长罗崇敏。
大学行政化越来越严重
《南风窗》：作为一位教育厅长，你怎样评价中国大学的现况?
罗崇敏：国家实现改革开放已经30年，到今天中国大学的发展成就很辉煌，可以说是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改变，按照国际上的一种通行标准，大学生毛入学率达到15％就算大众化，而2008年中国的这个数据是23％，在校大学生人数接近3000万，已经是世界第一位。云南省虽然地处边陲，但是大学生毛入学率也达到了16.17％。
教育是最大的民生事业，是最大的德政工程，是最大的发展战略。高等教育更是国家文明进步的旗帜和先导，其既要适应发展，更要引领国家未来的方向。历史证明，没有高水平的大学，就不会有一个进步的国家和开放健康的社会。
但是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一些不足。一些大学里的“管理官场化、学术市场化和学习情场化”非常突出，“官场化”是指高校及领导们都有了很高的行政级别；“市场化”是指大家都在朝钱看，学术可以用金钱来交换；“情场化”是指学生老师都带着不正常的学习情绪，而不是理性的，充满激情地学习知识。
《南风窗》：是什么原因使中国的大学包括校长们目前社会评价普遍很低?
罗崇敏：中国大学的改革、发展成就，已经得到了全社会的认可，应该说总体情况是健康的，但是目前不少大学被评价很低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尤其近年来大学生就业难所引发的危机。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应该不在于校长，而在于大学的建设和管理体制，或者说干部机制的不灵活使大学的声望没有达到应有的社会地位。
现在，不要说云南省内的一些大学，甚 至连北大、清华等著名高校的声望也和它们应有的地位不协调；如果再说到大学校长的声望，我认为也与他们的神圣职责不相协调。
怎么才能改变这些消极的状况呢?只有通过改革，通过积极地创新高校管理机制，提高大学和校长的质量，更多地为社会培养出新型人才，中国的大学必须重点把握好两方面的任务：既要培养精英人才，也要培养合格的劳动者、创业者。所谓“精英”，简单地说就是人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方面的各种大师；同时，各种守法、诚信、道德、正义的劳动者也应该不断从大学里走出来。
至于目前大学普遍被评价很低的情况，我觉得除了体制的原因外，还有社会评价方式和体系的原因，事实上这在中国是一个普遍情况了：被评价很低的不仅仅是大学，几乎所有的部门、行业都或多或少地面临着这样的尴尬。
《南风窗》：目前高等院校都存在行政级别，以及大学校长均由上级任命有何利弊?
罗崇敏：目前中国的大学行政化倾向越来越严重，这样的管理状况已经严重违背了教育规律，其方式、方法都非常不妥。不可否认，学校的工作里肯定有着行政管理的因素，但是如果完全使用行政管理方法那就大错特错了。大学肩负着培养人才、服务社会和传承文明的功能，其每一项功能都要求必须按照教育规律来做，否则就不可能达到目的。
由于政府行政干预日益强化，一些大学越来越像行政单位而非独立的教学科研机构，高校办学自主权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中国的大学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即校长由党委直接考察、任命，其必须对党委负责，必须执行党委的决议，这是不容回避的现实。结合中国国情和历史客观现实，对于这样的体制不能作简单的否定，但是需要积极地探索，需要建立面向全社会选拔、聘用校长的新思路和新方法，更加开阔大学的视野，开阔党委和政府的视野。
纵观世界的高校教育，每一所成功的著名大学，肯定都与其校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全社会都应该清楚，没有优秀的校长就很难有优秀的大学，而国家的进步，就会失去赖以持续发展的核心动力。大学需要那种忠诚于教育事业，又具有崇高学术地位的校长，事实上国内已经有部分大学在做这方面的尝试，进行校长公开招聘，只是其影响力和覆盖面还远远不够。
公选校长是趋势
《南风窗》：现在大学校长既应该对社会负责，也要对上级负责，似乎很尴尬。
罗崇敏：校长是大学的灵魂，一名校长的形象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已经代表了一所大学的形象。作为一名大学校长，绝不能顾此失彼，必须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很好的结合点，努力使意识形态教育与多元的大学文化实现有机统一。事实上，统一的意识形态是任何国家都存在的，即各种国家都会希望指导思想的一元性与大学文化的多元性实现统一，这些情况并非中国独有。
在今年的“两会”上，许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已经对这些问题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大家的各种发言和建议已经引起了社會反应，掀起了许多讨论，事实上，在这些情况出现之前，大学里已经积累了不少需要解决的问题了。大学校长除了要准确地把握国家政策，更应该积极发扬大学所包含的多元文化。中国大学是行政官员治校，还是学术治校，这与大学校长本身有很大的关系，同样也与中国大学的前途，国家的前途休戚与共。
《南风窗》：你觉得大学校长应该如何产生?
罗崇敏：政府和大学都应该积极探索，向全社会公开选拔大学校长，要开阔视野、广纳人才，同时积极接受民主监督。
需要提醒的是，中国大学校长的公开选拔，必须处于党委的领导下’而不是独自行舟。比如省管大学须由省委来制定规则和条件，再由组织部门、教育部门来具体实施。具体地说就是由党委来制定公开选拔大学校长的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前者主要是指什么样条件的人能够入围，后者主要是指需要经过什么样的程序产生校长。这样的方式就可以满足两方面的现实条件：党委领导和人才竞步理顺政府与大学的管理关系。政府重点管办学方向、主要负责人的聘用、办学评估和资金拨付。
对大学的评估要进一步探索大学评估新思路、新方式、新方法，转变评估观念，从单一的行政评估向社会、行政、中介评估相结合转变，实现对学校的办学质量和效益等方面作出综合性评估。
总之，政府要对大学和校长主要是依法实施监管，大学和校长应依法履行职责。在这个过程中，任何随意性和长官意志都是不应该出现的。
《南风窗》：作为一位教育厅长，有推动大学校长制度改革的机遇和力量吗?
罗崇敏：大学校长制度改革是一项非常复杂和系统性的工作，其关系到国家对干部的任用制度和对民主政治的追求。就现实的情况而言，国家既要考虑完善大学校长的任命制度，同时也必须进行公开选拔的探索。
在云南省委的领导和支持下，近两年云南省已经有10多所大学院校进行了校长、书记的公开选拔，共18个职位吸引了1120人笔试，92名优胜者进入面试，最后18人顺利产生，目前都在各所大学院校里任职了。云南高校的公选级别之高、规模之大、争。至少会比目前由组织考察、直接任命的方式要进步，所推出的人选也会在社会接受程度上好了许多。这样的方式如果可以在省里推广，实际上也可以在国家重点大学里进行。
按照我的设想，建立党委领导下的学校董事会要比校长负责制好很多，因为一个成熟、规范的董事会推举出来的校长肯定不会太差，从工作能力和效果上考虑，一个董事会肯定要比一名校长有效得多。我的建议是国家可以先拿出几所大学来做试点，不断探索新的校长产生方式，只要不脱离党委的领导，任何改革尝试都应该被容忍。
我个人认为，一名合格的大学校长至少应该具备“两高两强”四个方面的条件：较高的政治素质、较高的学术地位和管理能力强、沟通能力强。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对于政治素质的概念，我希望大家能够从广义的角度来理解，而不是狭义的政治派别观念，事实上，一名大学校长如果还能够是一名优秀的政治家，那么其对于大学、对于社会发展都是有利的。
《南风窗》：你认为，在现行体制下政府应怎样对大学和校长进行评价与监管?
罗崇敏：政府要进一步简政放权，进一范围之广，在全国尚属为首，遗憾的是这些选拔活动还局限于教育体制之内，而没有彻底放开。
公开选拔大学院校领导已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我认为云南高校尤其是重点院校的校长，应面向全国乃至全球进行公开选拔。我更希望中国的一些国际威望很高的大学能够率先行动起来，真正面向全世界范围进行校长的招聘实验，把党委领导下的学校董事会选拔、聘用校长的新型机制创立起来，如果有了成功的带头示范，其他的大学就更容易开展改革。
作为我工作的教育厅，也进行了机关的改革：由全体党员投票直接选举产生厅机关党委领导班子，首开云南省直机关“公推直选”党委领导班子的先例；另外厅机关81个处级岗位全部公推竞岗，凡年满55岁以上的干部将不再担任领导职务，也不能参加本次竞岗。
在今年“两会”期间出现了许多针对大学和大学校长的讨论与争议，可以理解为是国家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验积累或成果显示，全社会对于中国大学现代化改革的强烈呼唤，也是促使中国大学必须继续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改革新探索的强烈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