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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李衛公问对》作为中国古代著名的一部兵书，自问世以来，其真伪问题就被人提出来了。“阮逸伪托说”在历史上占主导地位，后世学者多信从。但也有持相反意见者，否定“阮逸伪托说”，更有人对其内容提出质疑，认为此乃“唐末宋初俚儒村学”所为，等等，诸说纷纭，至今仍莫衷一是。本文就前人的研究概况略作回顾与评述。
关键词：《李卫公问对》 辨伪 “阮逸伪托说”
中图分类号：E892 文献标识码：A
《李卫公问对》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兵书，在中国军事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部书在北宋元丰年间被朝廷列为《武经七书》之一，立于官学，成为武举试士、选拔将帅、教育训练军事人才的官方教科书。然而，《武经七书》问世之后不久，这部旧题唐李靖撰之《李卫公问对》却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怀疑。从援引书目上看，《新唐书·艺文志》只著录了李靖《六军镜》三卷，而未著录《问对》；《宋史·艺文志》记载李靖兵法，竟有七部之多，亦均未见《问对》之踪影；宋初编撰《太平御览》、《武经总要》都从《通典》中摘录了李靖的话，未见摘录有《问对》之语；宋神宗熙宁八年下诏给枢密院特别强调指出，“唐李靖兵法世无完书，杂见《通典》……”凡此种依据，都使《问对》之作者及成书年代陷入了一种扑朔迷离的状态。因此，这部书的真伪问题在其问世之后不久就被人提出来了，如“阮逸伪托说”、否定“阮逸伪托说”、“唐末宋初俚儒村学”所为，等等，诸说纷纭，多不相合。本文结合历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就前人的研究概况略作回顾与评述。
一 宋元学者的《问对》辨伪
首先把怀疑的目光投向《李卫公问对》的人就是北宋学者陈师道。他在《后山集》中记载：“世传《王氏元经》、《薛氏传》、《关子明易传》、《李卫公问对》，皆阮逸所著。逸以草示苏明允，而子瞻言之。”
这是见于历史记载的第一次对《问对》的著者问题提出疑义。陈师道认为，此书之真正作者乃宋人阮逸。他的理由是听苏轼所言：阮逸曾拿着写完的草稿给其父苏洵看。而后，陈师道的登堂弟子何 在他的《春渚纪闻》中又作了进一步的证实。他说：“先君为武学博士日，被旨校正武举孙吴等七书。先君言《六韬》非太公所作，内有考证处，先以禀司业朱服。服言此书行之已久，未易遽废也。又疑《李卫公问对》亦非是。后为徐州教授，与陈无己为交代。陈云：‘尝见东坡先生言，世传《王氏元经》、《薛氏传》、《关子明易传》、《李卫公问对》，皆阮逸著撰，逸尝以草示奉常公也。’”
何 说，他的父亲何去非在任武学博士校正“七书”时，就曾对《问对》的作者表示怀疑。后任徐州教授，将此事告知陈师道，陈师道又对其说了同样一番话：曾亲耳听到苏轼对他说，阮逸写完后拿着草稿给苏洵看。显然，关于“阮逸伪托之说”，这无疑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而此论一出，宋代许多有名的学者多为所感，几使《问对》的伪书问题成了定案。
南宋著名学者晁公武在对《问对》的论述上更加丰富与充实。他说：“《李卫公问对》三卷，唐李靖对太公宗问兵事。元丰中并《六韬》、《孙》、《吴》、《三略》、《尉缭子》、《司马兵法》类为一书，颁之武学，名曰‘七书’。史臣谓李靖兵法世无完书，略见于《通典》。今《问对》出于阮逸之家，或云逸因杜氏附益之。”这里所谓“史臣”，是指南宋初史学家李焘。他大概注意到宋神宗诏书中有“李靖兵法世无完书，略见于《通典》”之说，所以将阮逸伪托说进一步解释为“逸仿杜氏所载靖兵法为之”，即认为宋神宗时李靖兵法已无完整之书存世，其条目散见于《通典》，阮逸正是依据《通典》才附益编成《问对》。而后，陈振孙、王应麟、李焘、邵博也都基本上属于转述前人的评论，没有提出新的理由。
综观宋人的辨伪言论，“阮逸伪托说”已经占据主导地位。但大多数学者只是引述陈师道之言论，以及文辞鄙陋之类缺乏客观标准的理由来立论，而未能提出更多坚实的论据，这在总体辨伪水平上有所欠缺。
宋末元初的马端临是《问对》辨伪史上一个重要学者，他对“阮逸伪托说”明确提出质疑意见。马端临根据《四朝国史·兵志》中关于神宗熙宁年间对枢密院诏令内容的记载，对《问对》的成书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并初步认定《问对》乃王震等人所校正及分类解释的李靖军事著作，即熙宁年间所校定之本，而不是阮逸所假托。马端临提出这一论断，试图对宋代学者之主流观点作出重要修正。
二 明清学者的《问对》辨伪
明清时期参与《问对》辨伪的学者更多，对宋元人的观点有所发展。这一时期有些学者主要通过援引宋元旧说或略加评述，来发表自己的观点。如明代杨慎说：“《李卫公问对》阮逸伪作。”明代章潢说：“说者谓靖与太宗问对之书乃宋阮逸假托而作，考宋仁宗命王震校正武经已有其书，岂其然哉？”湘浦说：“《李靖兵法》世无完书，或谓其出于阮逸家，取杜氏《通典》附益之，故其文多鄙浅。然宋熙宁间立之官学，至武举亦列之‘七书’以试士。”这类说法没有多少新意，但对《问对》伪书说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明代最有新意的代表性论述是胡应麟“唐末宋初俚儒村学”伪托说。胡应麟断定，《问对》乃一部无足轻重的妄人伪造之书。胡应麟是明代最著名的辨伪学者，这一说法相对于“阮逸伪托说”、“马氏熙宁说”，将《问对》的成书时代提前到了唐末宋初，但又从根本上完全否定了《问对》一书的价值。此说对后世也有相当的影响，如清代姚际恒对《问对》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甚至认为“可废也”。他说：“今世传者当是神宗时所定本，因神宗有‘武人将佐不能通晓’之诏，故特多为鄙俚之辞。若阮逸所撰，当不尔。意或逸见此书，未慊其志，又别撰之。而世已行此书，彼书不行欤？然总之为伪书矣……可废也。”
胡应麟、姚际恒之说，全从“词旨浅陋”着眼，其实他们属于典型的明清文人，在军事实践和理论方面都没有多少建树，如此极端的评论，难称公允。当时伪书说基本已经一统天下，即便如此，对《问对》持褒赏态度的学者却有增无减，如明代郑瑗、清朱墉赞。《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谓：“其书分别奇正，指画攻守，变易主客，于兵家微意，时有所得。”虽然没像前述私人学者那样高度评价《问对》，但作为一部由一代精英学者通力合作编撰且影响巨大的官方书目，这一评价代表了当时学界对其兵论价值的充分肯定。
清代学者更多开始从《问对》具体内容的考辨来论证其书之伪。如俞正燮，他对《问对》的基本看法是：“其书可用，但不得谓卫公自著耳。”清代最重要的李靖兵书研究成果，是汪宗沂从《通典》中重新辑出《卫公兵法辑本》三卷。他在辑佚过程中，对《问对》一书也得出比前人更深刻的认识，提出了新的观点：“阮逸欲自伸其谈兵之议论，假卫公以侥名，初非因《通典》而有所附益也。”这是对自宋以来形成的所谓《问对》乃“逸因杜氏附益之”说法的一次正面反击，同时也是《问对》辨伪问题上的一大进步。
总之，元、明、清时期许多学者对《问对》辨伪问题的观点呈现出全新的面貌，当然，除少数持“阮逸伪托说”之外，无论是“马氏熙宁说”、胡氏“俚儒村学说”，还是褒扬其价值之说，仍未能形成学界之主流。但是值得肯定的是，其间有些学者从文章内容、风格等多种角度分析，并对《问对》辨伪论据作出了新的解释，这在辨伪的方法及论据提取的创新上确是一大进步，尤其是部分观点的提出，亦对后代学者辨伪问题的研究起到了一个很好的导向作用。
三 近现代学者的《问对》辨伪
近现代以来，疑古辨伪之风大盛，在《问对》辨伪方面同样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近人张心 《伪书通考》、现代学者黄云眉《古今伪书考补正》对古代学者的辨伪成就作了比较全面的总结，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便利。但这类辑录体的著作，以搜集材料取胜，在研究深度上有所欠缺。这些研究论文的具体论据较多，其优劣得失下文将有所辨析，这里归纳其主要观点如下：
第一种观点：“《问对》乃阮逸所作”之论断仍为部分学者所采用。蓝永蔚肯定了阮逸乃《问对》之真正作者，同时又从军事学的角度，高度评价了《问对》的军事学术价值。他认为：“《问对》通篇不仅没有抄袭《卫公兵法》，也没有抄袭任何军事著作，所有引文都一丝不苟地注明了出处。它以平实的语言和科学的态度鹤立于宋代兵书之群，不亚于当时任何一部名公的著作。”从这个意义上说，“《问对》不是阮逸伪撰的赝品”，并认为清人汪宗沂“阮逸欲自伸其谈兵之议论，假卫公以侥名，初非因《通典》而有所附益也”之论断不能成立。陈亚如依据《宋史·胡瑗传》、《宋史翼·阮逸传》考证了阮逸的生平经历，并据当时北宋王朝积弱而促进兵学发展的特点，推断“阮逸依托唐太宗与李靖《问对》很有可能”。他所运用的辨伪方法在于“核之撰者以观其托”，从被依托的人辨伪，显然，这种辨伪方法的进步性是值得肯定的。
第二种观点：有些学者则赞同熙宁官修说。于汝波对此作了详细的论证，认为“《李卫公问对》是由宋神宗下诏、官方组织人力集体‘提举修纂’散见的李靖兵法而成的一部反映唐太宗与李靖军事思想的兵书。此书大约在神宗熙宁后期问世，经王震、朱服等人修撰校正，于元丰三年正式颁行”。周兴涛说：“我们还可以断定《问对》非阮逸伪托，而是枢密院杂取各书校正而成……《问对》是在杂取各书的基础上由枢密院编成，而其‘分类解释’可能采用了阮氏的注，才有以为此书是阮逸伪托的说法。试想，如果枢密详定正本与《问对》是完全不同的两本，何必以阮逸之书充之?可见《问对》是枢密详定本……因为是集体奉旨修书，所以它不著撰人，而内容都是投神宗所好大谈奇正、虚实、阵法等。枢密院检详官当然算是‘有学识谋略者’，褒赞其有‘谋断’也不足为怪。”
第三种观点：唐太宗与李靖之间探讨军事问题的言论辑录。这种观点是由吴如嵩、王显臣二人提出并作论证的。他们认为，“《问对》成书的确切年代限于史料的缺乏很难作出判断。但我们认为这样一种看法似觉妥当，《问对》是唐李君臣讨论军事问题的言论辑录，时间当从贞观十八年（644）唐军第一次进攻高丽之前至贞观二十三年（649）李靖病逝之前。”而对于其作者的考证上，否定了“阮逸伪托说”、“浅陋猬俗说”，将其定为“《问对》从民间献出是完全可能的”。这种观点可以说是我们听到的不同于古人观点的另一种声音。在此说基础之上，军事学家黄朴民还对此作了补充论证。他充分肯定了他们对阮逸伪托之说的驳斥，认为“《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一书当是无名氏所作，其成书年代大致应在唐代晚期以至五代時期”。并具体分析道：“由于当时战乱频繁，有识之士有感于此，于是潜心于探讨军事学术问题，以期满足于战争实践的需要。”
纵观近现代学者的辨伪成果，不仅继承了宋代以来的辨伪传统，而且对这部古书进行了更充分的考辨工作，对于“《问对》一书非唐李靖亲自所为”之说已基本达成共识，对于《问对》中彰显的军事学术价值也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在辨伪的方法上、考据的整理上亦越来越重视从原文中寻求内证，注重从当时文辞、文风、称谓、地理位置变化等方面进行分析，试图将自己的结论建立在更加坚实的论据和更加严密的推理之上。上述各家论述不乏真知卓见，但仍各有偏差，很难视作定论。相比较而言，我们认为第三种观点即“唐李君臣讨论军事问题的言论辑录”说更有道理一些，但他们对伪书说的反驳却没有说到要害上。因此，我们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对关于《问对》真伪问题的主要错误进行纠正，并提出一些新的看法，希望能够切实推进这一问题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蓝永蔚：《〈李靖问对〉伪辨》，《安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1期。
[2] 陈亚如：《〈李卫公问对〉与〈李卫公兵法〉》，《历史文献研究》。1993年版。
[3] 唐松波：《中国传统文化精品文库》，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
[4] 于汝波：《关于〈李靖问对〉的成书时间及主要理论建树》，《军事历史研究》，1998年第3期。
[5] 周兴涛：《〈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四题》，《山东图书馆季刊》，2007年第4期。
关键词：《李卫公问对》 辨伪 “阮逸伪托说”
中图分类号：E892 文献标识码：A
《李卫公问对》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兵书，在中国军事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部书在北宋元丰年间被朝廷列为《武经七书》之一，立于官学，成为武举试士、选拔将帅、教育训练军事人才的官方教科书。然而，《武经七书》问世之后不久，这部旧题唐李靖撰之《李卫公问对》却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怀疑。从援引书目上看，《新唐书·艺文志》只著录了李靖《六军镜》三卷，而未著录《问对》；《宋史·艺文志》记载李靖兵法，竟有七部之多，亦均未见《问对》之踪影；宋初编撰《太平御览》、《武经总要》都从《通典》中摘录了李靖的话，未见摘录有《问对》之语；宋神宗熙宁八年下诏给枢密院特别强调指出，“唐李靖兵法世无完书，杂见《通典》……”凡此种依据，都使《问对》之作者及成书年代陷入了一种扑朔迷离的状态。因此，这部书的真伪问题在其问世之后不久就被人提出来了，如“阮逸伪托说”、否定“阮逸伪托说”、“唐末宋初俚儒村学”所为，等等，诸说纷纭，多不相合。本文结合历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就前人的研究概况略作回顾与评述。
一 宋元学者的《问对》辨伪
首先把怀疑的目光投向《李卫公问对》的人就是北宋学者陈师道。他在《后山集》中记载：“世传《王氏元经》、《薛氏传》、《关子明易传》、《李卫公问对》，皆阮逸所著。逸以草示苏明允，而子瞻言之。”
这是见于历史记载的第一次对《问对》的著者问题提出疑义。陈师道认为，此书之真正作者乃宋人阮逸。他的理由是听苏轼所言：阮逸曾拿着写完的草稿给其父苏洵看。而后，陈师道的登堂弟子何 在他的《春渚纪闻》中又作了进一步的证实。他说：“先君为武学博士日，被旨校正武举孙吴等七书。先君言《六韬》非太公所作，内有考证处，先以禀司业朱服。服言此书行之已久，未易遽废也。又疑《李卫公问对》亦非是。后为徐州教授，与陈无己为交代。陈云：‘尝见东坡先生言，世传《王氏元经》、《薛氏传》、《关子明易传》、《李卫公问对》，皆阮逸著撰，逸尝以草示奉常公也。’”
何 说，他的父亲何去非在任武学博士校正“七书”时，就曾对《问对》的作者表示怀疑。后任徐州教授，将此事告知陈师道，陈师道又对其说了同样一番话：曾亲耳听到苏轼对他说，阮逸写完后拿着草稿给苏洵看。显然，关于“阮逸伪托之说”，这无疑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而此论一出，宋代许多有名的学者多为所感，几使《问对》的伪书问题成了定案。
南宋著名学者晁公武在对《问对》的论述上更加丰富与充实。他说：“《李卫公问对》三卷，唐李靖对太公宗问兵事。元丰中并《六韬》、《孙》、《吴》、《三略》、《尉缭子》、《司马兵法》类为一书，颁之武学，名曰‘七书’。史臣谓李靖兵法世无完书，略见于《通典》。今《问对》出于阮逸之家，或云逸因杜氏附益之。”这里所谓“史臣”，是指南宋初史学家李焘。他大概注意到宋神宗诏书中有“李靖兵法世无完书，略见于《通典》”之说，所以将阮逸伪托说进一步解释为“逸仿杜氏所载靖兵法为之”，即认为宋神宗时李靖兵法已无完整之书存世，其条目散见于《通典》，阮逸正是依据《通典》才附益编成《问对》。而后，陈振孙、王应麟、李焘、邵博也都基本上属于转述前人的评论，没有提出新的理由。
综观宋人的辨伪言论，“阮逸伪托说”已经占据主导地位。但大多数学者只是引述陈师道之言论，以及文辞鄙陋之类缺乏客观标准的理由来立论，而未能提出更多坚实的论据，这在总体辨伪水平上有所欠缺。
宋末元初的马端临是《问对》辨伪史上一个重要学者，他对“阮逸伪托说”明确提出质疑意见。马端临根据《四朝国史·兵志》中关于神宗熙宁年间对枢密院诏令内容的记载，对《问对》的成书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并初步认定《问对》乃王震等人所校正及分类解释的李靖军事著作，即熙宁年间所校定之本，而不是阮逸所假托。马端临提出这一论断，试图对宋代学者之主流观点作出重要修正。
二 明清学者的《问对》辨伪
明清时期参与《问对》辨伪的学者更多，对宋元人的观点有所发展。这一时期有些学者主要通过援引宋元旧说或略加评述，来发表自己的观点。如明代杨慎说：“《李卫公问对》阮逸伪作。”明代章潢说：“说者谓靖与太宗问对之书乃宋阮逸假托而作，考宋仁宗命王震校正武经已有其书，岂其然哉？”湘浦说：“《李靖兵法》世无完书，或谓其出于阮逸家，取杜氏《通典》附益之，故其文多鄙浅。然宋熙宁间立之官学，至武举亦列之‘七书’以试士。”这类说法没有多少新意，但对《问对》伪书说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明代最有新意的代表性论述是胡应麟“唐末宋初俚儒村学”伪托说。胡应麟断定，《问对》乃一部无足轻重的妄人伪造之书。胡应麟是明代最著名的辨伪学者，这一说法相对于“阮逸伪托说”、“马氏熙宁说”，将《问对》的成书时代提前到了唐末宋初，但又从根本上完全否定了《问对》一书的价值。此说对后世也有相当的影响，如清代姚际恒对《问对》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甚至认为“可废也”。他说：“今世传者当是神宗时所定本，因神宗有‘武人将佐不能通晓’之诏，故特多为鄙俚之辞。若阮逸所撰，当不尔。意或逸见此书，未慊其志，又别撰之。而世已行此书，彼书不行欤？然总之为伪书矣……可废也。”
胡应麟、姚际恒之说，全从“词旨浅陋”着眼，其实他们属于典型的明清文人，在军事实践和理论方面都没有多少建树，如此极端的评论，难称公允。当时伪书说基本已经一统天下，即便如此，对《问对》持褒赏态度的学者却有增无减，如明代郑瑗、清朱墉赞。《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谓：“其书分别奇正，指画攻守，变易主客，于兵家微意，时有所得。”虽然没像前述私人学者那样高度评价《问对》，但作为一部由一代精英学者通力合作编撰且影响巨大的官方书目，这一评价代表了当时学界对其兵论价值的充分肯定。
清代学者更多开始从《问对》具体内容的考辨来论证其书之伪。如俞正燮，他对《问对》的基本看法是：“其书可用，但不得谓卫公自著耳。”清代最重要的李靖兵书研究成果，是汪宗沂从《通典》中重新辑出《卫公兵法辑本》三卷。他在辑佚过程中，对《问对》一书也得出比前人更深刻的认识，提出了新的观点：“阮逸欲自伸其谈兵之议论，假卫公以侥名，初非因《通典》而有所附益也。”这是对自宋以来形成的所谓《问对》乃“逸因杜氏附益之”说法的一次正面反击，同时也是《问对》辨伪问题上的一大进步。
总之，元、明、清时期许多学者对《问对》辨伪问题的观点呈现出全新的面貌，当然，除少数持“阮逸伪托说”之外，无论是“马氏熙宁说”、胡氏“俚儒村学说”，还是褒扬其价值之说，仍未能形成学界之主流。但是值得肯定的是，其间有些学者从文章内容、风格等多种角度分析，并对《问对》辨伪论据作出了新的解释，这在辨伪的方法及论据提取的创新上确是一大进步，尤其是部分观点的提出，亦对后代学者辨伪问题的研究起到了一个很好的导向作用。
三 近现代学者的《问对》辨伪
近现代以来，疑古辨伪之风大盛，在《问对》辨伪方面同样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近人张心 《伪书通考》、现代学者黄云眉《古今伪书考补正》对古代学者的辨伪成就作了比较全面的总结，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便利。但这类辑录体的著作，以搜集材料取胜，在研究深度上有所欠缺。这些研究论文的具体论据较多，其优劣得失下文将有所辨析，这里归纳其主要观点如下：
第一种观点：“《问对》乃阮逸所作”之论断仍为部分学者所采用。蓝永蔚肯定了阮逸乃《问对》之真正作者，同时又从军事学的角度，高度评价了《问对》的军事学术价值。他认为：“《问对》通篇不仅没有抄袭《卫公兵法》，也没有抄袭任何军事著作，所有引文都一丝不苟地注明了出处。它以平实的语言和科学的态度鹤立于宋代兵书之群，不亚于当时任何一部名公的著作。”从这个意义上说，“《问对》不是阮逸伪撰的赝品”，并认为清人汪宗沂“阮逸欲自伸其谈兵之议论，假卫公以侥名，初非因《通典》而有所附益也”之论断不能成立。陈亚如依据《宋史·胡瑗传》、《宋史翼·阮逸传》考证了阮逸的生平经历，并据当时北宋王朝积弱而促进兵学发展的特点，推断“阮逸依托唐太宗与李靖《问对》很有可能”。他所运用的辨伪方法在于“核之撰者以观其托”，从被依托的人辨伪，显然，这种辨伪方法的进步性是值得肯定的。
第二种观点：有些学者则赞同熙宁官修说。于汝波对此作了详细的论证，认为“《李卫公问对》是由宋神宗下诏、官方组织人力集体‘提举修纂’散见的李靖兵法而成的一部反映唐太宗与李靖军事思想的兵书。此书大约在神宗熙宁后期问世，经王震、朱服等人修撰校正，于元丰三年正式颁行”。周兴涛说：“我们还可以断定《问对》非阮逸伪托，而是枢密院杂取各书校正而成……《问对》是在杂取各书的基础上由枢密院编成，而其‘分类解释’可能采用了阮氏的注，才有以为此书是阮逸伪托的说法。试想，如果枢密详定正本与《问对》是完全不同的两本，何必以阮逸之书充之?可见《问对》是枢密详定本……因为是集体奉旨修书，所以它不著撰人，而内容都是投神宗所好大谈奇正、虚实、阵法等。枢密院检详官当然算是‘有学识谋略者’，褒赞其有‘谋断’也不足为怪。”
第三种观点：唐太宗与李靖之间探讨军事问题的言论辑录。这种观点是由吴如嵩、王显臣二人提出并作论证的。他们认为，“《问对》成书的确切年代限于史料的缺乏很难作出判断。但我们认为这样一种看法似觉妥当，《问对》是唐李君臣讨论军事问题的言论辑录，时间当从贞观十八年（644）唐军第一次进攻高丽之前至贞观二十三年（649）李靖病逝之前。”而对于其作者的考证上，否定了“阮逸伪托说”、“浅陋猬俗说”，将其定为“《问对》从民间献出是完全可能的”。这种观点可以说是我们听到的不同于古人观点的另一种声音。在此说基础之上，军事学家黄朴民还对此作了补充论证。他充分肯定了他们对阮逸伪托之说的驳斥，认为“《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一书当是无名氏所作，其成书年代大致应在唐代晚期以至五代時期”。并具体分析道：“由于当时战乱频繁，有识之士有感于此，于是潜心于探讨军事学术问题，以期满足于战争实践的需要。”
纵观近现代学者的辨伪成果，不仅继承了宋代以来的辨伪传统，而且对这部古书进行了更充分的考辨工作，对于“《问对》一书非唐李靖亲自所为”之说已基本达成共识，对于《问对》中彰显的军事学术价值也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在辨伪的方法上、考据的整理上亦越来越重视从原文中寻求内证，注重从当时文辞、文风、称谓、地理位置变化等方面进行分析，试图将自己的结论建立在更加坚实的论据和更加严密的推理之上。上述各家论述不乏真知卓见，但仍各有偏差，很难视作定论。相比较而言，我们认为第三种观点即“唐李君臣讨论军事问题的言论辑录”说更有道理一些，但他们对伪书说的反驳却没有说到要害上。因此，我们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对关于《问对》真伪问题的主要错误进行纠正，并提出一些新的看法，希望能够切实推进这一问题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蓝永蔚：《〈李靖问对〉伪辨》，《安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1期。
[2] 陈亚如：《〈李卫公问对〉与〈李卫公兵法〉》，《历史文献研究》。1993年版。
[3] 唐松波：《中国传统文化精品文库》，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
[4] 于汝波：《关于〈李靖问对〉的成书时间及主要理论建树》，《军事历史研究》，1998年第3期。
[5] 周兴涛：《〈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四题》，《山东图书馆季刊》，200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