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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态安全是政治进程的无上命令 ”这一重要命题，作为政治学视阈下的生态问题研究的新概括、新论断，在实践上表征着全球生态危机以及由此带来的人类生存危机的日益严峻和发展瓶颈的日益凸显，生态安全跃升为当代世界政治的焦点问题，在理论上对于开启政治学视阈下的生态问题研究新境界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关键词：生态安全；生态政治；全球生态利益；政治进程
中图分类号：D0-0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1）11-0037-03
俄罗斯学者A·И·科斯京提出的“生态安全是政治进程的无上命令 ” [1]这一重要命题，在理论上对于开启政治学视阈下的生态问题研究新境界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尽管不同国家因基本制度框架的差异表现在政治——经济关系上的不同引致政治——生态关系的不同样态乃至不同特质，但撇开这一差异，以唯物史观关于政治——经济关系的基本观点解读这一重要命题，对生态政治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还是具有重要价值的。
一、生态安全问题的政治转向
生态环境问题提上政治的议事日程，是环境危机日趋严重、生态灾难猛于虎的危局促使人类反思和化解矛盾的必然结果，也是全球性的政治民主化和决策科学化兴起和推动下的必然产物。“生态灾难的预防措施往往成为政治的生态化，保障地区和全球的生态安全成了世界政治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1]
历史地看，生态环境问题古已有之，但在相当长时期内是游离于政治事务之外的。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生态危机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由大自然内在的不可预知的活跃性而引起的哪怕是最低程度的毁灭性生态灾难时有发生，而新的日益增长的文明毁灭是由人类自身的活跃性引起的。”[1]如生命源泉的枯竭——水污染，生命要素的损害——大气污染，人类母亲的呼救——土壤污染，生命空间的损失——垃圾污染，健康大敌的侵犯——食品污染，人类益友在减少——生物资源衰退，地球环境在变暖——温室效应，地球保护伞在变薄——臭氧层破坏，大气降水在变酸——酸雨，不毛之地在扩展——土地沙漠化，毁林的恶果在频发——洪旱灾害，慢性中毒在持续——农药污染，等等。地球家园已是病症累累，危机四伏。地球家园的危机，就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危机，“不是我们处在环境危机之中，我们自己就是环境危机。”[5]
直面日趋严重的环境危机和频发的生态灾难，环境保护运动风生水起。而生态环境作为政治问题走上历史舞台是在蕾切尔·卡逊出版了著名的《寂静的春天》一书的1962年。[3]卡逊在书中揭露了美国企业为追求利润而滥用农药的事实，特别描述了杀虫剂等农药污染带来的严重危害，指出伴随科技和工业发展而来的是一个被毒化了的环境，且它对人类的危害是全面的、长期的和严重的。该书从环境污染角度为人类敲响了警钟，轰动了美国和世界，促使美国国会讨论这本书，并成立了咨询委员会专门调查书中的结论，最后证实蕾切尔·卡逊关于农药危害性的结论是正确的。由此，美国政府设立了环境保护局，颁布了一系列环境保护法。国际环境保护行动的浪潮也由此兴起，如1970年4月爆发的全美两千多万人参加的群众性生态环保运动，1971年国际性民间环保组织“绿色和平组织”的成立，1972年6月5日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等。与此同时，罗马俱乐部公布了其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更是引起了整个世界的震动。地球资源是有限的、环境容量是有限的、生态平衡是有度的，以有限、有度去实现人类无限、无度的奢望，确是一个悖论，人类必须富有远见卓识，摈弃自我毁灭的经济增长模式。可以说，学者的学术自觉和责任担当，终于引发了公众的集体觉醒和自觉参与，并借助于政治民主化和决策科学化的推动，促使一系列相关法规相继颁布：
20世纪80年代初，生态政治运动以“绿色”政党的成立为标志，西方国家环境保护运动发展为独树一帜的“绿党”在政治上的崛起。“绿色政党和团体巩固其在社会政治结构中的地位，在其纲领中着重提出了生态要求，填充了传统政党无力解决生态问题的空白。”[1]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非政府组织发起的生态环保运动在西方国家此起彼伏，推动了公民环境意识的成长和成熟，扩展了环境危机的解决途径，也促使所有政党都不得不关注生态环境问题，将保护大自然、保护周围环境的问题纳入其政治纲领中。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把环境问题与发展问题联系起来统一考虑，强调环境与发展的辩证关系，指出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重要意义。“地球在我们手中”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促成了各国政府的转型，以至生态型政府成为政治的常态。
步入21世纪，全球化进程中的能源危机、生态危机与金融危机相互交织和叠加，再次凸显了人类生存的困境和发展的悖论，其中全球气候变化被视为是人类有史以来面临的最大挑战，高居国际议题之首。基于此，围绕气候变化的一次次马拉松式的政治博弈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这些议题一再警告人类：全球气候变化是科学事实，而非臆想武断；是迫在眉睫，而非遥遥无期，只有以时不我待的合作与包容的非零和博弈才能拯救深处困境的人类。
1972年6月，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发表的《人类环境宣言》中明确指出：环境问题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经济问题，不能只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解决污染，还要用一种更完善的方法，在发展过程中解决环境问题。生态环境问题提上政治的议事日程，正是化解此道的历史合力作用使然。
二、生态安全问题解决的政治资源
对生态环境问题而言，政治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又有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资源，或者说政治既是导致生态危机的体制性与历史性根源，也是解决生态危机的具有战略层次的根本性与长远性方案。
导致生态失衡、环境恶化的机理是极其复杂的，但大量的无可辩驳的证据表明，人类活动是诱发生态失衡、环境恶化的主要因素。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是建立在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基础上的，社会经济活动中生产力的发展与对周围生态环境的“损耗”之间的矛盾日益显现和突出。伴随交往实践的全球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扩张和生活方式被全球效仿，使得全人类的生存发展处在“文明的火山上”。 [4] 历史地看，资本主义崛起以来人类政治的失范是造成生态环境问题的罪魁祸首。[5]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是资产阶级的金钱政治和权力政治，“优势……给了那些阻止修改法律的人。”[6] “资本主义社会本末倒置地看重那些能炫耀主人地位的物品，而相对轻视生活必需品，因而漠视人类基本需求。”[5]这种“浮士德式的交易” ①致使生态失衡、环境恶化成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心腹之患和全球公害。同时，一些后发国家政府政策失误造成的后果也很严重。如我国政府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围湖造田”运动，也导致了自然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
检讨政治对生态环境的体制性缺陷和政策性失误，是为了回归政治的本真。 “与其他人类活动相比，政治行为和政治活动具有根本性、公共性、全局性和权威性四个显著特征。”[7]这为解决“世界问题复合体”的生态环境问题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资源。
第一，政治活动的根本性有助于规范和破解生态环境问题上的利益之争。生态失衡、环境恶化是人与自然之间矛盾冲突的体现，但就实质而言，是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矛盾，特别是经济利益矛盾的体现，生态环境问题实质上是利益矛盾问题。政治活动的根本性在于通过制度设计调整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而统一、完备、科学的法律体系和制度是调整社会利益最公正的标尺，如法学家庞德说：法律并不能创造利益，而是更关注社会公正、公平。为了破解生态环境問题上的利益矛盾，“人类的法律必须重新制定，以使人类的活动与自然界的永恒的普遍规律相协调。”[8]
第二，政治活动的公共性有助于唤起公众保护生态环境的共同心愿和一致行动。生态环境是公共资源，具有消费竞争性但不具有排他性，由于没有明晰的产权界定，极易导致“公地悲剧”和“外部不经济”。政治活动的公共性所关涉的是社会的公共利益，环保是全民性的公共事务，关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以保护公共环境权益为指向的环保运动必然会成为公众高度关注和积极参与的政治运动。随着公众环保意识的觉醒，整个社会会形成保护生态环境的集体意识和共同行动。
第三，政治活动的全局性有助于协调和整合在生态环境问题上的各自为战。生态环境问题具有区域性，但更有全局性乃至全球性，如气候变化、核辐射、酸雨等都具有无国界特质。目前全球生态环境问题之所以形成局部好转、总体恶化的态势，原因之一是缺乏全球性的有效的战略行动。20世纪80年代末，反思工业化以来人类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作为一种新的发展理念，“可持续发展”成为实现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人口协调发展的全球战略共识。但发达国家的生态环境问题是过度消费所致，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问题是经济快速增长所致，贫穷国家则是极端贫困所致。发达国家拥有环保的核心技术，但其不仅没有将这些技术无偿转让给发展中国家和贫穷国家，反而以推行生态侵略和污染转移的方式，将高污染、高耗能、高排放的行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将工业垃圾和生活垃圾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和贫穷国家倾倒。“有毒垃圾装船驶离工业国港口，为寻找一个填埋地点而周游世界，最后极可能落户在某个急等现钱的第三世界国家。”[5]类似事件的屡屡发生，表明可持续发展理念需要基于全球生态利益之上的共同行动，需要凭藉政治活动的全局性来消解在生态环境问题上褊狭的自私自利性，需要人类利益共同体超越各民族国家利益之上的远见和胸襟，从而使生态环境问题通过协商谈判在小至一个流域大至全球各成员国之间达成保护生态环境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并确保其效力所涉及的范围达致全球，践行胸怀全球、行于当地的环保理念，确保全球生态利益的保值和增值。
第四,政治活动的权威性有助于遏制生态环境问题上的顽症。市场经济的自发性、盲目性特点会引发恶性竞争、短期行为和道德缺失，导致掠夺性开采资源、恶性排污等“外部不经济”行为，对此，需要政治权威性的干预和规范性的治理。权威性即是合法的强制性，合法的强制性可以有效遏制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如我国政府把生态环境问题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规划和战略行动中，对落后产能企业实行了关、停、转措施，限制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项目上马。再如当新闻媒体将污染企业的斑斑劣迹置于公众的视阈之内时，政治活动的权威性往往成为遏制污染、保护环境的杀手锏。
将生态环境治理问题置于政治架构中进行考量，这是时代对政治提出的重大挑战，更是政治对日趋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的积极回应。总之，“生态运动的政治资源在于能够通过立法和执法权力机构来采取决议（借助组织施加压力，收买等）；生态运动来自其他团体和运动的政治支援；形成社会性的生态观点；保持各地人民高度的政治积极性，同时运用各种策略使其政敌保持中立乃至投向己方，最后是将人们的需求纳入政治文件中的政治‘诺浩’的潜力。”[1]
三、生态安全已成为政治进程的无上命令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指出，人一般都喜欢一个安全的、有秩序、可以预测的环境。这种“安全需要”如果得不到满足，就会焦虑不安，仿佛大难临头似的。生态失衡、环境恶化所导致的灾难及潜在的风险，致使人类产生一种威胁感和恐惧感。对生态风险的关注和对化解生态危机的期待，引发了全人类对安全的考虑。“生态安全”（或者环境安全）作为一个重要概念应运而生，它是指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需的生态环境处于不受或少受破坏与威胁的状态。步入新世纪，全球生态失衡威胁显而易见且迫在眉睫（如气候变化），成为世界各国人民高度关注的焦点，这促使生态与政治的关联度日趋紧密（如吉登斯提出“气候变化的政治”），表明生态安全不仅已内化为人类政治事务中必须优先考虑的议题，而且跃升为政治进程的无上命令。
生态安全是现今至将来人类政治事务中必须优先考虑的议题。 “安全的保障不再局限于军队、坦克、炸弹和导弹之类这些传统的军事力量，而是愈来愈多地包括作为我们物质生活基础的环境资源。这些资源包括土壤、水源、森林、气候，以及构成一个国家的环境基础的所有主要成分。假如这些基础退化，国家的经济基础最终将衰退，它的社会组织会蜕变，其政治结构也将变得不稳定。这样的结果往往导致冲突，或是一个国家内部发生骚乱和造反，或是引起与别国关系的紧张和敌对。”[9]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正在威胁着世界各国人民的最终安全，[9]生态安全的缺失正在成为世界人民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最大障碍，生态安全已成为世界安全图景中必须优先考虑的安全范式。
生态安全是超越所有政治之上的特殊政治。以巴瑞·布赞为代表的哥本哈根学派提出,“安全是超越一切政治规则和政治结构的一种途径,实际上就是一种所有政治之上的特殊政治。” [10]因为生态安全的缺失可能导致人类的万劫不复，如“地球日”发起人盖洛德·纳尔逊尖锐指出：来自自然的威胁（生态危机）是比战争更为危险的挑战，从德国和日本我们知道一个国家可以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起来，但没有一个国家能从被毁坏的自然环境中迅速崛起。[11]美国学者弗·卡特等人在《表土与人类文明》中指出：尽管诸如战争、政治、经济等因素也可以对人类的生存构成重大影响，延迟人类发展进程，但一般不至于毁灭人类，唯有生态环境问题，它有可能在悄无声息中摧毁人类。[12]这绝非危言耸听！
人类既往的历史告诉我们，玛雅文明、楼兰文明、复活节岛文明的衰落湮灭最终皆是生态灾难导致的。大自然历经几十亿年的漫长演化才形成了适宜人类生存的星球，而人类却为了自己的嗜好、自己的欲望无休止地掠夺自然资源 ，破坏自然环境。马克思曾告诫人类：“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13] “人类的未来与生存环境相关，并完全取决于现有人类对生态问题的态度。”“生存的无上命令，其中还包括生态的无上命令指出了会导致文明覆灭的危险界限，在这种情况下政治斗争在更加广阔的抉择中具有了新的尺度。”[1]
与人类历史上其他时期不同，当今无论全球还是具体国度，政治生态之间关系都呈现新的特质。生态安全问题之所以跃升为政治的无上命令，成为政治的首要职责，从事实层面，在于生态安全问题时间上的紧迫性、空间上的广泛性、影响上的严重性的日益突显，而这一命题的真正意义和价值就在于人们对人性才是政治的本然属性的理性思考。“人之伟大在于政治，人之幸福在于政治。”[14]自人类社会诞生以来，政治就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正反两方面的例证俯拾皆是。这既是生态安全问题必须进入政治领域、政治必须在生态安全问题的解决中有所作为理性沉思的依据，也是人们对政治发展长期背离人性、远离人性甚至反人性的沉痛反思。“为了协调人类和自然生态系统的关系,人类社会必须进行深刻的变革,变革起因在于生态,但变革本身在于社会和经济,而完成变革的过程则在于政治。”[15]
“生态安全是政治进程的无上命令”，显然还带有理想主义色彩，还是一个应然命题而非实然命题。但任何人都不可否认，俄罗斯学者A·И·科斯京运用生态政治学与全球学的理论工具，把生态安全与政治进程挂起钩来，对世界政治进程走向作出了科学的预见与判断。虽然因不同国家利益上的根本冲突以及目前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决定了这一命题在全球范围内成为共识乃至共同行动还需假以时日，思考这一命题也必须充分考量不同国家的不同国情和不同语境，但是，为了实现人类的持续发展和安康幸福，人们有理由赋予政治更高的期待，人类也有智慧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各个系统进行更深刻的变革和更广泛有效的合作。
注 释：
①摘自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为《寂静的春天》作的前言。
“浮士德式的交易”出自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德国著名
作家歌德的作品《浮士德》，其含义是出卖关键性的东西，
以获取短期利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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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出版社，2008: 1.
[2][美]洛恩·尼尔·埃文登. 自然的异类：人类与环境[M].多
伦多大学出版社，1985:134.
[3]谢春.寂静的春天的导读[M].长沙: 湖南科技出版社
2007:4
[4][德]乌尔里希·贝克. 风险社会[M].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4：13.
[5][美]丹尼尔·A·科尔曼. 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203.
[6]阿尔·戈尔.寂静的春天(前言)[M].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15-16.
[7]俞可平. 政治与政治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2.
[8]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 我们共同的未来[M].吉林：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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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美] 诺曼·迈尔斯. 最终的安全:政治稳定的环境基础
[M].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19-20.
[10][英]巴瑞·布赞,奥利·维夫,迪·怀尔德. 新安全论[M]. 杭
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32.
[11]李咏梅.生态危机的解困之路：从生态政治化到政治生
态化[J].青海社会科学， 2011，(2).
[12]汪玉盛.马克思公正思想维度下的全球公正问题解析[J].
社会主义研究，2010，(5).
[13]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
京：人民出版社，1972:251.
[14]林尚立. 政治与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纪念复旦大学校庆100周年论文集[C]．上海：复旦大学出
版社，2005：前言．
[15]陳敏豪. 生态文化与文明前景[C].武汉:武汉大学出版
社，1995:15.[责任编缉：孙 巍]
关键词：生态安全；生态政治；全球生态利益；政治进程
中图分类号：D0-0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1）11-0037-03
俄罗斯学者A·И·科斯京提出的“生态安全是政治进程的无上命令 ” [1]这一重要命题，在理论上对于开启政治学视阈下的生态问题研究新境界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尽管不同国家因基本制度框架的差异表现在政治——经济关系上的不同引致政治——生态关系的不同样态乃至不同特质，但撇开这一差异，以唯物史观关于政治——经济关系的基本观点解读这一重要命题，对生态政治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还是具有重要价值的。
一、生态安全问题的政治转向
生态环境问题提上政治的议事日程，是环境危机日趋严重、生态灾难猛于虎的危局促使人类反思和化解矛盾的必然结果，也是全球性的政治民主化和决策科学化兴起和推动下的必然产物。“生态灾难的预防措施往往成为政治的生态化，保障地区和全球的生态安全成了世界政治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1]
历史地看，生态环境问题古已有之，但在相当长时期内是游离于政治事务之外的。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生态危机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由大自然内在的不可预知的活跃性而引起的哪怕是最低程度的毁灭性生态灾难时有发生，而新的日益增长的文明毁灭是由人类自身的活跃性引起的。”[1]如生命源泉的枯竭——水污染，生命要素的损害——大气污染，人类母亲的呼救——土壤污染，生命空间的损失——垃圾污染，健康大敌的侵犯——食品污染，人类益友在减少——生物资源衰退，地球环境在变暖——温室效应，地球保护伞在变薄——臭氧层破坏，大气降水在变酸——酸雨，不毛之地在扩展——土地沙漠化，毁林的恶果在频发——洪旱灾害，慢性中毒在持续——农药污染，等等。地球家园已是病症累累，危机四伏。地球家园的危机，就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危机，“不是我们处在环境危机之中，我们自己就是环境危机。”[5]
直面日趋严重的环境危机和频发的生态灾难，环境保护运动风生水起。而生态环境作为政治问题走上历史舞台是在蕾切尔·卡逊出版了著名的《寂静的春天》一书的1962年。[3]卡逊在书中揭露了美国企业为追求利润而滥用农药的事实，特别描述了杀虫剂等农药污染带来的严重危害，指出伴随科技和工业发展而来的是一个被毒化了的环境，且它对人类的危害是全面的、长期的和严重的。该书从环境污染角度为人类敲响了警钟，轰动了美国和世界，促使美国国会讨论这本书，并成立了咨询委员会专门调查书中的结论，最后证实蕾切尔·卡逊关于农药危害性的结论是正确的。由此，美国政府设立了环境保护局，颁布了一系列环境保护法。国际环境保护行动的浪潮也由此兴起，如1970年4月爆发的全美两千多万人参加的群众性生态环保运动，1971年国际性民间环保组织“绿色和平组织”的成立，1972年6月5日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等。与此同时，罗马俱乐部公布了其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更是引起了整个世界的震动。地球资源是有限的、环境容量是有限的、生态平衡是有度的，以有限、有度去实现人类无限、无度的奢望，确是一个悖论，人类必须富有远见卓识，摈弃自我毁灭的经济增长模式。可以说，学者的学术自觉和责任担当，终于引发了公众的集体觉醒和自觉参与，并借助于政治民主化和决策科学化的推动，促使一系列相关法规相继颁布：
20世纪80年代初，生态政治运动以“绿色”政党的成立为标志，西方国家环境保护运动发展为独树一帜的“绿党”在政治上的崛起。“绿色政党和团体巩固其在社会政治结构中的地位，在其纲领中着重提出了生态要求，填充了传统政党无力解决生态问题的空白。”[1]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非政府组织发起的生态环保运动在西方国家此起彼伏，推动了公民环境意识的成长和成熟，扩展了环境危机的解决途径，也促使所有政党都不得不关注生态环境问题，将保护大自然、保护周围环境的问题纳入其政治纲领中。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把环境问题与发展问题联系起来统一考虑，强调环境与发展的辩证关系，指出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重要意义。“地球在我们手中”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促成了各国政府的转型，以至生态型政府成为政治的常态。
步入21世纪，全球化进程中的能源危机、生态危机与金融危机相互交织和叠加，再次凸显了人类生存的困境和发展的悖论，其中全球气候变化被视为是人类有史以来面临的最大挑战，高居国际议题之首。基于此，围绕气候变化的一次次马拉松式的政治博弈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这些议题一再警告人类：全球气候变化是科学事实，而非臆想武断；是迫在眉睫，而非遥遥无期，只有以时不我待的合作与包容的非零和博弈才能拯救深处困境的人类。
1972年6月，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发表的《人类环境宣言》中明确指出：环境问题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经济问题，不能只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解决污染，还要用一种更完善的方法，在发展过程中解决环境问题。生态环境问题提上政治的议事日程，正是化解此道的历史合力作用使然。
二、生态安全问题解决的政治资源
对生态环境问题而言，政治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又有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资源，或者说政治既是导致生态危机的体制性与历史性根源，也是解决生态危机的具有战略层次的根本性与长远性方案。
导致生态失衡、环境恶化的机理是极其复杂的，但大量的无可辩驳的证据表明，人类活动是诱发生态失衡、环境恶化的主要因素。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是建立在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基础上的，社会经济活动中生产力的发展与对周围生态环境的“损耗”之间的矛盾日益显现和突出。伴随交往实践的全球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扩张和生活方式被全球效仿，使得全人类的生存发展处在“文明的火山上”。 [4] 历史地看，资本主义崛起以来人类政治的失范是造成生态环境问题的罪魁祸首。[5]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是资产阶级的金钱政治和权力政治，“优势……给了那些阻止修改法律的人。”[6] “资本主义社会本末倒置地看重那些能炫耀主人地位的物品，而相对轻视生活必需品，因而漠视人类基本需求。”[5]这种“浮士德式的交易” ①致使生态失衡、环境恶化成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心腹之患和全球公害。同时，一些后发国家政府政策失误造成的后果也很严重。如我国政府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围湖造田”运动，也导致了自然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
检讨政治对生态环境的体制性缺陷和政策性失误，是为了回归政治的本真。 “与其他人类活动相比，政治行为和政治活动具有根本性、公共性、全局性和权威性四个显著特征。”[7]这为解决“世界问题复合体”的生态环境问题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资源。
第一，政治活动的根本性有助于规范和破解生态环境问题上的利益之争。生态失衡、环境恶化是人与自然之间矛盾冲突的体现，但就实质而言，是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矛盾，特别是经济利益矛盾的体现，生态环境问题实质上是利益矛盾问题。政治活动的根本性在于通过制度设计调整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而统一、完备、科学的法律体系和制度是调整社会利益最公正的标尺，如法学家庞德说：法律并不能创造利益，而是更关注社会公正、公平。为了破解生态环境問题上的利益矛盾，“人类的法律必须重新制定，以使人类的活动与自然界的永恒的普遍规律相协调。”[8]
第二，政治活动的公共性有助于唤起公众保护生态环境的共同心愿和一致行动。生态环境是公共资源，具有消费竞争性但不具有排他性，由于没有明晰的产权界定，极易导致“公地悲剧”和“外部不经济”。政治活动的公共性所关涉的是社会的公共利益，环保是全民性的公共事务，关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以保护公共环境权益为指向的环保运动必然会成为公众高度关注和积极参与的政治运动。随着公众环保意识的觉醒，整个社会会形成保护生态环境的集体意识和共同行动。
第三，政治活动的全局性有助于协调和整合在生态环境问题上的各自为战。生态环境问题具有区域性，但更有全局性乃至全球性，如气候变化、核辐射、酸雨等都具有无国界特质。目前全球生态环境问题之所以形成局部好转、总体恶化的态势，原因之一是缺乏全球性的有效的战略行动。20世纪80年代末，反思工业化以来人类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作为一种新的发展理念，“可持续发展”成为实现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人口协调发展的全球战略共识。但发达国家的生态环境问题是过度消费所致，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问题是经济快速增长所致，贫穷国家则是极端贫困所致。发达国家拥有环保的核心技术，但其不仅没有将这些技术无偿转让给发展中国家和贫穷国家，反而以推行生态侵略和污染转移的方式，将高污染、高耗能、高排放的行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将工业垃圾和生活垃圾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和贫穷国家倾倒。“有毒垃圾装船驶离工业国港口，为寻找一个填埋地点而周游世界，最后极可能落户在某个急等现钱的第三世界国家。”[5]类似事件的屡屡发生，表明可持续发展理念需要基于全球生态利益之上的共同行动，需要凭藉政治活动的全局性来消解在生态环境问题上褊狭的自私自利性，需要人类利益共同体超越各民族国家利益之上的远见和胸襟，从而使生态环境问题通过协商谈判在小至一个流域大至全球各成员国之间达成保护生态环境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并确保其效力所涉及的范围达致全球，践行胸怀全球、行于当地的环保理念，确保全球生态利益的保值和增值。
第四,政治活动的权威性有助于遏制生态环境问题上的顽症。市场经济的自发性、盲目性特点会引发恶性竞争、短期行为和道德缺失，导致掠夺性开采资源、恶性排污等“外部不经济”行为，对此，需要政治权威性的干预和规范性的治理。权威性即是合法的强制性，合法的强制性可以有效遏制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如我国政府把生态环境问题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规划和战略行动中，对落后产能企业实行了关、停、转措施，限制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项目上马。再如当新闻媒体将污染企业的斑斑劣迹置于公众的视阈之内时，政治活动的权威性往往成为遏制污染、保护环境的杀手锏。
将生态环境治理问题置于政治架构中进行考量，这是时代对政治提出的重大挑战，更是政治对日趋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的积极回应。总之，“生态运动的政治资源在于能够通过立法和执法权力机构来采取决议（借助组织施加压力，收买等）；生态运动来自其他团体和运动的政治支援；形成社会性的生态观点；保持各地人民高度的政治积极性，同时运用各种策略使其政敌保持中立乃至投向己方，最后是将人们的需求纳入政治文件中的政治‘诺浩’的潜力。”[1]
三、生态安全已成为政治进程的无上命令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指出，人一般都喜欢一个安全的、有秩序、可以预测的环境。这种“安全需要”如果得不到满足，就会焦虑不安，仿佛大难临头似的。生态失衡、环境恶化所导致的灾难及潜在的风险，致使人类产生一种威胁感和恐惧感。对生态风险的关注和对化解生态危机的期待，引发了全人类对安全的考虑。“生态安全”（或者环境安全）作为一个重要概念应运而生，它是指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需的生态环境处于不受或少受破坏与威胁的状态。步入新世纪，全球生态失衡威胁显而易见且迫在眉睫（如气候变化），成为世界各国人民高度关注的焦点，这促使生态与政治的关联度日趋紧密（如吉登斯提出“气候变化的政治”），表明生态安全不仅已内化为人类政治事务中必须优先考虑的议题，而且跃升为政治进程的无上命令。
生态安全是现今至将来人类政治事务中必须优先考虑的议题。 “安全的保障不再局限于军队、坦克、炸弹和导弹之类这些传统的军事力量，而是愈来愈多地包括作为我们物质生活基础的环境资源。这些资源包括土壤、水源、森林、气候，以及构成一个国家的环境基础的所有主要成分。假如这些基础退化，国家的经济基础最终将衰退，它的社会组织会蜕变，其政治结构也将变得不稳定。这样的结果往往导致冲突，或是一个国家内部发生骚乱和造反，或是引起与别国关系的紧张和敌对。”[9]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正在威胁着世界各国人民的最终安全，[9]生态安全的缺失正在成为世界人民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最大障碍，生态安全已成为世界安全图景中必须优先考虑的安全范式。
生态安全是超越所有政治之上的特殊政治。以巴瑞·布赞为代表的哥本哈根学派提出,“安全是超越一切政治规则和政治结构的一种途径,实际上就是一种所有政治之上的特殊政治。” [10]因为生态安全的缺失可能导致人类的万劫不复，如“地球日”发起人盖洛德·纳尔逊尖锐指出：来自自然的威胁（生态危机）是比战争更为危险的挑战，从德国和日本我们知道一个国家可以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起来，但没有一个国家能从被毁坏的自然环境中迅速崛起。[11]美国学者弗·卡特等人在《表土与人类文明》中指出：尽管诸如战争、政治、经济等因素也可以对人类的生存构成重大影响，延迟人类发展进程，但一般不至于毁灭人类，唯有生态环境问题，它有可能在悄无声息中摧毁人类。[12]这绝非危言耸听！
人类既往的历史告诉我们，玛雅文明、楼兰文明、复活节岛文明的衰落湮灭最终皆是生态灾难导致的。大自然历经几十亿年的漫长演化才形成了适宜人类生存的星球，而人类却为了自己的嗜好、自己的欲望无休止地掠夺自然资源 ，破坏自然环境。马克思曾告诫人类：“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13] “人类的未来与生存环境相关，并完全取决于现有人类对生态问题的态度。”“生存的无上命令，其中还包括生态的无上命令指出了会导致文明覆灭的危险界限，在这种情况下政治斗争在更加广阔的抉择中具有了新的尺度。”[1]
与人类历史上其他时期不同，当今无论全球还是具体国度，政治生态之间关系都呈现新的特质。生态安全问题之所以跃升为政治的无上命令，成为政治的首要职责，从事实层面，在于生态安全问题时间上的紧迫性、空间上的广泛性、影响上的严重性的日益突显，而这一命题的真正意义和价值就在于人们对人性才是政治的本然属性的理性思考。“人之伟大在于政治，人之幸福在于政治。”[14]自人类社会诞生以来，政治就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正反两方面的例证俯拾皆是。这既是生态安全问题必须进入政治领域、政治必须在生态安全问题的解决中有所作为理性沉思的依据，也是人们对政治发展长期背离人性、远离人性甚至反人性的沉痛反思。“为了协调人类和自然生态系统的关系,人类社会必须进行深刻的变革,变革起因在于生态,但变革本身在于社会和经济,而完成变革的过程则在于政治。”[15]
“生态安全是政治进程的无上命令”，显然还带有理想主义色彩，还是一个应然命题而非实然命题。但任何人都不可否认，俄罗斯学者A·И·科斯京运用生态政治学与全球学的理论工具，把生态安全与政治进程挂起钩来，对世界政治进程走向作出了科学的预见与判断。虽然因不同国家利益上的根本冲突以及目前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决定了这一命题在全球范围内成为共识乃至共同行动还需假以时日，思考这一命题也必须充分考量不同国家的不同国情和不同语境，但是，为了实现人类的持续发展和安康幸福，人们有理由赋予政治更高的期待，人类也有智慧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各个系统进行更深刻的变革和更广泛有效的合作。
注 释：
①摘自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为《寂静的春天》作的前言。
“浮士德式的交易”出自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德国著名
作家歌德的作品《浮士德》，其含义是出卖关键性的东西，
以获取短期利益。
参考文献：
[1][俄]A·И·科斯京. 生态政治学与全球学[M].武汉：武汉大
学出版社，2008: 1.
[2][美]洛恩·尼尔·埃文登. 自然的异类：人类与环境[M].多
伦多大学出版社，1985:134.
[3]谢春.寂静的春天的导读[M].长沙: 湖南科技出版社
2007:4
[4][德]乌尔里希·贝克. 风险社会[M].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4：13.
[5][美]丹尼尔·A·科尔曼. 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203.
[6]阿尔·戈尔.寂静的春天(前言)[M].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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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俞可平. 政治与政治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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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 我们共同的未来[M].吉林：吉林
人民出版社，1997:430.
[9][美] 诺曼·迈尔斯. 最终的安全:政治稳定的环境基础
[M].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19-20.
[10][英]巴瑞·布赞,奥利·维夫,迪·怀尔德. 新安全论[M]. 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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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李咏梅.生态危机的解困之路：从生态政治化到政治生
态化[J].青海社会科学， 2011，(2).
[12]汪玉盛.马克思公正思想维度下的全球公正问题解析[J].
社会主义研究，2010，(5).
[13]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
京：人民出版社，1972:251.
[14]林尚立. 政治与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纪念复旦大学校庆100周年论文集[C]．上海：复旦大学出
版社，2005：前言．
[15]陳敏豪. 生态文化与文明前景[C].武汉:武汉大学出版
社，1995:15.[责任编缉：孙 巍]